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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忆录:陆宝康之死


--作者: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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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昆明往西双版纳去的路上要途经一小镇—普文。小镇在思茅过去没多远,再往下就是洲府所在地景洪了。

 

小镇很小,知青谈起它,是因为这里有个劳改农场。

 

79年闹返城时,面对压力知青又提到了它:“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探求上海知青陆宝康案件时,得知当年他就在普文劳改农场服刑,并在那里出的事就此结束了生命。

 

他是犯什么事被关进去,又为何被枪毙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二)

 

19681221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就在那天早上,上海首批赴云南西双版纳的1000名知青乘专列从北火车站开出。列车上,一名身穿军装,头戴军帽,个子高高的(175,在我们那个年龄里算高的)小伙子引起了带队知青连长周公正的注意。此前连长已准备了一面大大的红旗,正打算找一名旗手。眼前这小伙子脸上带着腼腆,但军人的服装平添了他一种帅气和精神。“就是他”,连长想象的旗手就是这样的:既有点书生味道,又威武的象个军人,带着蓬勃的革命朝气。他的形象符合了这支刚从学生踏上社会的队伍。这样的队伍需要一面鲜红的旗子引路,同样需要一名帅气而精神的旗手。

 

他,就是陆宝康,17岁,闸北1767届初中毕业生,家住闸北区,天宝里。

 

1000人的队伍里,担当旗手这是何等的自豪和令人羡慕呵!每逢队伍行走的时候,陆宝康总是抬头挺胸,一身军装,左肩斜背着军用书包,右肩斜背着军用水壶,二条背带在胸前组成一个斜“十”字。二手伸直握住旗杆。红旗哗哗地在他头上飘动,豪情溢满他的胸膛。

 

到农场后,旗手的任务就此结束。1000人被零零散散地分到了各个生产(连队)。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新的生活。陆宝康被分在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

 

四队是一个老连队,职工主要是一些退伍兵及云南和湖南来的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住满了,陆宝康就同另一个知青安排在连队的一角紧靠仓库旁的一间草房里。

 

下乡不久,一次队里组织剥花生(做种子用),剥完的花生就堆放在仓库里。这仓库实在简陋的很,竹排墙上有一个连牛都跑得进去的大洞也没修复。队里不当回事,因为没人会去做偷窃的事。虽说生活艰苦,但那时人极守规矩。那晚,陆宝康与同一房间的叶有富(同一批上海知青)不知怎么想到了吃花生,堆放的花生离他们太近了,就在他们房间边上的仓库里。二人说干就干,很方便地从那洞口里进去。用茶杯装了半杯花生米。为了表明这样做不是偷窃,他们想到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我今天拿花生一点,留下人民币2元。因为怕别人认出笔迹,陆宝康自作聪明用左手来写。这点花生如果算价钱的话,大概值5毛钱,留下2块钱可算是高价买了,他俩觉得心安。拿回来后,房间里没锅没灶,二人用旧报纸烧烧,就这么半生不熟地吃掉了。第二天,副连长宋正杨从留下纸条上立刻怀疑是他们,因为老职工不大会做这样的事,如果做了是不会酸溜溜的留什么纸条的,他俩的住房紧靠仓库,理所当然地成了怀疑的主要对象。当晚在全连大会上进行了批评。虽未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陆宝康干的,此事一段时间成了全队的笑柄。此后陆宝康一直闷闷不乐。

 

刚下乡那阵,许多知青都急于要表现自己,积极要求上进。不管是出于虔诚的信念、青春的热情或是投机的心态。总之,大气候是热情向上要革命的。当然还有部分知青懵懂混日子。但陆宝康不糊涂,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对生活的要求。对那些热情上进要革命的做法,他不认同,又不想去投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这些个人的理想同现实又存在着太大的差距。于是,在连队这个劳动集体里,陆宝康慢慢地同大家疏远了,变得不大合群。他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在集体里显得另类。每天的劳动都去,慢慢地干,没有激情,累了就自己休息。给人的感觉有点出工不出力。

 

同时,他有一个可以收听到短波的小半导体(那个时候算很不错了),晚上,他躺在床上收听国外的电台,学学英语。也许是国外电台广播的东西同他个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觉得人家讲的有道理,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想。慢慢地深陷其中,并按照广播里给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去,信封上规矩地写着:寄香港xxx信箱。信里他谈了知青生活,说是实在太苦了并留下了真实的地址和名字,还夹寄了一张半身照片(也有人说他信中要求得到经济上的帮助)。那年头这叫“收听敌台”,是一条罪名。这封信怎么可能寄得出去呢?他也太天真了,信很自然地转到了安全部门手里,安全部门满当回事地找到了他。谈话下来,觉得怎么也不像个阶级敌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知青,天真幼稚,真真是没事找事干,让他们白忙了一场。他们失望而不满地走了,临走扔下一句话:免于处分。

 

免于处分并不等于没事,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收听敌台的名声算是众所周知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未公开处理的坏分子。

 

(三)

 

日子就这么艰难地熬着,期间,有人通过关系、权力悄悄地走了,有人被推荐上大学很光而幸运地走了。每一个脱离农场的人都给陆宝康带来失望和痛苦的感觉。陆宝康觉得自己渺小和无望,人也变的越加孤独和自闭。

 

关于陆宝康,同队的北京知青刘玲写的一本书《最后的绿岛》中是这样描写的:据我所知,冯宝康(作者将姓改了)是个半疯,除了干活儿还算正常,其他一切全都疯疯癜癜,不着四六。冯宝康性格极为内向,在我印象里,这些年来好像从没听他说什么,连家长里短的闲话,他都不说。

 

原分场保卫干事陈仲贤在《殇逝》中这样描写他:沉默,少言寡语,埋头学英语,收听境外广播,不与人交往,有时还会自言自语,自己痴笑,完全沉湎于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勐龙记忆》425页)

 

对于陆宝康是否精神上有病的问题,我问了潘根发,潘根发说:“没有,绝对没有。那时我们俩常交流学英语的体会,陆宝康还用英语背老三篇。”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75年农中缺英语老师,有人提到他,场部领导也曾打算调他去,他英语完全是自学的,当时农场里有几个人会英语呢?他觉得这沉闷到令他窒息的生活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苦了多年后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脱离单调粗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同自己的理想搭那么一点边。他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又不会去做一点背后的工作,只是默默地等待。谁知,此事竟不了了之。我想可能与他“收听敌台”有关。反正最终没有调成。可想而知,此事给了他多大的打击,他仅有的一点小小的希望也未能满足。得知当不成老师后,他闷在房间里一个星期,竟几天不吃饭。

 

(四)

 

7511月,全国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按理这本与小老百姓沾不上边,何况云南农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紧跟国家政治形势方面农场当官的一点也不落后。因为这批人本来就是靠政治斗争上去的,对政治敏感的很。于是上情下达,步步紧跟。每个连队在劳作之余均要学习报纸文章,山墙上总有大标语。陆宝康所在的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也不落后,除了大会学习外,还特别规定了每个班组写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陆宝康所在班的副班长武庭俊是一个69届的上海初中生,由于文化大革命原因,实际读书也就在小学水平。班长干活一般,写个什么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者他也懒得写。于是想到了陆宝康。陆宝康虽说干活不行,但毕竟是老三届,平时不声不响但喜欢看点书。班长叫他写,陆宝康推脱不掉,于是一挥而就写了整整三张纸,写完后放在自己的箱子里,自己也忘了。在副班长的要求下,三天后贴在了进连队路边的山墙上。那么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呢?据潘根发回忆:76年初在景洪的拘留所里,潘根发突然发现了同一个连队,且是同一批去云南的陆宝康。于是又惊又喜地上前:“哎?!你怎么也进来了。”陆宝康憨笑了一下说:“我也不晓得,队里反右批邓,班里要写批判稿,班长不会写,叫我写,我不肯,他们来劝我,我就写了。我也没有写什么,只不过把我自己想法写上去,我认为邓也没什么错。他们就把我弄进来了。”

 

对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76年初的一个早上三四点钟吧。上海知青xxx懵懵懂懂的提着马灯去伙房烧早饭,当他走进伙房时,突然发现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提起马灯一看:标题是“XXX……”内容也没细看,但见下面署名是:打猫战斗队。一看到这几个字立刻把他吓得不清,谁都明白这“猫”是什么意思。那年头这相当于反动标语,搞不好要杀头的。于是提着马灯直往副指导员家奔去,副指导员从睡梦中被叫到现场,将大字报拿下卷起。第二天由指导员赵家才带着“罪证”向场部报告,很快就查明是陆宝康写的。事后场部保卫干事xxx去连队,拿走了作案工具:毛笔和墨汁。陆宝康被带到场部拘留。案件重大,场部立刻向总场报告,总场也觉的事情严重,于是向州公安局汇报。最后这事直接由州公安局出面将他押到了景洪拘留所。对于大字报的内容,询问过当时保卫干事陈仲贤,据他回忆:那么多年过去,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应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像是为邓说好话。主要问题是出在落款“打猫战斗队”这几个字上。

 

几个月后,为了这一张大字报,陆宝康的判决下来了。据潘根发回忆,判决词的基本内容是:长期以来放松思想改造,思想反动,反对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方针。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邓鸣冤叫屈,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天安门广场事件遥相呼应。(指7645号天安门广场事件)但念他是知青,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无直接联系,从宽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上报死刑,云南省高院未批准)

 

判决后约半个月被押送到普文劳改农场5队服刑。

 

(五)

 

普文劳改农场5队离小镇大约也就十分钟的车程。高高的围墙把六七百名刑期在十五年以下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关在了里面。76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后,西双版纳到处传说要有地震发生,人心惶惶,各单位纷纷搭防震棚。说是棚实质上就是用简易材料搭的一个人字形屋顶,下面一长排通铺,四面透空。好在这里天气热,晚上睡在棚里也不觉什么。当年我在农场时就在这样的抗震棚里睡过一段时间。劳改农场虽说关的是犯人,但关乎到生命的事同样不能马虎。5队的防震棚就搭在里面的空地上,棚顶铺的主要材料是废弃的甘蔗叶子。

 

76103日晚上9点,全体犯人同往常一样列队集中在大操场上点名,七百来号人一个一个点过去,被点到的人大叫一声“到”。

 

“陆宝康”,无人回应。

 

按规定缺人得重头再来点起。第二次叫到陆宝康依旧无人应答。人们不满了。此时,只见陆宝康双手提着裤子没事一样从里面走出来。

 

“你干什么去了?”指导员埋怨地高叫着。

 

“我拉肚子。”陆宝康微笑地说,对此人们没法。当晚无事,像往常一样时候一到人们一个挨一个地在防震棚的通铺上睡下了。但靠近门边的一位40来岁的犯人却没有睡,他的铺同陆宝康的铺位相差大约有七八米远。这看上去不声不响的犯人对陆宝康今晚的表现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隐约有一种预感,觉得可能会出什么事。他从心里巴望出事,他想立功。他蜷伏在床上,假装睡觉,耐心地等待着。

 

76104日凌晨2点半左右,夜空里一片寂静。通铺上犯人都睡得死死的,惟有那中年犯人依旧眯着眼睛等待着。

 

此时陆宝康从床上爬起来了,他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赤脚下床。他从通铺下面地上这一侧爬到通铺的那一侧。中年犯人看到了这一切,也悄悄地下床跟了过去。

 

爬到对面后陆宝康站了起来,防震棚的斜屋檐只到他的胸口高度。陆宝康伸手在枯草般的斜屋面上点火,火慢慢地燎过了甘蔗叶的须毛,可能是夜空中有潮湿的雾气影响,火并未串起,一会又熄了。严格来说他只是作了点火的尝试。

 

陆宝康看着这一点一点慢慢燃烧的微微的火苗,我不知道他此刻想什么,他也许觉得自己很怨,积压在心中的怨气需要这样发泄。也许他只是一次梦游,谁知道呢?

 

突然陆宝康觉得脑袋被后面的人狠狠地打了一下,接下来是拳脚齐上,中年犯人一边打一边大声叫唤。陆宝康倒在地上,又有犯人冲上来施展拳脚,整个工棚内顿时乱作一团。

 

突然爆发的强烈骚动声惊动了岗亭。看守立刻将探照灯打开,耀眼的白色的光束从高高的小塔楼上直射下来。所有的犯人们都被惊醒,军人们荷枪实弹,管教人员拿着钥匙慌忙打开铁门冲了进来,其余犯人看热闹似地也跟随其后。

 

狭小凌乱的防震棚里,几个壮汉正在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

 

“干什么,干什么,都别动!”指导员大声吼道。

 

“报告指导员,这狗日的放火烧房子。”中年犯人抬起一张古铜色地脸得意地说。

 

持枪军人列队冲了进来,所有犯人被赶到两边。

 

“拉起来!”指导员严厉地叫着。

 

躺倒在地陆宝康被几个犯人拖起: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脸上已是青一块紫一块,眼角肿起,鼻孔流血,赤膊的上身黏着血迹和灰土,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赤脚。也许是被几个一涌而上的犯人打蒙了,他没说一句话。

 

“陆宝康?”指导员心里念着他的名字。

 

“哪里烧的火?”人们纷纷问,因为这里没有看到被烧过火的迹象。

 

“在这点。”中年犯人自豪地领着大家钻到防震棚的外侧,在离檐口大约一米处的斜坡位置处,人们看到了大约有面盆底大小的一块屋面呈微焦糊状。

 

指导员板着脸回到工棚对着陆宝康大声吼到:“给我铐起来!”

 

看守军人立刻给陆宝康手腕铐了一副手铐,在手臂上又加了一副手铐,脚上铐了一副12公斤重的脚链。然后将陆宝康推搡到大门右侧的禁闭室里。

 

禁闭室是一个宽12,长2米,高15(包括混凝土顶板)的大石块砌“房子”。房子阴暗潮湿,墙壁的石头面上粘着一块块绿色的青苔。里面仅有一长块高出地面大约20公分的台阶算是“床”。没有被子,只能和衣而睡。旁边是一个无盖的木粪桶。禁闭室共有二道门,里面一道是木门,木门上仅开有一个小圆孔,圆孔小的连一个碗都伸不进去,(那时的碗是一种搪瓷碗,形状像小盆,不象现在城里人吃饭的那种小碗)外面再加一道上了锁的由铁管和铁条做成的门。

 

防震棚里人们还未散去,只听到中年犯人在夸夸自吹:“我早就知道这小子要不干好事,我一直没睡在注意他,果然半夜里见他起来,从床底钻出去……”

 

此时离陆宝康关进来也就半年多时间。

 

(六)

 

76104日陆宝康被关进禁闭室,三天以后,“四人帮”倒台,这标志着文革以来推行极左一套的做法有望结束。然而,列车依旧在原有的轨道上惯性地向前冲,陆宝康的命运毫无改变的迹象。

 

在禁闭室这狭小的空间里,陆宝康不能站立,只能蜷缩在一边或和衣躺在水泥地上。吃饭时,自会有人从门上圆洞里送进来,而排泄就在里面的一个木桶里,满了,由陆宝康本人把它拉到厕所里倒掉。由于长时间关押,陆宝康连这木桶都拖不动,每次都需要其他人帮助。人们嫌他,都不愿帮他。夜里他就倒在这水泥床上,无盖无垫,也没灯。如果说它是“室”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洞”更贴切。这期间无人来探望他,他的上海亲人在几千公里之外。只有潘根发过段时间从木门小洞口里扔二包烟进去。

 

7748号,陆宝康已在“洞”里关了约半年时,普文劳改农场5队的大门口开来了两部车,一辆是解放牌带蓬卡车,车斗二侧站立着荷枪实弹的两排军人,约十五六人。另一辆是西双版纳州公安局的吉普车,车里坐的是州公安局预审科副科长和两名警官。车子就停在大门左侧。

 

指导员派人打开禁闭室门,陆宝康被提了出来,他的细细如干柴的手腕上拷了一副手铐,脚上是脚链。此时的他长发披肩,胡子长到胸口,皮肤白的有点透明,身上散发出酸臭味,弱不禁风。照潘根发的形容:活象个鸦片鬼。

 

指导员叫来会理发的犯人几下就将陆宝康剃成了一个光头。

 

禁闭室里有一个簿板箱子,那是陆宝康当年下乡时在上海凭证明买的,里面装着他下乡七年多的财产:几件衣服和一些自学英文的书,还有几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既然离开禁闭室,箱子当然要带走。箱子大概有二十多斤重吧,陆宝康一人无法搬,由潘根发同他二人各抬一边,箱子上放着是他吃饭用的搪瓷碗和调羹。

 

靠近大门处地面有一个大约60公分高差,陆宝康无力抬上去,箱子碰到台阶,碗晃动着掉下被潘根发接住。调羹掉到地上,陆宝康要去检,潘根发急了: “撤娘的,头都没了,还要什么狗屁调羹。”潘根发一看来头和腔势就知道不好,完了,“板敲洞”(上海话,肯定枪毙)。陆宝康则没一点感觉,他哪里知道没几天活呢?要知道还要箱子干什么呢?他以为转地方。对潘根发的话,由于陆宝康生过中耳炎,也没听清。

 

看着陆宝康的那木木的神态,一个生命快到尽头的人竟一点不知。作为一同去农场的知青,潘根发心里很不好受。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潘根发谈及当时的情景,感情依旧有点激动。

 

陆宝康被人扔上了汽车,跌坐在车斗中间,面朝车尾,两边是站立的雄姿勃勃的持枪军人。陆宝康艰难地、神情恍惚地举起一只带着手铐的细细的手,对着潘根发腼腆一笑,轻柔地说:“小潘,再会了。”此时潘根发不顾军人的阻拦,一把拉住车拦板说:“小陆,再会,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你了,你放心,你借给我的书(范文谰:中国通史第三册)我一定会送到你家里。”

 

5天之后,既77412日,陆宝康在景洪郊区三塔山被执行死刑。罪名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纪念被关进监狱一周年,放火烧监狱。

 

三天后,415日是西双版纳傣族人的泼水节,景洪街上到处可见欢度节日泼水欢笑的人们,像角鼓那稳稳地节奏彻夜回响。而八年前那举着红旗一路高歌的“阳光男孩”,三天前已脸朝地永远地倒在了这片他不爱又无法逃离的土地上了。

 

知青分散在各个大山凹里,没人传达这个信息,看来也没必要让知青知道,死就死了呗,不就死个人吗?这样的人被枪毙太正常了。知青们也自顾不暇,各人都为自己将来担忧,想回城的不满情绪在酝酿着。

 

普文劳改农场里,指导员用云南话在大会上说:“都给我听好了,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陆宝康都知道吧,枪毙了!枪毙那天我去了,怎么样?照样尿啦、屎啦都下来了。”

 

我相信指导员没有瞎说,如果是这样,只是说明陆宝康不想死,怕死,死亡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想活,他才26岁……

 

 

转自《学人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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