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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老鬼


--作者:杨沫

 

老鬼极不寻常。

 

他不寻常,不是有什么“伟大”成就,而是性情特别。

 

他从小在故乡长大,五岁才回我们身边。七八岁时,他父亲带他回了趟河北老家,住了不过半月,但当他回到北京后,对我的称呼变了,“妈妈”忽然变成了“俺娘”。有许多天,他不肯洗脸、洗澡、换衣服。不仅如此,小便时,总是脸朝南。我发现后,几次问他为什么这样,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出“想老家”。他是为了不把从老家带来的尘土洗掉,才不肯洗脸换衣服。至于朝南小便呢?那是因为老家在北京的南边。

 

还是在初中时侯,他忽然啃起大部头的马列主义书籍来。我们发现他在看《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左派幼稚病》等书,劝他说:“小波(他的小名),你看这些还不到时侯。先看点基础书,首先看毛主席著作,学习要一步步来。”

 

这孩子从小沉默寡言,说话还结巴。无论我们说什么,既不顶嘴、抬杠,也不唯唯诺诺,但是他有主意。这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中,捂着一只手哭丧着脸,来到我们身边,却不出声。看他那样子,我们问他怎么了?干嘛捂着手?他结结巴巴地说:“手指头破了。”“怎么破的?”我赶忙问。

 

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割破了。”“割破了,怎么割破的?”他爸爸接着问。“为了入团,写血书……这样怪僻,虽然写了血书,自然还是入不了团。

 

他热爱解放军,十四五岁连着两年到宣武区征兵处报名参军,人家说他不够年岁不收他,他就一整天站在征兵处不走。晚上被赶走了,第二天大早又去报名参军。征兵同志见这么个脏孩子总来缠着,就耐心向他做说服工作。他不吭声,第二天照样又去。他有较深的近视,知道这会影响他参军,就缠着我要配隐形眼镜。给他配了,因为年龄小,他的参军梦却始终没实现。

 

高中他入了坐落在西郊的四十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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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起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为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大哥缺席 摄于1958

 

他喜欢读书,古今中外小说读得不算少。初中时想当关云长,高中时想当马特洛索夫和斯巴达克斯。于是,怪事不断出现:我们住在西城柳荫街的三合院,大门里的过道是洋灰地,暑假的炎热天,当午,这洋灰地热得像块烧红的铁,可是“斯巴达克斯”精神,却使鬼儿子打着赤膊躺在这块热铁上,一躺几个小时。开始全家都睡午觉,并不知情。后来被我发现了,看见儿子躺在赤热的阳光下晒着,浑身像烧红了似的汪着黑赤的光,我又气又恨。

 

当然,从小执拗的个性说也无用,第二天儿子照旧在阳光下狠狠地晒着。高兴时,他也谈谈他的思想:想当英雄,那就必须能吃苦耐劳,尤其要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

 

这个孩子到“文化大革命”有了异常的政治土壤后,他的惊人表现也就更加异常!

 

1967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家有十个男女红卫兵闯进家门。这天,我到我单位--北京市文联参加运动去了;老伴儿也被电话叫到他所在单位--北师大去开会;家中只有老姑姑等几个女人。十个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叫开街门后,跳到屋里、院里飞速地分头行动起来--有掐电话的;有用带来的一筒筒黑涂料,匆匆忙忙在院墙、屋地上涂写比斗还大的大字标语的;有个特壮的小伙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锁在东屋里,然后跳到北屋把里面的一个大姑娘用绳子把手倒绑得紧紧的,接着在她嘴里塞了满满的一嘴破布,最后把她推倒在床,接着一把大斧头猛地劈开了我的大衣柜,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收音机拿到手,最后对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说:“告诉你,不许你报案!为了革命,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我们还得再来砸你们!”

 

原来这壮小子就是马波。

 

十多分钟后,一场狂烈的风暴戛然终止,马波带着九个同学飞快地结束了这场战斗,夺门而走……“文革”中,我十分幸运,单位里有浩然、李学鳌等一些同志暗中保护我,我家中并没有被抄过家。可是我的儿子却带人抄我砸了我……至此马波的故事并没有完,遭劫后不过一周,他给我们写来了信,抬头不写父母亲,而称之为“马健民、杨沫”。信是从南宁寄来的,他说他们为了革命,要去越南援越抗美,要做“千秋雄鬼永不回家”。更表示壮志:“好男儿当马革裹尸还。”不过下面却改了口吻:速寄南宁××××处五百元,否则当心你们的狗头!你们将遭到比上次更加惨重的打击云云。

 

我们这个儿子啊,怎么说呢?他和一伙同学抢了自己的家,弄些钱,然后去越南抗美,他们几次跨越中越边境,跑到那边,被越南边防军狠狠揍一顿赶回中国境内,可是他们誓不罢休,当他们又要偷越国境时,被中国边防军捉住,也狠狠揍他们。这十位“英雄”渐渐有人受不住了,多数不去越南回北京了,只有马波或许还有一两个同学跟着他做“千秋雄鬼”。马波是个倔强的任性孩子,他挨打受罪最多,但还是没有去成越南,只能跑到西藏、四川。不知怎么他们又大胆逞能地偷了部队的一支枪,最后回到了他读书的北京四十七中。后来他偷枪的事被人揭发,海淀公安局把他抓起来关了几个月。这时侯已经是1968年春天了。

 

此后,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觉得内地农村干农活没劲,没有去。终于有一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忽然决定去艰苦的内蒙,他们要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业。

 

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探索性新闻主义”的小说《血色黄昏》中,如实地描绘了他临去内蒙时的情景:“妈,我今天晚上要去内蒙了。”“什么?你今天晚上走?”母亲睁大眼睛望着我。“嗯,今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的火车。”

 

一阵沉默,只听见寒风在窗外一声声低吼。妈妈温和地问:“你响应毛主席号召去边疆是对的,但你们不通过组织,自己跑去,人家会要么?”“没问题,我们学校有好几个人自己跑到内蒙,人家全要了。”“那档案、户口等手续怎么办?”“那边收下后,再回来办。”……他们去了内蒙,人家不收。于是又是用刀割破手指写血书,感动了当地的司令员,批准他们去西乌旗的一个牧场劳动。

 

这地方奇寒,我生长在北京,虽读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但很难想象其奇异的景象。

 

儿子后来回到北京,常对我说起他们西乌旗的冷,那里六月天刮白毛风还能冻死人。经冻的牧民,鼻子、耳朵一样会冻掉,最冷的天,人尿一出来就立刻成冰柱……可是这伙青年,就是割破手指写成血书要求去这令人生畏的地方。

 

可是,那个时代呵,那个时代的青年呵,他们都遇到了怎样可悲的命运呢?……儿子去内蒙八年,有七年都是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的折磨中度过。

 

他最好的锦绣年华,变成了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不人不兽的岁月。

 

刚到不久,他们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奉命抄了牧主的家。“牧主”家有什么呢?没有珠宝,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十几只羊也成了牧主。可是这伙小青年尤其是马波--一马当先。于是,他们和牧民的关系紧张了。马波狠打牧主时,一个贫牧为了救“牧主”,狠狠给马波头上一闷棍,马波暴怒,几乎要用铁锹打死这个贫牧。他在学校里就学会打拳、摔跤,浑身练就铁骨钢筋,如果一铁锹下去,还不出人命!是他的一个头脑冷静的同学狠狠抱住他,最后用力咬了他的手指头,他才松了手。

 

他临去内蒙时,答应我不打架,好好干。可是,不出一年,他就给家中来信,夸耀战绩:“妈妈,我打了一个马车班长,打得他鼻青脸肿,嗷嗷求饶。他一贯欺压知青,前些天,草原奇寒,刮着白毛风,我一个人赶着一辆大轱辘车拉了一大车石头,从天亮赶出去老远,到天黑才赶了回来。不想快回到连部的时侯,一块尖石头,刺破了车带,车没法走了,我只好卸下石头,赶着空车回来。不想这班长不但拿走我的三个大包子偷着吃了,使我饿了一天的肚子只吃了几个冷镘头充饥。我正生着气,他还跑到指导员那里告我搞破坏,说车带不是尖石头扎的。可把我气坏了。我找他去说理,他反而大骂我狗崽子,先动手打我。我挨了打不甘心,夜里越想越气,第二天天刚亮,我突然跑到他屋里,骑在他身上狠狠揍起他来。他从枕下抄起一把剪羊毛的大剪子,站起来和我斗。不是我身体灵活,有功夫,说不定叫他扎死了。

 

这次我突然袭击,他不是我的对手,终于向我求饶,我才罢休。可是,他在被送往医院前,又向指导员诬告我……“现在我必须检讨,我承认我打他不对。可是,我能为连里的知青们,为我自己出了气,写写检讨也高兴……”马波打架伤了人,更因为他的坦率--当整党时,他给指导员提了意见,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他头上,一戴就是七年。

 

当了反革命,他受的罪可大了。请看他的回忆:赵干事打开抽屉,取出一堆铐子……他拣了半天,拣了一个既小毛刺又多的,摘下原来的铐子后,复员兵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铐了半天也铐不上,铐子实在太小了,最后,还是那位复员兵痛快,他把我的手腕按在桌子上,两个(铐子)眼对准,用拳头狠砸,终于铐上。“俩胳膊血液不畅通,酸麻酸麻,肩韧带阵阵剧疼。我只好用剜肉补疮办法,把双臂尽量往前拉,任手铐深深勒进皮肉里……”……“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指导员借以广泛搜集他的材料(光打架上不了什么纲,必须有政治问题才够劲),从北京同去内蒙的有的同学在压力下,开始揭发他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说过搞个人崇拜是反马列主义的;说过“三忠于、四无限”不应当强迫搞……于是六大罪状,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上报到师。桀骜不驯的马波受苦不过,又眼看别的盟有些知青在“一打三反”中已经被镇压,他为了活命,渐渐变得老实了,变得俯首贴耳了。

 

他被押着了,到他团里十一个连,一个连一个连地去游斗示众。每天打倒他的唾骂声、愤怒声把他搞得迷迷糊糊,不知自己是在做噩梦,还是活在可怕的现实中。有时,他曾冷静地想,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怎么能随随便便把一个自愿支援边疆受尽辛苦的知识青年定为敌人?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怎么能出现这种事?难过极了他想过死。但他很快驱赶了它,他要活,一定要看看中国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罚他上荒无人烟的石头山去打石头,背石头。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好像狼一样过着孤独的生活。打了石头,又几吨几吨地一个人弯着腰从深坑里向地上背。他真有些像野兽了,不洗脸、不洗手、不洗换衣服,像个原始人,整年整月一个人住在山洞里,成天吃着粘着牛粪的食物,多少日子看不见人迹,实在烦闷极了他就对着苍茫天际,像狼一样怪嚎、怪喊,以发泄胸中的积闷……因为长期不说话,当他以后回到人群中时,几乎都不会说话了。

 

马波这时侯给我们来了信,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很受了些苦。当时,我们的情况也很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对解放军领导的内蒙兵团还十分相信他们的公正。儿子被打成反革命,以为他一定问题严重,罪有应得。有一段时间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多理他。这当然更加重了儿子内心的痛苦。可是,后来,我们从切身体会中,从许多老将军、老干部的遭遇中,渐渐明白了“反革命”帽子的真实含义,这顶帽子无论多革命的同志都可以在“文革”中飞到头顶上,何况孔武有力好打架、又敢直言不讳说真话的马波呢?于是,大约从1972年以后,我就对儿子的事大为关心了。写信鼓励他好好干,不要悲观,问题总是可以澄清的。接着我又像个乞儿,打躬作揖地给他的指导员、团领导、师领导一封封写信,不论大小官,一律称之为“首长”,请求他们对马波的问题进行复查,说明他从小热爱党、热爱解放军,不会是反革命……。我为儿子费尽了心机,可内蒙兵团那方面却音讯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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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与儿子老鬼

 

这时他写信告知我们,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有一个和他同一个连的女孩以她神圣纯洁的光辉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深深爱着她,他有许多邪欲,可是一想到她、一看到她,他的心立刻像水晶般透明起来。她并不爱他,更从不理他,但他那颗初恋的挚笃的心,并不因为她的冷漠--或者轻蔑而稍有改变,这个神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在他兽化的生活中,心中却蕴蓄着最真挚、最圣洁的情愫。我想我那极自尊又粗野的儿子所以能够在那样悲惨的环境中活了下来,多亏这个他心中的“神”拯救了他……进入1975年,儿子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风雪草原上,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服苦役,我的心越来越不安。这时,一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给周总理写信吧,他关心群众,也许可以起作用。当时我知道批林批孔周公,总理处境也不好,不忍心打扰他。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我终于给周总理写了信。果然不多久,我就得到消息说,周总理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古的第一把手尤太忠同志,尤太忠批复内蒙兵团复查马波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连长把他找去,告诉他:“你的问题就要处理了,改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消监督改造。这就等于没事了。”

 

这也等于天上响了一声霹雷,把个马波震得狂了起来,高兴得乱砸乱舞。请看他自己的形容:“我要独自欢乐一下……冲进屋,插上门,胸口还闷得难受。一脚把破水桶踢飞,第二脚把牛粪堆踢个空中开花,乒乓碰在烟筒上。纵身跳上炕,打着滚,两脚朝天猛蹬,狂笑着,噢噢怪叫……”后来内蒙兵团解散,马波来信叙述他对组建兵团的感慨,或者说愤慨。他说内蒙组织建设兵团,盲目地大面积开荒种地,谁知破坏了生态平衡,使水土流失,草原严重沙化,他们七连组建六年以来,所开垦的二万亩土地全部作废,蓄的四十个粮囤也全部变成没用的土包……他说,妈妈,完了,全完了!知青苦干了八年,最后是一场无效劳动……多么大的国际玩笑呵!无法统计的物资消耗,成千上万、几万几十万人力的消耗浪费,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对草原的大破坏呵!也是多少万青年人青春生命的消耗浪费呵!听到领导传达这是多少亿的亏损,把人们都惊呆了,有的悲伤,有的怒骂……我们没本事叫儿子很快离开内蒙,他还在草原苦熬着,但他不同于其他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靠摔跤打拳到社会上打抱不平,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现在只有走妈妈的路来折腾一下了。”“即使我没有什么严谨的理论见解,缺少深刻的哲理,不懂现代美学,写出来的东西粗糙无味,但是如果能够反映出这个庞大社会的一角,反映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小小侧面,那就没白费力气。“这一拳若打好了,比阿里的拳头还有力!”

 

……知青们看他成天趴在炕沿没完没了地写,劝他说,“打牌吧老鬼,打一打年轻十岁。”

 

也有的知道他在写自己的经历,劝他说:“老鬼,算了吧!你的悲剧只不过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比你更惨更倒霉的还有的是!”“不,我得写,不写我气得慌。”

 

马波经常不洗脸,不洗脚,穿的衣服又破又脏,他那个犟劲有时还挺凶,怪吓人的,于是知青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老鬼”,而这个老鬼不但不恼,反而以此为荣为乐。以后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就用了笔名老鬼。

 

1978年,马波去大同当了一年多的工人后,当全国不再招收工农兵学员,正式恢复大学入学考试时,他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起大学生。

 

他上着学,依然不忘写他的自传体小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他仍在工作之余为他的小说拼搏。写作了将近十年,经过了十三家出版社的过目,经过16次的退稿的伤痛,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他的书终于在198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

 

出版后,真有点像他说的,阿里的拳打出去了。评论家冯牧说:“老鬼的处女作是这样的出手不凡,他没有辜负自己长达十年的经历和鲜血、汗水、眼泪混在一起的生活,对这段独特的、在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历,做出了、现在已经达到了概括或表现。”

 

我对儿子过去有过许多的不满、许多的气恼、许多的失望。经过文革,我有了某些改变。当他的《血色黄昏》出版后,通过他的书(虽然这本书中有些地方丑化了我,骂了我)我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他得了稿费,除了买了一部电脑打字机,他依然穿得土气寒酸,他妻子不在家时,他只会就着生黄瓜啃干馒头,从不在生活上有任何享受的念头或习惯。在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从他寄回的照片看,衣着神情和在国内没有两样,只是粗野气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也依然嘴笨舌拙不会说话。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暮年的到来,我对老鬼的人品、对他个性的“特”、对他的“不寻常”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于是我的气恼、我的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减轻、减轻。

 

……我也不禁常常怀念远在地球那一端的儿子。

 

 

转自《史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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