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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记忆里只有饥饿


——作者:陈佩斯



1969年,15岁的陈佩斯来到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返城后,他一直没有再踏上那片有他青春记忆的土地。


陈佩斯的那段记忆中有天鹅的叫声,有一年他和爱人在西湖畔下榻,夜半,鹅声顿起,惊醒的他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


下乡


19699月的一天,一列知青专列停在了呼和浩特火车站。


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浪孩子兴奋起来,这些孩子父母双亡或者被关进牛棚,他们流浪在铁道线上。


知青们拿出食品给流浪孩子,他们吃完就跑,一个个上蹿下跳。眼看着他们上一列开动的列车,但是不久,他们又从车厢底下钻了出来。列车开动了,这群孩子又拿起给列车加水的皮管子,兴高采烈地向每一个经过的窗子里冲水……


这列火车上的知青中,有陈佩斯,那一年,他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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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亲眼看见父亲领百花奖时的荣耀,但是一夜之间,父亲就被打倒关进了牛棚。


半夜,大卡车在楼下一停,就听见皮鞋声上来了,堵住前后窗户开始抓人。回忆起当年家里的不幸遭遇,陈佩斯至今心有余悸,我一直到了30多岁的时候,晚上睡觉时外面有人走路重,我都害怕,立刻会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加快,浑身出冷汗。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陈佩斯父母意识到,孩子逃脱不过这次席卷全国的运动。父母补发的工资,都买成了实用的东西:木箱子、被面……


我母亲给我做的被子是的确良被里被面,那时候的确良是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保证你用小半辈子不会坏。陈佩斯回忆说,那时我才14岁,母亲教我做饭、缝被子、补衣服……教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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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陈强一天到晚忙着写检查、受审查,但是他一有时间,就给陈佩斯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抗战时期,他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还经历过残酷的战斗。陈佩斯深知父亲的用心良苦,他说:我脑子里老有父亲年轻时的影子,他给我打下了一个精神上的底子,我觉得生活再苦,比起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来说不算什么,他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一笔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陈佩斯接到去内蒙古插队的通知,他背上母亲准备好的行囊就走。陈强把陈佩斯送到火车站,鼓励他说:这算什么,走吧!


下乡就是劳动呗,就是改造自己呗!陈佩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踏上了知青专列,奔向陌生的塞外。当年插队时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就是熬到年头了。


劳动


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八连,陈佩斯开始了兵团生活。


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北京、浙江知青刚盖起了四排房子,而此前,他们住在废弃的羊圈里。陈佩斯感觉自己运气非常好,一来就住上新房子,虽然是8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


八连是战备值班连,钢枪发下来了,陈佩斯特别兴奋,但是拉练了一次后,钢枪没有用处,因为战士们平时都吃不饱饭,没有粮食进行拉练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屯垦戍边,首先是向沙海要粮,种地养活自己,然后才是保卫边疆。陈佩斯说。


15岁的陈佩斯面对的是超强度体力劳动的磨砺。兵团没有马和牛,战士们人拉犁,耕出一垄垄地来。


沙地不适宜种庄稼,种植的糜子只长10来厘米高,收割时没法用镰刀,战士们只好趴在地上薅。一亩地撒下一二十斤种子,收获时还不到10斤。


种地之余,陈佩斯和战友们为兵团盖起了家属房、小礼堂、伙房、团部、小卖部、畜牧良种繁殖场、医院等。


种地养不活人!兵团向国家申请了引黄改造沙漠的水利工程,变相向国家要钱要饭


水利工程开工后,战士们每天和流沙打拉锯战。排灌渠经过小沙丘时,战士们拿工具往两边一豁就开了。但是大沙丘有三四层楼高,等他们连滚带爬地移走了沙丘,挖出渠道,第二天却被流沙掩埋了。


经过沼泽时,战士们用手推车到远处推沙土,填平沼泽地。每推一车沙土上大坝时,战士们谁也不敢偷懒,只要一不用力,车就不动了,甚至往回倒。最后,他们硬是在沼泽上堆出一道长城来。


战士们用汗水修建的排灌渠,基本上没有用过,等验收不久,就被流沙掩埋了。


陈佩斯在半死不活的状态里,每天都在倒气,因为劳动强度特别大,关键是顿顿吃不饱肚子。总觉着自己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我们连队几乎没有副食,一年吃五六个月的酸菜。因为穷得买不起菜缸,陈佩斯对土法腌酸菜记忆犹新:在胶泥地上挖个坑,放上白菜撒上盐,盖上一层土,然后再放白菜撒盐盖土,最后盖上一层沙子。开春时,战士们挖出酸菜,一吃,那个臭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陈佩斯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但是有表演天赋的他在兵团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哪怕是和战友在一起时即兴表演一番。因为过去家里不让做这行,家里唯恐避之不及呢,谁还敢往上贴呢?


饿


开春时,正是天鹅、野鸭、大雁飞来的时候……”


当年,许多事情让陈佩斯记忆犹新,他用记忆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图画:陈佩斯精疲力竭地推着装满沙土的手推车,几乎寸步难行。这时,天空传来禽类的鸣叫声,他抬头看去,一只天鹅带着两只小天鹅在飞翔,天鹅也在斜着脑袋看他呢!


天鹅张开翅膀,有1.8米,像人一样大,它们在低空飞翔,感觉轻轻一跳就够着了!


一次,陈佩斯在芦苇荡里捡到一颗大鸟蛋,他兴高采烈地往回走,突然听到天空传来天鹅的哀鸣声。一只天鹅在空中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不久,它绝望地一头扎进海子里。


回到驻地,当地老乡说这是天鹅蛋,天鹅发现蛋没有了,会一头撞死。老乡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陈佩斯,他不由地心一酸:天鹅竟然有这么浓的亲情,自己漂泊在外,千里之遥的父母一定在牵挂着自己!


天鹅的鸣叫声,陈佩斯感觉至今犹如在耳际。前些年,陈佩斯和爱人在西湖畔下榻,夜半,鹅声顿起,惊醒的他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


陈佩斯说:吃,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不,准确地说是痕迹。”15岁就去上山下乡的陈佩斯,在那里劳动了近5年,那时,给我留下的痕迹就是一个字饿!可以说,天天吃不饱,每天就是与饿在对抗。


陈佩斯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道:因为吃不饱,所以还不到下顿饭的时间,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因为总是饿,吃东西的时候,我就非常狠,用牙使劲咬。因为吃得狠,我脸上两个腮帮子的咀嚼肌,鼓鼓的,长得又硬又大。我吃生老玉米的时候,因为用牙使劲咬使劲啃使劲嚼,这样才觉得过瘾和舒服。因为吃东西狠,咀嚼时两个太阳穴上的青筋暴突,那个部位就形成了两个大包,别人看到我,都说我太阳穴上怎么长了两个大包,不知道是因为我狠吃吃出来的。


饿的痕迹,按陈佩斯的话说,留下来的不止一个。他说:离我下乡的连队四十里的地方有个小饭铺,卖点馒头窝头什么的,有时赶上了,炒菜里有点肉星和蛋花。那时,我们每个人每月能攒下几块钱,整天就盼着按连里的规定——周末时连里可以出去一个人,去别的连队或去看望老乡什么的。借这个机会,大家就托出去的这个人,带两个馒头回来吃。


因为饿,出去的那个人,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出发。大西北风,举目就是沙丘和荒地。出去的那个人,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晃荡着前行,中午才能到小饭铺。如果赶上运气好,能买点打牙祭的东西天黑前赶回来,大家皆大欢喜。不好的时候,小饭铺什么东西也没有,来回80里路两手空空地赶回来,见到大家后灰头灰脸的,大伙心情都很沮丧。更不顺的是,出去的人没买回东西,半夜还没有回来,全连的人要起床出去找他。被找回来的那个人更惨,早晨走时就没吃东西,晚上又没赶上饭,饿得前心贴后心,还得听大家的埋怨。


返城


林彪事件后,部队停止征兵,只有部队的文艺单位招收年轻学员,因为经过几年文革后,青黄不接,文艺单位很少有年轻人了。


陈佩斯回家探亲时,父亲就和他商量这件事,希望他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这是父亲被迫做出的一个决定,让我投考部队文艺团体。陈佩斯说。而此前,父亲不仅不让他沾表演艺术的边,甚至也不让他看电影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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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强手把手教陈佩斯,小品表演、发声技巧、诗歌朗诵……因为他知道,这是儿子唯一的返城机会!


当时八一厂确实需要一两个演反派的演员,招收学员的名额里就有,他们不能都培养浓眉大眼的,他们要弄俩歪瓜裂枣的,我就正好碰上了,他们碰上我这个歪瓜裂枣的了。回忆起当年考试,陈佩斯开心地笑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受到父亲政治问题的影响,接下来,是漫长的政治审查。陈佩斯回到了兵团,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197310月的一天,一个副连长溜溜跶跶过来找陈佩斯:哎,陈呀,你考八一厂的事差不多了哎,人家来人了。陈佩斯不太相信:您别拿我开逗了,您别逗我了。晚上,等连长把陈佩斯叫到连部安排此事,他才相信了。第三天,他拿到调令,打起背包就走!


当时真的是为了找个吃饱饭的地方,在兵团实在饿得不行了。陈佩斯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挨饿的滋味确实太痛苦了,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折磨你的意志,真的,那时候太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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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几十年后,他一直没有再踏上那片有他青春记忆和梦想的土地……


陈佩斯和家人去过两三次内蒙古东部,也到呼和浩特演出过两次喜剧《阳台》,但都没有回驻地。


一直想回,可是它在我心里太重了,分量太重了!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因素,分量越重,我就越选择不出一个好时间。



转自《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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