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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潮中的洋人李敦白


--作者:张永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因素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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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为李敦白的红宝书签名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革,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


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还被吸收进《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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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李敦白和毛泽东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优裕生活的自责,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于普通的中国人,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他拥有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他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道: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 “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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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一家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26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道: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店。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国友人重访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馆里,他们收听到了北京台的广播,广播带着一种久违的狂热激情:一个国家的腐败是从内部开始的,党内有修正主义分子,在镇压、控制人民,领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甚至还攻击毛主席本人。不能让这种事在中国发生!……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听信任何相冲突的命令!造反有理!这些话语仿佛电流击穿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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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18日,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李敦白(左一)


我激动地将这篇报道逐句翻译给其他外国人。刹那间,我觉得我又找回了自己。党曾经束缚了我,现在却解放了我。我可以挣脱以往困扰我的束缚,用自己的判断,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奋斗。


李敦白回到北京后,立刻狂热地投身于他期盼已久的文革。此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已经被打倒。虽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两人的私交也很好,但他准备好了站在党和群众的立场评判梅益,不受个人交情的影响


李敦白不仅在批斗会上发言对梅益进行了揭发,还贴大字报发动对自己的批判。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有个翻译高兴地说,和以前的运动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对任何一个人写下批评,他们也可以争辩政治体系和理论。人人都参与,个个受教育。


当时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国专家。李敦白想:如果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邀了几个人帮忙,一起将新闻纸粘起来,然后我用鸡飞狗爬的书法写下自我批评。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我写下标题,然后列出我的缺点……”李敦白贴自己大字报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时间成了单位的风云人物。


在机密档案室里,李敦白读到了1966518日中央政治局与文革小组联席会议的记录,其中林彪的演讲像电流击中了他。林彪说:这场革命,是针对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们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并没有发动千百万的群众起来解放自己。我们从旧政权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员,让他们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我们还没有机会彻底解决旧观念和旧文化。”“现在我们必须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立四新。”“这场斗争……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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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鲁滨逊 李敦白


或许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形,感受到久违的言论自由。他写道:我有被解放的感觉。我喜欢听这样的辩论,我喜欢听人们自由的言论。我同意陈伯达说的每一句话。党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现在人民是主人。


厌恶暴力: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


但是,自由解放的美好感觉没有持续多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革丑恶的一面--无处不在的暴力。他发现,即使毛泽东公开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对蜂拥而起的造反派而言,自由只是自己一派的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被认定为敌人的、必须打倒的,不仅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个人生命、财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这完全违背了他的自由民主的理念。李敦白写道:林彪的号召不仅带来了革命小将,更是放出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盖下,正进行着一场难以防备的丑恶暴力。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那群年轻人中,我认得一个录音工程师,我知道她对梅益心有芥蒂,此刻她正拿着从梅益脚上扯下来的一只布鞋,用力敲打他的头,梅益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下,苍白惊恐,从头到脚打颤。


毛泽东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要作出选择:与革命同志一边还是与压迫者一边。我虽早已作了自己的选择,但却不赞成这些年轻人粗暴的造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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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夫妇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群年轻人的行为,而是民主。共产党以前的管理体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来谁来管呢?


不久,李敦白见识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批斗会,参加者多达15000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人民日报》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艺的一把手周扬等。群众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体育馆。观众席上的人看起来很快乐,笑容满面。看到这批被批斗的人不久前还在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如今却落得颜面扫地,凄凉惨淡,大家觉得十分痛快。挨斗的人不能说话。时不时的,其中的某个人,比如周扬--会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而痛苦地尖叫。”“我坐在贵宾席上,跟其他人一样高举拳头呐喊。群众已经被激醒,要起来对抗代表旧专制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教导要去仇恨旧体制,仇恨任何与它有关的事物。


话说回来,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还是让我生厌。我转问穆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编者注),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他狡猾地一笑。这只是群众处理冲突时的传统作风而已。他回答: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力。这样说起来,只有人民的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但我没开口,只是沉默着。而下次我在体育场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横幅上写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穆欣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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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造反派: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身份转换


虽然李敦白厌恶文革中的暴力,但他仍然认为文革本身是好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暴力只是群众获得自由初期不成熟的表现,以后会逐步改善。


李敦白和造反派越来越接近,很快加入了造反派。他写道:这些年轻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是我在入党之初就一直期盼的社会。他们要建立类似市政厅的民主,让每个人在选举领导时都有发言权。他们要有完整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要求完整的人权,不再有个人档案,不再有个人背景审查。你的历史只能说明你的过去,他们写道,你的行动表明了你的现在。这些人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但是,造反派掌权之后,期待中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样样事情变得一团糟。每次开会都变成帮派斗争。人人有主意,个个有道理。如果我们试图加快进度,便被指责为骄傲自大,不听群众。对于长期梦想着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打击


旧造反派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新造反派出现了,他们要反抗旧造反派的压迫,他们要重新开始夺权。李敦白从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出发,认为新造反派自有其道理。虽然我们的本意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自从接管以来,的确没有把自己管好。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小组要我去跟新造反派协调,赢回我们的地位。以我对他们的观察,我认为新造反派健康热心,态度鲜明,真诚信奉我们曾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们希望参与领导,而不是听命于新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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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政客李敦白部分言行记【手写】


李敦白代表旧造反派与新造反派协商后,提出两派共同掌权。他认为,如果双方能友好相处,那么我们通往民主领导的道路一定会更平坦。但是,事情并非如我想象。我立刻发现自己人和我意见相左。我的组员给我的不是赞赏,而是愤怒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对我那些同事而言,民主远不如维系自身的权力来得重要。当批评我们的派系开始形成时,我方领导人拟出一系列对付他们的战术。首先,不准新造反派使用大会议厅,这样他们就不能赢取广泛支持。同时,他们制定了一套监督体系,派人跟踪新造反派,调查与他们来往的人和谈话内容,并在新造反派中安插间谍


19671月,江青和陈伯达突然出现在广播事业局。江青听完旧造反派的汇报后,询问李敦白的看法。“‘自从接管了这里,造反派已经染上官僚作风,居高临下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取得了批评的权力,现在却拒绝给他人批评的权利。江青的眉毛立刻往上一挑。刹那间,我已经从她的盟友变成了反对者。”“她说,你要记住,革命者取得权力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巩固权力。如果不能巩固权力,他们就保不住江山。这番话明显是在指责我,我一时呆住了。


和江青发生冲突后,李敦白浮想联翩:我早该看出我方造反派领导人既举棋不定又缺乏经验,面对周围起起伏伏的政治波涛,只能随波逐流,任由摆布。他们想追求民主,但是却不得要领。我早就应该明白,在中国根本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含义,即并不只是多数人执政,还在于保护少数人权利。”“我也早就该明白,只要上级的指示有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我们的造反派就会遵循,但任何人只要想威胁其权力,他们就会设法暗中迫害……我尤其应该明白,如果我的建议与江青的计划合拍,她会听取我的意见,把我捧上天;而一旦我反对她的意见,她便会冷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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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广播事业局的情况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各地派系林立,有些地方的情况比广播事业局更为激烈,敌对双方用瓶子、石块和棍棒互相攻击,甚至动用真刀真枪,而江青、王力等人则手忙脚乱地四处扑灭他们自己放的火。《人民日报》天天呼吁造反派团结,警告不能出现无政府状态,要求在资产阶级纪律被彻底粉碎后,加强无产阶级纪律。然而两种纪律的差别对造反派头子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学到的只是造反有理。他们已经尝到造反的滋味,就算是最高指示也阻挡不了他们。


广播事业局新、旧造反派的斗争很快白热化了。一天,旧造反派聚众在音乐厅开大会斗争几个新造反派。正在进行中,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的秘书来到会场,宣读指示,要求两派团结,实际就是要旧造反派停止斗争新造反派。读完,他便准备离开舞台。这时我惊恐地发现,旧造反派全部站起来,堵住了走道,推推搡搡地形成一道人墙,他们非常愤怒。他们已经夺得权力,不会让权力受到削弱,就算是文革小组的命令也不行。如果有必要,他们不惜撕破脸。



在紧急关头,李敦白跳上舞台,抢过了麦克风。“‘同志们!我在一片喧嚣中高呼。各位同志!我们为什么要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大厅里开始安静下来,于是我继续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走资派没有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电台。现在,我们接管后,如果我们也不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对待意见不合的人比走资派还要狠,那我们当初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去夺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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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夫妇在美国家中


“‘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行为的呢?我动情地说。让别人坐飞机,打人,杀人,这些都是剥削者用的手段,是压迫他人的人的策略,是旧中国统治者的作风!难道也是我们压迫他们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原因吗?用暴君对付无辜人民的手段来对付和我们一样的百姓?我觉得可耻,非常可耻!


李敦白和旧造反派决裂了!回到家,他对妻子说:现在我在广播事业局完了,短短十分钟,我已经从多数团体最受欢迎的人,变成只有自己的少数。


但形势发展出乎意料,中央文革小组连夜发出传单,肯定李敦白的立场。王力亲自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保卫处,要求确保李的人身安全。旧造反派失去信任下台,新造反派上台,李敦白进入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各单位造反派也纷纷请李敦白作报告,李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


有人认为江青和文革小组是造反派武斗的挑动者,但从李敦白获得文革小组支持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和文革小组鼓励造反派起来斗争当权派,江青由于个人性格、修养原因,时常表现得非常好斗,但是他们大体上始终反对造反派之间的武斗,甚至亲自试图劝阻过北大、清华的派系武斗,主张各造反派都代表人民群众,应该团结,应该联合。


文革时期普遍的、大规模的武斗,应从千千万万造反派群众自身的政治素质上找原因:他们不仅仅是文革小组操纵下的木偶,他们同样是积极活跃的历史创造者;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无知、他们野蛮粗暴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是文革血腥武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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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手中拿着的就是有毛主席签名的红宝书,他后面右边的照片就是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为他签名的情景


新三人小组开始领导后,李敦白全力主张继续旧造反派一直避免的调停工作,希望将两派团结起来,找出权力共享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民主式领导。旧造反派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承诺,现在该由新造反派来完成。然而不到一天,新造反派也背弃了自己的承诺。新造反派说:我们目前真正的工作是消灭旧造反派的组织。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被压迫者又在他们取得权力的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


入狱九年后最终选择叶落归根


反复的夺权,被压迫者夺权后变成压迫者,暴力循环,而自由民主却没有任何进步。李敦白对文革的信念动摇了,喜剧的意味已经消失,反倒荒诞悲哀。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混乱中重生,创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现在全罩上了阴云,我们没有征服混乱,反而被它蚕食着。


李敦白和新造反派理念不合,显得碍手碍脚,渐渐被排挤到一边。王力的倒台,使曾得到王力支持的李敦白受到牵连。19682月,李敦白再次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关进了单人牢房,这一关就是9年多。


直到1976年的一天晚上,李敦白回忆道: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农民都在默默地喂猪种粮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农民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铙钹齐响,四出游行。笑声和中国民乐器高亢的声音响彻八方。连着几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响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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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和家人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那边,正对我的牢房里传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这个声音我有九年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是江青。曾经把千万人投入监狱的江青,终于自己也进来了。


197711月,李敦白走出了秦城监狱,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十年浩劫后满目疮痍的世界。我很快就发现,在坐牢的这段时间,世事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我回到的北京已不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北京,而这不仅是因为十年浩劫……”后来,李敦白携妻子及四个子女移居美国,仍然从事中美友好交流活动。很明显,李敦白和中国有割不断的情感联系,但经过文革的狂喜和幻灭之后,他最终选择叶落归根,回到故土。


现代文明启蒙: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使命


民主制虽然表面是以分权、竞争性选举为特色的一套政治制度,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却根植于一套以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此为归依的行为方式。拥有这一套现代文明价值观的人,懂得尊重别人,在保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不会总想让自己的权利凌驾于别人之上。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就需要制定一套规则——法律。法律就像是一套公平竞赛的规则,是大家共同制定、自觉遵守的,破坏法律就像在比赛中作弊,侵害了别人的权利,违背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正大光明的现代公民所不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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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在美国演讲


但中国离这一切似乎有相当距离。从文革群众造反组织夺权中可以看出,它们习惯野蛮专制的行为方式,推翻压迫者并非为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秩序,而是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所以短暂的自由只带来野蛮的释放、暴力的循环,不但不能带来民主,反而离民主越来越远,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遭到践踏。


如果没有一套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作为底蕴,自由开放的权力竞争就会变成疯狂的恶斗,各方都不择手段,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最后走向极端野蛮的斗争方式--暴力。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民主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人民,所以民主建设中最根本的是开启民智,使多数人逐渐放弃野蛮专制的习惯,接受文明法制、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在现代文明的启蒙过程中,知识界无疑应该承担重要的使命。不过,就中国知识界的现状看,掌握学术权力的人常表现出缺乏自制的野蛮作风,把学术公权力变成私人关系的筹码,从院士选举、职称晋升、课题评审等学术竞争中暴露的乱象看,知识界本身还处于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中国知识界必须首先自己清理门户,建设文明的堡垒,然后才能真正承担起传播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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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九旬的李敦白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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