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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地主外婆


--作者:陈浩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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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那天,和我们朝夕相处多年的外婆突然离开了我们。


为什么时间这么久远而我对外婆去世的时间记忆如此清晰?那是因为外婆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我结束农村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被招收到新的单位去上班报到的同一天。


我是一九六八年底随着两千万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到黄陂农村去劳动的,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一九七一年二月被招收到黄陂县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名商店的营业员。


那天一大早,妈妈把我喊起床,匆匆弄了些吃的,我就出门了,步行到离我老家几十里地的黄陂县城关镇的供销社去报到。把一系列的手续办完,我返回家里去准备第二天上班的行李。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当我走到离村子不远的黄家楼子的山坡上时,远远看到我家门口聚了好多的人,匆匆忙忙的,好像在干些什么。我心中疑惑,加快了脚步。到家门口一看,才发现是在拆家里的门板、鼓皮等木料,父母在一旁一脸悲戚。原来是外婆走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弄一些木板凑起来钉一口薄的棺材。


这时我才知道,外婆在当天大约凌晨四点左右就走了,我出门时是六点钟,家里人在忙着为我送行,没有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外婆的走,和我离开农村参加工作这个生命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发生,这种巧合,一直在冥冥之中使我感到不可思议,也留下对外婆去世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外婆的大名叫郑莲英,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从清末到民国、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她经历了朝代的变迁,更记录了她悲剧的一生。


我对外婆的记忆,应该是从我们生活在黄陂县王家河区一个叫阮家堑的小村庄开始的,估计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后。那时,家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最小的妹妹陈小玲出生,一是父亲被划为右派。从现在的史料来看,一九五六年的中国,似乎还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一九五七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的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那个年代的小学教师,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工作量也非常大。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家庭走访,还有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几乎没有闲暇。家里四个小孩的照顾、做饭、洗衣、一切家务,都落在外婆身上。


外婆虽然很辛苦,但她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因为我母亲为她争气,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哥哥浩文和我,这使她极为骄傲。不能生男孩,是我的外婆一生背下的最沉重、最有罪孽感的精神包袱。命里无子,像一个巨大的磐石,沉重的压在她的心头。


我的外祖父熊财意先生生于1894年,正如他的名字,他一生都不缺少钱财,作为黄陂一个颇有名声的布疋商人,他以善于经商理财成功。外祖父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一儿一女后患病早亡,而外祖母当时也因为丈夫得痨病而死,正在守寡之中。因为她人好、心地善良,又特别能干,有极好的口碑,经人牵线介绍和外祖父成婚。当时外婆带着年幼的两个女儿,熊家的条件是只接受其中一个,性格要强的外婆干脆把两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其中有一个我们称为聋子伯的,我们都见过。他是一个蔑匠,会编各种竹器,手艺很精。但是由于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所以一辈子也生活得很凄惨。


外婆嫁到熊家之后,先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就夭折了;一九三零年生下我母亲,又是一个女儿。连生四个女儿(加上原来的两个),对她的打击很大。求子心切的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命里无子?于是她偷偷的找一个道士算命,那个道士告诉她,你命里有七个女儿!外婆极为无奈,七个女儿!那要生到何时为止?但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我母亲的昵称叫做,意思是希望她就是最后一个,从此再生男孩。


这显然是一个以自己的主观取代神的意志的取巧行为,所以不可能成功的。等到我母亲刚刚开始长大,外婆就失去生育的能力了。也不知道是那个道士胡诌,还是我母亲的小名没起好而得罪了菩萨。这对外婆打击太大了!所幸外祖父是个心地极善良的人,他一方面同情外婆,另一方面也是自己辛苦挣下来的如此家业,需要有男孩继承,于是就花钱去买了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给外公外婆带来许多快乐,所以在这个孩子两周岁时,外公不惜重金,办流水席大宴宾客以示庆祝,并给这个孩子起乳名小八,以图吉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个小男孩在过了风光的两周岁庆典不久,又得病去世了。


外婆的悲切可想而知。小男孩的去世倒不重要,但小男孩去世折射的信息令她无法承受。妯娌间的冷嘲热讽,同村人的冷眼和鄙视,与她深深的自卑感重叠在一起,她无法自拔,心灰意冷,甚至准备削发为尼,与青灯古佛相伴以渡余生。我外公的母亲,也就是外婆的婆婆,一直非常喜欢这个媳妇,外婆的贤惠、善良、能干,博得她的同情,所以这位老人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外公才决定把我外婆和我母亲接到麻城去,于是一家人呆在一起。我母亲在麻城开始上小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听母亲说,日本人的飞机在麻城上空轰炸,直接把外祖父开的布店炸毁了。这使外祖父的商业生涯遭受极大的打击。记得有一次我带母亲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环境让她想起许多往事。提起日本人,她心中是充满仇恨的,这可能与她童年的遭遇有关。


外婆嫁到熊家以后,因为不能生儿子,经常遭到妯娌之间的嘲笑和恶语,使她有一种深深的自卑。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儿子时,她的幸福感是不言而喻的,她和外公都视这两个儿子若掌上明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所以心甘情愿为我母亲来操持家务,虽然吃苦但乐在其中。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家里用做晚饭的灶灰余烬来煨一铜壶水,待水热以后,倒在一个铜脸盆里面,供四个兄妹洗脸洗脚。每当热水倒到铜脸盆时,幼小的两个妹妹总是雀跃般的冲过来,首先把小手伸向热水。这时,外婆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那双小手,严厉地说,靠边去!男孩先来。然后我和浩文会很骄傲地把手泡在热水中。外婆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是毫不掩饰的,是渗透到骨子里边的。这种重男意识,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来自她一生对生男孩的深深渴望。


我的外婆有着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勤劳。


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用煤油灯。晚饭以后,父母亲都去学校了,我们兄妹会围着那盏昏暗的油灯做作业或者看书,而外婆永远在灯外的黑影之中纺棉线,无论是酷暑夏夜,还是无尽寒冬,那嗡嗡不绝的纺线声永远伴随着我们做功课,伴随我们进入梦乡。有时一觉醒来,还听到外婆纺线的嗡嗡声,那凄凉又低沉的声音,仿佛是外婆发自心中悲凉的叹息。


一年四季的纺线,是为了织布,外婆把纺出的棉线浆洗、染色,然后排成经线,再用另外的棉线做成纬线,安在木梭里,在织布机上织成一幅幅的黑白相间的棉布,这些土制的棉布为我们兄妹做成衣服、鞋。我记得一直到我去供销社工作时,所用的床单还是外婆织的土棉布做的。由于这种土布幅宽较窄,必须要两幅拼缝在一起才够单人床宽,而且压不住垫絮,我只好用图钉把床单固定在铺板上。


母亲说,外婆的本事,就是从棉籽下种,一直到衣服上身,这个全过程她都能做下来。正因为如此,外婆在相邻之中有能干的美名。除了纺纱织布,外婆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全家人做鞋。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都穿布鞋。现在穿布鞋的都是有钱人,知道穿布鞋舒适而且有益健康,但是那个年代穿布鞋是因为穷,买不起鞋。


外婆把一些旧衣服、旧毛巾之类的残破碎布片洗净晾干,然后熬一脸盆浆糊,把这些碎布片一层层糊在房门板上,再放到太阳下晒干。这一大片晒得硬邦邦的东西,称为壳子,然后把壳子剪成鞋底样子,一层又一层重叠起来,再用粗粗的鞋底线把这些壳子一针一线地纳起来,就是纳鞋底。外婆纳的鞋底,针脚密实,整齐而结实,做出的鞋又好看又耐穿,总是能受到邻居们的称赞。我儿时的记忆中,她身边有个小藤筐,里面放着老花镜、顶针、线。以及一双又一双、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全家七口人,即使每人每年只做两双鞋,也得十四双!所以在我小时的印象中,外婆永远坐在门口光线较强的地方,永远戴上老花镜,永远在那里一针一线地纳鞋底。


外婆是个小脚女人,就是说她是缠足的。如今的年轻人,早已不知道缠足为何物,也基本看不到缠过脚的女人。


据说缠足起源于南宋,在中国有近千年的历史。通常女孩子在五岁左右,就要裹脚。其方法是用长长的布条把还很稚嫩的双脚紧紧地裹起来,把四个小脚趾强制往下折,一直抵住脚底,阻止脚趾长大,慢慢的,脚骨弯曲,脚背隆起,呈现出一个三角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其外形有些像今天人们在端午节吃的粽子。


在中国,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恶习得以流传,大致是基于一种病态的审美观,目的是为了取悦男性。男人喜欢把玩女性的小脚,这种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飘忽摇曳,古代时极富诱惑。连苏东坡都有诗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之类的诗文。我记得辜鸿铭先生也是非常推崇女性的小脚的。


有资料显示,缠足这一恶习的废除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英国传教士高德夫人曾经在中国发起天足运动。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民国政府于一九一二年颁布法令废除这一恶习。但事实上直到二、三十年代这种风俗仍然在蔓延。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三零年,她回忆说,她小时候(应该到19341935年左右)仍然被迫缠足,只是由于太疼痛,她大哭大号坚决抵制,家人才只好作罢。


但是外婆本人对小脚依然持一种自我欣赏的态度,我曾经亲耳听她说过,某女人死的时候,躺在棺材里,那一双小脚真是好看!她说这话时,是一种羡慕的口吻,这充分体现了她的审美价值。但是在我们看来,小脚给外婆带来的,是步履的艰难和诸多的生活不便。


从一九四九年我的哥哥出生,到一九五五年大妹妹出生,外婆一直在县城帮助母亲带孩子。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外婆就开始和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离开县城,开始了她漫长的漂泊生涯,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去世。


一九六三年,我们家从阮家堑迁往长堰,因为父亲调往长堰小学任教。


据母亲回忆,一九六三年的一天,当时父亲在郑田小学。突然,王家河区教育局局长一行来到父亲讲课的教室,目的是抽查教师讲课质量。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父亲的教课仍然非常成功,其实我父亲正是因为教学好,才深受学生爱戴。而且他那天发挥极好,如此得心应手,犹如神助。


事后,在区教育局召开的各校校长会议上,这位负责人大大表扬了我父亲,他甚至认为这样的老师放在郑田小学似乎太可惜了,力主要把我父亲调到王家河的区直属学校任教。这时,长堰小学的校长彭建南,在会上力争,要把我父亲调往长堰小学。彭校长说,你们不要争,谁也争不过我。陈万年老师家里四个小孩,一个老人,你们哪个学校能提供这么大的房子给他住? 他到长堰小学,我可以给房子他们住,给菜地他们种。


的确,这个彭校长太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了!长堰小学有非常宽敞的校舍,因为这个小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办的黄陂县第八中学,后来中学办不下去,把所有校舍都给了长堰小学,居住条件极好。后来,这位彭校长真承了诺,给我们家三间房,还有厨房,另外还给了一块菜地。这在当时算是极好的福利了。当然,父亲也为彭校长争光争气,他带的六年级毕业班,一九六四年一下考取两个学生到黄陂一中,其中一个叫翁金庭,另外一个就是我。这让父亲名声大振,也让长堰小学一时风光无限。


这个彭校长我还依稀记得,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为人性格耿直。我母亲告诉我,他年轻时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歧路上的严华》,主要描述大跃进带来的危害和三年灾害中的饥饿状况,这本书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挨了很多整。好在他是中共党员,又是校长,只是内部批判了事。但是由此可见此人也是那种有正义感、有血性的人。


从阮家堑到长堰镇,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我的少年接触到城镇的概念,就是从长堰开始。长堰的街市,长堰的宁静、淳朴、干净,以及溪水的灵动,都给我极深的印象。一九六二年,长堰街头早上炸油条、炸麻花的香味四处弥漫,街上的集市叫卖声嘈杂,这一切显示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社会慢慢恢复了生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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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灾难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


当然,这一年开始受难的,远远不止是外婆一个人,因为这年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开始蒙受灾难。


文革开始了。


文革的一个响亮口号,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的牛鬼蛇神,具体讲,除了走资派以外,就是地、富、反、坏、右,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而这五类坏人中,我们家就占了两类:外婆是地主成分,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是右派,他虽然已经在一九六二年摘帽,但仍然称为摘帽右派


地主分子肯定在横扫之列,既然要横扫,地主分子就不能住在学校里。外婆当时已经有70多岁了,一个小脚的女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现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一个时代的敌人,她必须从学校被驱赶出来!问题是,这样一个羸弱的老人,她到哪里去呢?何方又是她的安身之所?


无奈之下,又是那位彭校长出来调解。当时长堰小学在下边还有一个分部,这个分部就是为了方便那些住得太远的小学生而设立的,在大约距长堰小学三至四公里外的一个名叫田铺叽的小村庄。彭校长把那个分部的老师调回长堰小学本部,把我母亲调去分部任教,这样全家都住到更偏僻的小村庄去,以免引起那些造反派的注意,这也算是一种缓兵之计。


田铺叽虽然偏远,学校虽然是一个分部,但却在一幢可以说是气势宏伟的房子里。原来在清代时,这个村子里出了一个因打长毛而立了军功的武将,黄陂人说的长毛就是太平天国的军队,据说封了侯,也不知真假。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清廷对平定太平天国有战功的人封侯的极少,包括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没有封侯,估计有乡邻吹嘘的成分。但这房子的确修得气派。房子的外墙全部由坚硬的大块条石砌成,高大的门楼,上面有彩色绘画和砖雕的图案,进去有长长的走道,里面大大的天井。中国传统建筑的四水归堂模式,天井四周也是大的条石砌成的台阶,作为学校办公室的是原先宅子的大堂,全都是巨大的木料做成的山列,一扇一扇的木门和鼓皮,上面都有精致的雕花,宽敞、厚重而坚固。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房子显得有些破败。学校门口有一口水塘,在门楼和水塘之间,也砌了一道石头的围墙,大大的青石板,夏天躺在上面非常舒服。


那时我在黄陂一中读完初中二年级,文革开始了,学校早就不上课了,哥哥浩文在黄陂九中临近毕业,只有两个妹妹、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田铺叽。我们偶尔从学校回去,就会到附近的山上去砍柴。


那个年代,农村的燃料结构还非常原始,烧煤是十分奢侈的,我们一家有城市户口,但一个月也才几百斤煤票,根本不够烧。广大农民都靠搂草作薪。我和浩文很小就去上山砍柴,或者用铁丝扒子去山上扒一些松针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外边砍回的柴禾,由外婆扎成把子,一捆一捆的堆起来,那就是我们家的粮草。


前几年春节,我还开车带着母亲、妹妹一起去看了一趟那历史久远的田铺叽。学校早已不在了,原先雕梁画栋的房子多年前已被乡里干部拆掉了,现在一片破败,门口残留的石墙上还隐约可见斑驳的毛主席语录。眯着眼睛靠在石墙上晒太阳的老太婆,对着我母亲端详很久,脱口而出:熊素芳!你是熊老师!把我母亲大大地激动了一把。因为这位老太婆几十年了竟然还记得我


但是,外婆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


一九六七年,母亲从长堰小学调往红十月小学。因为工作关系变动,在田铺叽这种偏安一隅的福利也只好随之取消了。


红十月小学没有住房,母亲又只好申请到分部去任教。这个分部所在的村子,叫张家榨屋。我估计大约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榨油的作坊。


我们一家在张家榨屋住得房子非常破旧,墙上有好大的洞。那个年代,农村本来就极为凋敝,农民都极为贫困,加之这个地方的人嗜赌成风,许多家庭更是一贫如洗。


在张家榨屋,外婆晚上起来上厕所时摔了一跤,估计造成骨折。在那个年代,有了病痛都是忍着,并不去看病找医生,但是久而久之,外婆逐渐成为残疾,只能靠拐杖或扶着凳子行走。


记得前年我去看望叶蔓居士,已经百岁之龄的叶蔓先生也行动困难。她依靠的是一个带有滑轮的半圆形金属架,这个金属支架很轻,滑动方便自如,而且可以根据高矮来调节高度,用起来十分方便。我当时就想,我的外婆当年要有这么一个东西该有多好!


一九六八年,母亲所在的张家榨屋分校因为生源不足而要拆并。她必须回到红十月小学本部去工作,但本部没有房子可以住,而且也不能让地主成份的外婆住在学校。外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 实在没有办法,开学在即,必须举家搬迁,母亲想到了去找外婆的亲妹妹,即我们称之为姨大(即姨奶奶)的方案。


姨大住在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名叫丁家堑的小村庄,不知道黄陂为什么那么多村子都以来命名。她的丈夫早亡,只有一个儿子与她相依为命。我还记得这位我们称他为树伢叔叔的男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一餐要吃三大碗米饭,而且一表人才。只可惜由于家庭是富农成份,也属五类分子之列,一直找不到媳妇。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嫁给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所以这个叔叔一直单身。


这个树伢叔叔推着一个独轮车来了。那是一个木制的,古老的独轮车,连车轮都是木制的。在当时,这几乎是农村乡村之间唯一的代步工具。外婆是小脚,无法长途远行。一个简单的花布包袱,就是她的全部行囊,我们把外婆扶上独轮车,看着她被高大威武的叔叔吱呀吱呀的推走了,大家都无比惆怅。


住在姨大家的外婆,整天愁眉不展,利用纺棉线来打发时光。从一九四九我的兄长浩文出生起,到一九五七年小妹妹出生止,这些年来,她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这几个外孙,是她含辛茹苦,一个一个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可是如今,却硬生生的把她和这些外孙们隔开了!


我在县城念黄陂一中,所以我的任务是每个月到姨大所在的丁家堑去一次,为外婆送去五元钱的生活费和她的一个月粮票。这样我每个月可以看到愁眉不展的外婆。我就读的黄陂县一中离丁家堑大约十华里左右,主要路段是一个长长的水渠,人们称为高渠。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泥泞之地非常打滑,我上这个高渠跌了好几跤,下这个高渠又跌了好几跤,回到学校,浑身湿透,一身泥浆,狼狈不堪,躲在教室抹眼泪,被班主任邹老师看到了。这位好心的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寝室,弄了一盆热水给我洗澡,然后让我睡在他的床上,还为我把所有的衣服洗干净晾起来。


我在班上一直算是好学生,任学习委员,还兼任语文课代表,我们的班主任正好教我们的语文,因为我的成绩好而喜欢我。但如此待我,证明他心地善良,有慈爱之心,令我终生感激。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邹老师是广东人,他们广东人永远垫一个草编的凉席睡觉。那个季节已经盖棉被了,可是床上依然是草席。不过说实在的,那次我尝试了一下,觉得这种方式睡觉的确很舒服。


这个邹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我们考进一中时,他大约二十三或二十四岁,应该比我们大十二三岁。文革后听说他回了广东老家,所以一直失去联系。前不久接到信息,说我们的邹老师已经离世了,真是令人悲哀。


这种状况持续了不到一年,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情况又变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清理阶级敌人的工作也从城里蔓延到了农村。本来外婆的亲妹妹也是富农成份,生产队也要对其专政,现在又来了一个地主成份的姐姐,那更是不行,可怜的外婆在这个地方也呆不下去了。


我后来发现,极权主义统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打败了统治治理的边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整体性的,是囊括一切社会空间和一切场所的。哪怕你在任何一个僻偏的角落,极权主义的阴魂永远依附着你,使你无处逃避,一如我当年的外婆。我在初中时读课文《苛政猛如虎》,那个年代,躲到有老虎的偏僻之地,就无苛政。现如今,哪怕你藏到天涯海角!


一个行将就木的小脚老人,世界上竟然无她的容身之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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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想到了自己的老家,在甘露山一带的熊家湾。她估计自己的父亲过去做生意时做了许多善事,周济了好多邻里亲属,这些人会看在外公的份上,无论如何也会伸手救助一下危难。


但是母亲估计错了!


母亲首先求助的是她的熊家二叔,即我外祖父的堂兄弟,因为这位二叔过去曾得到外祖父的长期资助。她先找到一位大队干部,再找来二叔,希望三方在一起谈妥此事。令我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二叔刚刚落座,一听说是要把外婆送回来老家住,马上像屁股着火似的从板凳上跳起来,连连摆手说:那不行!那不行!这事你莫找我,办不到!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把我神情错愕的母亲和那位大队干部撂在一旁。


我有时会想,所谓的亲戚,完全是一个非常扯淡的概念。当你在社会上稍有成就,他们认为有利用价值时,你周围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好多亲戚,你认都认不过来。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心安理得地找你要这要那,无穷无尽地提要求。他提出三件事你办了两件,他们还会有无尽的抱怨、指责。但是哪一天你遇到事情了,有麻烦了,这些人早已无影无踪,你千万别指望他们能给你有任何帮助。亲戚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是非常脆弱的,远远不及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朋友可靠。


母亲心灰意冷地从老家回来,泪眼婆娑。外婆何去何从,依然没有着落。这一年,父亲仍然在长堰小学,但母亲调至的红十月小学,学校根本没有供家属居住的房子。


只好父亲出面了。


父亲的老家在上郭湾,是黄陂县的东南部,靠近长江的一片湖面。但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家中没有亲人,所幸乡邻都非常好。父亲去找一个我们称为黄伯的邻居。这个女人是那种虽然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极有识见的人。据说解放初期也是一个妇女干部,一生没有生育,和后来的丈夫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听说我外婆的惨景,一口就应承下来,同意接收我外婆,和他们住在一起。好在一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底,我和浩文又作为知青插队落户也回到上郭湾,再过大半年,父母亲也下放到了农村,回到我们所在的生产大队教书。这样,一家人才又团聚了。这一年,外婆七十六岁。


一九六九的中国农村,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虽然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过,党内权利斗争依然激烈。当时的气氛,犹如当年的天气,寒冷而萧杀。


外婆依然在堂屋一角纺棉线,那架古老的纺车依然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但她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


有一天,我在自己房间看书,外婆依靠凳子一瘸一瘸挪过来,惊恐地说,他们是来斗我的么?我寻声看去,原来门外大路上有一队打着红旗、敲着锣鼓的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赶紧跑过去看,才知道那是一群造反派在庆祝毛主席指示发表,他们是路过我们家门口,向另外一个村庄去的。可怜的外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犹如惊弓之鸟,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在那个极权主义统治的年代,生活在恐惧当中的,远远不止我外婆一人。甚至从某种概念上讲,恐惧是一种常态。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写到村里人如何拆家里的门板和鼓皮,为外婆钉一口薄薄的棺材一事。


其实外婆是有一口棺材的,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还是一口非常好的棺材。外公去世以后,他留下了一栋在黄陂县城的房子,我对这栋房子还隐隐有些印象。那个时候,黄陂县牙刷厂租用了外公的这栋房子做厂房和办公房,可见这个房子面积还挺大。母亲曾经对外婆有个承诺,这个房子将来为外婆养老。


一九五六年,母亲把这个房子卖给了县牙刷厂,价格是四百元人民币。我的老天爷!当时的房子怎么是这个价格?四百元人民币,今天在黄陂县只能买大约0.1平方米的住宅。当时,母亲就用这笔钱,为外婆做了一口很气派的棺材。在老家黄陂,为老人做棺材不叫,而叫。这个廓是动词,为什么用这个字,我也不懂,但是我知道,古人在棺材之外再套一层的部分,是称为廓的,但这是名词。


这口棺材时,我们还生活在阮家堑,是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当着外婆的面来的,外婆很高兴,每天热情地为木匠师傅做吃做喝。我小时候很不理解,外婆为什么对为她做棺材还高兴得起来呢?这不是很不吉利吗?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估计这和皇帝刚刚即位登基就修陵墓是一样的心理。


那四百元人民币,除了加工了这口棺材,其它的钱在三年大饥荒中都拿出来买了吃的。在极度饥饿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偶尔会碰到商店卖点萝卜或者红薯之类的,家里四个小生命都嗷嗷待哺,父亲赶紧去买些回来,不问价格,救命要紧。


其实在最危急的关头,连外婆这口棺材也卖掉了,去换回了一些红薯干之类的杂粮。但这个消息一直瞒着外婆,没有敢让她知道。可怜的外婆,一直到死,都不知道她当年喜滋滋看到的棺材,已经化作七七八八、形形色色的杂粮,喂了她的那些无比疼爱的外孙们。而我们兄妹之所以能度过那饥荒的岁月,没有成为倒在路边的饿殍,恐怕也和用这口棺材换来的食物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薄薄的棺木,草草的埋葬,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浩荡的送葬队伍。仅有的亲人,在那个革命年代,也个个犹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外婆的生命结尾,是一个冷漠和凄凉的句号,一如外婆一生的写照。


如今还在上郭湾村头外婆的坟茔,早已是枯草摇曳,荆棘杂丛。我们每年的清明祭祀,为她烧些纸钱蜡烛,母亲每次都会心情沉重,大放悲声。


我常常在想,像外婆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勤劳能干的女人,为何不能见容于社会呢?这个社会为什么对一个如此美好而又如此弱小的小脚女人视若寇仇,非要置于死地呢?究竟外婆有什么罪?或者说是我的外婆有罪还是这个社会有罪?!


外婆一生苦难,就是因为她头上有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在中共的政权看来,她就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可是,外婆的地在哪里呢?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为了而受了一辈子罪的地主究竟有多少地?这些地又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个善良的小脚女人会如何去残酷地剥削贫下中农。退一万步说,就是有地,不也是他们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吗?以自己的土地出租,获得报酬,这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也完全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为什么就有罪恶呢?


一九四九年这个红色政权成立以后,对那些有财产的人,一直视为敌人,不管你是如何取得这些财产的。据统计,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先后有两百多万地主被杀,从肉体上被残忍消灭。


其实,以前中国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都是那些最勤劳、最节俭、最有活力的农民,他们几乎靠劳动致富,靠勤俭持家。毫无疑问,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真正精英。打倒地主富农,对他们实行残酷的镇压,是对几千年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颠倒。对大量农村精英的消灭,导致了千百年积淀的农村耕读传统和乡绅文化的毁灭,从而切断了农村的文化根脉,彻底破坏了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而打倒农村这些精英分子以后,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因为懒惰,失去教育而没有财产的农村流氓无产者,这些人热衷于革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失去,只是因为残忍而获得了世界。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主流。


如果只是一个人受难,那是他个人的不幸;如果是千千万万的人受难,那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不幸。外婆一生的受难,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不幸,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有着深深的民族悲剧烙印。


但是,又有谁能保证历史将不会重演?!


外婆,您安息吧!您终生疼爱的外孙将为您祈祷。


陈浩武

201711月泣记



转自《陈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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