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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傅聪叛逃者帽子的一封信


--作者:李春光:


活字君按


前日,著名音乐家、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春光先生(1940-2017),在美国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享年77岁。消息传来,引发国内音乐界的一片惋惜之声。李春光先生何许人也?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或许很陌生。他是一位音乐奇才,1952年,年仅12岁的他就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又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青年教师。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上的许多大事,其实都有着这位仁厚善良的前辈长者的身影。例如,1981年,著名音乐家傅聪先生(《傅雷家书》的主角)从英归国,便是李春光先生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所促成的结果。今天,让我们通过一段十余年前访谈,在李春光先生的讲述中进入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共同悼念这位老一辈音乐家的辞世:春光先生,走好!



CCTV-10访谈(2004.12.11


记:你跟傅聪先生是哪一年认识的?


李春光:应该是一九八0年。


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这个人好象不太容易接近吧?


李:我们相识,是因为李德伦。他建议我同傅聪见面,谈谈。我就要他和我一块儿--我和傅聪素不相识,万一谈不来,没话可说,那怎么办?事后证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见面后没过多久,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热情、诚挚、坦率、透明的人,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那天晚上谈了好几个小时,分手时天都快亮了。


记:你们谈些什么?


李:地北天南,海阔天空。无非是音乐、艺术、社会、政治……也谈到他当年怎样出走,这么多年在外面的各种经历、波折,等等--也许是这次谈的,也许是后来谈的。记不得了。我不会去打听这些事,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讲。但他坦率地、详细地说起这些故事,其中自然透着许多感慨。


耀邦就不能批评吗?


记:后来,你给胡耀邦写信,告诉他这些事?


李:对。那是一九八一年。傅聪回国后第一次举办公开音乐会。《北京日报》登了一个很大的广告: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对这个广告,傅聪本人不大高兴。他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


可是,没过两天,这广告停掉了,不登了。原先还要发新闻,安排记者专访,等等,也没有了下文。傅聪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他觉得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也纳闷,一无所知。恰在这个时候,遇见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的好朋友郑仲兵,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呀!音乐会广告登出以后,中央党校高级班有一位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报纸登这样大的一个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这封信写了一个批语,大意是说,音乐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尾这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我想这个记忆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天,傅聪要去上海。可以想见,上海报纸不会发广告更不会发新闻了。他将遭到冷遇。这不是仅仅关系傅聪一个人的事。此后,类似之事可能一律照此办理。那就会引起很多问题。当晚,我一夜没睡,给耀邦写了封信,写得很长,也许有三四千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包括他怎样从波兰出走英国,这么多年在国外做些什么,回来后怎么样……详详细细叙述一番。信里写到:听说你那个批示之后,我非常不安。我想,你如果知道这些情况,就不会那样批了。第二天早晨,我把信稿送给赵沨同志(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去看,想请他帮助核实一些材料。赵沨同志说:你信里的材料是准确的,但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个内部的东西,人家会问:你怎么知道的?更不要去批评胡耀邦同志。你把这些话都删掉吧。


他这样说,自然是一片好心--怕我惹事招祸。我说:为什么要删呢?耀邦不能批评吗?据我了解,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话合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这封信一个字也没有删。


中午十二点半,我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我说:这个事情比较急,恐怕要尽快交给收件人。后来,书记处一位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当天下午两点,一上班,胡就读了那封信,随即表示:这件事,要尽快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者次日,他写了很长一段批语,大意说:


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谅解,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很富裕,回来演出讲学应该给一点报酬。要派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当然,出走毕竟不是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他本人对此)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这个信送出大约三五天后,周巍峙同志(时任代理文化部长)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写的批语读给我听。又告诉我,已经决定派吴祖强同志(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到上海去见傅聪。


后来周巍峙同志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傅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傅聪说,黄宾虹先生送给他父亲很多字、画,他想带几幅到英国去,海关不准。周巍峙同志于是跟外事部门商量,使傅聪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就是出入境无须接受检查。以后,这信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人民日报》付总编辑)把它摘要编发了一期大字内参" (《情况汇编》)。这样,看到的人就比较多了。不久,戈扬(《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找我,说胡绩伟(《人民日报》社长)和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先后分别建议她向我约稿,要我就傅聪的事情写篇文章。戈扬很热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说:你的信写得好。只有党性很强的人才会写这样一封信。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她说:你该算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但是,耀邦批示末句说若傅(对出走事)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这就难了。我因此没有动笔。不久,发现《中国建设》(英文版)一篇访谈录里报道了傅一段话,大意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一天,忽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我不禁感慨万千,泪如雨下……这么多年来,朋友们留在国内,受了许多苦,我却躲开了。我觉得内疚……


我把这材料送戈扬,对她说:这可以算一个公开的态度了吧?戈将这材料报中宣部,附一短信,请示可不可以写文章。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回音。戈扬说:没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你写吧!我于是写了一篇《雪泥鸿爪话傅聪》,在《新观察》发表了。这文章没有引起批评。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位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在信中写道:听说傅聪打算回国任教,你一定要劝劝他,还是象现在这样常来常往为好,千万不要回国定居。


耀邦同志是善听不同意见的


记:给胡耀邦同志写信,你当时有把握他会及时处理吗?


李:是的。我给他写(或者替别人转)过不止一封信,无一例外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这些,今天没法多说。不过我倒想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使我知道,胡耀邦同志确能听取不同意见。这事发生在为傅聪事写信之前一两年……我说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


记:不,不,你讲吧。我挺想听呢。


李:那是一九七九年或者八零年,中国音协召开常务理事会。我建议就两件事做一个常务理事会决议


第一,恢复《国歌》原词。《国歌》原本是《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文革打倒田汉,《国歌》不准唱了,只由军乐队演奏曲子,变成了一首无言歌文革结束两三年了,仍旧不唱,还弄了一个新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我希望以中国音协常务理事会决议的方式郑重建议恢复《国歌》原词。


第二,建议电视台停止播送歌曲《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的主题就是反右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耀邦于是号召唱《社会主义好》。你们中央电视台就不停地播这首歌,天天播,黄金时段,新闻联播之后。改了一句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因为那时右派都改正了。我有个少年时代的恩师,一个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可敬可亲的学者,当年被打成右派,那时改正了。他对我说:一听这歌就受刺激。一听就是反动分子想翻也翻不了"--当年叫右派分子,算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右派分子"反倒升级为反动分子了,而且,你想翻(案)吗?你翻不了


我发言时讲了这故事。我说:这首歌特定的历史印记是改不掉的。它就是反右战歌,政治上不好;艺术上也不高明,词、曲都显得空洞、粗糙。不必提倡这首歌了,不应去向那些难以愈合的伤口撒盐了。电视台天天播放,源自耀邦提倡。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以期有所改变。


我建议就这两件事做一个常务理事会决议,报送胡耀邦同志,并交《人民音乐》杂志发表。


我发言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一位张权女士,默默坐在角落里,泪流满面。(她于五十年代初从美国回来,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花腔女高音。五七年成了右派,发配黑龙江。七九年被改正,回到北京。大家选举她做音协常务理事)。


这件事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是,没过多久,你们电视台停止播放《社会主义好》了。据我所知,理事会决议"虽然没有做成,但是那个意见报告上去了。停播《社会主义好》的决定是由胡耀邦作出的。他那时任中宣部长。人人皆知,是他号召唱《社会主义好》,现在不唱了,不经他批准(也许由他直接决定),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当时很引人注目啊。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由此知道,耀邦同志是善听不同意见的。


好的艺术,一定是从心底涌出来的


记:对于傅聪出走这件事,你怎么看?


李:他当然是被逼走的。逼上梁山。如果不走,他无论如何过不了文革一关。照他的性格,多半会被毁灭。世上就不会有这么一个性格独特成就斐然的钢琴家了。在那个时候,一九五八年,做这样一件事,要有点勇气啊!


记:据你看,傅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李:诚实。有一次,我随便跟他说起:你为什么不弹柴可夫斯基?因为那时候刚刚开放,柴可夫斯基比较通俗,容易听,容易有剧场效果。我建议他弹一点柴可夫斯基。他很坦率,他说:(弹)柴可夫斯基需要非常辉煌的技巧,我没有。这就是傅聪!他的技术不是很好。抗战期间,颠沛流离,有时,一两年时间没机会弹琴。他没有很好的童子功。他并不忌讳谈这个事情。他从不自我粉饰。但是他在艺术上有自己的无可取代的特点。


有一次独奏会,听众很热情,他几次返场加演,最后弹了一首肖邦夜曲,一首非常深情的曲子,弹得很精彩。大家拼命鼓掌,他就是不肯再加演。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再弹一首呢?他说:不行,我的眼泪已经快要掉到琴上了。他弹琴,不是用手指头在键盘上扒拉,他是用心在弹琴,把内心的热情倾吐出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诚实。艺术不是出来的。言为心声唯乐不可以为伪。好的艺术,好的音乐,一定是从心底自然地流出来,涌出来的。


现在的学校,唯独不教做人


记:傅聪的性格同他父亲有许多共同点。


李:你说得对。他从他父亲那里接受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我后来读到《傅雷家书》时感触很深的一点。傅聪何以成为这样一个钢琴家?可以从《傅雷家书》得到解释。这本书应该重印。这是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书。对于教育尤有价值。傅雷先生强调再三的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就像是针对现今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而说的。我们现在许许多多学校,大、中、小学,教这个教那个,唯独不注意教怎样做人。


什么是音乐?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也很少讨论。似乎这都是些空洞无用的话题。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教育方面不能说一无所得;但是,总体而言,所谓教育改革,究竟有多少成绩?《傅雷家书》里许多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它们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历来讲究尊师重教。何为?何为?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大概就是道德,义理,信仰,修养,价值观念,人生哲学这一类东西吧。韩愈把它置于教育的首位。孔子最赞赏颜回,不是因为他门门一百分,年年考第一。他看重颜回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黄宗羲记东林士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这种动人的气象,今天离我们很遥远了。我并不赞成尊孔读经,那里面有许多陈旧迂腐的东西。其实,不独儒者,古今中外,无论何门何派,凡有点真才实学的人,没有一个把知识、技术置于教育的首位或中心。教育的职责在于塑造人格,启迪智慧。我们现在许多地方是有意无意地扭曲人格,窒息智慧。你们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好象是个公益广告,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大意是说小孩子家境贫寒,后来上学苦读,得了知识,于是变为成功人士”……对这个口号,对这个节目,我十分怀疑:这究竟是个公益广告,还是个公害广告


据我所知,有些(可不是个别啊!)穷困学生,学成之后就是一门心思拼命搞钱,甚至不择手段,穷凶极恶,伤天害理,无所忌惮。有些贪官污吏就是这样培养造就出来的。这是谁之罪?同我们这些年的教育,这教育所倡导的理念、价值……有没有一点关系?


事情往往是这样:所谓不提倡,必是另一种提倡。不谈做人之正道,很可能在不知不觉倡导做人之邪道。不讨论何为艺术、何为音乐,往往有意无意导向非艺术、非音乐,反艺术、反音乐。鼓吹知识第一,技术第一,学而优则富……这样过分功利化的教育,必是病态的。几年前,开一个研讨会,于光远同志说:教育制度如不改变,一百年后,中国人就成为劣等民族。这是危言耸听吗?在这些问题上,《傅雷家书》可以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示。         


(李春光据录音记录整理。 OO五年九月)(CCTV-10采访   2004.12.11.



附录:


关于傅聪的一些情况(致胡耀邦同志信)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


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同时,他本人也在一九五七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受到重点批判(“白专道路等等)。一九五七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莫名,夜不成眠。他觉得,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是无话不可以讲的,是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傅聪说: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好像觉得被推下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失望,甚至绝望。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再加上后来的文化革命,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那时想了很多。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最近,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傅雷书信集。那些字体异常工整、纸色已经发黄的信中,充满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至诚--也许应该称作虔诚,简直虔诚到了好像一个宗教信徒那样的地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曲折性,他几乎毫无思想准备,以致在残暴的打击下突然、悲惨地辞世。多年来,傅雷身边一直带着毒药(这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一九六六年,傅雷夫妇在被接连批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双双自尽。由于毒药年久失效,两个绝望的老人是在服毒以后又上吊死去的。谈到此事时,傅聪说:文革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件事。我了解我的父亲,他就是那样一个人。我给家里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母亲接的,她激动地叫了我一声阿聪,就大哭起来,电话立刻断了。我不敢再拨--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


傅聪出走后,写信向他父亲作了三条保证:一、决不讲关于中国的假话;二、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关系;三、决不放弃中国护照。第一条他并没有完全做到--他从未对外国人讲过他出走的真实原因。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愿意下乡劳动,怕弄坏了手指。他说:在这类事情上,我对外国人讲了假话--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我都不能不这样做。第三条他没能坚持。一九六五年,他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著名小提琴家,现任国际音协主席)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这次报上登的音乐会广告中称傅聪著名英籍钢琴家,他很不高兴,印节目单时,坚持把英籍二字去掉。他在音乐学院指挥学生乐队,给学生讲提琴弓法时,有学生说这是英国弓法,他生气地说:什么英国弓法,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英国人。至于第二条保证,他是始终坚持了的,他至今没有去过台湾。有个台湾记者去找他,被他骂走了,他说:你给我滚出去!


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九七九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


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这方面情况去年《中国青年报》发的一个内参有所记述。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


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


(此为经王若水删节之李春光致胡耀邦信。标题是王加的——李注)



转自《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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