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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下的蛋


--作者:张伟光


A:上大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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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光穿着定制系服( 2012年云南)。


我奶奶的


东北三大怪,我奶奶占了个大烟袋。我奶奶的烟枪,也是唾手可得的武器。她的烟枪比一般人的弹夹深,枪身长;更重要的,是我奶奶眼斜,你很难准确判断她到底瞄的是哪儿。

 

我们俩很早就结下了梁子。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清,是我先往我奶奶的烟锅里放辣椒粉之后她才打我的呢?还是她先打了我出于自卫我才放的辣椒粉。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小心翼翼地围着她老人家转圈儿,准备伺机投放辣椒粉,她则像一只老山魈,目不直视,纹丝不动,但其二尺烟枪却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准确击中我的脑瓜顶。


挨了我奶奶的烟枪,通常我还不敢投诉,一投诉,她儿子又得打我一顿。后来我跟她儿子也结下了梁子。


有一年过春节,我看别人家孙子嘴甜一点儿,就能混个冰糖葫芦吃。于是我也跟我奶奶套磁,说奶奶我帮你装烟吧。奶奶不动声色。装完之后,我见她没有给两毛儿钱的意思,就放弃了犯罪终止。


各位,放辣椒粉之红色经典早已不好使了,我奶奶抽之前学会先闻一闻了。这次我放的,是一个小鞭炮,捻儿藏在烟丝里。看不到,闻不出,谁让人家奶奶都给孙子买冰糖葫芦,就她不给买的。


啪啊!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我把奶奶吓糊涂。


她的烟枪有二尺长,烟锅又深,倒是伤不着她的皮肉,可吓得着实不轻,烟枪都掉地上了,吓得直翻白眼儿。哼,跟我斗,我多少年啦,姥姥。


我当时也有点儿后怕。赶忙主动把头伸过去让我奶奶打,但她这次还真没敢打。我估计八成是怕打了我,下回让她抽二踢脚儿。


我奶奶也并非一无所长。我奶奶不识字,但脑力不坏,若赶上机会,跟同样不识字的赵丽蓉有一拼。我奶奶也是咱辽宁人,据说解放前蝉联过三届本溪地区骂人大赛冠军。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有一次我和邻居孩子打架,我奶奶来拉架了。她是这么劝的;哟呕,你这龙生凤养的小虎羔子,怎么和那王八操的瘪犊子打起来了。一下子就把对方家长骂急了。


怎么样?我奶奶厉害吧。我奶奶的!


林立果给我当司机


我妈有个老姐妹,叫王淑媛。文革前,被挑到林彪家当公务员,实际上就是保姆,专门负责照顾林豆豆。高墙红瓦,没有阻断两位老姐妹之间的友谊,她们常有走动。


我记得小时候,就跟我妈去过几次后来知道叫毛家湾的地方。王阿姨有个儿子,长得又高又壮还挺黑,我管他叫黑子哥。由于母辈的关系,我俩也算世交啦。黑子哥待我如亲兄弟,我如果受了欺负,我黑子哥一出场,就能把对手吓得魂飞魄散。后来,由于林家的关系,黑子哥当了空军。


有一次我和我妈去看王阿姨,正好听说黑子哥当天要回京探亲,我十分高兴,执意要去北京火车站接。王阿姨拗不过我,就把我带到一辆车上,让我搭车去北京站接。


开车的小战士戴副墨镜,回头朝我笑笑,一句话也没说。接完回来,黑子哥问我,你认识他吗?谁?开车的那个。不认识,他不是小战士吗?不是,他是你豆豆姐的弟弟。


就这么着,我坐了一回林立果开的车,或者说,林立果给我当了一回司机。林立果没什么架子,时不时地亲自开车接送家里的普通人


后来林家倒霉了,鬼都不上门。但我妈忠厚质朴,重情重义,你身居高位,绝无一事相求,倒霉落魄,也绝不另眼相看,和王阿姨友情不断,走动不断。孤独困苦的时候,王阿姨多次带豆豆大姐去我家避难,我妈从来好吃好喝地招待。这友谊就这么延续下来,直到今日。我跟豆豆大姐还保有联系。


最近的一次是几年前,在建外soho附近的咖啡厅见了面,聊了很久。豆豆大姐当时已经六十九岁了,但身体和精神都挺好,还记着不少我小时候的事儿呢。


校长要开除我


1969年我随父母去河南五七干校,进了干校办的子弟学校,育红学校上初一。有一天,我拎了个红油漆桶,预先潜伏上了育红学校低年级班的的天花板,等课上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把沾满红油漆、看上去像是一只正在滴血的手,从天花板上的小窗口里伸出来,把一屋子人,连老师带学生都给吓得抱头鼠窜,尖叫连连,狂奔到院子里,惊动到了所有班级,整个学校都炸窝了。


育红学校的校长,个子高高的,是个军人,很有斗争经验,命令各班封锁教室,准备调集战士来捉拿。我几次突围不果,只好举手投降,从天花板上爬出来,那叫一个惨……


校长说,张伟光,又是你,这回我开除你你信不信?


为什么说又是你?因为我曾经搞过一个恶作剧。用绳子把半桶水吊在门后,谁一推门,水桶后扬,达到一定角度,水就会倾巢而出,刚好浇到来人身上。


害了几个同学之后,我兴趣大增,改进了角度,加大了用水量。一帮人兴奋地围观,不巧,这次来的是校长,想撤已经来不及了,给他浇了个透心凉,当时就要活吃了我。


狱警撤了我的职


那是19779月的一天,我因四.五事件被捕,正在圄里潜伏。由于过去根儿红苗儿正,被任命为学习号。这是一个在圄内负责组织学习,帮助政府对犯人进行改造的角色,职责主要是读报,组织讨论,主持批斗会。同时也是圄内的最高行政长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假如有的话。


我手下管理二十个人,怎么也相当于股级。别看官不大,辖区也不超过二十平米,但背后有咱人民政府撑腰,我长得又凶,没人敢跟我炸刺儿。除了没有宫女,也还能找着点儿统啊、帝呀的感觉,往坏里说,也可算是牢头狱霸,但我从不欺负人。


可有一天,出事啦。


那天晚上已到就寝时间,众犯都睡下,独我仍在思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我们那儿即使入夜,也总有一个15瓦长明灯照着,显得昏惨惨,黄泉路近。这天夜里十点,门突然被咣的一声踹开,众犯皆被吓醒,连我也打了一个寒颤。


昨天谁说了什么反动话,自己坦白交代。说这话的是河南人苗队长。只见他横眉立目,面色铁青,声色俱厉,无比威严。在圄里说反动话,这还得了。


每个人都吓得要死,唯独我很坦然。因为我是咱政府的人,是党和政府在圄里的代表和化身。


我再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自己站出来交代,时间一到,有人揭发出来,罪加一等。时间很快过去。自然还是没人找这份死。张伟光,昨天你说了什么反动话没有,老实交代。


刹时间天昏地又暗。太突然了,太可怕了,怎么竟闹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可是自己人哪。没有,绝对没有,根本不可能。我当即否认。梅中凯,起来揭发。


这个梅中凯是北京通县的一个二流子,因男女关系方面的事进来的,算流氓犯。圄里的行话叫竿儿犯,在圄里最让人瞧不起,地位最低。


这家伙比我进来得早,我刚来时他问我是怎么进来的,巴不得我跟他一样。我说是因为四.五事件,他就骂闹事的青年学生是狗崽子,跟后来社会上的老王八蛋一个口吻,能不招我恨?


此外,我情窦初开,也想长点儿男女方面的见识。于是组织过几次地下审讯,专攻细节,一不老实交代,我一使眼色,我的人上去就抽,整得他够呛。他恨我不死,一直想夺我的权。


报,报报告队长,他他他他说,南斯拉夫是个刺猬。 


张伟光,你昨天说过这个话没有,不要不敢承认。现在铁托铁托正在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你说这个话,是不是想破坏中南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呢。

 

这明摆着是恶人勾结官府,打黑枪,告黑状,是逼宫,是政变,是陷害忠良。好嘛,这罪名可不小。但我不怕了,因为心里已经有数。


我说报告队长,这话我说过,但我是照着《人民日报》念的。


我就不信人民日报会说这样的话,你这是诬蔑《人民日报》,你不要太猖狂了。


我顺手抄起报纸,大声念道:南斯拉夫的全民防御,已经落实到每个工厂,机关,学校,整个南斯拉夫像个刺猬,随时准备迎击敢于来犯之敌。报纸上虽是这么写的,但我不敢保证当时我真是那么老老实实地念的。


后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些段子,诸如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李先念带手表,华主席到机场迎接等,都是我的专利。

 

苗队长一把抢过报纸,一看确实如此,当即恼羞成怒,咣地一脚,把个二流子踹倒在地,同时大骂,以后你她妈听准了再报告。我心里那叫一个乐。


不幸的是,苗队长捕捉到了我脸上没忍住的坏笑,立刻冲我来了。张伟光,你不要得意。这一段时间你不靠拢政府,在号里胡说八道,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现在我宣布,撤销你的学习号职务,听后处理。


就这么着,我的职务,没啦。我后来还当过人大新闻系体委副主任,这应当是一个相当于副处的职务。我当过北广研究生会主席,这应当是一个相当于正处的职务。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的这些职务。


大学毕业我分到国家经委,是正科级。可那儿不设科,最小单位的是处,我等于没有职务。回想起来,这大半辈子唯一一次被正式提到的职务,就得算圄里这回啦。


B:大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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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游泳队蛙泳接力队员。左起:许小年(工经系研究生)、张伟光、张雨辰、宋毅。  肖燕  


汪曾祺请我喝酒

 

大学期间有一年寒假,我和于晓东、吴迺陶,范蔚萱、刘扬、张岳庚等几个同学去汪朗家。汪朗不在,他爹汪曾祺十分热情得把我们让进了屋。汪前辈给我们的印象真像有文章提到的那样,处世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没了拘束,围着前辈,问这问那。前辈风趣幽默,没有架子,也没有代沟,像忘年的朋友。


中午到了,汪朗还没回来。我们想告辞。可汪前辈不让走,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一顿午饭,厨艺很不错,做的真好吃。前辈还请我们喝酒。回想起刚进门的时候,前辈脸已泛红,可能是正在准备斗酒诗百篇的时候,被我们打扰了。


那时候新闻系的学生,个个心高气盛,都想当作家,想当大作家,但很少有近距离观察大作家的机会。那天我们不但近距离了,还吃了大作家做的饭,可我们并不觉得前辈像大作家,我们到觉得前辈像一个谦和的中学老师,像一个朴素的工人师傅。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汪朗回来了没有。但前辈酒后微酡的脸庞,干练挺拔的身姿,和蔼亲切的笑容,智慧的谈吐和朗朗的笑声,至今如在眼前。


成仿吾为我题词


我平常不怎么上课,但考试前总会拿出一天半天准备。通常是借同学笔记,认真看看也就行了。那是1981年初,期末考试期间。这天下午考党史,这是我的必逃课,鬼知道这一学期讲了什么。我借到了本班李光茹同学的笔记,来到位于图书馆楼的外文阅览室,准备开始复习。


为什么借她的,她记得特认真,记得特全。在李光茹的课堂笔记里,你会看到这样的字,咳,咳咳。这里记载的和党史内容无关,记录的是老师的咳嗽声。知道为什么借她的笔记了吧?


我进了阅览室,人并不多,可我找不到位置坐。因为都被书包占满了。转场又得浪费不少时间,就这儿吧。我顺手挪开一个书包,坐那儿开始用功,很快进入角色。


也就一节课的功夫吧,有人要轰我走,还气势汹汹。好好说我没准儿也就让了,可他这态度,令我有点儿撮火。我指着墙上的告示说,看好了,不许用书包占座位。然后不再理他,我的时间本来不多。


过了十几分钟,有人捅我后背,回头一看,站着五六个男生。你们干吗?把座位让出来。那儿写着是你们的座位?少费话,让不让?我这人向来吃软不吃硬。我转过身去,接着看我的。


又有人捅了我一下,这下我火了。我的脾气属极暴的类型。我起身揪住捅我者的脖领,正准备厉声质问,这时他们的人一拥而上,五六个人一起,对我拳打脚踢。


我立即还击。我的身体素质极好,又是从小打到大,始终在战斗里成长。在北京四中时有一次独打旁边156中十几个学生,曾声镇平安里。只十几秒时间,我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东倒西歪。


这时阅览室大乱,工作人员和其他学生过来拉架,我意犹未尽,可不得不停火。因为一个人的眼睛在滴血,流量还挺大。


后来知道,对方是79贸易系的学生,受伤的叫刘小平,湖南人,眼眉处缝了五针,另有两人是乌眼青,还一个伤在下巴。79贸易系的班主任好象叫牛林坚,很清秀苗条的一个弱女子。换个场合我们相遇,没准儿能谈起恋爱,可这会儿要跟我玩命。


她叫上我,带着她那队伤兵,鱼贯而行,直闯校长成仿吾办公室哭诉,成校长你看新闻系学生给我们打的,哇哇哇,呜呜呜。成校长指着我的鼻子骂:坏蛋,土匪。


我平常没少爱骂,但级别偏低。这辈子挨创造社元老、长征老红军、资深部级干部责骂,只此一回,因而倍加珍惜。我被叫到学生工作处,处长叶常吏又是一通狠训。我据理力争,我说是他们先占坐,先动手,他们人多,我挨的打比他们多,只不过全是内伤,外表看不出来。


反复几次,他总说我态度不端正。没时间了,我必须脱身,脱身就得认错。我说那好,我要求留党察看。


叶处长先是一愣,接着开始肯定我的态度已经端正。他说究竟怎么处理你,党委要研究再决定,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去系里,系领导也在等着接见我。


还没到系办门口,迎面跑来新闻系79级的温铁军,温铁军曾经是新闻系秘书,现在是人大农学院院长。温铁军说,叶处长让你马上去学生处。我刚从那回来呀。知道,快去吧。


叶处长歪头盯着我看,足有十几秒钟,先用左手敲桌子,然后换右手。张伟光呀张伟光,我从教三十年,没见过你这么顽劣的学生,你要求留党察看,我还以为你转变了态度,可我一查,你根本就不是党员哪,你这是在拿党开玩笑哇。


我依然有话说,且语气很平和。我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写过入党申请书,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如果入党的同时背上处分,我一定正确对待。


你给我滚,你是不是想把我活活气死。不幸的是,叶处长一年多以后,因肝病去世。他是因自身疾病所致,绝对和我无关。我那天不知怎么了,从校长到处长,平常挺斯文的人,从不骂人,怎么今天到我这儿就搂不住火了呢?


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了,成校长给我亲笔题词,三个大字,处分他!每班贴一张处分通知,校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广播了我三天。播音的同学叫刘冬,现在是公安部高级警官,专责海外追逃的猎狐行动。


我还去他们班作了检讨。一开始故作沉痛,甚至一度语带哽咽,可没过多久,就装不下去了,本性开始暴露。借着深挖思想根源,灵蛇吐信,黄莺出谷,几次搏得满堂彩,气氛十分热烈友好。


后来他们班的79级校花、名叫任成的女生见面就逗我,再去我们班作几次检讨吧,大家可想听呢。


第二天碰见了我们系副主任秦圭。他说,张伟光,听说你昨天去人家班里说了一场相声。但愿笑声能够拂平同学身上和心上的伤痕。


后来党史考试成绩出来,李光茹是良,我是优。当然李光茹也不差,毕业后一直在新华社国内部,现在差不多该到退休年龄了。


华国锋与我点头之交


大学毕业,我分到国家经委。国家经委有两个主要办公地点。一个在三里河,另一个在西黄城根九号。


九号有两个院。前院是国家经委办公场所,后院住着华国锋。在台上的时候华国锋住在海子里头,下台以后搬这儿来了。


华国锋黄昏的时候常溜到我们前院来散步,因为前院较大,环境也不错,下班后也没什么人。那会儿我下了班儿,并不急着回家,爱在办公室里看书,累了也出来散步。我迎面见到他很多次,我跟他点个头,笑笑。他也礼貌而勉强地点个头,算是回礼。


我们有纪律,不让跟他说话。他身后也老有一个警卫跟着,也不便说话。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冬天的样子,他的装束很特别,穿一身半新的军大衣,带个帽子,从头顶到下巴还系个围巾,可能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吧。


华国锋确实是个老实人,一个好人,一个很本分的人,一个正派正直正义正统的人。有点儿像胡耀邦和朱德。如条件允许,也会是一个对下体察民情,在上作风民主的领袖。


由于历史原因,华国锋背上太重的历史包袱,既无根基,又无权谋,自然不是邓小平的对手,当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朱镕基夸我鬼聪明


在九号院,我还接触过另一位后来的总理,就是朱镕基。


我刚去经委的时候,朱镕基是技术改造局的局长,而我只是主任科员,但那时的干群关系比现在好很多。我找他约过稿,就算认识了,碰上总能随便聊上几句。他总是一脸的严肃,但被我逗笑过。


后来我到九号院上班。朱镕基被提升为经委副主任,也搬到九号院上班,见面的时候还不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好,很正派,虽然不苟言笑,长得也比较凶,但色厉内荏,对下属没架子,挺随和,官当大了以后见了面,怕你不好意思,他会主动同你握手。


他自己打开水,到食堂排队买饭,并不总是很严肃的样子。有几次在食堂见了我,招手让我过来,问这问那,我心里明白,这是掩护我加塞儿。


你小子有点儿鬼聪明,有一天朱镕基如是说。我这人爱虚荣,谁要是夸我一句,我且记着呢。朱镕基这话说得我心里喜滋滋的,自将永世不忘。


C:倒爷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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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四中同学中间,天然领袖风范。


公务员倒爷


1982年毕业分配到国家经委,1983年开始业余下海,主要从事投机倒把。可别小看这小打小闹,从那时起到1991年出国前,我每月能有二、三万收入,那会儿一个月工资才56块,出国前基本工资97块。


我那倒爷生涯的风光史,自己说了不算,先听听同学们怎么评说吧。


郭少达还记得,有一次到我家玩,亲见一屋子的彩电冰箱,正聊天时我接了一个电话,马上要出去接货。冰箱里有冻饺子,饿了自己煮,临走我说。然后骑上摩托,走了。他说。       


伟光正兄你太谦虚、太厚道了,把参与投机倒把的革命履历,至少推迟了两三年。陈平那天在论坛说,要写80年代改革开放史,新三届大学生中投机倒把第一人,发家致富万元户第一人,非伟光正莫属。这话实在过誉了,我有点脸红、害羞。不过陈平揭发的那茬事,我还记得。


陈平原帖这样说:“1981年春,张伟光和我等10多个同学去河南日报实习。大伙儿都一门心思奔着写稿、编稿,学习新闻实务,有空去周围的名胜古迹逛逛。就伟光兄精力超人、聪明过人,革命生产爱情三不误。一边在报社实习,一边把河南日报子弟、河南师范大学一漂亮女生勾搭了,一边还捣鼓一批洛阳唐三彩。实习结束,女生顺利脱手,唐三彩也全弄北京,倒卖脱手了……”


陈平的回忆,证明我思想超前,观念新潮,对市场经济拥有超乎常人的领悟力、执行力。前些天在饭桌上,孟兴国也提及一段往事,凸显我的智慧和人品,令人肃然起敬。


他说,他有一年出国回来,得了一个买电视的大件指标,可是他想要一个冰箱。他被此事难住了,知道我是倒腾进口家电的专家,就把这事跟我说了。我运作了一下,如愿帮他买了一个冰箱,还给了他二、三百块的差价。


这种为同学朋友上刀山下火海的事,我做得实在太多。孟兴国这事,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对他说,那我可能当时也有点赚儿。肯定的,他说。


从这事可以看出我的光芒四射的人品。按说在买不了的时候帮同学买了冰箱,已经是帮了大忙了。可问题是还一点不黑,主动找给差价,这一点一般人绝对做不到。同时自己还能赚一笔,这种经商风格,沈万三、胡雪岩也比不上,实为人间楷模。


张河也凑热闹:伟光当倒爷的时候我在光大,经常出国,回来在提货站碰见他好几次。一见面伟光总是问,有没有不买的,把指标卖给他,他给我美子。可能这事他自己都忘了。


当时伟光就开一辆本田600大摩托,特牛逼。黑色的,大圆肚子油箱,巨大个儿,比现在开一宝马750还牛。张河还记得,“?那时候我开公司的一辆本田125,都觉得牛逼得不得了不得了的。


张河记错了,当时我的坐骑不是本田600,而是更高级的650,电打火,倒了一个人都扶不起来。广院女生排队拿号等着坐,有时一次带俩,盘儿不靓的别想上。出国前,650卖给白马寺能源居老板了。


公私兼顾倒爷


我在经委期间,参加编写了一本《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当时很权威的一本书,上下两册,订价56元。新华书店见有大利可图,就要压低码洋,只给75折,而通常是78折。结果跟出版社领导谈崩了。新华书店总店下令,全面封杀这套书,全国分店禁止发行。


有天领导找我谈话,问:知道新华书店封杀咱们的事儿吗?知道。领导说,现在咱们很麻烦啊,这么贵的书,这么大的印量,不能窝在手里呀。


找我什么事?我们觉得你很有能力,连镕基同志都这么看,你敢不敢把发行这个担子挑起来?敢呀。我的回答干脆利落,没有丝毫迟疑。但我有两个条件。


1,我起草一个文件,以国家经委的名义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经委,要求他们配合发行工作,不过分吧?不过分,没什么问题。


2,我要求发行管理上放开,只要不违法,谁达到咱们的要求,谁就可以帮着发行这部书。行。


如果我的这两个要求能够实现,那么我将按80折完成发行任务。答应的这么痛快又提高到80折?能感觉到,领导既想相信又有点怀疑。


那会儿的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都归经委管,所以经委手里的资源不比新华书店差。


我把80折直接给到经委各业务局处,那20%的利润也就直接给了他们。一套书56元书的利润是11.2,加上10%包装费邮寄费的结余起码有两三块,一套书的额外收入就是14块左右。


那会儿的干部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门路,工资又不高,发行一百套就能弄1400多,办公室人一分,可是一大笔收入呢。结果所有省市自治区经委,他们下面的经委,干得热火朝天,不断要求增加销量。


我想,虽然新华书店总店封杀,可下面的分店还指望发行它赚钱呢。于是打电话给114,让他们给我查全国县级新华书店电话地址,然后把发行信息直接捅到基层,给总店来个釜底抽薪,也给80折。他们通常经过总店的盘剥,根本拿不到这么好的折扣,于是一下子,基层新华书店的订单也上来了。


当时我和马小琳还开辟了一条暗度陈仓的渠道,又倒腾出去一批。马小琳在单位搞了一个女青年创造发明竞赛评选活动,手里有个竞赛评选委员会公章。我们用这个章,盖在誊印社给印的征订单上。按照中国工商企业名录上的名称地址,加上一些私人信息,发征订单,陆续征上来二千多个订户。


我把书也按80折批发过来,书运到马家。她家离我家只隔一条三环路,每天晚上去她家写订单,包装,安排一切,白天找空到邮局邮寄。一开始她还行,后来越来越拖拉。


她家每天人来人往,都是社会精英,什么刘忠笃啊、温元凯呀等等,谈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项目,这种凭力气赚小钱的方式根本看不上。


好几次我准时到她家,结果人家不知干什么去了,我连门都进不去。即使在家,也净忙着找人谈话。我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就转移阵地了,在我们院里找了个单位,把书运到他们那儿,把活儿派给他们,分一点利润。


七八个军人,每人每天能挣二十,他们干得可欢了,增加不少灰色收入,当时这种好事可不多。通过这个发行我又赚了二万块,马小琳前期跟着沾光,也弄了有个几千。


这部书很快征订完毕,不得不加印,单位领导奖励我二千。我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西黄城根九号院。我在经委干了三年,1985年夏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读研去了。


研究生倒爷


大概是1988年前吧,我公开身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业余身份还是倒爷,进口家电、侨汇券、外汇,都是我的经营业务范围。


有一天,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甲六号门口转悠。那里有个出国人员招待所,每天有一大帮倒爷在那儿和归国劳工交易,机会多多。


有个操东北口音的人问我,有大箱没?大箱是超过180升以上的大冰箱。我问他,多少钱要?他说可以给到二千,还问我有几个。你要几个?给我整十个。


我一听这买卖不小。弄好了我能挣二千。其实我手里没有,但我可以从别的倒爷手里上货,而且我顶多一千八就能上来。一台能赚二百,十台就是两千。我问他哪儿人,他说是鞍山的。我们最喜欢和鞍山、大庆来的人交易,因为那里钱多人傻不讲价。


正当我作发财梦的时候,突然一声哨响,这个东北买家一把撸住我。好嘛,原来这家伙是个便衣。


那天晚上,西城分局实施大抄行动,把在场的倒爷一网打尽。我们被押到一辆公交车上,摩托车扔上大卡车,给拉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月坛小学,在那儿挨个过堂。

 

轮到我过堂了,证件,警察说。没带。什么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没有?我身上只有研究生证,不得已掏了出来。警察一看,马上显得兴奋,大声呼喊,头儿,头儿,过来一下。


头来了,问怎么回事。逮住一个研究生。头儿把证件拿起来,翻看了一下,又瞄了我一眼,马上把证件往桌上一扔,假的!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我马上辩解,凭什么说是假的,是真的。凭什么,什么人干这个(指倒买倒卖),都是地痞流氓,社会渣子,刑满释放人员,研究生有干这个的吗?我什么都没干呀,打那儿路过,看有不少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下来看看热闹,就稀里糊涂地让你们给抓进来了。


这人谁弄进来的?头儿朝着全体警察大声嚷嚷。我弄进来的,不远处逮我的那位回应。丫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大箱没那几句东北话是丫装出来的,装得还真像。他怎么回事?他有十个大箱。头儿转身问我,大箱藏哪儿了?


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只有死扛到底了,反正没有人赃俱获。把包里东西都掏出来,我随身带了个小挎包,里面有一千块钱。单位电话?我只得据实以告。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单位不会有人接听。


可能是因为警察看我的气质谈吐不俗,加上在审讯中还几次被我逗笑,气氛逐渐缓和。我也主动坦白,说是带了一千块钱,想来买个进口吸尘器,并作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批评。当听到警察说要罚我三百块然后放我走的时候,我差点乐出声来,但表面上装得十分痛苦。


各位看官,我当时读研带工资,也才每月76块钱,为什么被罚三百还差点乐出声来,自有它的道理,而且是硬道理。


被抓的瞬间,我留意到几个倒爷往旁边的煤堆里塞东西,倒爷塞的东西不是钱,就是提货单。事不宜迟,千钧一发,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把它们掏出来,说不定又能大发一笔。


被释放后认领回自己的摩托车,我风驰电掣,回到在我眼里已成金山的煤堆旁。摩托车已经来不及架起来了,直接往地上一扔。撸胳膊挽袖子,我往煤堆上一扑,开始淘宝。


万没想到,掏了十几分钟,煤堆也不算大,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竟然什么都没掏着。 


心在滴血,指甲盖隐隐作痛,我坐在煤堆上发呆。难道是警察也看见了藏钱一幕?要不就是在我前头有人捷足先登?


悻悻然,百思不得其解。有点不甘心,我恨不得去找个筛子,把整个煤堆过它一遍。这时候,陆续又有几个倒爷回来乱掏。


就这么着,我的发财梦破灭,还赔了三百。


E:走出国门(原题:罗马尼亚边境小镇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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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光在罗马尼亚(1991年)。


那是1991年三月的一天。我在坐火车赴英国途中,拐到了匈牙利。这一天我想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转一圈子儿。叫上一个刚认识的北京哥们,我们从布达佩斯出发了。


途中我突发奇想,决定徒步过一次匈罗边境。于是我们在靠近罗马尼亚的匈牙利边境下了火车。那个时候,很多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免签证,中国和匈、罗、南、波之间就是如此。


过了边境,我们搭顺风车来到了罗马尼亚的边境小城。这个小城叫阿拉德,很小,也很穷。天色已晚,要到明天才有去布加勒斯特的火车。我俩瞎转了转,问了一家酒店,双人间要85个美元一晚。那时刚出国,花什么钱都得先换算成人民币,然后就心疼。


我俩决定,不住酒店,买点儿酒菜,泡火车站。而我已经有了泡火车站的经验。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怀抱着藏在行李里的一万多美元,挤在南国穷人堆里,我就曾泡过一晚。


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南国的火车站你可以泡一夜,罗国的却只能泡半夜。夜里12点一到,火车站要清场,锁门。我们和一大群穷得住不起旅馆的当地人,被轰到了大街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却一点儿阶级情谊都不讲。


初春三月,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这一下,陷我们于两难。住酒店去吧,只剩半宿了,岂不更亏。不住吧,在大街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还冷得够呛。犹豫徘徊之间,我们来到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


这个建筑挺气派,门口还有哨兵站岗,我们在猜,这是什么地方。这时门开了,出来一个倒垃圾的小伙,他看了看门外这两个老外,又进去了。很快他又出来,而且分明在向我俩招手。

 

我俩好奇地跟了过去,他对哨兵说了句什么,竟把我们领进屋去。顿时,我们觉得温暖如春。看了看里面的英文,我明白了,这个地方是高干和外宾休息室,当然我俩这样的外宾不算。


小伙子把我俩引到一组沙发旁,示意我们坐下。我俩欣喜万分,钱省下了不说,还不受罪。而且那屋里还供应热水。他磕磕巴巴地会一点儿英语,于是我们尝试着开始了交谈。


我问,你在这工作?不。我住这儿。

你住这儿?对,就住这儿,这就是我的家。


那你的家呢?我的家没有啦。

你的家在那儿?怎么会没有啦。


我的家在蒂米拾瓦拉,我的家人都被杀死啦。说着他做了一个开枪的动作。他从兜里摸出了一张卷毛发皱,断为两截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他说这是他的妹妹。他告诉我,他很喜欢他的妹妹。


我立刻想起了这个城市,想起了那段历史。那是罗马尼亚北部的一个煤矿小城。1989年,正是这里的煤矿工人揭竿而起,掀起了反对齐奥塞斯库暴政的序幕。


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漫长的黑夜后面,亮光一闪,迎来的却不是黎明,而是刀光剑影的血腥。齐的儿子带领警察和保安部队,进行了血腥镇压,几百个矿工和家人被枪杀。


然而罗马尼亚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军队最终调转了枪口,站到了人民一边。齐的暴政终于垮台。


记得有报道说,当齐和夫人受到临时法庭的审判,面临死刑的时候,齐的夫人对准备行刑的小战士说,孩子,我可是你们的母亲哪。那个小战士应该和我身边这个小伙子差不多大,他们仿佛一夜之间觉醒,长大。小战士斩钉截铁地说,不,你是杀害我们母亲的人。


没想到,我在这碰到了一个来自英雄城市蒂米拾瓦拉的人。一个暴政的受害者,一个失去了所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好人。


我又问,你怎么能住这儿?

我帮他们干杂活儿,他们就让我在这住。


那吃饭呢?

吃饭也是他们给,有时候旅客也给。


那你将来呢?不想找个工作吗?

没有将来,也找不到工作,好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那你就一辈子这样啦,就没有一点自己的愿望?

我有愿望,但那只是梦想。


那么说说你的梦。我想在这火车站开一个卖汽水的小摊,这来往的人多,很多人会买我的汽水,那我就会很富有。但那需要很大一笔钱,我永远也不会有那么多钱去开这个汽水摊。


到底要多少钱才能开汽水摊?

太多了,真是太多了,我都不敢想。


到底是多少?

要两万个列依呢。


我在心里开始了计算。当时一个美元等于两百列依,两万列依就是一百美元。那会儿有工作的罗马尼亚人均月收入是八美元,养家糊口已经很难,一百美元确是一个大数目,靠工资收入是不可能攒下的,对于连工作都没有的他来说,还真是一个梦。


他实在太累了,已经合上了双眼。看着他,我浮想联翩。中罗两国人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灾难深重,饱经忧患。我们不富,而你更穷。我们不强,而你更弱。碰上了就是缘分,何况你又是这样一个身处逆境,却依然热诚善良的人。我决定帮他一把。


我对同去的哥们说,这小伙子怎样?

不错。


没他咱们是不是得餐风露宿。

当然。


我们一人出点钱谢他怎样?

应该。


那好,我出一百,你出五十如何?

一听是这个数,这哥们有点儿含糊。


不用那么多吧?每人给一两个美元就不少。

我马上说了汽水摊的事,帮人帮到底,让好人翻个身。

你出国时间短,他还没准儿是个骗子呢,我见的多啦。 


这话不无道理。那好。我们测他一测。我们假装告辞,看他什么反应。如果有所企图,见我们要走,必会提出要求,否则再无机会。如果什么要求都不提,则可证明这是个纯粹的好人,那我们就帮他圆这个梦。我不勉强你,你要是不愿帮,我自己来,但明天咱俩各走各的。


这后一句话中包含着威胁。我知道在异国他乡,我是他的主心骨。


趁小伙子醒来,我们装着要走。他睡眼朦胧,起身相送。然后转身,落座,合眼,又睡着了,一句话都没说。


怎么样?是个好人吧。五十美元你出是不出?

出。就当是咱们今儿住旅馆了。


哥们好样的,关键时刻没给北京人丢脸,还不忘自我解嘲,自我安慰。


这时已经是早上六点多钟了,我们真的该走了。我把小伙子摇醒,把一百五十美元展开,递到他的眼前。给你的,拿着。


小伙子满怀感激的收下了。但当他眼睛完全睁开,看清美元面值的时候,却像被烫了手似的,猛然把钱推了回来。


我知道,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面值的美元,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惊呆了,眼神游离,自言自语,英语和罗马尼亚语混着说。我再一次把钱塞进他的手里,他呆呆地望着我,却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我必须走了,难过,心酸,自豪,痛快,我真的是百感交集。再不走,我将难抑眼眶中的泪水。


男儿有情,男儿流泪。男儿有种,男儿不哭。我再一次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我说,拿这钱去开个汽水摊儿吧,以后我们会来喝你的汽水。


我们转身朝门外走去。这时,曙光已经驱散了黎明前的黑暗,寒风中已经可以隐约领略到春天的温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罗马尼亚。可自从那一天起,我的心里多了一分牵挂。每逢看到和听到有关罗马尼亚的消息,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初春的夜晚,想起我的罗马尼亚兄弟。


这么多年了,你过得还好吗?中国人当年那一点小小的心意,帮上你的忙了吗?我亲爱的罗马尼亚朋友,你也会像我一样,时常想起1991年的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吗?


或许,你已经成为罗马尼亚汽水大王,好不风光。或许,世事难料,你的生活依然艰辛。但不管怎样,我依然愿意与你相约,相约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春天的夜晚,相约不管穷也好富也好,逆也罢顺也罢,我们永远作正义、正直、热心和善良的人。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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