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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真无争张善炬


--作者: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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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录里的张善炬:我喜欢黑白分明,可事情总没有这么简单……


20098月初,我们人大新闻系78级同窗,凡五十余人,在海滨青岛重聚。蓝天碧海之间,抚今追昔,无远弗届。很自然,谈起远在贵州高原的同学张善炬。知道他八年前患了癌症,也知道他一直在治疗在奋争,似乎还好。


大家突然沉寂了。真的还好吗?聚会结束那天晚餐时,我们商定来年再聚,还商定,立即派两位同学赴黔,看望善炬。有人当场裁了一叠小卡片,一人一段话,带上了同学们的真诚问候。


果然。未几就有噩耗传来,824日,张善炬与世长辞。那天,追悼会下午四时在贵州举行,同学张伟光在网上发贴:各位同学,现在,下午四点刚过,请让我们向着贵州方向,向善炬安详鞠躬,默哀。每一个读到此讯的同学,即起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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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0月人大学生集体活动,持话筒者为张善炬。


同窗情深,自不待言。不过人大新闻系78级人对善炬的情谊之重,思念之深,关爱之殷,痛惜之切,又岂是一个同窗情深可以诠释!



新闻系,文人齐聚。1978那一年,全系两个班计70人,最年长者31岁,最年幼者16岁。在学期间朝夕相处,同学们乐则乐矣,亲则亲矣,但在新闻系的环境中,写作至上,那么多人自恃文采风流,文人相轻就是常态。写作基础,小说、散文写出来;新闻采访,消息、通讯再拿出来;然后是编辑,拼标题制作;再是评论,拼文字激扬……一时间,在我们那里,没有谁真得会觉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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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级学生住宿的人民大学红一楼大门。


不过,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第一枝笔,其作文、作业争相传阅。这就是张善炬。善炬来自贵州,上大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低调寡言,不争风更不炫耀。如果不是真的比同辈显著高出一筹,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如此认可。好文章自然是讲文笔和识见的,记得善炬当时最让人赞赏的是一篇作文,题目是建议取消言论禁区。大学二年级时,善炬有了篇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文章。


那是1979年秋,北京民主墙民众运动走到尽头,北京市于11月作出取缔的决定。民主墙始现于1978年秋冬,曾经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一时间轰轰烈烈,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一排两米高、百米长的大字报墙即为标志。那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改革开放的前夜,申讨冤假错案、呼吁民主是其主要内容。人大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们,特别是众多外地同学初来北京,惊叹且欣喜于京城民主风气之盛,几乎每晚都从海淀校区骑车数十分钟,去西单看墙议墙,对墙后来的命运便也关心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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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西单民主墙。


11月底某日,新闻系教室的墙报上出现了一篇拆墙,署名长工。文章不很长,仿秦相李斯早年的谏逐客书写成,文风也一如李斯其文,高处立论,宽处行文,很具说理性。


文章先是坦言:值今樊笼方开,言路初通,文革创伤,余悸犹存之际,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塞堵言路之门,将使民望而却步,退而不敢开口区区西单小墙,长不过百步,宽不到三米,纵其全文大多反动,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数百报刊、十万尖兵、九亿人众皆愚民乎?进而激辩:且人之有心,思也;人之有口,言也,拆其墙,毋能禁其言;禁其语,毋能鉗其心。昔四人帮堵耳、鉗口、蒙眼、割颈、砍头,何术不用其极,然终无补于事。古人云:只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前车之鉴,宜应戒之。再有劝喻,列举古人先例,遂论:而今公仆治国,理当胜越古人,现文件宪法,无不大书民主,电台报章,亦在鼓吹鸣放。望言必信,行必果,莫学叶公之好龙,贻笑后人。结语恳切陈情诸位官员:得闲暇时,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仍捨本逐末、饮鸩止渴之小技耳。万望三思。


长工,大家都知道就是善炬。文章引起轰动,被同学们当场点评大胆文章,切中时弊,一片忠心,光可鉴人。外系外校来访者也络绎不绝。当然,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悄悄从教室后的墙上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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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在人民大学门前留影,当时校名为华国锋题字。


126日,就在善炬著文吁请万望三思之后不足一周,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1980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整个事件中,善炬受到了系方校方何等训诫,我们不得而知。只知善炬从来没透露过半丝悔意或是愤怼,一如既往地平静从容,勤学苦思。大学三年级到报社实习时,他的新闻作品已经获得全国好通讯二等奖。



按今天的标准,无论是内部墙报、私下交谈不予追究之原则,还是网络微博大议天下之风气,都让人无法想象,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善炬一篇墙报劝谏的小文竟会影响他的一生。


甚至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也并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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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结婚照。


记忆之中,善炬没有报考研究生。他1982年毕业后回贵州,分配在《贵州日报》。最近读到甘惜分老师给善炬的信,我才知他原本可以留校的,竟是因那篇文章改变了命运。


那是20063月,在一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就的信中,甘先生告诉善炬:别离多年,常想到你,如果不是当时派干扰,我是力主留下你的,如果真留下,你的成就非今日可比,不过有这二十年的边境锻炼,你一定有另一种收获。塞翁失马之典是很有道理的。


当时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同学们,其实并不觉得留校是上选。不过优秀如善炬,没能留在北京当记者,却总让同学们感到挽惜。后来,至少在80年代,他在贵州迅速大展宏图,成就斐然,的确让我们这些同学在自豪和欣慰之余,有了如甘先生所说的那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惊喜。


1980年代的《贵州日报》锐意进取,社长刘学洙很快就发现了张善炬的才华,识之用之。短短八年,善炬从驻站记者而机动记者,从新闻部副主任而记者部主任,很快被提升为总编室主任和报社编委。


1980年代的贵州,出过两位省委书记,后来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一是1983年至19857月的省委书记朱厚泽,其二是19857月到198812月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善炬有楼台近水,亦不负机会眷顾。他采访朱、胡两任书记的佳作迭出,传遍全国。


纵如此,当年的拆墙,还是继续给善炬的人生投下了阴影。


据刘学洙后来回忆,1988年,《贵州日报》决定启用张善炬,推荐他进入报社编委会。编委成员要经省委批准,而人大新闻系党总支突然发来一信,并附有拆墙抄件,强调张文字水平较高,但思想上需要提高在政治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云云。这封信,使善炬进编委会受挫。


后来,刘学洙查看所有档案资料,亲自向省委写了一份4000多字的报告,为善炬再行申报。省委终于正式批复,增补张善炬为贵州日报社编委。



或是善炬作为新闻人的宿命,他当上编委后不久,中国步入风急雨骤的1989年。那年他40岁,铁定的贵州日报社第三梯队成员,前途无量。是夏,他被免去编委和总编室主任职位。


1992年夏,我有机会去贵州,到善炬家中相见。那时,他仍在报社图书馆当资料员。我问他,为什么被整?他淡淡一笑,只递给我一份铅印的《贵州日报》内部刊物报人园地,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题:记者的快乐与痛苦


此文,就是他罹难的主要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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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在嘉峪关。


是夜,我捧读此文,夜不能寐。这是篇短文,写在518日。文章一如善炬早年作品,出自胸臆,真切精当。记者的痛苦,是一种职业的痛苦。他说,我想,很少有别的职业会感受到中国记者曾经经历、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思想、感情的痛苦。


善炬尽述这种职业之痛,失落的痛苦遗憾的痛苦压抑、失职的痛苦还有卑下的、丧失人格的痛苦”……


他叹道:多苦多难的中国记者,回首前四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是在痛苦地背叛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痛苦的闭上眼睛篡改历史。历史会报复新闻的!


文章在结尾道: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即人民满意、历史认账,那么,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幸福的职业。


我读毕,反复念诵,泪如雨下。这是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字。


1992年以后的中国,春回大地。我所在的《中华工商时报》有老报人丁望领队,走在时代前列,开放而奋进,生机勃勃。贵州归来,我想到了请善炬加入工商时报。此主张,得到丁望赞同。


1992年底,工商时报请善炬专程来北京商谈此事。还记得他临走前的那个下午,北京天气清冷。我和杨大明去火车站送行。临时得知火车晚点,在候车室盘桓多时,后来终得登车。列车徐徐启动,善炬站起身从车窗探出手臂辞别。其景其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想,善炬最终没有来。


或因贵州日报社还有刘学洙,虽然退休仍对善炬关爱不断,或因其他,善炬继续留在贵阳。很快我们知晓,19938月,他在贵州日报获得了新的机会,参与创办《今日都市》,主持编辑部工作。


这是1993年,中国的都市报群体还在酝酿之中。善炬终于得返采编岗位,很快闯出第一步。



1993年以降,中国在持续的变革中。经济改革大步挺进,互联网横空出世,市场化媒体步步为营,中国新闻业的版图也在发生巨变。


善炬还是和同事们一起办都市报,越办越火。报纸从内刊号变成独立刊号,进而更名为《贵州都市报》,扩至32个版,而且成了贵州发行覆盖第一的大报。善炬一干七年,呕心沥血。20006月,贵州日报社再办《西部开发报》,善炬得以成为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并经省委组织部批准,重获正处级干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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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与小女儿张欢。


《西部开发报》是面向全国的商务周报。善炬领命上任后全力以赴,昼夜不舍,三个月就推出了创刊号,编辑部布局迅速向全国铺开。可惜好景不长,新报创办未及三年,善炬就病倒了。2003年,也是在8月,他被确诊为淋巴癌。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2004年前后传到同学中的。众皆黯然。我们心痛,但又不敢去电话细问。只每有同学去贵阳,便托咐去看善炬。几年下来,听说他抗过了疾病,渐渐好了。不过还是担忧。


那些年,是我和杨大明在《财经》,傅绍万在大众报业集团,徐世平在东方网,罗杰在云南日报集团,等等,一干同学们在各自舞台上激战犹酣的日子。贵州高原很远,但同学们都在眺望,在惦念那里的张善炬。


后来,从贵州日报同仁的回忆中,我才知晓以下情形:


善炬患病后被迫休息治疗。治病期间,他暂回都市报,与年轻人谈谈业务。因为有人反映不便,他又被迫离开都市报,调回日报总编室当了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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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的张善炬(2004年)。


此后,善炬真的转为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以抱病之身撰写了一系列专业论文,还重新与人大新闻系的老教授甘惜分建立了联系。2007年,他获得高级编辑职称。听说,善炬申报职称时,人们才发现,他这些年断续写作的新闻理论文章已有十余万字。


曾经沧海的善炬,对自己后来的人生的起起伏伏,小不公正或是迟到荣光,是绝不会与同学们讲的。他同样没有告诉同学的,是他的癌症复发。直到20098月,他溘然长逝。善炬生于1949年,去世时不满60岁。或许不算巧合,他的生日是118日,与中国记者节同日,可善炬没能等到那一天……


善炬的离去,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听他妻子道,病重那几天,常拿出你们班同学的合影和给他的卡片,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大家感慨万千,同学们在唁电中称他为大写的新闻人志士、猛士、战士,还有一副挽联上这样写道:


上联:求仁得咎,求善得恶,求爱得怨,大义折于专制,大才湮于酱缸,善竟未惠尽天下

下联:有求必应,有话心真,有才必举,弟子岂止六七,文章不必三千,炬已瞳明亮后生

横批:不寿者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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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小女儿张欢的祭父文。


无论人生如何起伏,在78级新闻系同学的眼里,历30载不变,我们总在仰视善炬。


近些年来,我没机会去贵州,与善炬无甚交流。从同学们的各种转告中,知道的也只是他的乐观豁达。不知这位从来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老同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自己的一生是何种感慨,何种情怀?


最近读刘学洙前辈的回忆文章,谈到2007年春节,善炬与妻子去看望他,送一挂画,上题:上善如水,大真无争。


此题,典出自老子的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显见,大真无争四字,是善炬自己化出来的(刘学洙亦有此说)。


我顿悟。这就是张善炬,是他理解的人生--大真无争。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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