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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蓝:从延安出发的银幕征程


--作者:李培禹


她是电影《翠岗红旗》里的向五儿,一个坚强的红军家属;她是《革命家庭》里的母亲周莲,周恩来总理称赞她演了一个好妈妈;她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温柔而坚强的形象被无数观众奉为银幕经典;她60岁时接过筹建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重担,出任第一任厂长和艺术指导,一干就是20年;80岁以后的她,依然为挚爱的电影事业和孩子们奔忙着;今天,刚刚过了94岁生日的她,仍充满激情地告诉你,她最喜爱的抗战歌曲是《延安颂》。


她,就是于蓝。


也许不少读者会和我一样,早就知道于蓝,也熟悉她塑造的一系列银幕形象,然而对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电影家的人生又了解多少呢?我在日报文艺部做电影记者时,曾多次与她见面、一起参加活动。更由于与同是演员的她的侄女于海丹及李雪健两口子是好朋友,一些场合我也随着他俩管于蓝叫一声大姑。于蓝总是笑着回应:这孩子!


直到今天,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才真正走近大姑,静心听她讲述延安、讲述电影、讲述爱情、讲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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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安,世界上最艰苦最快乐的地方


于蓝生于1921年,两岁时随父母移居哈尔滨。儿时记忆最深的是滑爬犁。伏在爬犁上,借着起伏的山岗顺坡滑下。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她,不时摔倒在冰雪上,但她不哭,马上再扑到爬犁上继续滑下去。她还爱爬杆,一会儿功夫就能爬上几米高的木杆。这些都培养了她坚强的个性。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辛勤操劳了半生的母亲患病去世了。这一年,于蓝刚满8岁。不久,继母进了门。迫于生计,于蓝只身投奔在沈阳老家的祖父。继母寂寥时买的一些闲书,也滋养着于蓝。这阶段,她初识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甚至知道了托尔斯泰。


1931年,举世震惊的·一八事变爆发。于蓝随家人由沈阳逃离至张家口,这次逃难经历也让10岁的于蓝第一次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1937年,于蓝一家在北平重新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她被送进一所女子学校,但只待了二十几天就离开了。北平城像口活棺材,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于蓝的心在呐喊,一定要找到抗日救亡队伍。


1938年,于蓝的好友王淑源到了北平,告诉她中国不会亡,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离北平不远就有平西抗日游击队!于蓝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送到了宪兵队。无论他们如何威逼利诱恐吓,于蓝就是不吐口。鬼子抓不着什么把柄,只好作罢,她总算脱离了虎口。自此,父亲苦苦哀求,继母喋喋不休,还让他的大哥于亚伦盯着她,怕她再惹麻烦。哥哥那时也受到进步思潮影响,暗中变得支持妹妹出走。不久,他自己也奔赴延安,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兄妹俩在宝塔山下意外相逢,喜极而泣。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天,暴雨倾盆。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于蓝举着一把油纸伞第二次离家出走。她对年仅11岁的二弟于振超说,姐去给你买咖啡豆吃,你在家等我吧。她向郊外奔去,巧妙地过了许多的哨口关卡,翻过了妙峰山,来到了斋堂--平西抗日根据地。在决定去延安之前,于蓝曾躲避到同窗好友赵书凤天津的家中。慈爱的赵母知道留不下女儿了,就把书凤叫到身边,给她改了个名字:赵路。意寓一路顺当、平安。于蓝要求也给她改个名字。赵妈妈想了想说:就叫蓝吧,万里无云的蓝天多好呀!于是,她的原名于佩文再也没有用过。不久,于蓝等十几名热血青年在党派遣的一支部队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了陕北延安。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终生难忘的日子:19381024日。于蓝至今还记得当年渡黄河时的情景:他们坐在两条大木船上,与数匹骡马在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中飞渡,惊心动魄,真正体验了《黄河大合唱》中描写的壮烈情景……


说起当年,于蓝依旧激情难抑:到延安的那天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扔下背包就跑出去了。走进一座旧教堂式的建筑,里面正在开干部联欢会。什么是干部?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是部队的,整整齐齐特别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激动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报到处填表,只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股说不出的情感撞击心头……”她第一次郑重地填写上自己的名字:于蓝。70多年后,她仍发自内心地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延安的岁月中,于蓝先后在抗大、女大学习,晚上点着汽灯参加业余演出,打小堂锣、跑龙套,都乐呵呵的。于蓝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努力改造自己、锻炼自己。一年后,她终于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了右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奠定了自己人生道路的基石。此后,她成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员,参与了那个时期党领导的所有文艺活动。在几部重要的话剧,如《一二·九》、《火》、《日出》、《带枪的人》、《佃户》、《中秋》以及根据契科夫小说改编的《求婚》中,她都出任主演或担当重要角色。于蓝的名字在延河岸边开始被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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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革命家庭》的幕后故事


于蓝的银幕生涯是从1948年拍摄故事影片《白衣战士》开始的,那是她第一次知道开麦拉(摄影机),也是她第一次担任女主角--一位战火硝烟中的医疗队女护士的形象。之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她又主演了故事影片《翠岗红旗》。拍摄这部影片时,导演张骏祥发现了于蓝的表演潜质,启发、指导的同时,给了于蓝发挥的空间。影片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其间,由于抗美援朝开始了,她积极要求上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曾率队冒着敌人的炮火,跨过鸭绿江,圆满完成了任务。


从朝鲜回国不久,她又接到了拍摄电影《龙须沟》的任务,由她扮演女主角程娘子。在导演冼群、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帮助和全力配合下,于蓝的表演更加扎实,深得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和好评。然后是《林家铺子》。虽然这部影片命运多舛,但她的表演愈发成熟了,可说进入了一个最佳创作期。这些影片是年轻共和国的第一代电影成果,十分珍贵。它们在全国公映时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也为人到中年的于蓝赢得了很大荣誉。


作为一位在银幕上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老艺术家,很多作品都是她的孩子,她的心血之作。因篇幅关系,这里不能一部一部地细说,我提出请大姑讲讲拍摄故事影片《革命家庭》的幕后故事。我知道,那是她生命历程中一段永远难忘的记忆。


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背景下,于蓝读到了一本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这是一个普通平民妇女在党的感召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母亲的真实故事。主人公陶承(电影中改名周莲)是个没有文化的朴实的弱女子,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没有怨言,开始是夫唱妇随地帮丈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后来丈夫不幸牺牲了,组织上通知她已为她安排好了去处,并给她经费要她离开白色恐怖区,但她却义无反顾地把大儿子交给了党。在一次任务中,大儿子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母亲强忍悲痛,自己带领小儿子又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去,最终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读完这本自传体的书,于蓝彻夜难眠。她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拍成电影。她找到和自己合作过的著名导演水华,得到他的支持。然后她想尽办法,终于在一条小胡同里找到了《我的一家》一书的主人公、作者陶承大姐。她虔诚地听这位革命家大姐的述说,为剧本中的情节寻找更有力的根据。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亲,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是那样难舍难分。于蓝对为革命牺牲的大姐的丈夫充满崇敬,挖掘出不少他们相亲相爱,成为一对革命伴侣的生动情节。电影中的男主角梅清,要请孙道临来演。开始,于蓝提出了疑问,他刚刚在《家》中演了封建家族的大少爷,怎么能演梅清呢?反差太大了,难以接受。孙道临还是来了,他是做足了功课而来的,表演中全然不见了《家》的影子。


可想而知,两位艺术家的倾力合作,这片子能不出彩吗?摄制组十分团结,一心要拍出好故事。于蓝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把剧本中表现夫妻恩爱的原设计改了:原来是小夫妻俩嬉戏追跑,梅清含情脉脉地拿出一双小鞋给妻子周莲看,预示他们快有儿子了;改后为已是中共党员的丈夫,手把手地教妻子周莲识认方块字,时代气息一下鲜明地表现出来了。随后,镜头从天、地、日、月一个个方块字上慢慢拉开,画面叠映出母亲膝下已有二子一女,时间的跨度也顺理成章地解决了。这个创意得到导演水华和孙道临的一致称赞。


电影《革命家庭》1961年在全国放映,立即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创立,《革命家庭》榜上有名。接着,于蓝因为在片中的出色表演,又在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优秀女演员奖。更让于蓝激动、欣慰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与文艺工作者同游香山的活动中,指着于蓝对记者们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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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拍完上映了,于蓝与好妈妈陶承的故事远未结束。共同的理想信念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以后的日子里,于蓝经常写信给陶妈妈,向这位有着高尚情操的革命前辈倾诉衷肠,把工作中的快乐、成绩让老人分享。有时,一写就是几页信纸。让我们看两封陶妈妈的复信:


亲爱的于蓝同志:

今天下午四时接到来信,多么亲切啊!你太热情了,写了四页信,说了不少事情……你从上海来的第一封信里谈到,你们到龙华公墓的纪念碑前为烈士扫墓、献上花圈,扮演立群的张亮同志致悼词时声音哽咽,同志们都流了泪。读到这里,我也忍不住自己的热泪滚了下来……我不需要什么东西,不必带。只要你身体健康、一路平安,我就高兴了……


亲爱的于蓝同志:

你的信多么富有感情,真像一篇好散文。读了你的信,喜得我心怀开朗,笑意生春。……感谢你百忙中又给我写了长信,告诉我不少事情……


然而,谁能想到,文革中黑白颠倒,革命前辈陶承只因康生的一句话,被诬陷入狱。后因周总理过问,老妈妈1975年才得以回湖南老家养病。那些年她一直担心于蓝因此被牵连遭到迫害。此时的于蓝也惦念着陶妈妈,却音讯全无。直到文革结束后,远在湖南郊区的陶妈妈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有于蓝的名字,便托一位教师给于蓝捎话来。百感交集的于蓝,利用出差的机会,立即启程去湖南。当她来到长沙郊外马坡岭的老干所时,远远看到一位老人,白发在风中飘动,陶承妈妈早已把轮椅摇到大门口等候多时了。于蓝跑上前,喊了一声妈妈!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两人抱在一起,任凭脸上的热泪流淌在一起。夜深了,于蓝服侍老人先睡下。她拿出带来的黑绸布料,找来针线,在灯下为她的陶妈妈缝制了一件开裆式的裤子,以解决老人上厕所的不便……


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位主人公,一个人民的艺术家,这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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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难忘田方,生命因你而璀璨


提起田方的名字,也许有人感到陌生,然而提到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个有着深邃目光的我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几乎无人不晓。田方,正是把这不朽的艺术形象留在银幕上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从30年代起就参加了《壮志凌云》等十余部影片的拍摄,被称作一颗新星。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演艺明星前程,一腔热血奔赴延安。他比于蓝早到延安几个月,表现出色,先后演出了《日出》、《佃户》、《带枪的人》、《我们的指挥所》、《前线》等话剧。毛泽东同志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留下了一张和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合影,坐在毛主席右边的人就是田方。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间隙,还参加了《风从东方来》、《深山里的菊花》、《一天一夜》、《革命家庭》、《英雄儿女》等影片的拍摄。


于蓝1938年到达延安时,只有17岁。经过两年的学习锻炼,组织上调她到鲁艺实验话剧团,开始了演员的生涯。在她的眼里,一切是那么美好。她和一起历尽艰辛共同奔赴革命圣地的同窗好友赵路,经常唱起那首《延安颂》: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生活的艰苦、工作的劳累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正是1940年一个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的日子,爱情之神也在悄悄来临。赵路忽然对于蓝说,刚被一位上级大姐叫走了,她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于蓝漫不经心地问:谁呀?赵路的脸红了:田方。


田方!这个名字让于蓝心里震动了一下:怎么是田方,为什么是田方?她心里慌乱,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她不安地问:那你呢,喜欢他吗?赵路真挚地回答:我早就喜欢他了。于蓝觉得完了,一切全完了,她的心里也早就有一个人了:田方!


夜深了,赵路已进入梦乡,于蓝却再也睡不着了。经过一夜的煎熬,于蓝想通了,她要衷心祝福情同姐妹的战友赵路,同时彻底熄灭自己刚刚萌芽的爱情火苗。


谁知情况变得如此突然,那位大姐风风火火找到于蓝,说:哎呀,于蓝,我差点办错事儿,田方喜欢的是你呀!一种委屈涌上心头,他这人怎能这样?于蓝气冲冲地去找田方,想为赵路争取一下,她质问他:赵路有什么不好?田方解释说:她很好,是个好同志。是那位大姐太冒失了,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喜欢的是你啊,从在延河边上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暗暗选中你了!于蓝不知如何是好,想转身离开,却挪不动脚步,她无法拒绝那道深邃、独有魅力的目光。田方大胆上前,紧紧拥抱了她。当年的11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他们在延河边的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一对革命情侣走到一起来了。


熟悉大姑的亲人及朋友们都知道,田方是她的最爱,也是她的最痛--1974827日,田方因病去世,留给她苦苦的思念至今已整整40年了!于海丹说,40年来每逢大姑父的生辰和忌日,大姑都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他。每年两次,风雨无阻,从未断过!儿子田新新、田壮壮等家人陪了大姑40年,从未断过。大姑把一束小花放在田方的遗像前,含泪喃喃自语,相信天国的他一定能听到。


我记得199310月,北影的领导和田方的老战友们组织了一个追思会。那天,我冒着秋雨提前到了,发现会场上已坐满了人。主持会的北影演员剧团团长、著名演员于洋,用他那特有的浑厚嗓音说:今天,大家有许多由衷的话要叙述,但无论是谁,都会首先想到田方同志。在他创建的演员剧团40年的时候,谁也不会忘记田方同志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著名作曲家刘炽走上台,拿起话筒回忆起抗战烽火中的田方:“当时我们随队越过同蒲路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大家都慌了。只见田方同志镇定地站在小河旁,一个一个地护送大家过去。直到同志们都过去了,他才最后一个撤离。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他那高大的身影。


曾任北影厂厂长的汪洋谈到这样一件事:组织上曾让他的老上级,当时任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兼秘书长的田方同志回北影当他的助手、副厂长,他十分惶惑。田方却不计个人得失,诚恳地说服他大胆工作。汪洋激动地说:“我们开始了最愉快的合作。共产党人能上能下,田方堪称楷模。老艺术家陈强谈到田方生前对他的关怀和爱护时,竟几次泣不成声。田方的战友、著名老作家刘白羽,在病榻上写就了一篇优美的散文《田方在微笑》,由衷地赞美了自己挚友的崇高品格。会议结束时,我和几位同志搀扶老演员赵子岳离开会场时,老艺术家动情地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一个伟大的人,最懂得自己的渺小。


那天,于蓝最后发言,她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同志们的呼唤,田方一定能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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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札记】


于蓝以延安为起点,她70多年走过的革命道路、银幕征程,远不是这篇拙作能够承载的。比如她在《烈火中永生》里塑造的江姐,本文只一笔带过;她倾尽心血与赵丹一起准备把《鲁迅》搬上银幕,她为饰演鲁迅夫人许广平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她60岁时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兢兢业业勤奋工作20年,开创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广阔天地;艰苦的工棚办公室,滴水成冰的严寒,大门的铁把手粘住她的手指,那撕伤的疤痕至今犹在;退休后她成功创办国际儿童电影节,继续殚精竭虑地为电影事业和青少年的成长力所能及地奔波着……这些我都略过了。


说实话,前两天我去见大姑时,难免有些不安。不想,她拿过我自感有残缺的一沓A4纸,第一句就说,写那么多干吗,太长了。


于蓝眼神已有些不济,需要用放大镜来看稿件。我借机打量这熟悉的环境。很难想象,在这座普通住宅楼里的两居室里,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的老干部、且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已经居住快30年了。过道有一旧书柜,不高的柜子上面是一堆没有打开的锦盒,她获得的若干奖杯、证书,静静地躺在里面。小小的餐厅和不足10平方米的会客室里,比较显眼的位置,挂着她和周总理在一起的照片,还有电影中江姐的剧照,延安时期一些珍贵的旧照等。最大的一张照片,悬挂在她的卧室里,当然,那是田方。


大姑叫我,她看出稿子中的一处差错,说:这块儿怎么能瞎写啊!我一看,是我笔误,把人名写错了,其他的时间、地点全错。我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是想说,这点好改,我会马上改过来。她没容我说完,严肃地说: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是瞎写嘛!她一点没变,性格还是那么直爽。要不是了解她,我这个写了30多年的老记,还真挂不住面儿呢。


说完稿子,于蓝回到了大姑的状态,非常可亲。她的听力也不太好,特意戴上了助听器。我们在一起聊天,埋怨她前些日子过生日也不叫上我们,她只是微笑。电话铃声响了,她拿起话机,声音清脆、响亮,哪像已经90多岁的老人了。她谢绝了电话那边的活动邀请,并真诚地表达感谢。她说,今年的邀请、活动、采访特别多,我主要是不想给人家添麻烦,能推的都推掉。我们问您一直挂在墙上的闻鸡起舞四个大字呢,怎么不见了?她说可能博物馆收集走了,记不得了。条幅虽然没有了,她仍然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起床,哪怕手推着轮椅也要到楼下活动一下,练练腿脚。每天安排得挺充实的。有人说起她还参加了书画班,画儿画得不错时,她赶紧小声说:别提画画儿的事儿,他们该要了。话声虽小,我们却都听到了,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大姑也开心地笑了。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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