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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从没有动摇过


--作者:吴慰慈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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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慰慈,男,1937年生,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617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任职于天津市图书馆,1973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信息传播研究所所长。2005年被评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兼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第一部图书馆学基础教学大纲的主要执笔者和第一部示范性教材《图书馆学基础》(1981年)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参加中美图书馆界高层论坛并担任组委会副主席,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华盛顿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讲学。一生出版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320余篇。201712月出版《图书馆学文稿:吴慰慈自选集》,入选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大学四年从没逃过课


记者:得知自己考上北大之后,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吴慰慈:1957年是我的进校年,那一年北大在我们枞阳县就录取了我一个人!当时的县长还特意到我家去祝贺,说我为家乡争了光。所以当时我非常高兴。19579月,北大开学,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就自己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坐上了从合肥开往北京的火车。

 

记者:担子里装了些什么?


吴慰慈:担子的一边放着一床被子,另一边放了一个小箱子,大概有三四十斤重。当时的火车停在前门火车站,北大派了校车迎接新生。我一看到北大校车,心里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很兴奋很兴奋!上了校车以后就感觉好像到了我的第二个家了。

 

记者:您当时住在哪个宿舍?


吴慰慈:我记得我在北大住的第一个宿舍是30号楼,当时叫30斋,123室。这个楼现在已被拆掉,盖起了新的。当时听说要拆,我心里还很留恋。回想起当年,宿舍很简陋,很拥挤。三张双层床,一间屋子住六个人,一个人有一个小桌子,桌子很小,每人床底下有个放衣服的抽屉。

 

记者:当时的食堂怎么样?


吴慰慈:食堂就主要是大饭厅和小饭厅。我比较喜欢吃新疆的抓饭,里面有菜有饭还有点肉沫,菜主要是白菜、菠菜、胡萝卜,很便宜。当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拿助学金,我拿的钱最多,每个月125,但生活也很艰苦。

 

记者:学校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吴慰慈:老师讲课好。北大老师讲课跟中学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围绕专题来讲,讲得很生动。我在北大待了四年,从没有逃过课。因为老师讲得太好了,少听一节课都是很大的损失。

 

记者: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课?


吴慰慈: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科技概论,都是一些著名的教授来讲。生物学名家沈同、还有化学家张青莲等都讲过这门课。数学系的陈铎教授不仅讲课娓娓道来,仪态也很好。那个年代人穿西服的人很少,但是陈铎教授每次上课都会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还有鲁迅先生的好友川岛先生(章廷谦),讲课慷慨激昂,资料丰富,论述很全面,让我印象深刻。

 

记者:您在中学时英语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大学时是如何学习外语的?


吴慰慈:那时候学校要求学俄语,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也不应该把它丢掉,多掌握一门外语总是好的。所以我经常去英语系蹭课旁听自学。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不满足于老师课上讲的知识,求知欲很强烈,所以经常自己去图书馆找一些外国的书来看。当时的教学计划基本上都是向苏联学习,所以我看的也主要是苏联图书馆学方面的书籍。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时,我先走了一步。虽然最开始看俄语原版书有困难,但是大概过了三个月,我就基本没障碍了。英语和俄语就像我的两条腿,让我能够看懂许多外国文献。

 

记者:您当时每天的课多吗?


吴慰慈:每天都有很多课。我当时从没想过要当专家,只想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在北大的四年里,我学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怎么学专业课,那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多看文献;另外一点,就是怎么搞科研。在这一点上,王重民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教会我如何收集资料、建立资料档、分析资料、提出观点,告诫我们做研究要谨慎,不能轻易下结论,结论一定要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当时做了很多小卡片,用来收集资料,全是一笔一划手写的,现在都还留着。可能短期内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时间长了以后,特别有助于提高对文献的熟悉度,也就为搞科研奠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础。

 

记者:您是如何在四年里保持这么高的学习热情的呢?


吴慰慈:其实在高考之后报志愿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是比较盲目的。但是等我来到北大之后,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来到这个专业,就要在这个专业里做点事情。北大是中国的高等学府,我能考上北大,就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当时我们发了一个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校徽,我只要出门就必然要戴上这个校徽,感觉非常自豪。我决定努力学习,不能给北大丢脸。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记者:毕业之后您是如何进入天津图书馆工作的呢?


吴慰慈:当时我们毕业之后是组织上分配工作,也要填志愿。当时的话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当时都想着要到边疆去支援建设,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兰州,但最后却被分到天津去了,在天津干了十二年。

 

记者: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吴慰慈:我当时在研究辅导部工作,主要是研究和培训,以培训为主。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天津全市范围内授课,培训图书馆领域的专业人才。那时候为了准备讲稿,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天津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天津的每条街道我都认识。一周六天工作日,我一般有四天都在外面做调研,晚上才有时间写文章写讲稿。讲稿写完以后我不会马上拿去讲,会找几个老馆员做听众,在他们面前先排练一遍,然后再修改,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记者:您最初做培训讲座时会紧张吗?


吴慰慈:我属于听众越多越激动的那种,最多的时候给几千人讲过课。我还曾经把北大图书馆系的老师请到天津,听我讲课。就这样一点一点,我和同事们一起把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搞上去了。当时好多领导和前辈都喜欢和我开玩笑,叫我小专家

 

记者:这段工作经历对您日后的治学和科研有什么影响?


吴慰慈:这段实践经历让我认识到,做图书馆实际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点书本知识、不结合实践经验也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实践让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在天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凭着工作给我的启发,我先后编写了《小型图书馆分类表》《区、县图书馆图书分类范例举要》《图书馆藏书建设概要》《小型图书馆藏书清点法》等小册子。当时我还很年轻,出版一套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而且这套书的社会效果也说明研究图书馆学不能单纯从抽象的定义、概念、模式出发,要不断和实践相结合。


我没有休息日,也不知道哪天该休息


记者:您是何时调回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的?


吴慰慈:197310月,我调回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能重新回到母校,我的心情变得很好。因为我学习在北大,能回来为母校的发展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感到无比光荣。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都有个转折点,那么1973年回到北大,毫无疑问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记者:您主讲的图书馆学概论这门课在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吴慰慈:19779月,我开始独立承担图书馆学概论这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有学生反应教学内容单薄”“没有学科的理论高度。所以我就和教学小组一起,对这门课进行改造。1985年出版了《图书馆学概论》这本新编教材,这本书现在依然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必读教材之一。除了新编教材,我还把国外图书馆学的发展引入课堂教学,并且激励年轻教师投入本科教学工作。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很团结很努力,合作非常默契,遇到问题都是集体讨论解决。这门课能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这门课我从1977年讲到2012年,每年的讲稿都有新调整。我觉得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分析问题的能力才是能影响学生一生的东西。


记者:对于刚接触这个专业的同学,您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吴慰慈:最重要的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所谓理论把它通俗化就是理念。我收集了好多典型的案例,和理论结合起来,课堂就比较生动,学生也能听进去。


记者:您如何平衡科研和教学之间的关系?


吴慰慈:我的做法是用教学引导科研,用科研促进教学。科研的题目或灵感常常来源于教学实践,而科研的理论成果可以使教学水平提升。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都来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是图书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现在技术的发展很快,北大信息管理系也正在筹备开设图书馆技术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新技术和新趋势。挪威、瑞典都研究出来了智能排架,这就是技术进步的好处。我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影响,培养实践的能力很重要。所以我既是教学人员,也是研究人员。我觉得不能过分地强调某一方面。


记者:您平时的休息时间都喜欢做些什么?


吴慰慈:年轻的时候, 我喜欢篮球和乒乓球。上中学的时候是校篮球队的主力。考上北大以后我在系篮球队打右边锋,投篮很准。现在上了年纪就散散步了。好身体是基础。我在讲台上一直站到75岁,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大年三十我也在工作,而且从没在夜里12点前睡过觉。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一直都这个样子?


吴慰慈:是的,我从中学开始就很勤奋,非常勤奋。夏天一般凌晨三点或者三点半就起床,读一会儿英语,再去吃早饭、上课。那时候吃得也很差,一年到头能吃一两顿猪肉就不错了。但是大家都很勤奋,也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我现在还是每天工作8小时,我没有休息日,也不知道哪天该休息,一天不看书就全身不舒服。


我要为北大服务一辈子


记者:1996年起您就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主要培养博士研究生。您是如何培养博士生的呢?


吴慰慈:学业上从严要求,生活上悉心关怀。每年我招的博士生一进校,我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从做人和做学问两个方面给他们提出要求。博士生的选课是很重要的,我给他们选的课程一类求精专、二类求实用、三类求广博。并且我会为鼓励他们从事科研活动,专题论文和毕业论文都不能马虎。如果学生做得好,我会充分地肯定他们,但做得不好我也不会客气。


记者:您在生活上是如何关心他们的?


吴慰慈:我经常和学生们聊天,学科发展的动向、新情况、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都会一起聊。所以我和他们能打成一片。我有一个博士生,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工作,但她丈夫在上海工作。两地分居,心里很难受。我就开导她,然后帮她协调调到上海工作。所以有的学生跟我说,您就像我爸爸一样。我有很多学生现在在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工作。我们都还保持着联系,过年的时候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大家的感情一直没断。


记者:您对子女的要求是不是也很严格?


吴慰慈:我的两个女儿都很优秀,我想可能与受到北大这个氛围的熏陶有很大关系。她们从小就是在北大里长大的。生活上注意营养,要吃好饭,学习上我给她们创造条件。比如说老二小时候数学上有点困难,我就请当时北大附中数学教研室王主任帮忙给她辅导,成绩很快就有了提高。老师的水平太重要了,好老师一点拨你就会了。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让她们继承您的专业?


吴慰慈:我不干涉他们的选择。大女儿现在定居美国,小女儿在中国民生银行工作。我觉得孩子的选择需要她们自己决定,从小我就告诉她们要自立自强,勤奋努力。北大人都依靠勤奋才能获得成绩,也就是时间抓得紧,不轻易浪费时间。


记者:在您看来,勤奋是不是北大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吴慰慈:是的。我一直说北大人不偷生。他们不一定追求高官厚禄,但是对于自己所钻研的领域一定是坚持又坚持,勤奋又勤奋。我从我的老师身上就看到,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学问,这是北大的长处。北大人不吹牛、不夸张,说话都是有根据的、实事求是,这就是北大人的风格。


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从没有动摇过。我一辈子生活在北大,是北大培养了我,我不追求别的,只希望为北大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个人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只要做,就总会对北大的发展有所帮助。我应该感谢北大,到现在我还是这种心情。北大给了我很多很多,我要为北大服务一辈子。什么时候结束,再说。只要我还能干,就会一直干下去。



转自《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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