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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与阎宗临


--作者:丁东


昨天凌晨,饶宗颐教授以101岁高龄仙逝。


饶宗颐先生是广东潮州人,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名世,其学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广泛的领域,留下著述数千万言,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作为香港文化泰斗,他在大陆和海外、官方和民间,都得到了最高级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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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


饶宗颐一生取得如此建树,家学渊源、个人天赋和勤奋固然重要,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在1949年选择了香港。1950年代,中国大陆丧失了学术自由、艺术自由,台湾也处在戒严当中。饶先生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虽只能担任讲师,但学术上可以自由探索、艺术上可以自由创造。他要研究甲骨文,就去了日本;要研究敦煌学,就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就去了印度。1959年,他以《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享誉国际学界后,越来越受社会敬重,此后从心所欲地耕耘了近60载,硕果累累,饮誉亚洲。


饶宗颐的一生,使我联想到一个和他有过密切交集的人,他就是阎宗临教授。


阎宗临1904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因经济困难而退学,同年参加狂飚社,经高长虹介绍认识了鲁迅。1925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打工数年,1929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哲学文学院,学习欧洲古代文化及历史,并开始与罗曼·罗兰交往。当时罗曼·罗兰有了解鲁迅的愿望,正巧遇上了这个认识鲁迅的中国青年。从此阎宗临成为罗曼·罗兰的忘年交。阎宗临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回国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次年再赴瑞士,到弗里堡大学任教,同时攻读博士。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赴国难,他与新婚妻子梁佩云辞别瑞士,启程回国。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阎宗临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中山大学任教,进入一生学术高峰期。二战激烈进行的年代,他所擅长的欧洲历史文化,正是观察战争深层原因的重要视角。他逐一论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从中寻找战争的动因,分析战争的趋势,阐发中国抗战必胜和日本必败的理由,学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阎宗临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略懂日文、德文、意大利文,直接阅读了大量欧洲文献,兼有欧洲生活和实地考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欧洲历史文化的系统认识,完成了《欧洲文化史论要》、《欧洲史要义》、《希腊罗马史稿》等史学论著,站在了中国人认识欧洲历史文化的最前沿。这些著作不但见地独特,而且文笔精彩。同时,他还创作了小说《大雾》、散文集《夜烟》等文学作品。1950年,为报效乡梓,他回到山西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此时中国大陆的历史观已经定于一尊,马恩列斯特别是毛泽东的史观成为不二法门。阎宗临原先熟悉的是伏尔泰、布克哈特一脉的文化史观,由此出发审视中西历史已经得心应手,如鱼得水。这时彼文化史观已经被宣判为历史唯心论,他只好从头学习官方规定的历史观,研究对象也从遥远的欧洲,回归本乡本土的古籍整理。他一生史学著作约90万字,从1936年开始至1949年的13年间,有64万字,从1949年至1978年去世的29年间只有26万字。除了注释几部古籍,发表几篇论文,仅在商务印书书馆出版了一本5万字的小册子《巴斯加尔传略》,还是在早年旧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他晚年的学术,完全失去先前自由的思想和活泼的神采。辟处山西,远离学术中心,耳目闭塞,能见到的外文资料极少。他曾发出感慨,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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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宗临


我和阎宗临教授有一层师生关系。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了山西大学历史系,1978年春入校,作为系主任的阎宗临身体已经很衰弱,我虽然去他家和他见过面,仅仅寒暄而已,学术上未得亲授。那年秋天,他与世长辞。当时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各门课程,无不恪守五阶段论的历史框架,教师口中间或提及阎宗临,谁也不曾谈到他的史学成就和观点。2007年,《阎宗临作品》三种--《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中国史学界一片惊叹之声。我也忽然醒悟,阎宗临先生原来60多年前就耕耘出一片博大精深、生趣盎然的史学天地,一个大师在我的求学之旅上就这样遗憾地擦身而过!


阎宗临与饶宗颐相识于抗日战争年代。当时阎宗临已经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教授多年。饶宗颐还是一个自学起家的青年,尚未成名。阎宗临长饶宗颐13岁。他们在桂林无锡国专同事,又一起在桂东逃难。饶宗颐后来回忆这段交往时这样写到,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抗战军兴,余任教(无锡)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殂谢,论者深惜之。


1950年代以后,和阎宗临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不同,饶宗颐的辉煌才刚刚开始。半个多世纪下来,二人的成就自然不在一个量级了。其实,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相对来说阎宗临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了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其他时段,他在政治上、生活上还是得到了官方的礼遇,安排他担任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饶宗颐在香港大学当讲师的时候,他一直是教授,系主任。但对于学术创造来说,这些头衔并不是最重要的。没有研究自由和表达自由,没有开放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没有纵观世界的信息渠道,再高的政治头衔和生活待遇,也不能造就真正的大师。阎宗临是史学教授,他在1950年代已经对史学伤透了了心。他有六个儿女,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都上了大学,分别选择了物理、生物、地理、地质、化学、体育专业,后来都成为教授。由于他的极力反对,儿女报考大学时没有一个选择历史学专业。只有一个儿子阎守诚报考了地质专业,三年困难时期山西大学地质系下马,他才改入历史系,成为子承父业的惟一传人,在阎宗临逝世多年以后整理出版了他的遗著,又完成了他的传记,使他的学术遗产重新出土,不至于被埋没。



转自《小众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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