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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凡:终结上山下乡的重要人物


--作者:丁东


丁东,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曾任《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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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知青之父的赵凡(1916.02~2010.04


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50周年就要到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不少人在想回顾和反思这场运动。本文只讲一个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关键人物,他就是7年前去世的赵凡先生。


1978年,拨乱反正的思潮已经漫卷中国大地。恢复高考,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强烈的质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19781031日到1210日举行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然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规定今后边疆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按照这一政策,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愿望就落空了。


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城镇青年的就业完全由本地政府包下来,但许多大城市又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所以,尽管知道社会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不满,决策部门还想硬着头皮坚持。


但这和知青们的想法完全对立。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引发了数千知青抬尸游行。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云南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


1216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下旬走到昆明火车站,不许登车,他们开始卧轨,阻拦火车。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央在1225日发给云南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同时,派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同机飞往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到达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云南省里的干部说,这是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回答,中央没有这个精神。于是,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组成。


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只要解决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接着,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西双版纳。在农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六两肉,三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


赵凡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狗咬刺猬、没法下手的难题。但是他还是说,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他对农场的书记、场长们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如果动用军队,是四人帮的做法。


18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10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


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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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他感到,必须调整政策。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比较多,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四川省委的意见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是,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于是,他们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上海、北京方面开始有担心,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办手续,分批走。1979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的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到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


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赵凡也就成了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命运。


他去世时,全国各地不少老知青表示沉痛的哀悼,称他为中国知青之父,有再造之恩,再生之德。


赵凡当时没想到的是,大批知青回城,就业成了突出问题,政府只好放开口子,允许回城知青自谋职业,使得个体和民营经济在中国重新复苏。如今,民营经济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多半边天。


我没有见过赵凡。但我十几年前担任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顾问时,曾建议采访赵凡,并请他的女儿赵洁平说服父亲接受采访。赵凡看了凤凰卫视口述历史的一些节目,终于同意接受采访,当时他已经91岁。节目播出,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徒自由,这是符合人性的。后来宪法取消了这一条。但这并不等于青年人回到出生地与父母亲人一起生活,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中学毕业生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去务农,如果出于自愿,当然可以。城市青年自愿为农村作贡献也值得称赞。但以政权的力量强制大多数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且不能自由返回,就违背了民意,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大趋势。


知青返城,说到底是民意使然。赵凡当时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他临危受命,到一线处理危机。他不惟书,不惟上,不死守中央政府刚刚作出的决定,而是尊重民意,从实际出发,向中央建言,与地方政府沟通,果断推动决策的调整。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赵凡的举动,并没有得到高层的鼓励。不久,他就从领导岗位上离休了。我曾想,如果高级干部里多一些赵凡,经常按照民意调整决策,体察百姓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国家便能长治久安,民众便能安居乐业。然而历史告诉我,这样的想法是天真的。



转自《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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