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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1969


--作者:罗以民


往事如烟。然对我而言,艰苦的知青岁月却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


1969年初,中国的文革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然而32日,黑龙江省珍宝岛上一阵激烈的枪声,迅速把全国工农兵学商的视线都转了过去,似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


仅仅过了4天,1969年的36日,杭州的2000多名热血青年便登上了一趟硬座车,长驱5000里,奔赴黑龙江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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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几天,我同班的10名男同学在校门口合影留念(图①,前排右一为笔者)。我当时是杭州第一中学高一的学生。杭州一中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名牌中学,校址是清代的贡院,鲁迅、李叔同、夏丏尊等都曾在该校执教。这座大门十多年前已被拆重建,人去门非” 了。


36日的出发是悲壮的。送行的父母亲朋把杭州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车上车下哭声一片。父亲把他的照相机慷慨地给了我,而以前他是不准我碰的。可惜当时太穷,买不起闪光灯,否则可以抢拍下许多宝贵的镜头。


火车终于启动。哭声和抽泣终于停止。十几分钟后,不知是哪一节车厢带头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之歌》,于是所有的车厢都跟着唱了起来,似乎这一列车全部是中国的青年近卫军


从这一刻,我知道我成为大人了,我踏上了社会。那一年,我20岁。


当时天天喊着打倒苏修” 的中国青年居然最爱唱的是四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保尔·柯察金感染了几代中国人。我们就是唱着苏联歌曲奔赴前线准备去跟苏联人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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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了福利屯,算是到了终点,全体下车。每个同学都领到一套黄棉衣和一顶狗皮帽。狗皮帽很暖和,在黑龙江零下30度的严寒中没有一顶好帽子是无法生存的。但是有不少狗皮帽很难看,全白、全黑色的很少,大部分是花狗皮的。女同学们一般都爱漂亮,于是挑帽子就颇费周折。图②是(左起)王英英、曹爱平、王爱华3位女同学1969年在同江县城照相馆的合影。她们头上戴的狗皮帽也许是当年最漂亮的3顶。


我和140多位同学被分配到黑龙江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当社员。三村大队距县城18公里,但距黑龙江(界河)仅3公里,当时属于最前线,我为此十分自豪。当时,同江县(今同江市)全县人口仅2万多人,全县18岁以上人员均发给边境居民证


刚到三村时没有集体宿舍,女同学们被分配到老社员家住,而男同学则住在生产队队部的马号里。开始的两个月,男同学们饱受了跳蚤侵扰。5月份,北方的春天来了,老社员们开始帮我们造宿舍。这些屋子泥巴墙草顶。第一年冬天,新房子没有糊严实,怎么烧也烧不热,晚上室内温度常至零下,睡在火炕上头冻得慌,还得戴上狗皮帽。给父母写信,写着写着钢笔里的墨水也被冻住,只能哈几口热气暖一下笔再写。可信中从来不说那儿苦,生怕父母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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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一)和两位同学在知青屋前的合影。中间是劳正棵。右一是徐新民,那天他刚收工归来。他很能吃苦,裤子破得两只膝盖都露了出来。徐新民是一位红军老干部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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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村没几天,我就参加了村里的武装基干民兵连。第一次发给我的枪是苏制的步骑枪(二战时使用的),另外装备30发子弹和4颗手榴弹。这种老爷步枪虽然射速比自动步枪慢,但枪管长,子弹装药多,因此弹道低伸,射击精度很高。我曾用此步枪射击200米外飞速奔跑的狍子,首发命中。图④,我手中的就是这种步骑枪。当年我们的枪就放在家里,劳动归来,常自觉到雪地里去训练,枪法都不错。


我们村前黑龙江中我方一侧有一个长约18公里大岛叫克巴亮子,比珍宝岛的面积要大几十倍。当地人管打鱼人下江临时住的地方叫亮子,我想这亮子也就是晾鱼网的地方吧。在1969年之前,三村的民兵就与登岛的苏军多次发生过冲突。1969年发了枪,县里便指示三村派了20多个武装民兵带一挺机枪上岛日夜放哨,监视苏军动静,白天则以打鱼为掩护。我便在其中。


当时苏军巡江使用的是高速汽艇和炮艇,而我们民兵巡逻用的是生产队里的木质平底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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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正在划船。两人一只船,分前后棹,站立划行。我们经一个月的艰苦训练,驾船技术几乎与老社员不相上下。这种小船自重很轻,如两人配合默契,划行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因为前后棹可以同时划水、挡水,故小船急转弯很灵活。这一点是小木船与炮艇周旋时的唯一优势。


196978日凌晨,距克巴亮子60公里外的同江县八岔岛又发生了一场战斗。我国驻岛民兵击沉苏方一艘入侵的巡逻艇,并生擒一人后迅速撤离了该岛。苏军当天下午即出动了十几艘炮艇,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公然派出数百名武装士兵登上八岔岛搜索苏方的被俘人员,直至深夜。苏军最后纵火报复,将全岛树木烧光。196979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外交部的强烈抗议。


可当时因为民兵哨所没有电话机,我们居然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全然不知。我们是在第二天早晨才接到通知全部撤回的。


78日上午,我和同学王祖荣仍然划船下江巡逻。那天我俩带了2支步枪、8颗手榴弹和1颗反坦克手雷。76日,有同班同学从邻近的富锦县来看我们,说他们那儿苦极了,已3个月没有吃到肉了。我俩便想顺便打几条鱼回去给他们解解馋。小船谨慎地沿着主航道我方一侧作业,打了好几网都是空的,最后才好不容易打到几条大鲤鱼。


正在这时,江对面飞驶过来一艘苏军炮艇,我们也不加理会,依然慢条斯理地收网。突然这艘炮艇气势汹汹地闯入我方水域,直向我们的小船扑来。我和王祖荣不约而同地把手榴弹和手雷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我在前棹,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我又把4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2颗插在腰间,2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5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我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顿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船,跳水游回去。


当时小船离我方岸边仅300米,江面约宽1000米。我们都知道苏方的炮艇装甲并不厚,前后配两挺14.5毫米的双管高射机枪,仅有七八个人,一颗反坦克手雷击中甲板,再补几颗手榴弹,它就会丧失战斗力,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抓到俘虏。我方民兵下江从来没有暴露过带有武器,攻其不备,是有可能得手的。但攻击失败,则可能遭敌高射机枪射击。


苏联炮艇很快逼近了我们。我俩迅速掉转船头迎着大浪,与炮艇周旋。炮艇连转了数圈,小船只是在原地不断地掉头,船头总是朝向炮艇。如果小船船身与浪平行便会立刻翻掉。我看炮艇越靠越近,便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举起了手雷。那手雷约800克重,平时在陆地上助跑最远也不过扔20米,可此刻是在船上。炮艇离小船还有40米,够不上,真急死人。


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靠近我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我们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来抓中国人。


他的铁锚比我的手雷重得多,他需要靠得更近。


突然,那个军官看见了我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那两个光膀子的士兵也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那炮艇立刻一溜烟跑远了。


我和王祖荣强压着两颗狂跳的心,还故作镇静地把网理了一下,收拾好了,才划船返回自己的岸边。附近二村边防站观察所的高倍望远镜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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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途中,当我俯首一看自己脚下的时候,顿时惊呆了:两颗横躺在舱板上的手榴弹拉火环全都被甩得直直的,如果我在混乱中踩住了拉火环,手榴弹在颠簸中再来回一滚,岂不就在自己脚下爆炸了吗?我只觉背上直冒冷气。我立刻停船,也不敢跟王祖荣说,只是将拉火环小心翼翼地塞进手榴弹柄,拧上盖子,这才松了口气。


一个多月后,县里召开大会,宣布了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给我的通令嘉奖,县里还给我评了一个模范。那次大会我没去参加,因我仍在克巴亮子值勤。奖状是村民兵副连长代我领的。军分区奖给我一斤上海产的全毛毛线。这斤毛线后来打成毛衣,一直穿到今天。虽然多次拆洗,但一直舍不得扔掉。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用命换来的。


1969年,是插队最苦的一年,但也是最锻炼人的一年。这年冬天,上级命令严加战备,严防苏联全面进攻。黑龙江结了冰,苏联的坦克几分钟就能冲过江来。一天,县民兵武装独立营全部拉出去野营训练。我和俞志华编在一班,他任班长,我为班副。按照规定,副班长指挥一个战斗小组,行军时走在全班的末尾。但俞志华认为原来的机枪手军事素质太差,硬要我来担任,让我行军时紧跟在他的身后。他要求一旦发生情况,机枪一定要在30秒内就能发挥火力。我便扛着那挺苏制德普式轻机枪(弹盘里装满了实弹,全重17斤半),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茫茫的雪原上走了7天。野地里雪深齐膝,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仅能走25公里。晚上一看,脚上还磨出了水泡。饿了,啃几口冻得梆硬的死面饼,渴了就从地上抓几把雪吃。以后,我真的参了军,但部队的野营拉练也没这么苦。当然,俞志华经常来帮我扛机枪,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班长。


值得一提的是俞志华当年养的一只狗,叫舍利姆,是条个子不大的公狗,是俞志华从老社员那儿抱来养大的。它全身漆黑,屁股溜圆,只有鼻子上有一块白斑,跑起来速度很快。俞志华平时把它训练得像一只警犬,特别凶猛。几年后的一个冬夜,舍利姆和村里的几十只狗围堵闯入村子觅食的3只野狼,巡夜的民兵赶到,3只狼夺路而逃,舍利姆居然单枪匹马追出村外,结果3只狼一齐返过身来,将舍利姆咬得浑身是伤。第二天中午,俞志华在村外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舍利姆,把它抱回了自己的知青屋,给它上药、包扎。几天后,舍利姆终因伤重死去。临死它还在舔着俞志华的手。


许多年后,俞志华跟我谈到舍利姆,还不无伤感地说:它是为保卫村子而死的。


俞志华在黑龙江整整工作、战斗了10年后才调回浙江。他由余杭市(县)委书记调任杭州市公安局长。他的枪法是历届杭州市公安局长中最好的,今年初(注:本文发表于1997年)的一次手枪射击,15发打了135环,平均每发9环。


他说:这都是在黑龙江练的。


黑龙江啊,魂牵梦索的地方!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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