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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罗荣渠


--作者:郝斌


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他的音容渐渐模糊,另有一些东西却慢慢沉淀下来,随着时光的推移,菁存芜去,轮廓愈见分明。时空的距离有助我们去观察、认识人和事。今天想来,也许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更能显示罗荣渠的本真。今年正逢罗先生的90冥诞,大家聚会来追念他,我觉得,最可值得珍视的,是他为北大历史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的治史之路;而言及于此,又不能不去追寻当年他那股治学勇气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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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


晚岁的田余庆与林被甸比邻而居,他们常相过从闲聊。这则故事,是田先生亲口对林所讲,而且先后谈过两次;近年,林被甸又向我重复转述过三次。


198810月,有一个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联合主办。会上颁给史学界两个大奖,乃从此前十年间(1978—1988)全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之中筛选而来。罗荣渠的论文《一元多线历史观》,是为受奖作品之一。这在当时的史学界中颇有震动,对北大历史系来说,也是一件殊荣。颁给罗荣渠的奖牌送到历史系,时任系主任的田余庆,手捧奖牌,登上四楼,亲自送到罗舍。熟悉田余庆的人都知道,在他心目之中,这类事情大抵属于俗务,平日他本不屑一为,这回何以要爬上四楼、亲自呈送在罗荣渠的面前呢?--果然,其中有戏。


他们互道问候之后,田开言对罗说道:此番获奖,诚然可喜可贺,同时我有一言相奉:事情不妨可以到此为止了,见好就收。以我兄的才力,多做一点学问上的研究,日后当大有为。


田的一番话,听起来有点不近情理,像是在吊喜贺丧,其实不然。在田说来,这是肺腑之言,而且,也只有他们两位之间才可以这样过话。为什么呢?一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田、罗二人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史学系同窗同年,原有一层少年情谊。北平解放前夕,田参加学运,一次情况紧急,他躲进罗荣渠的房间,才得以逃过搜捕。后来他们同在历史系执教,各忙自己的事,交往虽然不密,情谊深埋心中。但对罗近年所走的路,见仁见智,田早有看法,骨鲠在喉,不吐不义。再者,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作为老同学,田不去直言一回,还指望谁去说这种不中听的话呢?!眼前是个进言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怕没这个店了。第三,田了解罗的功底,只要他肯回头,传统的治学之路,对他来说驾轻就熟,可以计日程功。1963年,罗的一篇《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983年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先后发表,两篇文章颠覆了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中国人发现美洲,原是一个由洋人提出、而后受到多位中国学界大老认同称赞、更为坊间多年所乐道、还牵扯上民族情感的一个敏感话题,不想在罗的严整论证面前,瞬间化为泡影。时任考古所所长、主持《考古》杂志的夏鼐先生读到《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先后曾有七信致罗,称道罗的文章所言极是立论严谨正确。夏鼐当时正在编排次年出版的《考古》国庆专号,表示愿意重刊此文,借重大作,以光篇幅;同时指出罗文白璧微瑕,盼罗有所润补,以求尽美。罗的修订稿于是再次刊登于《考古》1984年国庆专号。罗关于美洲发现的观点,从此遂为学界公认而不疑。夏鼐的严谨是出了名的,他对罗文欣赏如此,罗的功底,由此可见。还有,罗初到北大的时候,一度有意跟随向达先生去专攻中西交通史,这也是他自己掂量过后的一种考虑,他有语言和考据方面的底子,自认中西两面可以兼顾。在历史系罗的同辈人中,能够贯通中西、或者有心去贯通中西的人,其时已经寥寥。一句话,田、罗二人,走过的是一样的路,才气相若,抱负相同,在田看来,你何必弃史就论,去钻那个窄胡同呢!--田向罗所进一言,不过数语,笔者在这里却啰嗦半天。时隔三十年了,不揣愚陋,对田的话我大胆地做出如上一番解读,就正于知情故旧。


田的话可谓单刀直入,罗的回应如何呢?罗的回答,简单到不能再简。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田、罗二人的一番对话,大抵如上,时在公元198810月某日,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关园46407室罗宅。我觉得,这段对话或许值得记入北大历史系的系史之中。君不见,自打此后,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由史入论、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进而稳定下来。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行、并进的路子。罗是另一条路数的开创人。


在我们历史系,传统的治学之路行之有年,深而且厚,但是没有保守的习气。上个世纪的50年代,先有周一良先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继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片天地,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他们创新,凭的都是传统的功底。传统与创新,其实环环相扣。没有功底,何谈创新?不过,这三者说起来还都在史学范畴之内。而今由史入论,去做理论上的创新,要的不仅是功底,恐怕更需要学术上的胆识和勇气!行年六十,罗荣渠还有这股闯劲,今天想来,也不免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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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出身、又在史学讲坛耕耘多年的罗荣渠,转身去搞现代化,实在是一个跨行跨界的异常之举。史学本来是一种阐释、研究既往的学问,现在他竟加以延伸、要去观测未来;我们多年奉为圭臬、极尽精微的五个w”[i],他不鄙夷,但决不局囿于此,而是洪荒宇宙、古今上下任由翱翔,这个跳跃实在不小。拿在京剧舞台上,这不是让老旦去反串小生一样吗,甚至是让梅兰芳去唱摇滚差可相比。如果是写上一、两篇小文章,凑个热闹,也还罢了,罗要的是挂牌卖票的正场演出。这个时候,在历史系里,有人撇嘴、有人说赶时髦,讥评自然难免。说起来,在中国,历史学这个行当与现代化本不搭界,而与现代化学科相近、可以搭界乃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那么,这两家的动静又是如何呢?此时此刻,他们两家寂静得连一点声息都没有。


社会学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科的一次大调整中,被视为细碎杂拼之学,不能自成体系,从学科目录之中被一笔勾销,干脆连根拔除了。大学之内,再无此一门,社会学系的教师、学生星散在各相近学科的屋檐之下安身。荒芜三十年之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建。费孝通的弟子袁方,是拟聘的系主任,还没有到校;副系主任、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受命筹划一切。学生宿舍26楼一层挤出两个房间,给他们做了办公室。彼时,文革遗留的武斗工事依旧装点校园,遗痕未消,潘乃穆从房中扫出了与窗齐平的灰土,才得进入。50多岁的人了,她登上三轮板车,借来几张旧桌、几把旧椅。桌椅放稳,询问报名的学生已经上门。这是社会学。那末经济学呢?经济学界这个时候正陷于市场欤?计划乎?的争论之中,谁有心思来打理这个边缘上的现代化?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这个时候多亏有个罗荣渠,斜刺里杀将出来,填补了这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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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空白,这只是一层,罗得奖文章的自身份量,才是要害。就像前面说的颠覆了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的文章一样,他的这篇《一元多线历史观》,原是一篇史学论文,见诸刊物之后,其影响却跨出界外。社科界中慧眼有识之士看了,如沐春风,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为什么这样说呢? 文革一场,伤害太深了,各行各业,都需要拨乱反正,理论研究也在其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积攒到文革后期,已经僵化成一团,照猫画虎、抄来搬去,就是一篇文章,什么是学者个人的见解、研究,早已不知其为何物。而时代却在呼唤四个现代化,抢回失去的十年,桎梏自封的研究状态亟需打破。在这种大背景下,罗的文章拿出来,题目切时,言之成理,说的都是自己的话,加之论述缜密,愤启悱发,自然具有振聋发聩之效。评委会相当严肃、谨慎,史学只颁两个奖,罗文中选其一,也是他们慧眼独具。其实,在罗荣渠本人,中奖之事,事先他没有想到,事后也没多在意。他想的只是把文章写好,他对田余庆先生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无需饶舌,当然与受奖之事了无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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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的青春岁月,是在坎坷之中度过的。1956年,罗调入北大历史系。当个教师,这是他的职业向往。最初几年,他讲授世界通史中的近现代部分。他的课有深度,也生动。听了他的现代部分,有人反映说,帝国主义哪里是纸老虎,倒像一只活老虎。类似的事情有过几件之后,他在同仁之中渐渐被视为异类文革到来,他更被打入牛棚,过了两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没想到,出了牛棚,七十年代中期,迟群、谢静宜主持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把他作为历史系的重点人物,单独批斗一回。读者朋友有所不知,这次批斗非同小可。我们在文革初期挨斗的人,那时候还可以心存侥幸:来势虽汹,但这是群众专政 来日或许有变。可北大革委会不同,当时它们号称“20世纪的巴黎公社,是新兴的一级革命政权。如果这还在其次,那么不同于别家革委会,它乃由顶层直接派遣下来,说话负责,言出法随。东语系的陈信德教授不就是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当场押上警车,后来瘐死狱中的吗?!一时间,肃杀气氛弥漫校园,那几个月是北大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我真不知道罗荣渠靠了怎样的隐忍、怎样的信念,才度过了那生死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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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走出文革之后,罗荣渠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他以井喷式的热情开新课、带研究生,思如潮涌,论文连篇。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又注重实际,几近耳顺之年,研究重心逐渐集约收拢,终而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主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作为依据,展开了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和论述。这里着墨虽然不少,其实还是铺垫。让他用心用力的,乃是那番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他的看法,绵延至于,近三十年了,一潭深水,依然涟漪微波。认同、讨论者众多,视其为异说、以旧思维组织人马准备批判者,间亦有之。近日,他的《现代化新论》有第八次印刷的合约签成。试问,一部今人、今时撰就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之上,能够再印、三印的,笔者孤陋,未得与闻,遑论八刷!罗荣渠的有生之年,风尘伴他一路;而他留下的一枝巨笔,卅年犹健,足可以告慰他这位史学研究新途的开创者于地下!


20181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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