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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带步兵连参加严打


--作者:张贵丁


01


1983年初秋,我回家休假不久就被一纸电报召回部队,匆匆赶回驻地时已是晚上9点。连队通信员张付申在火车站口接我,他告诉我无须再回营区,连队就在市内某中学集结,要干什么不知道。那时我是步兵连长,驻扎在豫晋交界处的某市郊外。


连队官兵荷枪实弹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此外还有数十名腰挎手枪的警察和大都是妇女的居委会主任们。指导员万海峰把我拉到一边,翻开记事本对我说:连队要参加今夜统一时间开始的严打行动,在市区西北部3个街道办事处的地域内执行抓捕任务,何时行动要等统一的号令。指导员还告诉我,连队是在晚饭后用遮了篷布的卡车运送到这里来的,除了火箭排留守营区,3个步兵排都来了。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明晰的套路,在老百姓看来,改革开放就是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还有倒爷、交谊舞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些事儿让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显得有点乱,而流氓寻衅、盗窃抢劫等事端渐多,则让百姓颇有怨言。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国家自然会有些举措,不允许小蟊贼纷扰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严打。按当时的说法: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而且要从重从快


行动之前,全部人员被编成30多个小组,每组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会干部编成。公安机关已经事先拟好了抓捕名单。


因为抓捕行动呈网状,各小组按预定方案分头行动,所以连排长们都被分在了小组。我和三班长李彪、片警老张、居委会余主任(女)编成一个组,负责抓捕一条小街里的3坏人。这些坏人现在看来大都是些打骂邻居、偷鸡摸狗或干些男女苟且之事的混混,但是在30多年前黑白分明的中国,这些人和事是不能被容忍的。


02


午夜零点,学校大门像闸门一样打开,数十个军警民联合抓捕组鱼贯而出,无声地消散在豫西北这座城市昏暗的街灯下。街上行人极少,对军警的秘密集结和出动,市民们浑然未觉,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军警从天而降,所有的坏人都是一脸迷茫,没有提前获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男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闩,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中年男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翻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在门框上悠闲抽烟。我问张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张警察说是投机倒把罪,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计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那时候武警部队刚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动人手也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已经做过处理,但是赶上了严打,还要再抓。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面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还是张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门被推开,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散发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后墙上的窗户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么办好,眼下这屋里属我官儿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我就问张警察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张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人家刚结婚,棒子不打鸳鸯嘛,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应付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张警察就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30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刘三儿!进去蹲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门时,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张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她我们吃啥?我说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03


把小偷押送到集中看管的派出所,已是深夜三点钟了,满院子的坏人都被从身后捆着双手,盘腿坐在地上,人群里不时发出俺要拉尿的怪叫。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姿势古怪地立着一个人影,仔细看竟是张警察先前带回来的革命志士。只见那女人两臂抱着碗口粗的树干,两手在前边合拢戴着手铐,脸贴着树干,不哭不叫,就那么抱着树站着。我问张警察为什么把人这样铐着?张警察说其他都是爷儿们,就这一个女的,不知道该把她搁到哪儿好,又说男的都是用麻绳捆住,给她找个手铐带上算是照顾了。


天快亮了,各路人马按约定时间把抓捕的坏人陆续押到全市最宽敞的主干道上,然后排队向南郊走。市民还没有起床,只有早起的掏粪工、环卫工呆立在路边,怔怔地看着被捆绑着的人流缓慢走过。这支队伍有多长,直到天亮后我才领教。


天亮了,人行道上站满了惊诧的市民,汽车禁止通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人民日报关于严打的社论。马路正中,坏人们统一被从身后缚住两臂,前后间隔一米,用麻绳串成一路纵队缓缓行走,两边是持枪押送的军警。我在押送序列的中部,前后望去,竟然望不到队伍的首尾,你想想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而这只是个不到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


太阳高高升起,坏人们被押送出城,野战军收兵回营,后面的事情交给公检法们来做。大街上有人开始放鞭炮,那是市民们回归平安的心理释放。大混混们被弄走了,剩下的小混混们缩在窗帘后面倒吸着冷气:今后要规矩一些了。


严打之后的几年里,常听人说抓捕行动的那天夜里警笛轰鸣枪声大作云云,我想那多是以讹传讹。我所在城市的抓捕之夜,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一声警笛,从傍晚军警集结直到天亮事毕,市民安睡,月落日升,一切都在夜暗和静谧中悄然完成了。


04


问题在于,那么多的坏人都被弄到哪里去了?流传的说法是内地监狱装不下,弄到大西北劳改去了。作为军人我不知道坏人们去了哪里,但个别罪大恶极者的去向我却明明白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时至隆冬的某晚,就要吹熄灯号了,营部却打电话叫我去过去开会,团、营领导和作训、军务股长都在场,他们是来布置明天的警卫任务的。过去年代由野战部队担任驻地警卫任务也是常事,我们连队是军委命名的英雄连,深得上级信任,曾为中央领导来驻地视察担任警卫任务,而且是内层警卫,我想这一次同样如此吧。


但本次任务却出乎意料:我连明天只是在本团靶场执行外围警戒。


一个荒郊野外杂草丛生的轻武器射击场,平时打了靶就走,连个看场地的都不留,为什么却要我们天不亮就去警戒呢?而且是在外围?刚张嘴问了一句,副团长就沉着脸说别多嘴!回去把弹药发下去,三点半开饭,吃完就出发!


发完弹药后打了个盹儿就开饭,然后连队官兵全副武装,默默向6公里外山脚下的靶场走去,副团长和作训股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我:要在靶场枪毙罪犯,一次枪毙十多人!


这就让人惊诧了。过去枪毙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个河滩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与部队无干。这次为什么偏偏要用部队靶场来干这档子事?而且一次就枪毙十多个罪犯?弄得阴魂不散,以后打靶还能打得准吗?


副团长说这是上级决定的事情,不该问的不要问。又说可能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吧,你想这么多犯人一起枪毙,会不会有歹人结伙劫法场?哪还有比部队靶场更隐秘更合适的啊?


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黑森森的靶场阴风吹袭,发出狼嚎般的嘶鸣。我把班排长们拢在一起交代任务:先把靶场拉网搜寻一遍,尔后每隔20米放一个哨位,士兵子弹上膛,背向靶场,持枪朝外站立,9挺机枪架在靶场四围的制高点上。天亮后又来了两卡车的警察,手持微型冲锋枪,在警戒圈内又围了个小一些的圈子。如此一来就是只兔子也很难窜进去靶场里了。


05


上午九点时分,远远看到几台吉普车和几台大卡车沿着不宽的土路逶迤驶来,烟尘滚滚,警笛不鸣,像条无声的土龙在游动,直到行至靶场里边,车队停下,才猛然间全部鸣起警笛,顿时山呼海啸般的轰响。数十名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从卡车后厢跳下来,接着又推下十多个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旗的罪犯。每三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随即就是砰砰砰砰一阵爆响。定睛再看时,武警已匆匆收枪跑步上车,呼啸着警笛绝尘而去。


这一切都是风驰电掣般地完成,直让我们这支对越作战的英雄连队远远看得发怔。原以为会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场,摆布成一排,验明正身,举枪发令,还会有人临终前呼喊些什么,或是发生些意外……可是什么都没有,丝毫不具戏剧性,眨眼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热兵器时代的特殊时期,生命的终结变得如此简单而明快。


靶台上,平时放置标靶的地面上横七竖八撂倒着十多具尸体,这次倒下的不是人体形状的标靶而是真人,躺着的趴着的蜷缩着的,有的还在抽动,有的还在鼓着胸腹奋力呼吸,似乎要把捆绑的绳索挣开。近距离俯视一息尚存的人体,我不敢相信那些不足8克重、只是把塑胶标靶戳一个小洞眼的子弹头竟能制造如此惨烈的情景。


一个同样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验尸。法警左手持一根细长金属棒,在尸体上拨拨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枪,对尚有气息的躯体砰砰补枪,神态从容熟络,就像菜农在俯身打理自家地里的白菜萝卜。


刑场上的尸体和战场上完全不同。战场中枪而亡者,因射距较远,至少还保持着人的模样,面部还完整。而刑场上的尸体全是枪口抵近后脑射击,弹头巨大的侵彻力把人的头颅击打得如同重拳之下的西瓜,白生生的脑浆像是抛洒的豆腐溅落在靶台上,东一块西一块,雪白而血红。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纯粹的血腥气,让人不愿在此多呆一秒钟。


我和通信员张付申去靶台上看了几眼就匆匆走开,没打过仗的通信员大口大口地呕吐。迎面有两个排长走来,也想上前看看,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们。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我知道他们并不害怕,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带兵来打靶,成绩会下降。


远远回望靶台,几个殡仪馆的师傅在用宽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装尸体。随着殡葬车缓缓开出靶场,军警撤销警戒,一切都结束了,一场为后人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严打第一战役就此画上了句号。



转自《 网际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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