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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生于万圣节的书人与醒客


--作者:谢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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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书人也。

 

一条彪形大汉,穿行在万圣书园如山如海的书籍间,让人想起江湖上的大侠,非古典书生可比。唯其气质儒雅,才显出与书的渊源。

 

57岁的刘苏里,生于东北边陲,在史无前例岁月,辍学,打架,经历生死。赖恢复高考之力,他脱离乱世之境,求学燕园,无比幸运地躬逢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岁月里,真实地活过。

 

90年代初, “已过而立,大难未死,来日的生死也只能靠自己了” ,刘苏里投身书业,谋道也谋食。匹夫之身,饱经沧桑之心,不忘学术文化的繁荣,启蒙思想的传播。

 

一入书业深似海。太太焕萍评论他:“捧起书来就没了周边世界。他看书时像社长、编辑、像研究者、像学生……他多种角色地翻、读、存、览,他提倡30秒判断一本书的质量,也提倡一本书来回看三遍。”24年,他经手书籍已超40万种,学者徐友渔称他是中国读书最多的人。

 

刘苏里有专业主义的癖好,如果说开书店有什么手艺活的话,那他是一个手艺大师,掌握了很多不可言传的知识。他很早就意识到,一家书店把书硬邦邦地卖好,比干什么都重要,他像做学问一样追求图书的系统化,建立专题式的分类系统,实现书店关于“产品”的理念。他探讨卖书的境界,凡二十余年,依然认为,没有达到希望探索的独立书店卖书的边界。

 

刘苏里自称不只是在经营一家书店,也是在建立一套体系。他力图在一个书店里,充分展示中国出版界以及背后的学界,对于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以及我们系统知识整理的面貌和成就。

 

他把书店开出了气象,开成了无数学子的精神地标。书店的名字万圣书园,源于西方的万圣节,而读者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万个圣人”(诗人西川语)。网友说,“书架上四、五万本书中都隐居着作者的灵魂,它们构成了千万个书中栖居的圣人。”

 

书店之外,刘苏里有醒客咖啡厅,一个思想的争鸣地,“一个不一定是你身体要去的地方,但一定是你精神要去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学者、作家、诗人、公益者、商人、各界明星往来如云。

 

书店之外,他更是一个江湖大哥,有担当,有想法。他是中国图书界的民间观察者,多个图书奖的评委,多家媒体的评书荐书作者,思想类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作家刘瑜称其为文化界、学界和图书业的桥梁式人物。

 

刘苏里是书人,更是醒客(thinker)。他在媒体上评点时事,普及公民常识;与当今思想学术界重量级学者对谈,重温经典,“以开放的、富有政治想象力的、尚未被技术驯化的思维,展现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可能”。

 

时至丁酉年,刘苏里涉足书业已24年,江湖上风雨如晦,知交零落,曾经风云一时的风入松、国林风书店已成绝响。刘苏里鬓有白发,有疾缠身,但他不做闲云野鹤。他于深秋推出酝酿八个月之久的名家大课,邀请国内50余位一流学者,以52部人类思想经典著作为基础,继续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近40年的人类知识观念整理活动。

 

边陲小镇的劫难生活

 

财新记者:你生于1960年的东北边陲,在那个阶级斗争席卷一切的年代,家庭背景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刘苏里:我生在红色家庭,父亲1924年生于江苏铜山,15岁时就为中共地下党工作,后来参加新四军。1958年,父亲随部队转业到北大荒,“文革”前在黑龙江虎林发电厂当党委书记,那里是东北最大煤城鸡西。母亲是家庭妇女,出身江苏睢宁一个“土豪劣绅”家庭。

 

1966年“文革”开始,到处是大字报,父亲也跟着写大字报。几张叠着的报纸上,这边写“毛主席万岁”,那边写“打倒刘少奇”,也不知道为什么,报纸展开以后,“打倒”和“毛主席”连在了一起,然后公安破案,认定就是父亲写的,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他在监狱里蹲了七八个月,然后就是蹲牛棚,劳动改造。

 

1966年到我1979年上大学,13年间,在人生成长最重要的阶段,我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兔崽子,在一个受歧视、受排挤、几乎永生不得翻身的压抑状态下长起来的。

 

我在1974年就看清了现实,慢慢知道家庭的遭遇是怎么回事,也能够认识我父亲了。他是个好人, 但很可怜,不断写申诉书,告状无门,活得窝窝囊囊;母亲特别要强,但常年生病。我们家受的那个罪,不是吃不饱、穿不暖,而是政治上被歧视、人格上被侮辱,你在前面走,背后被戳戳点点,你就是一个贱民,好事都没你的份。红小兵我是最后一批参加的,团员跟你无关;想当兵,报名都没有机会。

 

财新记者:“文革”当中你有机会读书吗?知识是否给了您反思现实的机会?

 

刘苏里:我们那代人,在阅读上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特别想读书的时候,处于一个书籍完全荒芜的时代。我们是被书籍饿大的一代。

 

我没有读书的家庭环境,八个兄弟姐妹基本都不是真正的读书种子。父亲存点书,都是马恩列斯毛著作,有几十本,我最早接触到的就是这些书,看不懂,瞎看,所以我小时候,家里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假事头”,据说这是老家人的叫法,形容不懂装懂、假模假式的人。因为我看不懂那些书,还一天到晚傍着那些书看。就这样,我从小看书,很少得到支持、鼓励、同情,而是玩笑和戏虐。

 

虎林镇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小时候经常去,但没有什么书卖,全是马恩列斯毛,和一些工业、农村技术的书,我也没钱买书。到了19771978年,新华书店来新书了,连夜去排队,但根本买不到,排队买书的人多得像抢钱一样。

 

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印象最深的就那么几本,一本是《尼布龙根之歌》,没前面,没后面,中间还有被撕掉的,是1973年或1974年,一个好友借给我的,根本看不懂。还有《多雪的冬天》,一本苏联小说。那几年,下乡知青有书,我去连里找我姐时,在她的宿舍趁人家上工,偷看别人的书。我偷看的书绝不止这一本,但我只记得《多雪的冬天》了。我活到今天,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但这件事我到底都不能忘记,就是最想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

 

我因此老早就有开书店的念头。七八岁时,看着新华书店,我就想有朝一日,自己开书店,有书看,还不花钱。

 

财新记者: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对你人生的改变意义大吗?

 

刘苏里:恢复高考时,我在高二,没什么感觉。那年春天,粉碎“四人帮”的余波才传到我们那里。我在辍学一年多之后,又回到虎林二中。夏天我们去乡下学农,和知青打群架,我被打成重伤,休克了30多个小时,休息了一个夏天,吃了两年多药。那次受伤严重脑震荡,对我的记忆力有影响,但仗着年轻,有活力,脑子还没彻底坏掉。

 

1978年我参加高考,分数离录取线差了三分,我去了虎林一中复读。1979年高考,是全国统一招生第一年。复习时我还在吃药,高考结束后觉得自己没戏了,报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分数下来时,350多分,也不觉得能考上什么好学校。等全国分数线下来一看,学校报错了。可是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份电报,那时有个电报稀奇极了。我和同学去邮局取电报,拿电报给我的丫头片子随口说,“人不济,唱好戏”。我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意思,拿过电报一看,天下还有这等奇事!电报是黑龙江省教委打来的,说我的分数够上北大了,问想不想改志愿。我觉得天上掉了个馅饼。

 

八十年代的阅读与思考

 

财新记者:你就这么进了北大,那是1979年,北大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刘苏里:学校里学习气氛非常好,学生们到了晚上熄灯没地方看书,意见很大,学校不得不开放一教、二教和文史楼提供通宵自习。

 

1980年春天,北大图书馆开始搞开架阅览试验,这个阅览室成了我主要呆的地方,我们蹲在书架之间的角落里看书,或干脆盘腿坐在地上。

 

阅读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在图书馆看书,还经常饿着肚子去买书。北大校园里有两个书店,穿过老虎庙,海淀镇有几家书店,主要在中国书店和海淀新华书店买书。但更常去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绒线胡同的北京新华书店内部书店。说天天去逛书店有点夸张,但很少有两天不去一圈的。说是什么书都买,其实也买不了多少,没什么钱。我买书,就像得了饥饿后遗症,看见东西就想吃,就想往家里买。就这样,大学毕业时,我积累下了三四百本书。

 

财新记者:你在北大时,80年代的启蒙已经开始了,很多人的启蒙是在阅读中完成的。您当时的阅读是怎样的?

 

刘苏里:什么书都看。文学书看了不少,卢新华《伤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看《收获》《当代》等文学刊物,看《读书》,虽然《读书》的很多文章是文学性文体,但我不把它们当文学看,当思想读物看。

 

文学书之外,我也读各种传记,才知道邱吉尔、戴高乐、甘地等;读卢梭《忏悔录》,知道有一种书还能这么写;读历史最多,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印度的发现》《让历史来审判》,还读了很多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书。

 

我读书是生吞活剥,看得懂的,看不懂的,记得住的,记不住的,也没什么专业,有什么看什么。我的书读得乱七八糟,囫囵吞枣,像在一个无尽的黑暗当中,不知水深水浅,先扑腾了再说。

 

财新记者:你在北大是国政系共运史专业,专业课对思考现实有帮助吗?

 

刘苏里:专业课方面,我们学党史、国际共运史,还学马列原著,像《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怎么办》。我们也学西方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从霍布斯、孟德斯鸠到卢梭,都学过。

 

说到这儿,不能不说一个比没读上更多的书更大的遗憾,就是在读书这件事上,我从来就没被点拨过。我上过很多名师的课,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主动找过他们,很遗憾没被他们点拨过。当我后来读的书越来越多,明白的事越来越多,知识和看法越来越系统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了,在书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没有人引导你、点拨你,事倍而功半。

 

财新记者:1983年北大毕业后,你为什么考进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刘苏里:1983年毕业时,我本来报考北大政治学专业研究生,但因为政治课不及格,我被刷了下来。按那时的分配政策,我必须回黑龙江。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我居然接到一个通知,说中国政法大学有一次复试的机会。

 

中国政法大学“文革”时停办,1979复校,1983年复招研究生,结果错过了招生考试时间,校领导决定在各个学校没考上研的学生中“拣点漏”。我去政法大学复试,笔试、面试一下就过关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届科班出身的政治学专业研究生。

 

我的导师杜汝楫先生很厉害,由于师资不足,他又想把我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所以使出浑身解数,请了他西南联大的老同学来给我们讲课,不论行政学还是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政治思想史,都是名家啊,还从厦门请来夏书章,从美国请来邹谠,加上他自己亲自给我们开几门课,比北大的政治学专业不知强多少倍。可惜,我错过了这些老师,有负杜先生一片苦心。

 

在政法大学三年,那时一些书籍已经容易搞到了,图书馆里能找到不少藏书,同学之间互相借书,各处跑书店,也和同学一块读书,但不多。除了政治学组,有几位经常在一起琢磨、讨论书的,都是外专业的,社会学的、国际法的、法理的等。我读了非常多有关斯大林时期和检讨极权主义的作品,后来又读了《第三条道路》《古拉格群岛》《短缺经济学》《1984》《通往奴役之路》,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

 

我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真正形成系统看法,应该是在1987年冬天那次顿悟以后。我人生当中有过两三次顿悟,这是其中一次,也是我求知生活的一次重要提升。那是在政法大学的宿舍里,一天深夜,我突然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一下子对知识的系统性有所顿悟,知道了知识、理论,还有读书是怎么回事了,之前那些看过的书,零碎知识都涌来了,像大鱼小鱼一样。

 

我是从这一年,才开始有意识地读书了。从我读第一本书到这次顿悟,花了22年,即使从上大学算起,也超过8年了。这么多年,我就是瞎读,没人指导,不知道水深水浅,就是瞎游,游游游,突然有一天,找到了那个姿势和换水换气的感觉了。事后想想,没有这次顿悟,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摸索多久。

 

胡同里的万圣奇迹

 

财新记者:1990年代初,在改革年代的风云之后,你的人生以万圣书园创始人的身份重新开始。开书店,是怎么成了您安身立命的方式呢?

 

刘苏里:1991年深秋,我做起了印刷生意。第二年三四月份,接了朋友的自考教材,一万块钱一部书,一口气买了他十几本自考教材,不知东南西北地做起了自考教材生意。

 

印刷生意没有持续性,自考教材一点意思都没有,到了1993年,我开始考虑出路。我跟甘琦商量想到了开书店,开始到处找房子。有一天在海淀的三义庙附近,看到一家挂着书店的门脸,门却关着,上到二楼,跟房东聊了起来。这家书店跟星火科技图书发行公司有关,星火的赵总说,你要是看上了,就来承包吧。

 

我们从5月租下星火公司的二楼库房,打扫,装修,设计、规划,做家具,采书,布置,招工,9月试营业,1031日正式营业,这一天是我和甘琦的生日,也是西方的万圣节,书店就叫万圣书园。

 

书店以学术思想类书籍为主,一开门马上就出名了,虽然生意一般。书店当时的图书品种不多。我们从试营业就开始磕北京的出版社,我骑自行车一家家拜访,一直磕到第二年的党校定货会。

 

1994年开春,在党校的第二届定货会上,我把外地各大出版社搞发行的请到书店,雇了两辆黄河大巴,拉了上百人。来的出版社至少有五六十家,都是在全国出版学术思想类图书的大社。把他们拉到三义庙,先看了书店,书店只有83平米,但我们把一楼的小过厅、二楼的楼道,也布置上了,加上楼梯,显得书店有点架势。

 

看完书店,把客人接到友谊宾馆吃饭,请了七八桌。出版社挺高兴的,觉得书店不错,大气。我们一下子打开了从出版社直接采货的渠道。

 

当时打通渠道的外地出版社,有四五十家,北京本地的出版社,我们磕下来有三四十家,它们构成了我们早期定位图书品质和结构的基础。当完成和外地出版商的供货协议后,我们的图书品种量达到了8200种。

 

三环路修了一年,快修好时,房东提前来谈第二年的房租,把价格从7万多涨到23万,其实是想收回房子。后来,我们盘点了一下,书店一年多亏了15万。

 

财新记者:1995年,万圣迁至成府街的胡同里,由此成就奇迹,当时是怎么想到搬到那里去的?

 

刘苏里:1994年底,我比较犯愁,不知道书店要到哪里去。我和甘琦前后跑了一个多月,找不着合适房子。

 

1995年元旦前后,我去库房,库房在北大东门外的成府街上,前面有一个很高的平台。我一想,与其跑来跑去,为什么不在库房开一家书店呢?或者干脆把库房变成展示厅,做直销。

 

万圣迁址成府街是一种荣幸,打通了它与北大、清华的血脉联系,而且背靠“皇家园林”,前望风头正劲的中关村,我们不正日日沐浴着古典与现代、思想与科技的雨露甘霖吗?

 

我们是1995315日开业的,生意好,三米宽的巷子里很快挤满了读者的自行车。当时的盛况是怎样的呢?每天,我开着吉普车去出版社采购,少则跑三个出版社,多则四五家。基本上在下午6点,我拉着书回书店。像欢迎我归来一样,书店外面那个足有20多平米的平台上,站了一堆人。本来我应该把车开到库房去,后来就形成规矩了,我们进书第一轮的操作就在平台上进行了,站着的一堆人就成了我们的劳力了,帮着卸货、拆包、归堆,等到我们统计完了,比对好货单,这帮人都挑好书了,到店里结算去了。

 

除了周六日,我天天采购,除非生病,只要能起来,风雨无阻,平台上的读者也慢慢形成气候。下雪天,外面飞着鹅毛大雪,看我开车回来了,“呼啦”那些人从书店里冲出来帮着卸车。抢书啊,那时书都是这样卖的,第一轮,全部是这些干活的读者。我就想,万圣这些好读者,这些书虫子、书客、书霸,就是这样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两年,到1997年左右。

 

1996年秋天,我们开了36平米的万圣书坊,加上原来的49平米,就有点规模了,与三义庙书店相比,虽然面积差不多,但书的品种将近翻倍,有14000种图书。

 

财新记者:万圣迁址成府街后,举行的活动多吗?

 

刘苏里:在哪里活动?你没地方啊,书都摆不下。更重要的是,我早就意识到,一家书店把书硬邦邦地卖好,比干什么都重要。但是事实上,卖好书这件事无止境,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没有达到希望探索的独立书店的边界,甚至今天我们的精细化程度还不如在成府街的19961997年,那两年我们在图书的精细化分类意义上达到了高峰。

 

所谓精细化,主要是讲图书摆放的逻辑化,我们那时有24个书架,所有的书在架上只放一本,成套的书只放第一卷和最后一卷。从第一个书架第一排第一档的第一本书起,跟挨着的第二本、第三本,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一直到最后一个书架的最后一本书。比如说,关于西方哲学,康德的下一个是谁,你是按时间线排,还是按主题排?哲学往下过渡到什么呢?好像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和哲学之间怎么过渡呢?这里头都是精细的,不是很突兀的。

 

财新记者:在成府街开门红之后,万圣书园开始扩展。你曾在文章中说,“1997年以后社会急剧转型,商业浪潮铺天盖地,我们开始了万圣创办以来最大的一次商业性探索,几乎同时介入出版、批发和网络,万圣有限的精力、积累一夜之间落入自己无法掌控的‘深渊’”。这是怎么回事?

 

刘苏里:在成府街上,万圣生意一直很好,脑子发热,以为生意好做,就想扩展。我们先干邮购,邮购也很成功,1997年,又与友人共同投资成立万圣东方工作室;1998年,万圣与贵州西西弗、北京国林风共同出资成立北京广域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专攻图书的配送(业内称“中盘”),要做成中国民营书业的一大配送中心。

 

但这个生意做得不成功。做中盘,需要供应渠道,而且折扣要下来,怎么谈呀?各个出版社抱着折扣,就跟抱着自己孩子似的,不舍得。对我们来说,首先要打开供应渠道,再能讨个一两个折扣的优惠。当时,我们三个北大人牛皮哄哄的,在一起干了一年多,说难听点,这个模式有点扯淡,因为条件根本不成熟。图书供应是刚性的,折扣空间太小,利润支撑不了它的花费,资金支撑不了它的运营,最后广域公司清盘时,净亏损297万元。经过一番折腾,我做了接管和善后,1999年广域停业,直到2007年,7年多,我们才把所有欠账还上。

 

1999年,广域公司失败,万圣也到了困难关头。这年春天,我们就知道成府街要拆迁了,耗到秋天只能搬家。年底,我们搬到海淀体育馆,呆了一年多。

 

成府路的870平米大店

 

财新记者:万圣的困难,在2002年搬到成府路之后,是不是被进一步放大了?

 

刘苏里:在成府路,万圣有了870平米的大店,那是我们最难的时候,第一,从85平米到870平米,是个飞跃,你没有经验嘛。再一个,这是我们在资金上最紧张的时候,扩店、装修、重新做家具、搬迁本身的损失,再加上广域还要还债。书店的房租非常高,每年100多万元。

 

特别是,我们搬家时,图书只有一万三四千种,怎么去应付870平米的空间?当时我们计算,这么大面积,图书品种最低限度是35000-40000种,高限可以达到6万多。而且,一万三四千种书中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不主持进货以后,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进来了。我们第一轮退货,退到只剩8700种书。

 

2001年春夏之交,我们开始全面改造书的品种结构。我们大概每天有五六十个新品种进来,一周就是三百四五十种新书,我都要浏览,天天如此,一年就是一万六七千种。

 

对于我们来说,采购的重要考验有两个,第一是属于经营意义上的难度,广域公司的善后还没结束,要还债,万圣又要急剧扩大,品种要扩张,本身扩张的资金就有限。我开始重新一轮跟出版社谈判,出版社对我们的支持成为万圣最后翻盘的最关键因素,不仅广域公司的还债展期,万圣的进货付款也展期。

 

采购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在扩展图书领域方面。扩展的图书领域已经有你不懂的了,就要请教别人,请专业人员进书。一开始我们请了一些一流大学毕业的硕士和博士进到采购部,后来发现,他们有两个弱点,第一,有门派之见,他们导师是研究某一方面的,他们非本门派的书就不进了;再就是他们没有生意感觉,认为有价值的书就进,认为没价值的书不进。最后我把这些博士、硕士全部开掉,又花了很长时间,补充这些年来错过的书。

 

就这样,到2003年秋天我们的图书达到46000种,到2005年突破6万种,才真正建立起一个有规模的书店。到2012年我们最后一次搬迁前,书店已有7万多种书。

 

财新记者:2005年,你在文章中说,“万圣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店面分类工作,基本实现万圣关于‘产品’的理念--万圣卖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而是被万圣制造过的‘产品’”。这话怎么理解?

 

刘苏里:产品的概念是2000年,在我个人最消沉,同时也是我最密集思考整个失败和下一步要干什么的时候产生的。产品制造和系统化,都是同一时期产生的概念。我们的图书分类要重新打破,都是在产品这个概念指导下的。

 

我们在世界图书零售史上,首次提出“作为产品的图书”的概念,即我们日常见到的每一种书,在万圣眼里只具有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意义,它们是万圣制造“产品”的原材料。万圣有自己制造的产品,比如“美国研究”、“宪政”等,我们想一个一个“产品”地“卖书”,而不是一本本卖书。

 

在万圣的整个产品制造中,最重要的有四个人,我是设计师,我太太焕萍,黄湘,应亚敏,还有小鞠,她们四人是最核心建设者,实现我们这个产品想法的。

 

黄湘是产品结构的搭建者,担任学术总监,他有一段时间,有巨大无比的特权。他是北大数学系毕业,又是张维迎的研究生,全学科,无所不通。焕萍在《万圣日记》里,对他有记录:

 

2004年下半年,万圣来了位特殊员工,设了个特殊岗位:学术总监,还给他配了个非常能干也爱书的女助手……学术总监经过半年的撰写、摆书,对万圣有了真实的思考,他可以专心做这件事了。

 

“那个工程非常大,先在平面图上讨论立类,因为那是万圣的表达。刘苏里、学术总监和我,不立所谓类别,而是从关键词入手,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评价。再看出版和存货能否撑得起这个主题,再舍取。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特别是陪着两个都很倔的人,有时真脸红脖子粗的,非常非常傲慢的学术总监在我的‘调停’下还给刘苏里写过主题为‘负荆请罪’的道歉信,哈哈,但我们的排架平面图、每类收书标准、每架架标名称及小类并类方法……都细腻地、相当完美地描绘出来了,并且用电脑画了出来。

 

“然后由他的助手落实,全员一起一类类重新布架,那阵式,像要搬家。好在店员相信我们不会做无用功,不理解也硬着头皮下架,上架,移动书架下箱子里的复本,白天黑夜的,总之就是折腾,但我们渴望快些呈现蓝图,非常兴奋。”

 

最关键的几年,黄湘和焕萍搭帮,焕萍控制全局,黄湘背着个手,指挥,开始时别人都不听他的。应亚敏每天像个小燕子式地,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她,无穷的干劲,每天巨长时间呆在书店里,自己倒腾。没有她们,我的产品想法也实现不了。

 

财新记者:搬到成府路以后,万圣的口号变成了“开书店也是一种表达”和“万圣为学”,这种表达和醒客咖啡厅开张,打造公共空间,有关系吗?

 

刘苏里:关于打造公共空间,我们是非常自觉的。1998年前后,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小劲,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项目,找我来采访,希望把万圣作为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契机。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曾经想和雕刻时光合作营造公共空间,不成之后我们自己干,虽然吃了很多亏,花了很多钱,陪了很多精力在里头,但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万圣诠释出了什么是公共空间。

 

这就是醒客咖啡厅, 200148日开业,有270多平米。“醒客”是从thinker翻译而来,是我和太太一起想出来的,我认为,这是西风东渐以来,第二个在翻译上辞、意、声和英文都是高度契合的词语,第一个是可口可乐。

 

醒客咖啡厅,最精彩的场景,我讲两个。一个是说,有人在咖啡厅里为某个理论争吵,好,那我们找证据。当时就跑进万圣买了书,拿出证据,“寻找思想的炮弹”,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是读者在网上发的文字:从咖啡区到卫生间,至少有30米,一路上摆着咖啡座,说你只要从咖啡区走到卫生间,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里了。他是说,你路过每一个咖啡座,大家谈的都是不同的问题,环保啦,宪政改革啦。

 

在醒客举办的活动不可胜数,我搭台,别人来唱戏。比如说法国每年有读书节,其中有一年的海外场就在万圣;比如俄罗斯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德国作家代表团在万圣举办活动;比如说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在万圣举行活动;比如说,卢跃刚的《东方马车》新书发布,陈乐民先生去世后,三联出了他的纪念集,也在万圣发布;但为万圣“坐台”最多的,是我们的贵人沈公沈昌文。

 

还有刚刚出院的诗人食指,在万圣朗诵《相信未来》《热爱生命》,黑大春朗诵《圆明园酒鬼》。开门迎接诗人是万圣的传统之一--不仅是诗人的作品,也包括诗者本人。这都是思想活动。醒客也开音乐会,我们把它看成思想的歌唱。

 

互联网时代的书店

 

财新记者:独立书店在近年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互联网的冲击。因为没有价格立法,网络书店的异军突起,使全国的实体书店在2007年到2009年进入行业寒冬。万圣是如何应对的?

 

刘苏里:在内部检讨的时候,我从来反对找外部原因。万圣是哪年开始收缩的?万圣决定收缩的时候,正是很多书店决定扩张的时候。 1999-2001年,我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我知道网络书店来了。2001年,我的大店开始收缩,分店陆续关掉。

 

2000年,万圣最走背字的时候,广州学而优书店的老板陈定方来北京参加订货会,跟我讲她的开店计划,我说,每当一个人发烧的时候,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扩张,而且沉浸在开店的喜悦中。每当此时,大家都要谨慎地考虑扩张问题,那不是简单的收益平衡问题,而是对于整体的人力资源、资金的掌控能力,还有日常管理的牵扯和影响。这是我以血换来的教训。

 

财新记者:今年万圣节,你在“得到”APP上推出名家大课,邀请国内三代顶尖学者,讲授人类思想经典著作,其意义和价值何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万圣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尝试吗?

 

刘苏里:名家大课继续的,是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将近四十年的人类知识-观念整理活动,也是对这一活动进行总结,并惠及更多终身学习者的新尝试。名家大课和互联网结合,实际上是万圣某种形式的升级版:在互联网的时代,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书店的精神可以在另外一种平台上得到发扬?像大课这样的事情,它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呈现。如果有一天,物理意义上的独立书店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它会不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涅槃?也许这个形式正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这个含义。

 

 

转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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