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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陶愉生的抗战故事


--作者:陶愉生

 

先介绍一下陶先生的家世:

 

父亲陶孟和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学家

陶孟和的父亲陶仲明是一位私塾老师。

陶孟和幼时随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就读。

这所家塾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西学由张伯苓执教,课程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

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中学堂,1906年迁址改称南开学校-即现在的南开中学。

 

陶愉生之母沈性仁,浙江嘉兴人,留学日本,翻译家,1943年病逝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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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愉生

1923109日出生于北平

小学四年级以前就读于教会学校育英小学(与译员吴炳琳、许金涛、黄启芳等同校学习四载)。

后转学天津南开学校。

19411943,西南联大化学系。

194311月至19459 中国远征军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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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略知的松山战役和在昆明小石坝的 FATC (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 (野战炮兵训练中心)

 

9.18事变时,虽然还是个小学生,但对日本人的仇恨就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的母校南开中学被日军炸毁;

 

1943年初,我的母亲又随父亲在颠沛流离中于兰州病逝。

 

对日军的仇恨无以言表。

 

1943年底,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化学系大二上学期刚读了一半多。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当时任校委常委,他动员同学们去当美军译员。

 

我没有来得及和在四川李庄的父亲商量就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昆明受训

 

11月中旬起在译员训练班受了六周的训。

 

该班由联大社会系的吴泽霖教授主持。下面授课的多是联大教授。如黄中孚(从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到西南联大都是我的体育老师),戴世光(原经济系教授)等,也有美国人。

 

准备去印度的译员和我们将留在国内的不在一个班。

 

但还记得将去印度的同学告诉我们一件令人惊异不止的印度的一个情况,至今不忘:

 

印度是分阶级的,如果在日出时最低阶级的人的身影照到更高阶级的人的身上了,那个最低阶级的人就成为有罪的人。

 

不同国家差距之大可见。

 

抵达古木

 

训练班结束时,每个人都被分配了去处。

 

我被分配到滇南国民党第八军军部所在地古木。

 

由美军敞蓬大卡车把我们送去。自昆明出发后途经我曾去过的呈贡、可保村、路南等地,然后继续向前过砚山、文山才到目的地古木。

 

同行人中现只记得高延年(是我的先修班同学,后来进了联大机械系,同学们给他的绰号是“老不死”)、王蜀龙(四川自流井蜀光中学的,后来读联大物理系)。(编者:王蜀龙先生现居美国,这里发过他的译员故事。)

 

抵达古木的第一晚还有个小小的笑话

 

当我们有几个人安稳地睡在行军床上,到半夜忽然觉得床的下端被摇动起来。一位美国士兵口呼 Piss call, Piss call 。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原来是怕我们睡着了尿床,叫起来上便所。这个Piss call虽是第一次听到,而且就是这次了,又是使人终生不忘。

 

第八军军长是何绍周(听说与何应钦有亲属关系),副军长李彌(后来知道49年后在中,缅,泰边界的三角地带掌军权,管留下的一部分国军,靠种鸦片挣钱,是有希望反攻大陆的重要基地,但不知为何李彌某次回台湾竟遭囚禁)。

 

美军地位最高的是 Colonel Spaht, 1997年底我到美国时,他仍健在,而且听说已升为将级。

 

王蜀龙当时就成为他的翻译,而且被较早地送到美国任美空军译员。后来王蜀龙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

 

我们先在古木帮忙培训了一些军士和下级军官,约长达12个月。

 

我为之翻译的首位军官是 Captain Malcolm Smith1944年几乎一直任他的译员。

 

他曾较早地告诉我,他的祖先是乘五月花(Mayflower)号船到的美国,那是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炮声还没打响的1620年。

 

他能这样早地对我讲这件事,我想应该是想说明他们家是当代美国人的老祖宗之一。绝不会有自贬的意思。

 

然而此次退休来美国后读了点美国历史知道原来这批乘坐五月花的人来此住了不久,待不下去了都想启程回国了,却是好心的印地安人帮助他们如何在此生活挽救了他们。结果他们不但能在美洲占住了,后来又忘恩负义地把印地安人赶跑了。

 

对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当前的一些华人不但认为这些欧州移民忘恩负义,甚至连用实践检验出地球是椭圆形球只起了先头作用的哥伦布都是土匪。

 

因此如何正确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仍有见仁见智之难。

 

到芷村

 

在古木停留的时间不长,接着就把我转移到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小站“芷村”。该地另有个名称“密拉地”,可能是法国人给起的。

 

第八军下属的103师驻扎在那里。其下属的三个团307308309都分布在附近。

 

师长熊绶春(和江西的熊式辉有亲属关系),参谋长谭国铎。

 

Captain Smith也调到这里并成为103师最高级的美国军官。在开始时仍叫我当他的译员。因此时美国刚开始对抗日的中国提供军事器材,武器等援助。

 

美国派出这些军官一方面可以指导中国军人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另一方面又可以了解和监督中国军队如何使用它们。

 

后来证明Captain Smith没有打过仗,无任何实际作战经验。有作战经验的几乎都在欧洲战场。

 

当时仍然是General Stilwell任远征军总司令,和后来的General Wedemeyer两人对如何援助抗日的中国见解并不一样。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芷村这个103师师部的美国军人除 Captain Smith之外,另一位就是Lieutenant Cohen,比Smith年青不少。

 

Smith平时态度庄重,对人较正直。而Lieutenat Cohen则比较幼稚,粗放。

 

因为后来有一段时间来了位英文比我好的香港长大的译员,就让我改为Cohen当译员。某次陪他去和参谋长谭国铎谈一件事,谈到一半,Cohen把谭国铎参谋长大骂了好几句。

 

当时我遵守的是外国人骂中国人时,我一个字也绝不给翻译,而中国人说话有失身份,国体时我会拐着弯地给翻译出来。这应该是多数译员都会如此做的。

 

直到文革后期,我听到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Edgar Snow时,约70年代初,他让翻译告诉Snow,他是”和尚打伞”,结果翻译只让Snow听懂 ”毛主席现在很孤独,就象一个和尚在下雨天,一个人在雨地里踽踽独行。”

 

而他亲自承认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Snow根本连一点也没听出来。

 

这段时间美国尉级军官,甚至上尉都来过,但停留时间都不长。

 

另外就是有一班替军官们打电报传消息的军士和兵,现在只记得一位Corporal Vernon,还有过一位 Sergeant,名字已记不得了。平时主要的工作都是Corporal Vernon在忙。

 

在芷村的这段时间每逢周六熊师长一定设晚宴招待史密斯上尉。我有幸为两个之间的交谈翻译必出席作陪。而且晚宴上准备的酒总是贵州的茅台这样高贵的酒。

 

我的家庭教育从来是不许喝酒的。借此机会,乃开怀畅饮。尤其是因茅台不像其它的白酒那样容易让人醉后失态,因此给我养成了坏习惯,成了能喝酒的人,直到很后来得了乙肝才断掉。

 

另一个有关吃的问题是平日三餐都请部队派来照顾我们的勤务人员为我们做饭。当时许多译员都和美国军人一起用餐。奇怪的竟是同样的饭菜,中国人吃了都没事,而美国人吃了之后,个个都泄肚子。最后不得不换了个大师傅才了事。我后来想可能是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是太讲卫生了。咱们是可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习惯已养成的缘故。

 

等到后来我大女儿长大去大连制药厂工作后,更说明了此问题。该厂有一间无菌室,凡在此工作达六个月以上的,只要一出该室就容易得伤风,感冒等症,因此消毒如过了头,人的抵抗力肯定会下降。因此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一体的情况之下,不同国家卫生条件会有很大差别,消毒的标准真难统一标准。

 

当时Captain Smith每周都收到新的Time Newsweek各一本。从而让我也有幸趁机阅读。虽然当时多数文章都还看不懂,但也有个别能读下去的。

 

这就是六十六年前让我能读这类杂志的启蒙教育。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原来由法国人召集的一些欧洲人驻扎在越南的军队,其中有些人在越南已不想再待下去,要回欧洲,便先从越南游泳过河进入了云南。

 

恰好他们来到芷村,突然想和中国人下国际象棋。

 

当时高延年并不在103师工作,现在已记不清是否属荣誉第一师。高延年下中国象棋非常之棒,乃前来和这些人其中的三,四个都对了垒。高延年原来从未下过国际象棋,结果是那三,四个人个个败北。

 

可见只要下好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不在话下。

 

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小事。有一次师部叫我送一份文件去几个团部,地位离开师部较远。于是为我准备了一匹年轻的小马让我骑马去。

 

小时候随父辈登长城,逛十三陵时只骑过驴, 驴都是慢腾腾一步步地向前走。这次一上马就走上一条笔直的小路。而且这匹马立刻快跑起来,当时的感觉竟是乘风破浪,飘飘欲仙,而且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下面是我首次接触到国民党军队腐败的两件事:

 

一是军队里“吃空额”的人所共知之事。后来也知道不同的“长”待遇不同。连、团、军的“长”空额可多吃,据说是因为他们下面管辖的一些直属部队人数多。而排、营、师的“长”则只能少吃。

 

当有一次,上级来查点名额时,正值天将破晓,当被点到某个姓名时,会有人代为答“到”。到底有多少空额,部队的战斗力还够,则不得而知。

 

据说那些代为答“到”者,也能少许得到好处。

 

记得“走向共和”这部影片就记了李鸿章去部队查军用品仓库时发现里面都是废品,但从以后的小小松山战役终于打败日本人,可以肯定国民党时代已较满清王朝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另一件事是由于芷村离开蒙自这个更大些的城市非常之近,有一位上尉连长,面色稍黑,他的容貌现仍然依稀可见,但姓名已全无。他有一次去蒙自三,四天回来后高高兴兴,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一些人讲他的经验。

 

原来他去的是一家妓院,去了就打麻将,赢了钱还不算,睡了几夜还把一大把赢的钱都带回来了。他是位连长,竟敢毫无愧色地把他的丑事公诸于众,不知他平日给下属都做了些什么样的榜样。

 

在古木短短的几个星期,每天Captain Smith都要给这些下级军官和军士讲一到两小时的课。因此为他翻译时要学习原来我一无所知的军事名词等。

 

可在芷村几乎长达三个月左右,无上课的任务,都是零碎的工作。

 

挺近滇西见闻

 

约三个月之后103师奉命向滇西转移,其余美国军人全部撤走。只剩Captain Smith一人随军而行。

 

当时既不用火车也不用汽车。整个部队都靠步行。我成了随军翻译,和Captain Smith一样可以骑马,是军官待遇。

 

但因是和步行的军人一起走,马也不能跑,只是一步步的前进。

 

这次行军的路线是先沿滇越路北上抵达昆明,然后向西走,途经安宁、楚雄、云南驿。然后在弥渡等待奔赴前线战场的命令。终点是怒江(进入缅甸后怒江被称为萨尔温江)过了惠通桥不远的松山战场。

 

北上昆明是一路平安无事。在昆明并未停留。却在安宁让我们休息了一天。

 

那时云南大概是位姓刘的女资本家在安宁修了一个西洋的浴室,借助于安宁有很好的温泉。那次就让我们都有机会利用温泉的水淋浴,不仅有自上而下的喷洗,而且从四角还有三层喷头为你从侧面洗,水是清澈可鉴,其令人美好的感受难以形容。

 

部队进入楚雄之前又碰到一见怪事。当时是在天黑之前,部队准备在楚雄过夜,先要走过一个小村庄,我们才发现那个小村庄里的居民全走光了。而且村庄里行路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粪便,如果真的天完全黑时就无法在那里行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村庄,至今也无法明白。

 

进入弥渡之前,先路经云南驿。那时云南驿也是美国空军驻扎地,只是个小飞机场,应该属于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进入该机场而是直奔弥渡。在弥渡又等了一个多月才接到命令开赴战场。

 

原来弥渡也有个温泉,但是它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赶不上安宁的温泉。不但浴室的卫生条件差,而且只有一个1015米见方的浴池,不能象安宁那样洗个人的淋浴,水色并不清澈,但告诉我们因为有温泉,经常换水以便让人们放心。当时还听说有个美军中尉(与103师无关)竟把该浴室包下来一次,并花钱雇了个妓女在浴池中共浴。

 

松山战场

 

真正进入松山战场是七月刚刚开始。

 

原来听说日军为了修建松山战场上的五个堡垒曾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堡垒下面的圆形的一段一段的树杆之粗大一个人远远抱不过来。

 

那时我到云南已两年多,对云南的气候的适宜,美好已身受并深受其益。平时在昆明下雨时,既不用雨伞,也不需雨衣,一旦下起雨来只要找个避雨的地方躲上十来分钟马上雨过天晴,青天白云之美绝无仅有。

 

七月初的松山天气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不但是日夜不停的小雨连绵不断,而且还同时在下相当浓的雾,因此在十米之外都无法看清人的面孔。

 

这就给即将举行的这场战争比起一般战场上的战争添加了一个大难题--战场上的可见度太差了。

 

后来才又听说过,缅甸战场上的日军躲在森林里可以用步枪上特制的瞄准镜把八百米远处的美军射杀,连一名中国译员也未能幸免。

可见天气晴朗时的能见度可以有如此大的差别。

 

103师来到战场之前已有荣誉第一师把日本人修的五个堡垒团团围住了。但是他们并未对日军作战。

 

据我们后来所知,荣誉第一师是个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部队,几乎每个战士都受过枪伤,甚至有些人还身上留有没有取出来过的子弹。

 

仅从这点对比,103师则远远地赶不上。再加上荣誉第一师没有将任何与这五个堡垒日军作战的经验传给103师。因此103师只得从头摸索。

 

听说日本军部对这批日本守军的要求就是守住三个月可算完成任务。

 

因为松山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隘,只要守住松山,从仰光开入内地的大、小汽车便根本无法通行,从而使内地无法得到国外物资的支援。

 

公路运输总是比飞机运输可以多许多。

 

不知何故103师到达松山时偏偏是很不利于作战的雨雾时刻。

 

这时Captain Smith和我每个人都发了一个被称为树林吊床的jungle hammock。即在两棵大树或支柱上固定的一种防雨的吊床。它既可在野外森林中使用,又可在当地居民家中使用。因为作战期间需要不断转移睡眠地点,用了它就可迅速搬家非常方便。

 

在对日军作战的两个半月期间,我们一直如此度夜,甚至雨相当大时身上都不会沾湿。

 

这时在五个日军堡垒上空,中国飞机经常向下撒传单,有时传单也会落到我们自己阵地的一边。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传单上面有: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深闺梦里人。

(这样的中文诗句,日本人肯定能读懂。)

 

不知有多少日本官兵让结过婚的妻子在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后都沦为空房难独守的寡妇。

 

只有亲临过这样残酷战争的人,在念诵这两句诗时才不禁流泪。

 

在这样阴雨连绵再加上重雾的日子里约等了两周。

 

好不容易到了某一天的上午约九,十点钟左右,居然绽露出阳光。

 

这时我们抓紧时机,马上用一个营先攻取五个堡垒中的一个。

 

领导这一仗的是葉营长,Captain Smith和我都在他的身旁。

 

当时日军先用炮兵打炮到指挥作战的附近山头。

 

Captain Smith马上对大家说让所有的人都扒倒在地上。

 

葉营长刚听完我的翻译立刻就笑起来,并对我说:“从炮弹的声音就能知道这些炮弹离开我们这里的距离,还没到卧倒在地的时候。” 

 

这恰恰说明Captain Smith并没有过这类作战的实际经验。

 

被攻打的山头很快就就被我军占领。

 

但正好这时天气又突然转阴,雨和雾一下子又回来了。

 

不想这时另四个山头,从多个洞口伸出机关枪对准被占领的山头不断扫射,于是刚刚占领了山头的我军士兵全部阵亡。

 

这时在山下还活着的一些人立刻上前去把死者的枪支抢回来。

 

有的一个人抱五,六支,最多的达十余支。

 

这些人在浓厚的雨雾中抱着枪支跑回自己阵地的情景,令我终生不忘,而且总要潜然泪下。

 

这场短暂的一仗,前后不到两小时。

 

通过这一仗103师才取得教训,必须更改攻占的方式。

 

此后地面战争不再,全都改成挖地道,从堡垒的最底下挖通一个个洞消灭日军。

 

这一招果然奏效,但因地面上再也看不到战争,Captain Smith和我也无法挤到狭小的地道中去,因此此后的战事的实际情况,我们再也无从目睹。

 

大约到九月中旬,日军的五个堡垒全部被击溃。我们当时听到的是跑了十几个日军,我们还目睹了十几个投降的日军的情景。

 

他们都盘腿坐在地上,还有的把战刀拿在手上作hara-kiri之态。但一个也没有动真格的。

 

这时雨雾消失殆尽,所以投降日军的一切动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在无地面战争的那段时间也有些值得回忆的几件事:

 

一个是在第一次地面战争中日方还能对我方发炮。这时我们很快得到了105mm口径的榴弹炮。

 

这种大口径的榴弹炮比起我们原有的75 mm口径的山炮威力大多了。

 

山炮的优点是很容易被拆成几小块用牲口搬运,既可以越过山头,又可以安置在最方便的地点对敌攻击。

 

而威力更强大的榴弹炮只能用大卡车搬运并限定在公路旁使用。

 

而当我们的榴弹炮发挥作用不到两星期,日军的炮弹再也打不过来了。因为他们炮上的瞄准镜全部被摧毁,根本无法再发射了。

 

由此一简单对比,可见武器先进性在战争中的举足轻重。

 

当然士气是更重要的根本问题了。

 

直到五十年代我被派到大连参加了工作,这时有机会旅游到原本是世界闻名的旅顺口(西方只称为Port Arthur)海军港口,从而看到190405年日俄战争遗址,才知道当时俄军占的是居高临下的山头,没在乎山下的日军。

 

日军如果从险要的陡度那么大的山底向上攻,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而当时指挥作战的日本指挥官乃木大将,一下子把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全杀死了。这下子整个日军都不顾自己的死活,拼了命地沿山坡向上冲去。最后俄军终于败走。

 

这个遗址真能发人深省。乃木靠这样的指挥技巧,一下子把士兵的勇气鼓舞起来,取得日俄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另一件事是当103师挖地道摧毁日军的几个堡垒时,日军也曾派出两个日本兵对我方偷袭。

 

那次Captain Smith和我的吊床正好被安置在村民家。早晨起床不久,两个日军已来到我们住处的山坡下。但很快就被很多村民发现,偷袭并未能得逞,这两名日军都跑回去了。

 

五个堡垒被摧毁后,按当时我们听到的数字是死去的日军达2400-2500人。

这时我们住的地方已十分安全了。

 

103师就为Captain Smith派来一名专门照顾他的勤务兵。

 

一天早晨来了一位全身长癞的国民党兵想要喝水,就到那位勤务员处要一杯水喝,没想到那位勤务员不但不给水喝反而把他撵走。

 

我当时正好在旁边,看到情景就告诉那位勤务员不可以如此对待那位可怜的满身长癞的士兵,不想最终吵了起来,并引起许多人围观。

 

这个情景有点象鲁迅在呐喊序言中所说。

 

后来我们还打开了日军的粮食仓库,找到的各种食品至少够日军再吃上半年。我们还有机会吃到日本兵平时吃的肉类罐头。我们译员也吃美军的罐头食品,不料日本的罐头真的比美国罐头更有滋味,适合我们东方人的口味。

 

文革以后,我原来在联大先修班(194142)开始认识的梅祖彦(梅贻琦的儿子,后来在清华水利系任教授)有机会重回滇南,因他曾在美军总部也当过译员。

 

据梅祖彦写信告诉我,他看到石碑上记载的松山战役日军死亡的人数为40005000人,比起我当时知道的数字几乎多了一倍,不知究竟哪个更可靠。

 

至于我军的伤亡人数我一直没能知道。

 

但无论如何松山战役是打通滇缅公路最关键的一步,不知国共双方对此是否持有不同的观点。

 

直到文革后,有一次我从工作地点大连赴北京住在姨父钱昌照家时,读到一本书中说到淮海战役时熊绶春是在该战役中被打死的。

 

说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能兑现吗?

 

孙中山只讲“一盘散沙”,是真的吗?

 

自从有五千年以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法改变“胜者王候,败者贼”。这是纪元前310-338年的商鞅给秦孝公拟出的建国良策“武力决定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对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都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不是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自己人,已不能再用“武力决定论”了。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权力腐败透顶,甚至可以把资本主义不受任何制约的金钱权力理由十足地批判得体无完肤,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部分之一如“社会发展史”(不是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有一种观点把林肯的南北战争称之为“为了统一”其实它是正义的解放奴隶的战争。在此均不能详谈。)

 

回到昆明

 

4410月份以后,我又被遣送回昆明,从此离开了103师,也再没见到Captain Smith了。

 

在昆明重新分配给一位美军的Chaplain(牧师),姓名已忘记,陪他开车一直到龙陵城外的美军所在地。

 

当时龙陵城内仍被日军占领,这位随军牧师只是在龙陵城郊和美军(都住在帐篷里)接触了一、两天,便又回昆明了。

 

在等待下一次分配工作期间我曾到昆明近郊去献了一次血,从身上抽走了400 CC的血,当时已是秋末冬初,蚊子很少的时候,没想到没几天疟疾发作了,不知是否因抽血而抵抗力下降的缘故。

 

小石坝炮兵学校

 

44年底分配我去昆明郊区的小石坝炮兵学校,那里的译员分为两类:

一类是只在校园里当美军军官讲课时为他们翻译,时间顶多一,两小时。上课以外的时间都是译员自己支配。

 

另一类则是陪中国部队到校园外较远的野地里由美军官讲课,一次就是半天。讲课的内容都是有关75mm口径的山炮。

 

这次则让我为Major Reed当译员,而且我为他工作不久,他就升为Lieutenant Colonel Reed

 

我当时为他的升级颇为高兴,没想到他竟能对我说:'早就该升我了“这样不满的话。

 

这位美军军官的学问确实比Captain Smith略高一筹,他曾引用过孔夫子的话作为讲课的内容,但我当时立刻发现他把孔子和孟子搞混了。不过这对讲课要说的问题无伤大雅,因此我也没因此和他深究。

 

我刚到炮校时被分配住到一间长长的卧室,里面有十几对上下床,我正好住到了下床,不久就发现半夜里住在上床的人向下面扔他身上的虱子。

 

可能虱子繁殖的很快,不但经常咬我而且裤衩的大腿根处就张满了一层。用手抓扔出去是无法消除干净的。因此住了不久我无法再住下去只好想办法搬走。

 

这时才发现房间外有许多帐篷,有好几个住的都是联大工学院在炮校当译员的。

 

因为从初中三年级就同班的同学翁心钧(翁文灏的最小的儿子)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帐篷里。我和他商量以后,才搬到帐篷里。

 

他们住的都是单人的行军床,不再有被从上铺扔下虱子的烦恼。

 

这些联大同学中记得的已经不多,但其中的一个名叫钱泽球的,因为听说了他后来的不幸遭遇,而至今不忘。

 

钱泽球是上海人,平时大伙叫他的绰号,上海话“老蛙一只”(音“老哈一砸”)。后来在国共双方的攻打长春战争中,不记得是哪方派他潜入对方,被发现,马上处死。

 

在我印象中他是个很好的人,不知为何竟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每天至少要工作半天的译员和留在校园内讲课的译员工作量不同,因此有一次工作量大的几名译员(恰恰都是包括我在内的年龄最小的)去鸣不平,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美军校级军官,大家推举我发言,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不了了之。

 

在日军投降以前,我在炮校又给美,中军官留下一条印记。

 

有一次一位受培训的中方下级军官跑到美军院中的汽车库前仔细观看美军的汽车,引起一位美军军士的不满,竟用脚踢那位中国下级军官,把他赶走,当时刚巧我走过那里,中国的军官马上告诉我此事,希望我为他鸣不平。

 

我一听就感到欺人太甚,跑到那位美军军士的后面叫住他和他评理,几乎要打起来,但在两人还没交手时,立刻被旁边的人拉开了。

 

因为那位美军军士比我健壮,如果真动起手来,我这个读书人怎能打得过他。

 

这件事一发生,一位中国校级军官马上召集所有译员讲话,让大家平息,并劝我回去卧床好好休息一下。

 

但从此以后就再也不叫我去执行翻译的任务了,而是让我成为为译员备餐的食堂工作人员,每天乘车去昆明菜市买菜。

 

这件事发生不到两个月,两颗原子弹投下广岛(86日),长崎(89日),苏联出兵(810日)。

 

从而不再需要译员,我们可以回西南联大重新读书了。这就是我当了22个月的译员的点滴始末。

 

陶愉生

第一稿完成于2010 12

 

 

后记  陶愉生先生

 

19459月至19465 陶先生返校继续学业。

19489月至19508 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研究生并获1951年硕士学位。

195010 进入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工作(该所先后易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1962年初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9838 晋升为研究员,

2014年于美国纽约去世。

 

陶愉生先生将人生中最具贡献力的45年都奉献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其全部时间都工作于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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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科学家陶愉生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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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陶先生与夫人在纽约

 

陶愉生先生从事激光应用、光化学、催化反应以及分子反应动力学等多项科学研究。其中最杰出的贡献是--

 

1965年-196612月,带领激光研究小组成功地发射出中国的第一条激光--红外化学激光。

 

这一成就,让中国在世界上继英,美,法之后成为第四个拥有激光技术的国家。

 

英雄仙去虽已矣

凌烟风流犹尚存

 

敬缅陶愉生先生!

 

 

转自《 盟军译员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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