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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6周年


作者:林建刚

 

新认识的朋友得知我研究胡适后,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是谁最先叫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民国有“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流行语?

 

关于第一个问题,当事人胡适表示不清楚。1950年代,作为胡适小门生的唐德刚问胡适: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谁先叫出来的?”胡适笑嘻嘻地摇头。唐德刚故意说:“有人说是傅斯年,有人说是罗家伦,有人说是……”胡适摇头大笑:“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

 

胡适表示不清楚,想必陈独秀很受伤。因为,在我看来,首先喊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流行语的,恰恰就是陈独秀。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划时代的一篇文献。此文发表之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响应。文中,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这里的“吾友胡适”,不就是后来风靡一时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吗?故而,第一个叫出“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是陈独秀。

 

关于朋友的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民国之所以流行,除了胡适名满天下交友众多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胡适乐于助人的品性。据我所知,胡适帮助过的人,有名有姓的完全可以达到上百人。而且,这上百人,绝大多数还都是文化名流与政治名流。

 

对于我的这个解释,朋友表示认同,但他似乎不太相信胡适真正帮助过上百个名人,说我是信口胡吹。为了让朋友心服口服,我决意做《胡适助人考》一文,此文不多不少,就写胡适帮助过的一百个人。毕竟,摆事实就是讲道理。

 

写此文时,恰逢胡适诞辰126周年,于是先把胡适帮助过的左翼革命者的往事发表出来,以此纪念胡适。

 

60

 

1

 

营救陈独秀

 

1932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此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凶险的一次,此次被捕,陈独秀面临性命之忧。当时的报刊中写道:“最近轰动全国的消息,要算是共产党托洛斯基派的首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事了。”诚所谓“自君入狱,举国震惊,人生辉煌,莫过于此”。

 

得知陈独秀被捕后,胡适立刻展开营救,先是致电蔡元培,希望蔡元培全力营救,接着致电罗文干,要求对陈独秀要依法公开审判,坚决反对军法从事。10月底,胡适又在北平公开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了陈的历史功绩,公开为其辩冤白谤。此外,胡适还在其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载傅斯年的《陈独秀案》,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说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并且称陈独秀乃“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

 

经过公开审判的陈独秀,命保住了,但也被判入狱。狱中的陈独秀与胡适,还保持书信往还。193311月,胡适从海外归来,在南京因为应酬太多,没来得及前往监狱探视。回到北平后,胡适觉得对不住老朋友,故而写信向陈独秀道歉。陈独秀收信之后,雷霆大怒,在给汪原放的信中,怒斥胡适过南京时“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而无暇看望一个老朋友,说明他已“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于是要和胡适绝交。

 

胡适得知此事后,在第二年去南京时,专程去监狱探望陈独秀。据汪原放回忆:

 

1934年,适之兄还是到牢里去看过仲翁的。据适之兄,他是同那时的教育部长段锡朋一道进监牢里去看仲翁的。仲翁最重感情,适之兄去看过他以后,他又不生气了。

 

19377月,抗战爆发后,胡适奉命赴美寻求美援时,还忘不了身在狱中的陈独秀,为此还专门致电汪精卫与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1937819日,汪精卫致电胡适曰“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陈独秀一生,五次入狱。第一次入狱是在1913年,当时胡适还不认识陈独秀,并未营救。1917年两人结识后,陈独秀入狱四次,胡适营救四次。什么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就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

 

2

 

帮助郁达夫

 

19278月,郁达夫在《申报》刊登《郁达夫启事》,公开声明脱离创造社。为何如此呢?后来他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解释说:

 

我的要和创造社脱离关系,就是因为对那些军阀官僚太看不过了,在《洪水》上发表了几篇《广州事情》及《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文字的原因,当时的几位老友,都还在政府下任职,以为我在诽谤朝廷,不该做如此的文章。……

 

在去年的七月里,居然来了一位自称暗探的司令部的人员,在创造社出版部来说要拿人拘办。弄得出版部里的人员逃散一空。

 

此前,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都南下广州参与了国共两党的北伐。北伐过程中,郁达夫看到了革命名义下的勾心斗角与争权夺势,故而写了文章批判这种现象。结果曾经的创造社的战友认为郁达夫此举属于大逆不道,故而举报了郁达夫,于是暗探便来捉“反革命文人”郁达夫了。

 

在郁达夫遭遇困境的时候,胡适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样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郁达夫回忆说:

 

后来由郭复初氏去司令部说明了原委,由胡适之氏向黄膺白辨别了究竟,创造社出版部才由我自己到警察厅去接受回来。

 

郭复初即郭泰祺,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黄膺白即黄郛,当时是上海市市长。也就是说,胡适曾为郁达夫辩冤白谤,帮助了他。

 

这件事让郁达夫深受刺激。缘何如此呢?其实,在此之前,郁达夫与胡适曾有过一场重要的论争。两人就翻译问题,有过激烈交锋,创造社的成员郭沫若与成仿吾都写文援助郁达夫,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胡适的人身攻击。如今,时移世易,被自己讥讽嘲笑过的胡适帮助自己,曾经并肩战斗的创造社的朋友却出卖了自己,两相对照之下,郁达夫大发感慨也就可以理解了。

 

3

 

营救胡也频

 

从胡适营救郁达夫开始,胡适与共产革命者的关系,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革命者被捕入狱,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战友的出卖,入狱之后的革命者,第一时间想求助的人,也并非是那些革命者,而是被这些革命者讥笑为不敢革命的人权捍卫者胡适。 胡适营救胡也频的故事最能体现这一有趣的现象。

 

胡也频属于“左联五烈士”,这些革命者之所以被捕入狱,并非源于国民党的情报,而是源于革命领袖的出卖。1931年,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王明成为革命领袖,并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胡也频等人,对这一会议的决议内容,并不赞同,于是秘密集会反对王明。结果被王明一派的人将他们的开会地址泄露给了国民党,结果这些人被捕。王明等人的意图,无非借刀杀人。

 

胡也频被捕入狱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胡适求助。于是,狱中的胡也频通过狱中管监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给他的好朋友沈从文带出了一张便条。便条曰: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来。

 

接到这便条的第二天,沈从文去找了胡适,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则去找了影响胡也频走向革命道路的冯雪峰等人,两人遭遇迥然不同。

 

先说丁玲的遭遇。据她回忆:

 

“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这次我走进了他的屋子,乃超沉默的又把我带到冯雪峰的地方,他也刚刚起来,他也正有一个婴儿睡在他们床上。雪峰说,恐怕是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被同捕房的人来过他们那个书店,但没有被保出来。他们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是没有旁的什么办法的。”

 

由此可见,对胡也频的被捕,冯乃超是沉默以对,冯雪峰是束手无策。当然,这很容易理解,他们毕竟也是革命者,一旦出面去营救胡也频,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藏,行踪一旦暴露,他们很容易重蹈胡也频的覆辙。

 

再说沈从文的遭遇,胡适听闻此事后,他说:“那不行,我们想办法营救他。”说办就办,胡适立刻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写信,让蔡元培设法营救胡也频。信写好后,沈从文携信从上海启程去南京拜见蔡元培。

 

1931220日,蔡元培给胡适回信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到京,携有尊函,嘱救胡也频君,弟曾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4天后,胡适收到了这封信。此时的胡适,已经从朋友处知道了胡也频被枪毙的消息。1931225日,胡适给蔡元培回信说:

 

胡也频事,承营救,他的朋友都很感谢。但他已枪毙了。

 

由此可见,胡也频被捕后,最积极主动营救胡也频的是沈从文、胡适、蔡元培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饶有趣味的是,几十年后,天翻地覆之后,在胡适遭遇举国批判之后,丁玲回忆营救胡也频的往事时,她笔下最积极营救胡也频的成了邵力子。毕竟,此时的邵力子,属于执政党的座上宾,而“我的朋友胡适之”,早已成了“国民公敌胡适之”了。在这种情况下,红色丁玲怎能公开赞美胡适之呢。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记忆必须被扭曲。我们经常说某某人忘恩负义,其实,还有一种悲剧叫做“被忘恩”。丁玲可谓典型代表。

 

4

 

保护丁玲

 

营救胡也频失败之后,胡适还通过舆论的方式帮助过丁玲。胡也频被捕后,过了两年,丁玲也被捕了。丁玲被捕之后,跟上次营救胡也频一样,最积极营救的还是沈从文。沈从文很快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披露了丁玲被捕的事实。沈从文将这篇文章给了胡适,胡适知晓此事后,立刻致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询问是否真有此事,结果吴铁城明确表示没有这回事。对此,胡适如何做的呢?

 

首先,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将沈从文的《丁玲女士被捕》全文发表在《独立评论》上。

 

其次,在这一期的《独立评论》编者后记中,胡适说了下面一段话:

 

“今日得着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绝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新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某种程度上,胡适的这段话,完全“将了吴铁城一军”,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借力打力的本领。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胡适在保护丁玲方面,也做了一点贡献。后来,对胡适的帮助,丁玲当然知晓。她在《魑魅魍魉》中就全文引用了胡适的这一则附记。引用之后,后文中一点都没有感激胡适的意思。胡适毕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视作“国民公敌”,饱经沧桑的“老运动员”丁玲想必还是心有余悸吧。

 

5

 

营救陈延年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也是早期共产革命的领袖。

 

1927626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被捕,狱中,陈延年想到了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于是写信求助。此时的陈延年,人虽在狱中,却没有暴露身份。这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

 

急于营救陈延年的汪孟邹,乘火车来到南京,找到胡适,将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胡适得知写信人的真实身份是陈延年后,当即表示“我一定营救他”。当时,胡适与吴稚晖来往密切,而吴稚晖则是国民党的大佬。于是,胡适径直则将此信转给了吴稚晖,希望由他出面,保释陈延年入狱。

 

孰料吴稚晖收信之后,特定写信告诉了逮捕陈延年的杨虎。信中,吴稚晖写道: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

 

杨虎字“啸天”,吴稚晖称颂其为“真天人”,这种歌颂口吻,未免有些肉麻。此外,当时杨虎虽然逮捕了陈延年,但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吴稚晖此信,等于彻底暴露了陈延年的身份。不仅如此,在信中,吴稚晖还特别要求杨虎要对陈延年枪毙。他写道:“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

 

这种情况下,陈延年自然免不了死亡的命运了。也就是说,胡适营救陈延年,反而提前暴露了陈延年的真实身份,导致了他的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胡适此举,有人展开诛心,说胡适明知道吴稚晖极端反动,却故意将陈延年被捕的消息泄露给吴稚晖,这证明了胡适伪君子真小人的嘴脸。如此诛心,让人捧腹。其实从胡适当时的反应就可以看出真实情况。

 

从报纸上看到吴稚晖写给杨虎的信后,胡适自然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心情。因此,对吴稚晖的这一所作所为,他非常不满。1927831日,他在《萨樊案件附记》中写道:

 

我们生在这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

 

这里,胡适提到的“真天人”,其典故出处即源于吴稚晖赞颂杨虎的“先生真天人”。 胡适这段话,自然是对吴稚晖的讽刺。

 

对此事,胡适一直耿耿于怀。1928228日,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胡适写道:

 

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

 

胡适乐于助人,但有些事往往事与愿违。1930年代,刘半农在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时,染上“回归热”病,胡适积极推荐协和医院给他治病,不幸的是,刘半农在协和不治身亡。刘半农夫人在噩耗之下,打了协和医学院的医生两记耳光,对胡适推荐协和也颇有看法。此事与胡适营救陈延年事与愿违颇有类似之处。有时候,我们不能从结果的坏来论断那些乐于助人的人,因为这会打击这个世界的善。

 

6

 

帮助郭沫若

 

关于胡适与郭沫若,最流行的莫过于1920年代,当胡适恭维了郭沫若几句之后,心情激动的郭沫若立刻吻了胡适之。19231015日,当事人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

 

前日沫若宴请在美丽州(川),楼石庵适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

 

当然,这并非胡适帮助郭沫若。胡适帮助郭沫若,说的是胡适从学术独立的立场,力争郭沫若有资格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关于这一点,19471017日,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

 

从夏鼐日记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1)这场小小的风波,是胡适主动挑起的。

2)胡适的立场也很鲜明,坚决摒弃党派立场,按照学术标准认为郭沫若有资格当选院士。

3)与胡适不同立场的有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总干事萨本栋、吴有训(物理学家,字正之)。与胡适同一立场的有巫宝三、陶孟和、夏鼐。

4)投票采取了民主方式,支持胡适的占了大多数。

 

最终,在胡适的力争下,郭沫若成功当选院士。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其实,胡适不仅知道郭沫若的政治立场,而且还知道郭沫若要办刊物痛骂他呢。这场论争之前的1947222日,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胡适写道:

 

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

 

由此可见,在院士选举之前,胡适明明知道郭沫若正在办刊物痛骂他,郭沫若在当时也确实写了一系列痛骂胡适的文章,即便如此,胡适依然按照学术独立的标准,力争郭沫若参选院士的资格。这又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呢?

 

胡适为何如此做呢?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徐盈采访时,胡适回答说:

 

“《文汇报》的自由发行是一种文明,胡适之、陈雪屏、毛子水天天挨骂而不回答也是一种文明,在盛大的鸡尾酒会上,李宗仁和叶剑英在一起干杯,这也是一种文明。这几年文明不多了,为什么又自己减削自己呢?”

 

胡适天天挨郭沫若的痛骂,在他看来,自己挨骂意味着言论自由,意味着文明。

 

在胡适的坚持下,1948年,郭沫若成功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接下来的1949年就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乾坤颠倒后,用徐铸成的话来讲,就是“祖国的变化可真大”。

 

有哪些变化呢?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1949之后,郭沫若很快当上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据赵俪生回忆,他曾亲眼看到郭沫若拍着桌子痛斥吴有训与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

 

吴有训是谁,他就是1947年认为郭沫若不应参加院士选举的吴正之。陶孟和是谁,他就是1947年坚决支持郭沫若有资格参加院士选举的人。对帮助过自己的陶孟和,掌权者郭沫若肆意凌辱。郭沫若的所作所为,正应了《红楼梦》的那句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1954年,最高领袖认为批判胡适的时机已经成熟。郭沫若闻风而起,又是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又是亲自撰文,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这场批判运动还给胡适按上了一个骂名:“蒋介石政府的忠顺奴才。”

 

1947年,朱家骅反对郭沫若有资格参加院士选举。某种程度上,朱家骅的意见其实就代表着蒋介石的意见。对这一意见,胡适坚决反对。他是如何忠,又如何顺的呢?倒是郭沫若,仰承圣意,积极响应,大力批判胡适,这又让人怎么评说才好呢?

 

7

 

帮助刘登胜出国

 

1960516日,胡适给行政院院长陈诚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陈诚可以让中央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刘登胜出国进修。信中,胡适写道:

 

我今天写信是为一个可爱的青年数学家请求你大力的援助,使他可以出国进修。

 

这个青年是中央研究所的助理员刘登胜,他是前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的儿子。

 

……刘登胜在他父亲死后,能继续在国立大学完成学业,又能在国立研究机构继续研究五六年之久,这都可见我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充分实行“罪人不孥”的法意。我很盼望我们的安全机构也能充分了解国家的正确立场,不可因一个父亲犯了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

 

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刘登胜之所以不能出去进修,是因为他的父亲刘晋钰犯了罪。

 

刘晋钰犯了什么罪呢?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刘晋钰表面的身份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实际身份则是地下情报人员。1950年,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入狱后,供出了刘晋钰,刘晋钰很快被逮捕入狱,最终被枪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由于刘晋钰的身份问题,他的儿子自然也被国民党的情治部门重点监控,因此,虽然刘登胜在1958年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1959年又获得了宾州大学的奖学金,但是国民政府就是不让他出去。爱惜人才的胡适,在听闻这种情况后,为了让刘登胜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给陈诚写了这封信。

 

最终,在胡适的帮助下,刘登胜获得了出国进修的机会。他也没有辜负胡适的希望,最终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刘登胜还来到天津大学,与天津大学合作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究。

 

8

 

帮助瞿秋白出书

 

192347日,陈独秀致信胡适,希望胡适将瞿秋白的书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重金聘请胡适加盟商务印书馆,在劝说胡适时,他们曾说:“我们需要一双眼睛,适之,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在听了这番话之后,异常感动,专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参观,参观之后,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不过,胡适更看重自己的藏诸名山的学术事业,不想从事为人做嫁的事情,最终婉言谢绝了加盟商务印书馆的要求。不过,他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加盟商务印书馆,让商务印书馆又开启了下一个黄金时代。

 

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胡适专门给王云五写信,希望商务印书馆出版瞿秋白的书。1923714日,王云五给胡适回信说:“瞿秋白译事,就照你的意思办理。请转致仲甫。我也和振铎等说过,等秋白来沪时,最好和我会面一次。”

 

也就是说,在胡适的引荐下,商务印书馆接纳了瞿秋白的书稿,不仅如此,商务还希望可以跟精通俄文的瞿秋白深度合作。对于胡适的帮助,这一时期的瞿秋白也很清楚。1923730日,在给胡适的信中,瞿秋白写道:

 

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

 

在胡适的引荐下,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一书,并且给了不菲的稿费。这对当时经济困窘的瞿秋白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几年之后,瞿秋白成为领袖之后,对帮助过自己的胡适,开启了他的翻脸无情。

 

一方面,瞿秋白痛斥胡适是“宁可做英美家畜的人”,另一方面,在《王道诗话》中,通过传谣的方式,对胡适大肆污蔑。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胡适何曾抛却人权,何曾说过王权。瞿秋白罔顾事实,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让人莫名其妙。至于说胡适“五千一掷”,也纯属谣传。对此,鲁迅研究专家朱正评论说:

 

文章里写的“五千一掷”只是一种不实的流言。利用流言作战,是鲁迅多次表示过厌恶和鄙视的。我不忍心说瞿秋白在造谣,大约是当时他听到过这种流言即加以传播的吧。(《鲁迅传》, 朱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01,329页)

 

朱正不忍心说瞿秋白造谣,只好说他传谣。造谣的到底是谁,时间久远,自然难以考证。不过,瞿秋白的传谣却借着鲁迅的大名,广泛传播。污名化胡适的历程中,瞿秋白是重要的一位。

 

瞿秋白对待胡适的行为,常常让我想起翁文灏。1930年代,翁文灏遭遇车祸,蒋介石派最好的医生把他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1950年代,回到大陆的翁文灏,需要不停的做检讨,他的检讨总不过关,因为他在检讨书中不骂蒋介石。之所以不骂蒋介石,源于翁文灏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不骂帮助过自己的人。蒋介石帮助过他,于是让他痛骂蒋介石,他就下不去嘴。

 

瞿秋白穷困潦倒之际,胡适帮助了他,帮他出书拿稿费,帮他把翻译卖给商务印书馆。几年后,仅仅因为两人思想倾向迥异,瞿秋白就对胡适口诛笔伐。这也是瞿秋白为人处世的一个面向。

 

9

 

营救王若飞

 

胡适还营救过王若飞。关于这一件事,盛成回忆说:

 

有一天,黄齐生先生来宿舍看我,行色匆匆。交谈之下,他说:“王若飞被捕,关在绥远狱中,不见天日。我特来找你,加以营救。”我立即提起当年同船去欧洲的张道藩。他说:“今日之道藩,已非昔日之道藩。”我们商讨对策,最后,我提出去找胡适,他表示赞同。于是我们立即乘车前往米粮库拜望胡适。胡适当即答应写信给傅作义,好像写了五、六页八行书。我看了信之后表示赞同。他就盖了图章,将信封好,交与黄先生。……

 

此后,王若飞在狱中可以出来晒太阳,看报纸,后又去掉镣铐,最终被释放。

 

盛成跟张道藩一起留学法国,关系不错,一开始他希望通过张道藩的关系营救王若飞。但此时的张道藩,早已不是昔日那个留学法国的文艺青年了,他成了国民党大员,正所谓“人一阔,脸就变”,屁股决定脑袋,张道藩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去营救跟他不属于同一阵营的王若飞。于是,盛成想到了胡适。胡适也立刻写信给傅作义。这里有一个问题,傅作义为何这么给胡适面子呢?

 

一方面,傅作义非常尊敬胡适,而胡适对廉洁自持的傅作义也很欣赏,为此,他还应傅作义之邀约,给傅作义的父亲傅庆泰写过“应酬诗”。

 

第二,对傅作义率部抗日,胡适推崇备至。傅作义曾邀请胡适为抗日牺牲的志士写墓志铭。胡适欣然同意。胡适为此写下了一首白话铭文: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因为胡适与傅作义有这几层关系,所以当他写信给傅作义的时候,傅作义也就投桃报李来了个顺水人情,最终,在胡适的帮助下,王若飞从狱中释放。

 

10

 

营救刘质文

 

1933年,为了营救牛兰,由宋庆龄、蔡元培出面,在上海成立了民权保证同盟。具体执行者主要是杨杏佛。此后不久,杨杏佛来到北平,在北平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胡适担任会长。北平分会成立后,按照决议,杨杏佛对北平监狱来了一次突然袭击。据1933222日胡适给《字林西报》的信披露:

 

同盟于一月三十日方才成立,组织一个委员会视察监狱一事是当天晚上七时才作决定的。杨铨先生随即于当夜十一时去见了少帅,获得允许于次日视察监狱。因此,这次视察一如这一类视察所希望的那样,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视察。

 

“杨铨”即杨杏佛。1933131日,杨杏佛、胡适、成舍我三位民权保障同盟委员会的委员,在张学良军分会秘书王卓然的带领下,参观了北平军人反省院,并且跟监狱中的犯人有过详细谈话。谈话内容,193324日胡适给蔡元培、林语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他们(按:即监狱中的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死刑吊打,……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者,是曾做过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都(?)已决犯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

 

与胡适所说相印证,杨杏佛也见到了刘质文,并跟他说:“我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陪同他们前去的王卓然也用英文对他说了几句话,表示会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在胡适面前,王卓然表示改善政治犯的生活,他确实言而有信,很快,刘质文在狱中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过了一段时间,刘质文出狱了。

 

刘质文的人权得到了应有的保障,胡适却因为不赞同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主张,在宋庆龄与鲁迅的提议下,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了。也就是说,努力救人的是胡适,救人之后被开除的也是胡适。

 

开除也就罢了,宋庆龄写文章批评胡适,文中塑造了一个“胆小懦弱”的胡适形象。19333月,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写道:

 

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

 

更有意思的是,被营救的刘质文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全部文字都在感激宋庆龄,完全忽略了胡适的贡献。刘质文可能完全不知道,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证同盟,主要是为了营救苏联间谍牛兰而不是他。为了营救牛兰,宋庆龄甚至带话给蒋介石,愿意用身陷苏联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刘质文之所以被营救出狱,主要源于胡适与杨杏佛的努力。刘质文绝非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主要还是因为胡适在那个年代不受待见,人们“谈胡色变”。对刘质文的境遇,想必丁玲一定会有“同情之理解”吧。

 

在写完胡适与这些左翼革命者的故事之后,可以做一个小结了。

 

概括而言,这十个故事,无非讲述了胡适帮助过两对父子(陈独秀陈延年、刘晋钰刘登胜),帮助过一对夫妇(胡也频、丁玲)、帮助过创造社的两员大将(郭沫若郁达夫)、帮助过两位革命领袖和一位革命者(瞿秋白、王若飞、刘质文)。

 

对这些帮助,胡适完全不曾奢求过他们感恩。他大多从人道、人权、言论自由、学术独立的角度去帮助他们。最终,胡适收获了什么呢?在1950年代的批胡运动中,他收获了潮水一般的批判,这位26岁就“名满天下”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他“臭名”昭著,他的小儿子被迫自杀。他成了“战犯”、“帮凶”、“奴才”,成了漫画家丑化的最佳对象,成了杂文家笔下嬉笑怒骂的最佳人物。

 

 

转自《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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