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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亲九十岁生日——记我的母亲——于陆琳


作者: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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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花开

 

每年的阴历六月,正是紫薇花开的季节,由于紫薇花期特长,覆盖了整个秋天,因此紫薇又被叫做“百日红”。更是由于紫薇是傲然在萧瑟的秋风中怒放,我国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对此花之风骨多有吟咏。杜牧就是因为题诗以紫薇自诩,而被称为“杜紫薇”。

 

1921年的阴历六月十六,在山东济南一家书香门第的庭院中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啼哭--这家主人第六个孩子诞生了,是一位千金。主人看着满院的紫薇花,就给这个女孩起名 “紫薇”。

 

这个紫薇,就是于陆琳,我的母亲。

 

书香门第的主人是我的外公于明信,字丹绂,在宣统二年成为中国最后一代举人,曾任山东第一师范的校长,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我的母亲在家中最小,最得外公的宠爱。母亲上面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姐姐,我的三姨,叫于陆华,参加革命后改名于若木,是陈云同志的夫人。等到三姨和母亲年纪渐大,到了启蒙读书的时候,外公却因年事而精力不足了。抚养教育三姨和母亲的责任就落在了她们的大哥大姐身上。我的大舅于道泉生于1901年,大姨于式玉生于1904年,比起他们的两个小妹妹年长很多。当时大舅大姨都在北京教书,母亲她们两个小姐妹就随之去北京上学了。

 

走向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三姨于若木已在北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跟随三姨一起辗转投奔了抗日圣地延安。

 

一到延安,她们就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在上学期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母亲先后在军委二局和晋西北边区工作,并曾在中央党校进修。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离开延安向西柏坡转进,母亲和三姨也在此时分别。三姨去了东北与陈云同志汇合,母亲则去了张家口,在张垣烟草公司任工会主席。

 

1946年张家口沦陷,母亲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当时我的大姨夫李安宅的弟弟李安宇在清华大学任教,由于有了这层亲戚关系,母亲被派到北平清华大学做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

 

母亲到了清华大学就住在李安宇家里。她直接由北平地下党城市工作部领导,和她联系的有张文松、黄甘英、孙国良和崔月黎等同志。母亲专门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高层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李安宇家里,母亲认识了刚刚从美国回清华任教的孟庆基。孟庆基,字少农,参加革命后改名孟少农,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孟庆基是乘抗战胜利后美国第一班赴华航船回到祖国,一心想的是如何报效国家。但他看到的却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在前途迷茫的时候,他从于陆琳那里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革命道理,使他眼前豁然开朗。母亲的出现,不但使得孟庆基找到了革命,也找到了爱情。

 

孟少农--我的父亲,是母亲在清华北大两校的教授中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学校团结了一批教授和青年教员,并发展了更多的党员。清华北大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小组,选举出母亲为党小组长。按当时清华大学的规定:如果一家两个人都在本校工作,只能拿一个人的工资。为了方便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在结婚后,母亲就一直以家属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通过母亲的工作而走向革命事业的,有两校众多的青年教师,更有吴晗、钱伟长、张奚若等国内外知名教授。

 

北平解放

 

19488月父母从北平撤出,在解放区泊头生下了我之后,又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母亲在延安时和毛主席、江青很熟,于是她带着我住在了江青家里。而父亲分配到了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到北京郊区的石景山等待进城接管。在西柏坡期间,母亲看到不少干部忙于打仗、土改等工作,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于是要求北平解放后做保育工作。母亲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邓颖超妈妈的支持。北平解放后,母亲就请求北京市把北海后门的蚕坛寺划给幼儿园使用。得到批准后,母亲请出了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教授做建筑设计。梁思成教授在保全蚕坛寺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北海幼儿园。当时全国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难,母亲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关系,包括陈毅、贺龙、高岗等领导同志,要到了经费和建筑材料,把这个幼儿园盖了起来,并担任第一任园长。这个幼儿园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不少参战的同志因此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幼儿园用了日本的大夫和苏联的幼教专家来培训保育员,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果北京市有什么流行病,孩子就不允许回家。记得母亲说过,有一次她刚刚听完关于流行性脑膜炎的课,看到我有类似的症状,立刻把我送进了医院。为我看病的胡亚美阿姨(中国科学院院士)说她的抗体多,就把她的血输给了我,救了我一条命。那个时候患脑膜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母亲说她当时真怕我抗不过去。

 

我们热爱和平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朝鲜战场上的主动权。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我国新闻媒体不但要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更要体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胸怀。新华社记者阙文叔叔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找母亲帮忙。当他听母亲说到北海幼儿园养了很多鸽子,立刻就构思了以和平鸽为题材的拍摄方案。在选“模特”的时候,我被阙文叔叔一眼看中。这是因为当年幼儿园的孩子们一律是留的短发,但我还小,母亲舍不得给我剪头发,所以留了两个小髽鬏。就是由于这点特殊化才选上了我。六一儿童节那天,在人民日报的报眼位置刊登出了这幅照片,题名为《我们热爱和平》。不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给志愿军的慰问信里,后又作为宣传画发行到全国和抗美援朝前线,并被印在笔记本、茶叶筒和水杯等等各种用品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出国留学

 

在幼儿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母亲感觉到从事幼儿教育,自己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于是向组织提出进一步学习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母亲考取了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专攻学前教育。在苏联,母亲担任留学生支部书记,学习非常刻苦。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的女儿。她的同学告诉过我,每当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看到《我们热爱和平》的招贴画(那时苏联也发行)。她会很高兴的对她的同学说:“这就是我的女儿”。当时为了建设第一汽车厂,父亲到了长春,我也和父亲一起住在了长春郊区昌平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母亲留学四年,中间两次回国渡暑假,和我们一起住在那个小院里。1957年母亲毕业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

 

母亲回国后不久和父亲离了婚,可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回长春,我却闹着要回北京。父亲无奈,把和母亲离婚的事情告诉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那时我刚刚十一、二岁,父亲说本打算等我到了十六岁再告诉我的。我也哭了。那是我童年时代很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我和父亲相守直到他再婚。父亲再婚后,母亲也嫁给了老红军钟赤兵。我就住进了三姨于若木家,成了她五个孩子之外的又一个孩子。三姨一直对我很好,在我独立生活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陪她一阵子,直到她去世。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前,母亲已经调到了国防科委,在继父钟赤兵(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办公室工作。文革开始后,先受冲击的是负责部队院校工作的继父。继父在长征中失去了右腿,心脏也一直不好,受到文革冲击后心脏病更是经常发作。而就在301医院住院抢救期间他还会被造反派拉去批斗。那时我在军校上学,也不能正常上课,就经常在家陪母亲。母亲一直很紧张,不停地说:我真怕他们批斗完了会给我送回一个死人。幸亏李敏把继父的情况汇报给了主席。毛主席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这句话救了继父。但这边刚刚解围,母亲又被北师大造反派揪回。母亲和江青相识,却被江青点名为:这个人很坏。于是母亲遭受了几年的磨难,连继父也因为袒护母亲而被造反派游了街。在北师大,母亲和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关在了一起,她们成了患难的好朋友。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母亲从“牛棚”放了出来。这时继父被调到广州军区任职,母亲就一同去广州住了几年。“五一三事件”后,他们又回到北京。那时继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从机场直接送到了301医院。自1973年起,在医院住了两年多,每天都要忍受几次心绞痛的发作。那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没有搭桥手术、更没有支架可以安放,有的是每次大面积心肌梗死发生时尽职尽责的抢救。并且五次心肌梗死都被抢救过来,这在当时是创了记录的。在他之前,傅作义的四次心肌梗死抢救是最高纪录。最后继父是死于脑血管梗塞。医院告诉我们,继父的心脏已比正常的大了一倍,就是说正常人是一个拳头大的心脏,他的心脏有两个拳头大,而且心脏的血管基本钙化,心肌经过几次大面积梗死,已经像豆腐渣一样了。医生都认为如此心脏能活着真是奇迹,我想这和母亲尽心竭力的护理是有关系的。

 

矢志办学

 

19751220日继父去世后,母亲从国防科委调到国防大学,那时叫军事学院,任图书馆副馆长。在国防大学母亲又一次发挥了她的聪明才智。当时图书馆没有独立建筑,母亲经过多方努力,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这应该是她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1985年离休后,母亲致力于民办大学,她和聂真、刘达等老教育家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她身体力行,每天从早到晚在学校里掌管日常工作。并且又一次运用她的所有资源,为学校要到了2820万政府拨款,启动了学校校园的建设工程。她一直认为这和以前她盖的幼儿园、图书馆一样,是国家的。她的董事会里全是各部部长、社会名流。她一直给自己找一个不上班的校长、董事长。而自己一直是副校长,教务长、董事--一个老革命的思维方式。这个学校是她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但是她没有来得及做完,八十岁之后,她的记忆一天不如一天,患了老年痴呆症。当她再也无力管理学校之后,那个学校一度成了多方争权夺利的场所。

 

不是尾声

 

一年半以前母亲因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医院,没想到仅住院六天就报了病危,差点丢了性命。原来没有那么多的先进设备和药品,能够让钟赤兵五次心肌梗死而没死。而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只是骨折了,却差点儿把人给治死!我不顾一切把母亲从医院里“抢“了出来,至今还是健健康康,但是骨头医院没给接--他们说那不是主要矛盾,现在只能对付着长上,走路要用助行器,但我们鼓励她,每天能够走个二三百米。吃饭睡觉比骨折前还要好。

 

今年是母亲九十周岁,她是党的同龄人,不但同年,而且同月。我盼望母亲依然能坚强地活下去。尽管她已经把大多的往事和亲朋好友都忘记了,但她仍然认识毛主席、周总理、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她仍然记得延安、延河水和宝塔山,她仍然会唱“东方红”、“延安颂”和“解放区的天”……在她胸膛中跳跃的,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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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yp02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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