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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研究生生活

 

——-作者:周舵

 

真不知道我是什么命,凡是重大事件,没有一件不是一波三折。考研又是一番波折。

 

我原本是想考美学专业的,不料1979年除了有一处招“建筑美学”研究生之外,哪儿都不招生——包括我想报考的朱光潜先生;毫不夸张,他的《西方美学史》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家住北大中关园时的邻居、北大西语系教授吴柱存先生还曾专程带我去拜访过朱先生。本打算第二年再考,清华附中的初中同学王和劝我说,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明年能不能考还难说呢,你好歹报一个专业试试吧。我想也是,顶多不就是考不上吗,丢点面子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于是我第二天又回到公布研究生考试信息的北京地质学院,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专业可以一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哲学所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依照我的愿望当然是选第一个,然而再一细看,要求的外语只限英语和德语,我学的却是俄语;于是只有唯一的选择了:于光远先生担任导师的“马列毛研究”,而我那时已经到了对马列毛深恶痛绝的程度。

 

万般无奈,我只有报名备考了,心里还暗暗期望考不上,第二年再考美学。

 

于先生的研究生很难考,不但要考6门课:语文与逻辑、数学、常识、外语、哲学、政治,还要写一篇自由命题的小论文,论文通过才能发准考证参加考试。报名后距离考试日期只有50天,我用10天时间写完论文,通过了;再用40天备考,居然考上了而且考得不错,俄语考了78.5分,算是相当高的高分了。6门课里最吓人的是不起眼的“常识”,100道题,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社会文艺,……,举凡一切古今中外知识门类无所不包。

 

一般人对于先生的了解只限于“党内著名理论家、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理论创新者”,太肤浅片面了。于先生去世后,我在朋友圈里收到题为“中纪委开于光远的生活会”的文章,转发后我附上了一条微信如下:

 

《清明节遥祭导师于光远》

 

于光远先生是我最尊敬的恩师,他是以邓、胡、赵为首的中共改革派当中著名的理论家和思想领袖,对推进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这些门下弟子理当继承导师的遗志,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直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彻底实现,绝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停滞倒退。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不久前才意识到,改革派实际上在党内外都非常脆弱和孤立,而反改革的极左保守势力之强大,远超我们当年的想象。胡乔木、邓力群是这股反动势力的前台两大干将,背后支持他们的是居多数的革命元老,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是暂时的、有限的,顽固坚持极左旧体制的那一套才是他们的主流。“于光远生活会”所反映的正是这个事实,其主谋就是邓力群,他是于先生政治上的死敌。当年如果不是于先生极力保护,我还差点被邓力群把持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开除。(新华社资深记者,全面、系统揭示三年大饥荒真相的名著《墓碑》作者杨继绳的另一部大作《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是以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尖锐斗争为主题,国内不能出版,香港可以买到)。


“于光远生活会”不可能有结果,一方面是于先生的学识及政治智慧远高于其他与会者,另一方面也是碍于“党内团结”、“党中央都是改革派,没有保守派”(统战部长阎明复当我面这么说)的假象,谁都不能把事情的实质戳穿,双方都只好打太极拳罢了。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对于先生十分器重,但很快就疏远了他,原因之一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做了个关于国家问题的发言,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是被列宁大加发挥了;此论被胡乔木邓力群加油添醋,打小报告告到邓小平处,邓说了句“他是个书生”,邓力群从此蹿升,于光远从此挤到边缘。


于先生对列宁主义的否定态度是一贯的,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说到,他不赞成“马列主义”这个提法,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是列宁,有继承,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我立刻就明白了:于先生不赞成列宁主义。


中共的自我改革是一个极其艰难痛苦的“刮骨疗毒”过程,没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休想奏效,看看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苦难历程”。中共的改革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这个“世俗宗教”(意识形态就是世俗宗教)的宗教改革,还能是什么?


不怀偏见地说,和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比较,中共的改革实在是太成功了(注)——去读一点宗教改革引发的欧洲百年宗教战争的历史,看看那种整个村庄、城市甚至大半个国家几乎夷为平地的血腥惨烈场面(仅德国就死掉至少一半人口!),就会对中共改革过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多一种历史的宽广视野,多一些宽恕和悲悯,多一份“基于同情的理解”,就不会过于急躁、愤怒和“绝望”,以至于再次堕入激进革命的陷阱——没错,这是个陷阱,而且是一个最深、最危险的陷阱;如果政改迟迟没有进展甚至倒退,极左极右激进势力就要崛起,改革就会被革命替代。“改革和革命赛跑”,这个八十年代的核心命题,至今仍然有效。


世人所了解的于光远先生多囿于表面,了解多一点的,可能知道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篇“划时代”的讲话是于先生起草的,邓小平给他的一页纸提纲还在于先生手里保存着(估计现在上交了),却很少有人知道于先生所受的严格学术训练,那是国内理论物理学的大师周培源先生传授的。我父亲告诉我,周先生是国内唯一和爱因斯坦共过事的物理学家,于先生1936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论文还曾被周培源先生寄给爱因斯坦看过。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于先生给我们研究生上第一课就讲到了学术规范——那是1979年,国内哪有几个人知道什么“学术规范”?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于先生说,你们不论谈哪个问题,首先一条,就是要把古往今来所有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论述,基本无遗漏地读完和掌握,你才有资格谈你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说是你自己的创见,实际上早有前人讲过,严格说可以算你抄袭。

 

也就是说,第一必须“站在巨人的肩上”(牛顿语),“巨人”就是前人的研究成果,全人类文明的积累、结晶;第二严格区分什么是前人的成果,什么是你自己的创见,不能混为一谈,引用别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出处。快40年了,我却遇到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文科生,至今也还不知道什么是“学术规范”,开口就是“我认为”如何如何,全是横空出世、道听途说,东拉西扯、支离破碎的无根之谈,基本文献没读过,基本概念一团糟,论据论证全无,就连讨论问题的基本规矩——罗伯特议事规则——都一无所知,不懂得辩论是“无姓名”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对话,仿佛与论者全然无关;相反,他们三句话之后就开始直指对方作人身攻击,不谈问题,“踢人不踢球”,把讨论问题变成了流氓群殴。


精英尚且如此,民主还能立足于何处?有台湾学者批评说,和大陆学者不但没法讨论问题,连聊天都做不到!这可不是污蔑,只消去网上看几分钟,就知道中国精英的“素质”有多高。
记得八十年代初读到美籍台湾学者林毓生先生告诫台湾学子的文章,劝他们“多读书,少写半生不熟的文章”(现在可好了,有了微信微博,不论生熟,连文章都少见了,遍地都是“三句半”);又有杨绛先生回答某年轻人说,“你最大的问题是问题太多读书太少”;我深以为然!不料想我劝人读书的回应,却往往是以种种荒唐理由大谈读书无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毛式文革民粹,真够我们几代人受用的!
精英尚且如此,夫复何言?不禁令人感慨万端。
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斯人已逝,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于光远先生。


(注)我这么说必定招来以批评为天职的激进知识人的批评,但我还是不得不这么说。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中说到法国知识人的毛病,令我感触极深(详见我的旧文“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认为,这种法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传统,“只管批评,不管开药方——开药方是政府的事”,是导致大革命“破坏有种,建设无能”的重要原因,他为此痛心不已。


托克维尔说,与英国作对比可以看出,这种激进病的原因,正是专制主义旧制度不给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制度化渠道,逼迫他们走体制外反对之路的结果。我则认为还另有原因:欠缺工商文明的洗礼。企业家如果空谈道义和理想,以为目标好意图好就是好,不擅长实操、不注重可行性,思考问题不以结果为导向,“只批评不开药方”,他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企业家和空头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之所在。中华文明和大革命前的法兰西文明一样,都是文学过剩、工商缺位,于是养成无数漂浮云端空谈心性的愚妄文人。


法国式知识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把现实看成一团漆黑,认为现状一无足惜,必须彻底将其粉碎才能有进步,这种激进传统被俄国人引进,中国知识人又从俄国引进,成为“五.四”以来中国各界精英的思想主流,并且至今仍大行其道,以其站在道德正义制高点上的强大威力,大有要把一切温和渐进主张打入“专制政权帮凶”黑名单之势(海外不少“民主斗士”就是这样斥责本人的,并非我多虑)。


然而证诸历史,法俄式激进革命党人可不是仅仅批评而已,他们是行动主义者,真正去为理想世界“抛头颅洒热血”的,哪像当今的激进分子和网络喷子“口炮党”们,把高调高唱入云,却从来不见有半点行动?在私人生活当中,怨妇招人讨厌,公共论域里的怨妇却互相收获无数鲜花掌声,这不是很怪异,很不正常吗?佛家说,救一人就是救全世界,您哪怕行动一次、去救一个人也好啊!

——请不要误解,我所说的“行动”不是革命、“推翻”、“彻底破坏旧世界”,而是指(但不限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公民文化的培育。以我自己为例(对不起了,今天“刷一下存在感”,出一次小风头),比如1994年回国后,我就和一批朋友发起了帮助解决农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困难、提高他们业务水平的《烛光工程》;比如我给当年插队的农村学校捐助《十万个为什么》和《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各十套;比如我在海南所住小区免费讲“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古典音乐欣赏”课;比如我太太和她的同事准备去附近黎族小学支教;等等等等,可做的、值得做的事情简直无穷无尽。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很重要,不可或缺,但这仅仅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还得有更多的东西——还要建设。


也许,体制内的改革派政治家、企业家、法律界人士,加上渐进派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温和渐进分子,大家共同组成改革的统一战线,才能形成改革的真正动力、建构起阻挡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洪水泛滥的坚固堤坝。


是耶非耶,赞我罪我,且看历史如何判定吧。
(周舵 2017.4.2,修改于2017.4.3

 

于先生还有一项大功劳不能不讲: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权威”观点,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整个过渡时期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1978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冯兰瑞和苏绍智两位老师提出(他们事前都和于先生反复交流讨论过),过渡时期应该划分阶段,中国还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初级阶段论”的发端。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等左王的批判,认为这是在“大肆宣传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还想在1980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写进批判冯、苏观点的内容,遭到《决议》起草组成员于光远的坚决反对。于先生的意见被采纳,《决议》中写进了初级阶段的提法。

 

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时,于先生又提出应该在报告中明确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后写了进去,但十二大报告中很多篇幅还是在讲“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68月,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围绕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又发生了很大分歧,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决定不再引用。19878月,邓小平一锤定音,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奥妙,不知道“初级阶段”的提法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有多么重大。说穿了,其实就是用这样一种能够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空洞语言,抽空了马克思和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内容、否定了改革开放前那套旧制度、把“共产主义”推向了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上采纳了党内某些改革派思想家主张的退回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刘少奇“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等内容,把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的名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制度合法化了。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保守派嗅觉灵敏,对此看得很准,他们知道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表面不说,内心是非常反感和警惕的。

 

于先生带研究生的方式别具一格。

 

第一,他自己从来不讲课,只是时不时过来和我们聊天,天南海北,没有固定题目和范围,授课都是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等其他老师担任。我很不理解,问我父亲,父亲说,英国导师制就是这样,导师经常把学生招到家里,师生一边抽烟斗一边聊天。我听后依然将信将疑,并不理解其中奥义,直到读书足够多了,读到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和列奥.施特劳斯的几部著作,尤其是哈耶克,才算是登堂入室,得窥其堂奥了,不由得对于先生的高深学养造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由衷感叹于先生所传承的西方学术传统之深不可测。要把相关内容解释清楚颇为不易,后文再叙,这里只能简单说几句:

 

于先生从清华物理系秉承的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注重“演化理性”、“实践理性”、“技艺理性”的传统,它与欧陆唯理主义抽离实际、抽象概念推演的普遍理性、演绎逻辑理性迥然不同,而中国知识界深受马克思所推崇的法德欧陆理性主义影响,对英国经验主义这一脉非常隔膜,似乎只有顾准是唯一的例外。

 

英国知识技艺的传统是在各行各业无数世代的学者专家(工匠也是专家)面对面师徒相授的密切交往当中形成的,其中的“核心技艺”、Know how 、秘诀等等“默会知识”、“个人知识”、大师的“隐晦教诲” 极为关键,而这些知识和技艺恰恰是无法用清晰的概念、逻辑、数学公式来表达的,甚至无法行诸文字,它们就是我们古圣先哲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技艺的最高形态,已经进入艺术之“化境”了。因此,这些“核心技艺”、知识技艺门派的秘传,是靠人传人,靠每个行业的内行实践和悠久传统的继承积淀,一旦掌握它们的人全都死掉,就彻底中断消失了,不是像有些欧陆理性主义的逻辑-数学机械宇宙观误以为的那样,人类文明写进书里、刻录在光盘上,就足以无损传播了。实际上,语言文字是一种我们不得不用的拙劣工具,微言大义通常都是“意在言外”,因此读书一定要“得间”(此点我父亲老早就指导过我),从字里行间读出字面上没有的奥义。正因此中医是不能靠大课堂、教科书传授的,人工智能是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类智慧的,计划经济永远是要败于市场经济的,革命大破坏是绝对不能尝试的,外行是不应该领导内行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只限于他们自己的职业领域的,等等,我们可以从中推出一系列非常关键的结论。从这样的哲学高度,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达至人类文明的最高最深最广处;所以,哲学这门教人做最深刻思考的课程非常非常重要——试问,有几位中国学者懂得这些人类文明最核心的奥秘?我想应该是有的,但迄今为止我没遇见一个。(注)

 

第二,经常出题目要求学生轮流写作小论文,然后师生一起讨论。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这就是“席明纳尔”(我从费孝通先生处听来的翻译名词)seminar,研讨会,现在非常普通的东西,当时却除了“旧社会”过来的学者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小论文《论范畴》获得极高评价,前不久一位当年马列所的工作人员梁中锋还提起这件事。这篇论文都讲了些什么,现在却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第三,于先生当时是中共中顾委委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经常利用自己的声望请一些著名学者和改革派官员等“大人物”给我们开讲座,这也可以算是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小小特权吧。很少有人了解,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是于先生“发掘”出来的,那时懂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屈指可数,所谓经济学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严厉批判的,于先生却慧眼独具,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严重的知识短板,就询问有谁能出来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讲座,有人推荐了厉以宁,厉先生便从此“暴得大名”。于先生不方便请他来给我们研究生讲课,不然又要被邓力群之流抓把柄,就让我们去听厉先生的讲座,我的经济学知识就是由此起步的。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边缘化,没有人认真对待了,而且,中国目前各门社会科学当中“西化”得最彻底、马克思主义影响遗留得最少、共识程度最高的就是经济学,这是中国领导人不太容易犯严重经济决策错误的首要原因,因此我必须说,于先生于此功不可没。

 

第四,每门课、每学期的考试都是笔试加口试。这可给我造成了一个巨大困扰——如前所述,我天性出奇地羞怯,口试对我而言简直就是酷刑折磨。尤其是我不能撒谎,母亲从小对我极其严格的教育让我撒谎时必定露馅,而我对马列主义早已深恶痛绝,笔试还好歹能对付,口试面对某些信奉马列主义的老师我就彻底完蛋了。结果很悲惨,我一次又一次过不了口试关。哲学是我的主科,我前两次口试撞在思想保守的韩佳辰老师手里,都没通过——第一次是因为批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第二次更是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辩证法。按照校方规定,三次不通过就没有成绩了,老师们格外照顾我,让陈步老师重新主持了第三次考试,让我写了一篇论文,这才勉强过了关。同学们都惊讶不已,我不知道老师们背后是怎么议论的,总而言之,我第三年的成绩根本不合毕业要求,按规定就该自动退学,没想到于先生竟然动用了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特权,硬是允许我推迟一年毕业。他还专门交代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陈步保我过关(陈步老师亲口告诉我)。但研究生院最终还是不同意我推迟一年毕业,双方妥协后极其例外地允许我推迟三个月。只剩这点时间了,我连毕业论文的题目都还没有,陈步老师强加给我一个《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却又是我最鄙视的黑格尔的胡扯八道;雪上加霜的是,陈老师的指导意见我根本不同意。怎么办?一趟一趟往陈老师家跑(他家住地铁一号线最西边终点附近的社科院宿舍),也不能让我心服口服。最后一个多月了,我把心一横,干脆按照自己的思路写,居然不但答辩通过,还得到以德高望重的汪子嵩先生为首的答辩委员会六位学者的高度评价,陈老师也就转忧为喜了。

 

——这好像就是我的命:每件大事都不顺利,但最后都不但过关还因祸得福。考研究生这件事就是这样,大学没上成,反而逼着我一下子连跳四级直接上研究生,每个月还有40元补助(上大学的话一分钱没有)。关漱真啊关漱真,你可是大大失算啦!

 

对不起,我还没交代关漱真干的恶心事。她是北大家属委员会主任,我考大学没被录取就是她和管中关园的片警一起使的坏;他们往我的档案里塞进一大堆黑材料,共五大罪状,我本人却一无所知。研究生录取前,张显扬老师去她那里调我的档案,她又继续使坏而且变本加厉,一再说“这个学生思想很成问题,你们可不能录取他呀!”张老师一边敷衍着说对对对,我们不录取,一边心里想,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这都是张显扬老师亲口告诉我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报考于光远先生,而是顺利报了美学专业,就凭关漱真这个最基层官员手里那微不足道的小小权力,我也根本读不成研究生。一个芝麻小官几句话就可以无情断送别人一生的前途,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时代啊!

 

可这位极左的马列老太婆没有想到,有一种人是像曾国藩那样的“湖南骡子”,屡败屡战、愈挫愈奋,他们内心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逆境都压抑不住的。

 

其实在毕业考试之前,我就差点被社科院研究生院开除。

 

1980年,张显扬老师指名让我参加在民族宫饭店召开的一个“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展望未来”哲学界大型全国性会议。会期两天,我下定决心一言不发,但听了一天会之后实在忍无可忍,第二天终于憋不住放了一炮。

 

我发言的大意是,许多学者发言说,我们一定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原意、本义”,一定不能歪曲原意。我举双手赞同,但仔细一想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意?按理说每个人的原意都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别人哪可能知道“原意”?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从坟墓里请出来,问问他老人家您的“原意”是什么?而且,我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经常看到他们自己的论述前后不一,互相之间更别提了,许许多多的不一致,哪一条才是原意呢?我觉得我们此时的处境有点像是外国寓言里那条“布吕当的驴子”,站在距离完全一样的两堆草料之间犹豫不决,因为一定要找到“充足理由”做决定而活活饿死。

 

这就够得罪人了吧?我还意犹未尽,又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很多同志有一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软骨病,不但对鼻祖们顶礼膜拜,还对鼻祖的鼻祖也五体投地,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我们要是把真相看透的话,思路就会像电路里的开关往反方向一拨,立刻就可以发现,鼻祖的鼻祖那一套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毫无意义,不值一谈。——我指的当然就是黑格尔了,虽然没有明说,大家全都心知肚明。

 

诸位可别忘了,那可是1980年,左王们连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都绝对不能容忍,为此在党媒上对周扬大肆批判,导致周扬早死(周扬还是我们研究生院的院长,我的毕业证书上还有他的大印呢),我这样的言论,简直就是公然造反哪!

 

我的话说完,会场一片死寂。主持人之一包遵信悄悄跑过来问我的名字和单位,与会者之一,北大的胡平后来对我说,我这番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用说了,这番“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后果严重,极其严重。其实我还根本没有一句话反对马克思,反的只是黑格尔。加上有同学举报我,说我平日里就经常散布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于是不久就有传言说,研究生院准备开除几个坏学生以儆效尤,其中就有我和同学吕嘉民(他就是《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吕嘉民是因为参与了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刊”(民间刊物)的活动,而我的罪名是“学马列的却不信马列”。

 

当时的社科院研究生院被邓力群把持,或者说,在他的淫威之下战栗;他对培养“马克思主义接班人”非常重视,每个学期的开学典礼基本都要出席讲话,有一次他杀气腾腾地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培养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那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不信马列甚至攻击马列主义的学生,就是要坚决开除学籍!

 

当然了,又是于先生顶着巨大压力,把我和吕嘉民保了下来,没被邓力群先生开除。恩师啊恩师,我真不知道如何报答您啊!唯有不辜负您的期望,继承您的遗志,把改革开放推进到底。

不过,这些内幕都是后来才陆陆续续知道的,我自己一直懵懵懂懂,只能胡猜一气。

 

我对于先生的了解,也是随着年龄增长、知识阅历和思想深度不断提升,才逐渐加深的,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我的两位导师(另一位是费孝通先生)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极其聪明,智慧过人;自己是杰出人才,也就因此而特别爱才惜才。类似这样的最优秀的杰出之士非常非常稀缺,可遇而不可求,我何其幸运,居然都被我遇到了。

 

费先生也是对我另眼相看。1987年,我陪同他出席在香港大学举办的题为《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国际研讨会,他和台湾的钱穆先生是会议的双主席。我也是毫无准备——我哪懂什么“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也是搜索枯肠仓促成篇,也是居然受到费先生高度评价。回程时在广州白云机场等飞机,他和我们几个学生闲聊天,说原本在闭幕会上他要做个发言的,“我讲什么呢?就讲讲从梁漱溟到周舵吧!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真把我给惊呆了,我哪配?费老说此番话,是因为梁漱溟先生一生最后的一次会议发言就是在这次会上。梁先生已经不可能亲自出席了,专门为他做了一个录像发言在会上放映的,还没等我们回京,就传来梁先生逝世的噩耗。如果不是被四通公司挖走,我原本已经和费老说好考他的博士生的,那样的话,我的人生道路也许会很不相同吧。

 

于先生还有一项很大的贡献: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就利用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身份大力提倡方法论,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开展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推广,严家祺就是于先生那时的研究生,他当然也就是我的师兄了。可惜,文革一来,科学和科学方法被扫地以尽,“三胡主义”(我发明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泛滥成灾,改革开放之后于先生才又有可能旧事重提,后来还特别为此创办了一份刊物,刊名就叫《方法》。这恰恰是我和于先生特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方,我是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更早读过的一本《分析的时代》开始,就对研究科学方法论兴趣浓厚,沿着分析哲学、语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路径,一步步迈进了科学哲学之门。整个研究生学习的三年,除了英语(我的第二外语)之外,几乎全部时间都放在了科学哲学上面,这也是造成我考试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方法论非常非常重要,却一直被严重忽视,对此具备基本知识的中国各界人士至今寥若晨星,真让我扼腕痛惜。不客气地说,我对中国各界精英的思想方法素养和逻辑思维训练难以有好的评价,几乎到了让我绝望的地步。

 

我们这一期的于先生的研究生,北京同学共六人,除我之外还有吕嘉民、曹思源、刘世定、马戎和李晓云。

 

吕嘉民前面介绍过了,曹思源号称“破产法之父”,1989年“陆肆”之后和我关在一起,同一天释放;考研时老曹外语成绩为零,也是于先生破格录取了他。读研究生三年,不管他怎样努力,外语成绩永远是零分。其人食量惊人因而身体巨胖,我们经常嘲笑他“躺着和坐着一般高”。我们上学时研究生院自己的大楼还在建,我们借住在北师大化学系宿舍,食堂伙食太差,他吃不饱,经常要求不住校的我和吕嘉民,每周一从家里给他带炸鸡蛋,整整一饭盒的炸鸡蛋,足有十几二十个,他一顿报销。后来检查身体才发现,曹思源有两个胆囊,所以消化脂肪的能力超群出众。

 

马戎和刘世定两位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刘世定是所有同学里和我最相投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另类思考(我那时候就对他说起对经济学新古典综合主流学派“形式化公理体系”方法过度简化、远离实际的严重不满),只有和他才能畅所欲言并且产生强烈共鸣,我们一直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他的祖父是“四川大军阀”刘文辉,文革时最著名的“阶级教育”典型、大型泥塑《收租院》的主人公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现在众所周知,那根本是完全按照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虚假概念脚本凭空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去年我去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庄园”参观,解说词已经修改得大体算是客观公正了,所谓“水牢”也已经如实说明,那是刘文彩为贮存的鸦片保持湿度所设的储水池。

 

刘世定告诉我,于先生没当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是胡乔木使的坏。胡乔木通知开院务会,除了于先生,其他人都得到口头通知说,会后留下。开会时,他说下一任院长他推荐于先生。散会后,于先生不知道会后要留下议事,就先走了,结果在留下继续开会的人中传达胡乔木的意见,说于先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不能当院长。于此足见胡乔木其人的人品如何。

 

是马戎说服我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调动到北大社会学所的,我为此还把中青院分给我的一套房子放弃了。他批判斯大林民族理论、警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潜藏着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的民族学文章很有见地,被我大力推荐给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国内的《领导者》杂志,影响相当大。

 

李晓云毕业后当了王兆国的秘书,他几次对我感叹“周舵可真有女人缘啊”!一次是研究生院在借住的十一学校开运动会,我和他站在沙坑前看跳远比赛,一位长腿高个的漂亮女生跳完盯着我看;另一次是我们中午放学骑自行车到护国寺买小吃,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看着我羞答答满脸通红,他在旁边看着感叹不已。父亲18岁就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所以喜欢吃北京的小吃特别是“驴打滚”,我经常在护国寺小吃店给父亲买他爱吃的各色小吃;每次我去买东西,这位皮肤白里透红的女孩子都是这样,搞得我也紧张兮兮的。我不禁瞎猜,她大概也是文革当中分配去的知青吧。

 

研究生院的英语课是和其它系的同学一起上的,由此我认识了西哲所跟徐崇温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专业的赵越胜,他和我同好,都痴迷西方古典音乐,我又通过他结识了郭沫若最小的儿子郭建英,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听古典音乐,交流音乐盒带,不过我的贡献很少,基本上是从郭建英单向输出。陆肆过后我还在赵越胜姐姐家躲避了几天;竟敢窝藏反革命暴乱嫌疑犯,她的勇气和担当令人钦佩。

第三年,我把父亲暂时委托给女友照顾,住了一学期学校宿舍,西哲所读分析哲学的徐友渔被分配到我们宿舍,这位同学的勤奋让我很佩服,每天手不释卷,比我用功多多了。他后来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2008年我邀请他和罗点点一起去SEE创始人之一、著名企业家宋军在阿拉善沙漠里开办的“月亮湖”度假村,获赠他研究语言哲学的博士论文《哥白尼式的革命》,读后令我肃然起敬,水平在国内绝对一流,可惜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读懂,我也只不过能懂一半到四分之三而已。他对我说,他就是要和我、LXB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带菌者”保持交往,决不能让当局孤立我们的意图得逞,这让我感动不已。但这位仁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出言不逊,经常言辞粗鲁傲慢,对于出口伤人仿佛毫无感知力。这和我的性情以及所受的教育截然相反,让我难以接受,又不好意思向他指出。

 

同班的外地同学毕业后都星散了,大部分当了党校或其它高校的教授,除了一位叫纪玉祥的同学进了中南海升到部长级,其他同学好像没有当官的。于先生的学生都太不适合当官啦。

 

一边读着研究生,我还要独自照顾文革中被迫害成躁郁症的父亲。刚刚“落实政策”,民族学院分配给父亲一套两室一卫的房子,父亲每隔大约四、五十天就要躁狂一次,整天话不停活动不停,每天上床后就开始大声咒骂文革中诬告迫害他的人,没有任何办法能制止他,直到快天亮才小睡三四个小时。我们住在四层,楼下是平房,一次住平房的邻居忍无可忍,不知是什么人丢石头把父亲房间的一扇窗户玻璃砸破,大冬天啊,西北风呼呼往屋里灌,我大半夜爬起来找硬纸壳档窗户。这种情况哪可能请保姆?没有人会干,再说也没地方住。妹妹嫁给了文革中小有名气的诗人甘恢里,他父亲甘祠森是民革副主席,前监察部副部长,住在很远的木樨地22号部长楼,不可能照顾我父亲。文革期间她曾经要求照顾父亲,让我去和母亲住,没过一个月她就受不了了,又让我和她换过来。弟弟住在母亲留下的北大三公寓,还在北医分院上大学,自顾不暇。只能是我来照顾父亲,衣食住行一切一切。最麻烦的是一日三餐,起初试着去民族学院的教职工食堂打饭回来吃,吃了几次就无法忍受了,只好我自己做。每次做三天的饭菜放在冰箱里,如果午饭赶不回来,我去上课前先把一顿饭的饭菜热好,放在保温的草窝里;冬天再教父亲自己用煤气炉加热一下——那时候没有现在很普及的电磁炉;因为缺铜,电线都是铝制的,很容易过热发生事故,普通电炉也都禁止使用——有一次父亲忘了关阀门,我骑自行车放学回家,一进单元大门口就闻见浓浓的煤气味,心想大事不好,飞奔上楼,不出所料就是我家出的事。真是老天保佑,要是电冰箱打火花引燃煤气,整个教师宿舍楼都得炸飞了。

 

还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见单元楼门口人山人海,围着我们老人家听他声如洪钟演讲呢。我赶紧把他扶上楼去,各位观众还兴致勃勃意犹未尽的样子。

 

不必有太丰富的想象力,谁都能想到,照顾父亲的重担给我的研究生学习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总而言之,千言万语并做一句话:和精神病人在一起生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人间活地狱。足足十六年——不是一年半载,不是三年五年,是十六年,我能应付裕如,身心都没崩溃,还把研究生读完了,不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也能做到。没错,周舵的神经不愧是钢丝做成的,不然哪有可能在陆肆那天把几千人救出天安门广场。

 

顺便说一句:躁狂抑郁症号称“天才型精神病”,相当多的杰出人物是这种病的患者。尤其是文艺界,患病率高出一般人10倍;文艺界里又尤其是诗人,患病率高出一般人40倍。详情可参看《躁狂抑郁多才俊》一书,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家父本人也确实是聪明过人,他的老师都知道。“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先生就是父亲的老师,父亲婚后把结婚照寄给了在美国的赵先生,自己反而没有了,文革后好不容易和赵先生联系上了,赵先生又从美国万里迢迢寄了回来,现在就供在我客厅的钢琴上。

 

还得说说我的老师之一,于先生的至交好友李昌先生的夫人、时任马列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冯兰瑞先生。我被四通集团公司从北大挖走,原因之一是,总经理万润南的岳母是冯兰瑞先生;万润南夫人李玉告诉我,冯先生对我印象相当好,1988年王军涛接手《经济学周报》,就是托我说动了冯先生。冯先生对李玉说,既然是周舵的好朋友,大概错不了吧。前几年有朋友想给冯先生做口述史,我带他去冯先生家,趁便问她还信不信马克思主义?她承认说不信了。于先生倒是至死还自称“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部分,我不敢问,更不敢妄议,暂且存疑。反正绝对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

 

张显扬老师年轻时无疑是个大帅哥,风度翩翩、才气横溢且口才极佳,他的文章,以及和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联名发表的文章,对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都有相当影响;这样一位杰出人才,却被保守势力扣上一个“三种人”的罪名控制使用,又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中妄加罪名开除党籍,差不多等于被冷冻起来。我毕业后和他谈起,想写一本彻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书,他极表赞成,还说他自己早有此志,可惜力不从心,一直没有动笔。这就是我后来对陶斯亮大姐所说的“反自由化反出一个自由化”之一例,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不断给自己树敌,把潜在的朋友和中间派逼到敌对方去。

 

暂时先谈到这里了,以后想起来再补充。

 

(注)英国宪政史上,1608年大法官寇克(Sir Edward Coke,1552-1634)拒绝国王詹姆士一世干预审判的著名事件,就是对于司法独立原则最好的说明。寇克告诉国王,“国王陛下,您不能亲自判决任何案件,案件应当由法庭按照英国的法律习惯审理”。按照贵族礼仪,寇克恭维国王说,“上帝赋予陛下优秀的美德和杰出的天赋,这是事实”,“但是”——重点在这“但是”后面——“陛下没有学习过英国法律,……法律是一门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才能掌握的技艺,只有经过长时间学习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审判权”。国王闻听大怒,厉声训斥道,“如此说来,国王将被置于法律之下了?”寇克毫不退缩,回答说,“布莱克顿有名言,国王虽然高于所有人,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布莱克顿是著名的英国法律学者)。这件著名事例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道理:第一,司法独立不是通过一纸法令一蹴而就的,是包括法律职业人在内的贵族们冒着极大风险,从企图扩张专制权力的君主手中不断斗争得来的,其间反反复复,经过一个漫长过程,一点一点形成众所公认的习惯传统,才得以确立的;第二,司法独立需要建立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实践理性”(“技艺理性”)的基础之上,这种“实践理性”或“技艺理性”一如寇克所言,是只有每个专门领域的专家(包括工匠)们,这些“经过长时间学习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可能掌握的;它特别注重专家意见和职业技能,强调“内行人说了算”,和法国启蒙学派所理解的人人皆有的普遍、抽象理性,以及民粹派一切付诸公论,“外行领导内行”的“民众智慧”迥然有别。因此,司法不但不应当受掌权者干预,也不应当受当下、一时的民意干预。独立司法所保障的人权是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而当下、一时的“民意”、“公众舆论”往往不符合这一根本和长远利益。第三,没有普通人民的司法参与,法律专家难免内部勾结、整体腐败,所以英美法系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它并不是什么“民意判案”,它是熟知自由宪政人权保障原理的普通人在法律专家指导下的司法参与,是被刻意隔绝于当下、一时舆论的普通人(外行)的“普遍抽象理性”,和专家(内行)“实践技艺理性”之间的平衡。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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