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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四合院


--作者:新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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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霞与吴祖光

 

听说王府井已拆得没有模样了,我想起了我们的四合院。现在我们住在四层楼房!我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残了,三十几岁就被迫害得不能唱戏了。因行动不方便,我随时都想着我们的四合院。

 

1949年祖光受周恩来召唤从国外回到北京建设祖国。第一件事就是交给他的好朋友邓季惺、陈铭德夫妇一笔钱买家具,先寄放在他们家中,后买房子。邓季惺大姐和丈夫陈铭德是《新民晚报》的老板。刚刚解放,他们夫妇住在西城石碑胡同一个四合院里,这房子好漂亮啊!前廊,后厦,走廊,游廊,满院子花草。我觉得北京的四合院是最舒服的房子。

 

当时很多作家买房,艾青买的是在东城豆腐巷,老舍买的是奶子府,赵树理和祖光的是在东城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祖光买的是9号,赵树理是6号。

 

祖光这所四合院很讲究,外边是两扇圆大门、敞开能进汽车。通过一条小道,高台阶红漆门。门道转过去一个小拐弯圆月亮门,有个方小院。四扇门才进到里院。东、南、西、北四面是房,北屋七间。东西屋各三间,南屋也是三间,靠外院一单间,正房北屋厢房,东、西都是小单间。院于很宽敞,外院墙有爬山虎。北京四合院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进大门有影壁墙,小院有两盆石榴树,红石榴花可鲜红了!相配四盆白玉簪花。里院有四棵凤凰树,过房高的海棠树,白紫色的丁香,靠南墙白玉兰、葡萄架、石桌、石墩,数不尽的各种盆花。大院子可以排戏、练功和孩子们跳绳。祖光还为孩子在大院里摆放了一个乒乓球案子。同学们常来打球。

 

住四合院种果木树,秋天结了果子就要人受累了。好在那时有我婆婆操心,指挥管理。最伤脑筋的是果子成熟季节,邻居家孩子上房摘果子,来回跑,踩得房檐嘎嘎喳喳的响。我的老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式善良老人。她站在当院,仰面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地对着房子上跑的邻居家孩子说:“你们快下来,别在房上跑,摔下来可不轻啊!”孩子们仍在房上跑。婆婆站在院子中大声说:“你们下来,要葡萄、要海棠我让老何给你们摘一筐下来吃,好吗?”孩子听了高兴地说:“吴奶奶我们就下来……”孩子们下来高兴地等着。老何是我们家男工,孩子们吃饱了跟老何说:何叔叔我们走了,等着你再给我们摘海棠……

 

这些邻居的孩子,都是我儿子的同学,他们都喜欢我婆婆。婆婆指挥着老何、孩子们把摘下来的葡萄、苹果分送给邻居孩子们。春天院子里各种花开了,又要把花一把把捆好送给亲友。这四合院在旧协和医院旁边,房主原是协和的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49年后她搬进协和宿舍,把这所四合院给亲戚了。祖光从她亲戚手中买来的。院子整齐讲究,最洋气的是厨房,自来水龙头很多,墙壁是白瓷砖,大炉灶内一个很讲究的烤箱,箱内有好几层烤盘。祖光买来这所房子,首先是修缮,北屋正面是客厅两间套间,重新改了。把旧木格窗户改成落地玻璃窗,开开窗户可把四脚带轻轱辘的大床推出来乘凉。这间睡房在整个四合院中算是洋式风格。北屋向东屋打通了,从北屋跨进去洗手间。出了洗手间,通向厨房、餐厅。厨房又跟东房通着。我们在这屋中间吃饭,打通了从厨房送菜方便。

 

北屋是我和祖光住,东屋是女儿霜霜和带她的阿姨住。西屋是公公婆婆住。两个女工和一名男工老何分别住在东西边的过房,一排三间屋两个儿子住,还做祖光的书房用。另一间南房作客房。

 

院里种有六盆昙花。1956年六盆昙花同时开花,有一大盆开了两朵花,夜里在院当中拉了几个电灯,照的全院子好亮啊!亲戚朋友来看昙花一直热闹到深夜。

 

婆婆偷偷跟我说:“凤霞呀,花开了这么多,这叫‘花怕开绝了,国家不太平’啊!”婆婆讲,卢沟桥事变那年,家里种了昙花,也是开得十分茂盛,国家就打了仗。“唉,国家可不能再出事呀!”她真怕那兵荒马乱的日子。

 

院里一块块方砖,都是祖光亲自选择设计请人装好。每一间房子都换了新式玻璃窗格子。洗手间,小厢房都换了磨砂玻璃。为了射进阳光,北屋到东屋,过房房顶都装了玻璃o房子大,室内摆设很重要,幸好祖光已托邓季惺大姐买了整套红木家具。紫檀木大木床带有炕桌,脚踏,条几,八仙桌。明式书桌椅子。祖光和我各有书桌,都带有脚踏,大书柜占了半面墙。

 

墙上面的字画也都是祖光一件一件地选择并挂好的,房内的各种花都是我摆放,多么晚回家,我也是亲自浇了水才放心。我养的各种吊兰,很多朋友都羡慕。

 

那时祖光正在拍梅兰芳先生的舞台艺术电影,请来苏联摄影和美术专家,经常跟祖光研究讨论剧本拍摄问题。苏联专家说:“你们这所四合院好,显示艺术家的水平,我真羡慕极了。中国艺术家真幸福。”

 

四合院对我们两儿一女也是真好玩的环境,他们的同学也常来我们家玩,一起做功课、一起下棋、一起打乒乓球,最开心的是唱戏玩,动刀动枪,对打有时把玻璃打坏,我就生气,祖光说:“玩起来就不顾这些。破了,再配上,不要叫孩子同学觉得家长太凶。”孩子同学的父母很多都是附近工作的。有一个叫张生的,父亲是协和医院工人;他和东安市场一家饭馆职工的儿子比赛打赌喝猪油,厨师的儿子一口气喝了两碗猪油,喝的满脸通红,老婆婆看见这孩子要生病就给他吃西瓜,孩子回家拉肚子,他母亲问他:“是谁叫你喝的大油,又是谁叫你吃的西瓜?”他说:“是马家庙四合院的吴奶奶。”从这以后,儿子同学来玩都爱说:“去四合院,吴奶奶给西瓜吃。”我家成了这个胡同小孩聚会的大杂院了。孩子在院里玩,有的吐了,有的剪了碎纸扔在地上,扔西瓜皮,把院子搞得很乱,老何轰他们说:“这些讨厌的孩子都给我滚出去。”穷厨师的儿子,他轰赶,干部的儿子却一个不敢说。祖光生气了,他认为对人对事要公平。后来祖光找老何谈了一次话,让所有的孩子随便来我们院子里玩,不能轰。因为四合院是这个胡同比较大的,街道居委会也常在这开会,无论来多少大人孩子,我们的老婆婆总是热情欢迎。

 

住四合院最伤脑筋的是每年都要修缮,换房瓦,上油漆,修墙刷石灰,搞得满院子都很乱。这时祖光亲自泡茶照顾工人们休息,在门道铺好席子让他们休息好,并给他们送糕点水果,安排吃饭。祖光对阿姨们说:“人家是给咱们干活的,一定要人家心里高兴。”祖光还常常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聊天,后来成了朋友。

 

1957年,多少人一下子成了罪人,正如赵树理说:“祖光是个好人,也爱国呀,他的家遭了大难。”祖光被送到北大荒,我为祖光保住了一家老小。苦度了3年,祖光回来了,四合院仍然是那么整洁干净,祖光不忘劳动,拾起扫把扫地,接起水管子浇花,不断地为四合院门窗上油漆,房上换瓦,上墙灰。信心百倍想把四合院修建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个四合院遭了难,多次被抄,砸坏窗子,玻璃碎了满地。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东纠、西纠红卫兵,还有数不过来的中学生,抄一批抢走一些东西。滕××是我们邻居高干儿子、东纠红卫兵的头头,多次来抄我的家,一群人都带着大口罩,抄家就是为了白捞东西,因为他了解我们家有照相机、录音机……这时的四合院好凄凉啊!风吹树叶,阴雨天滴滴答答的响声,冬天大雪,西北风如老牛叫,这个四合院热闹过、冷清过、团聚过、也分散过!如今凄凉萧瑟冷冷清清。忽然,抢占房子开始了。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岁。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姓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

 

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样的,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然后又来了房管段的人,这时房契由国家管。当时我和婆婆心里害怕,神情紧张。我对婆婆说:“共产党员搬进好些,咱们这一家还有一点保证,祖光还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他们是党员,总比搬来那浑不懂事的红卫兵强。”房契强令要走了,可房捐还得交。这两家人搬来也是白住,一切费用都不交。他们真不知节约,大灯泡一百瓦,照得亮半个院子,而我们只用十五瓦小灯泡。

 

我被关了一阵子,大抄大抢后,被放回家,但天天要上班,祖光仍被关押在牛棚里,不放回来。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和婆婆,我们不敢于大声说话,挤在东屋,北屋墙壁都被砸烂了,房顶也被捅了洞。满屋子乱七八糟,没法下脚,我不想进去看,我们太伤心了。搬进的这两家人却和亲朋好友大说大笑。他们的孩子在院中踢球,砸坏了玻璃,我们不敢出声。两个儿子生气要质问他们,我和婆婆拦住说:“千万不要。他们搬到咱们院子来,就是咱们邻居,要忍耐……你爸爸回来一切就好办了。”他们抢占了我们西屋、南屋,还想占我们的北屋。但堆满了东西下不去脚。那个姓姜的站在窗外向里看说:“这屋里可以收拾一下。”意思是他想进去。我说:“这屋里不能动,得等祖光回来,他不来连我们都不进去。”人就是得寸进尺。他们随便用我们的东西,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对婆婆和孩子们说:“行了,只当被抄家的抢走了。”婆婆说:“不用想东西了,兵荒马乱的年月我经得多了,日本人烧抢夺我都熬过来了。这些人是发国难财,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来的,干的是日本鬼子、国民党的勾当!”

 

大串联过去了,祖光被放回来,打砸抢也过去了,大伙靠边站。祖光去了干校,又有街道上的人来看房子,可能还要挤进来。一个在房管局工作的姓侯的朋友动员我们说:“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换成楼房了,不然随时都可能再挤进来抢占房子,你们北屋和东屋这两边房子可以换成四间楼房。”老侯的动员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舍不得这四合院。祖光碰见著名京剧小生叶盛兰说他也搬进楼房了,因为四合院老有人惦着白占房子,主张祖光去住楼房,安静,关上门谁也找不找谁。我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感情上舍不得是主要的。可不搬走,这所房子也被糟蹋。挤近来的人在院里盖小房,砍树,拆墙,眼看着也伤心。祖光多次动员我:“身外之物全可不要,房子再好你不也睡一间吗?再说,文化大革命是全国的,不止咱们一家。咱们离开为好!”街道上来人都是很凶的,吓得我心跳。眼不见,心不乱,狠了狠心,1967年初搬到和平里十四区两个单元四间房。搬家是件很伤脑筋的事,尤其是祖光他从香港回到北京,买了这所房子,又从上海接来了父母,一心把这四合院修建好。想不到一个个运动整他,政治上害他,经济上卡他。眼看着这四合院,心里是很难受的。可他不说一句后悔话,也不埋怨一句,他对财和物总是看得很轻。祖光放弃了在香港的舒适生活,带来在国外挣的钱,在国内买四合院,怎么能逼我们搬走?让这些人住呢?我认为太冤了,也太不公平了!

 

祖光和我商定搬家后,日夜收拾东西,我把零零碎碎的装进纸箱,儿子找来了同学帮忙,当时我和祖光都是审查对象,亲朋都不敢来帮忙。儿子的同学马小力父亲为人好,马大爷是搬运工人,他们是劳动人民,什么都不怕,全家热情地来帮忙。一些搬不走的东西,自然就给马家了。人就是“善财难舍”。抄家时抄走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连问一声都没有,眼看着大口罩的红卫兵明抢、明拿。特别是那个姓滕的干部儿子,他随时带来一帮东纠红卫兵明是抄家,实是抢东西,现在把搬不走的大批东西送给人,落个人情。来院里掏大粪的师傅,我把床、沙发和一套木器都送他了。没有人帮助出车,只在东单三轮车站请了十辆三轮车。祖光骑自行车在前头领路,浩浩荡荡十辆平板车成长龙式。祖光为了让他们别太累了,有意慢慢地蹬车。用了两天总算把东西搬完了。多难哪!我想把澡盆搬走,把搭走廊的门窗格子搬走。祖光不肯,他说:“你把一所四合院都不要了,还心疼这点东西吗?有人搬进来住,又要叫人费事再修理……,’我都依他了,祖光哪里知道我们搬走后,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子改小房子,北屋、东屋、小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搭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有人说:“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有这个庙可就不是这个神了。”

 

和平里这边祖光也受不少累。房子是新盖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来的干部还没有搬来就被打倒了。房子被大串联接待红卫兵站接收了,地上铺稻草招待串联的人。房子脏得下不去脚,气味难闻,地上堆满稻草,到处是脏布条,羊屎蛋。墙上画的乱七八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祖光跟两个儿子一起打扫这间房,先从窗口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车推到垃圾站。这就搞了近一个星期。

 

从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进这仅有四间的单元房,我觉得人了鸽子窝,心里可憋闷了。

 

住在这接待红卫兵的房子,看着墙上写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痕迹,我想着当时的情景。那是1966年红卫兵串联闹革命,我是到处打骂批斗被审查对象。每天我都被他们叫出来打骂,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干什么的,为了表现他革命,举手就打。那时祖光被关在他的机关牛棚,我留单位审查。单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联,留守。人员在家接待红卫兵。单位大屋子排演场全腾空了,地上铺稻草,草上是麻袋,当中一条留出走路。我们单位接待的是南方来的红卫兵。北京的冬天冷,冻得一群孩子缩着身子挤在一起,好可怜哪!单位动员给红卫兵捐献衣物,我把棉裤、棉袄、毛衣、毛裤、被子、毯子、棉鞋都送出去了。我想谁家都有儿女,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中间还闹了很多事,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男男女女为了争风吃醋大吵大闹打人消气。我给他们生炉子,打扫卫生,他们在墙上写“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和平里这刚刚盖好的新楼,也搞得这般光景。这叫文化大革命串联。

 

这时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住在这四间小房,不久我又被送进牛棚了,两个儿子上山下乡走了,女儿跟着带她的阿姨走了,公公已在“文革”前去世,家里只有老婆婆一人。这时我闭上眼想谁呢?丈夫他心宽能想得开,我可放心。老婆婆有知识经过大灾大难,能忍耐,我也放心。两个儿子上山下乡,年轻力壮,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儿跟着张阿姨去她家,带去了钱和物也不会受苦。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怎样对待审查我的这些“群众”吧。我被关了一年多回来,已是1971年底,忽然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冯素英动员给她腾一间房子,而且指出要四间中最大的一间。我前脚进门冯某后脚就逼我腾房。她那黄脸上的薄嘴唇可能说了。她说:“论阶级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论革命我们是造反派,论人口你们家现在只有三个女人,我们三口人占一间,这是合理公平的吗?再说你们是被抄被斗户,要不是为了革命,你们叫我搬进你们这里我还怕受牵连呢?”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说:“你不该要我腾房,你们这么革命还要非挤进我们家吗?”冯某板起面孔说:“对,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户籍警还不错,他对冯某说:“你想搬进新凤霞的房子,等她下个月从干校回来再说。”冯某表面答应了,可是她天天来找婆婆,老人实在受不了。今天她搬来一个炉子,明天拿来一卷破席。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能卖的找到张自忠路委托店,请他们来我家帮忙,把屋内家具卖掉了。1974年我的二儿子吴欢从黑龙江兵团回来,他是得了肝炎回来养病的,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裤、棉被给他用上。冯某住进我们单元,老是鬼头鬼脑偷看我们家的情况。一天深夜十二点多,有人砸门,我们一家吓得一动不动相互看着,婆婆指着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准是她又在捣蛋。我起身开开门,五六个警察手提着电筒进来问:“吴祖光回来啦?”我心一愣,我还以为真回来了,用力向四周看,跑下两层台阶。警察很凶地说:“你们都出去!”女儿和婆婆被他们推出站到楼道,儿子吴欢躺在床上。警察看见床上躺着人说:“这是谁?”另一个说:“吴祖光。”他们野蛮地进了我的房里一个上去掀起被子,看见是我是儿子,有点心虚了。我看他们这样无理,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相互不开口,看看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大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说吴祖光回来了?”没想到他们说:“有人汇报说吴祖光回来了。”我知道是冯某汇报的。气得上前一步对准码某屋大声说:“吴祖光回来了又怎么样?现在受审还没定性呢,住在我们家屋里,水电费一个钱不拿,还偷偷地害我们。”

 

我说着出门对着婆婆、小女儿说:“进来!为什么让我们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们刨刨底,还不一定谁是资产阶级呢?”我理直气壮,冯某躲在屋里不出来,警察一声不响。我又说:“你们看看,我儿子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探亲。他有病啊!你们闯进来好像是抓特务!”警察一个个灰溜溜的,我又大着胆子说:“我是受审查,可是你们来我家可有单位的信,我有组织。吴祖光在干校,现在多少人在干校,难道你们都去人家在夜里搜查吗?汇报的人你出来,当面说说见见阳光!”我问得他们无话可说。冯某一直没有出屋子,警察们一声不出,亏心的下楼走了。我对准冯某屋子说:“以后你放明白了。我们受审没有定性,再要像老鼠胡串,我就让你搬走!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换来的。房权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摆摆手,我也摆摆手说:“别怕,我明天去干校,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费水电费。住在这里一文不交,还想捞点什么政治资本!说好了,政治运动过去了,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国家不会剥削老百姓的,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负老百姓。咱们是朋友,是邻居,就知点趣。革命暴风雨、打倒、油炸、炮轰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审查会有结果,是什么问题自己知道,以后大家互相照应。”我这一大串话是对着冯某的门说的。她一声不响,也不出屋,从此冯某也不那么凶了。我心想她是家庭妇女,丈夫是党员,有时借用东西,跟我老婆婆还说谢谢。只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我们这,我在干校也放心。想想马家庙那家姓姜的还算好些了。只是冯某她嘴里不断说:“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好讨厌!

 

我从大兴县天堂河五七干校回来,调到西城区挖防空洞,比在干校不能回家强多了。每天早晨顶着星星出门,晚上披着星星回家。跟冯某很少见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电一文不给,我也不为这事跟她纠缠。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响,我躲地震去了河南。就在这时,给祖光分配了房子在东大桥。这次搬家祖光没有通知我,他一人搬好了家,从河南把我接到北京。

 

1978年政策落实,我和祖光几十年错划右派的冤案平了反,我们全家高兴极了。祖光最可贵的是,记者、编辑都一个个来约他写有关1957年错划右派的回忆录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说:“我不写,这事过去了,没有再写的价值了。”祖光一个字也没有写。

 

我从河南回来,房管局办公室的同志来谈关于私房落实政策的事。当时因赵树理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山西,另有安排;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饭店,要求把房子修缮成原来的样子才搬回去;老舍先生虽早去世,夫人儿子也都在北京,要求回原来的房子。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对象,房子都被人抢占了,改建得乱七八糟了,再恢复需要大工程。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多次来找祖光说:“马家庙这所房已经住进七。八家,房子拆改得乱七八糟了。如腾空再修缮,国家得拿出几十套楼房钱。你如果放弃这所房子,就给国家解决很大困难。”祖光厚道,他从来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什么,为了国家他可以付出一切。同那些想尽办法从国家手中要这要那,争出国要待遇的人一比,祖光的为人多可贵呀!他动员我放弃四合院,住楼房。我说:“国家困难这是自己造成的!闹革命,好好一个国家,左一运动,右一革命。国家整的穷了,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咱们一起买房的人,不是都决定要回空房,房归原主吗?咱们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残疾,住平房四合院方便。国家自己整的自己承受,我们是受害的。”

 

最后,祖光还是同意写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信,收回很少象征性的钱。

 

至今我仍说祖光太傻,把四合院让出了,住房还自己拿房钱!祖光从没有一句怨言,他说“全北京不都是这样吗?只有个别人有办法要回原来的房,咱们哪儿有这个功夫?”

 

“四人帮”被粉碎了,各方面“落实”政策,私人房产落实政策负责人李某,亲自找我和祖光合计如何落实。并举出了几家房主,诗人艾青、作家老舍先生及赵树理、京剧演员张君秋、赵燕侠、马连良、谭富英等等,房产归还是十分困难的事。国家十分困难,每个院子都住了很多家,有的一户三代人,两代大男大女同住,如果把房户搬走会给国家增添非常大的困难,如我们的房已住进八九家人,要把这些人家迁走,国家要拿出大批房来。国家实在难办,因为不是一家的问题,祖光是个忠厚人,他看见房管局落实政策干部说的实在难,也想到全北京市房产落实要国家付出多大代价。祖光跟我商量,如果咱们放弃四合院,有几点好处:()是给国家减轻负担;()落实政策的干部也好说服别人,工作好开展;()咱们如回四合院,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两个儿子,两房儿媳,孙子、孙女两个家庭住在一起,要你当这个大院的院长啊?你身体又受了伤,行动不方便,更不能操心受累。现在就要按照现在的新式家庭住。两个儿子他们单住,要求咱们住的离儿子不远,住单元房省事,问题也都解决了。

 

我一切事一向是听丈夫的,因为他忠厚,总是先替别人想,我也就无理可说了。

 

看好了东大桥一套四间房子,另两套居室,两个儿子各住一套。他们各自住离我们近,十分钟就来了,随时通电话。两个儿媳妇也都有好工作。大儿子生个孙女,二儿子生个孙子。孙子、孙女也都听话,上学用功不叫我们操心。

 

我们家有现代化的传统,我的老公公是最早教英文的教授,因此一切新式,他有11个子女,都是青年自立,自己成家立业,都是国家重要干部,我们的两儿一女也是青年时就自立。

 

他们从小上学因受父母株连,被看成出身不好,处处受歧视,不许上大学,不许入团带红领巾,但我的孩子用功上进,四人帮被粉碎都上了大学。大儿子吴钢在鲁艺美术学院毕业,现是艺术家,在巴黎。二儿子吴欢在电影学院毕业,现在中央电视台当编导。女儿吴霜不许上中学,她自学了大学课程,第一次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又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深造。

 

儿女们都各自刻苦独立。我和祖光也都落实政策平反,祖光体谅国家困难不搬回四合院了。

 

在落实政策干部的“动员”下,祖光写了一个“自愿”把王府井马家庙九号四合院捐献给国家的信。然后,在儿子们都不在家,我又在河南的情况下,他一个人搬了这个家,多么难呀!在没有一个人帮忙和支持下,祖光又雇了十几辆三轮板车。他一人骑着自行车跟着平板车大队搬家。儿子、女儿说:“爸爸是个老英雄,我们就是在家也插不上手。他也看不上我们干的活。”这么大一个家,东西这么多,一件件,一样样都要经过祖光安排摆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劳动改造深挖防空洞长达7年,身心都受了伤,手腕膝盖都有伤,气候一变化,关节疼痛。怕冷,喜欢暖和,祖光看了房子先把我的桌摆放在向阳的窗子暖气旁。为了开门关灯方便,都为我换了顺手开关。要说我们夫妻是国家干部,说实在的,任何事我们都没麻烦过组织,也从来没有沾过组织的光,自1949年直到现在没有住过组织上分配的一间房子,也没有用一件组织的家具。

 

我们的家搬定后祖光亲自去河南洛阳市六一三军医院把我接回北京。祖光处处都设计得为我方便。我不能坐低的沙发椅子。书桌上台灯、电风扇、时钟等样样顺手。笔纸、画画写字都准备得方便、好用。书架上我爱看的书都是他亲自摆放一伸手就能拿到。

 

自我做了吴家的媳妇,四十多年,祖光从来没有跟我发过脾气,也没有为什么大小事争吵过,总是谁对就依谁。但为了这所四合院,我经常留恋说:“你就是不听我的话,王府井好,是金子地带,你替房管干部着想可我的身体谁管?”

 

祖光气火了:“我管!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让人家佩报,不沾一点国家的光。”

 

现在我们住的楼是五层楼,我住四楼,对我这个腿受伤的人,上下楼是十分困难。但我这个人从小就习惯以苦为乐,我认为这也好,要逼我下楼锻炼,克服困难,也是生活中的动力,正是因为四层楼,我必须慢慢上下,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动治疗。看来这个四楼是我终生的住处了。可是身在四楼却永远留恋着我的四合院,四合院曾经给我最大的幸福欢乐,可是永远忘不了那时的中国自己伤害自己,成了血山火海、盗匪横行的世界,我和我的全家都经历过来了。

 

 

新凤霞小传

 

新凤霞约生于1927(1927~1998),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

新凤霞6岁学京戏,13岁改评剧,14十岁任主演,20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演唱方法,发展为50年代至今的最大评剧流派--新派。文革期间,残酷迫害致病致残谢绝舞台,虽自幼失学,却努力自学从事创作,写作、绘画均有成就,并不断培养出青年一代的新派评剧演员。

代表剧目有:《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三看御妹》、《乾坤带》、《艺海深仇》、《刘巧儿》、《祥林嫂》等,其中《刘巧儿》、《花为媒》摄制成电影。

著作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恩犬》、《我与溥仪皇帝》、《新凤霞说戏》、《我和吴祖光》、《新风霞评剧谱》、《(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及四卷集的《新风霞回忆文丛》等二十余种。

 

 

转自《老衲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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