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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小的天鹅阁


--作者:苏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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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前同事施融从纽约发给我一篇有关“天鹅阁”和程乃珊的文章。“天鹅阁”那个小小的西餐馆已经停业几十年了,到今天还被人提起,不禁也勾起了我对它以及对乃珊夫妇的许多回忆。

 

“天鹅阁”坐落在淮海路和东湖路的转弯角上,只有一间很小的门面,好像只能摆下三四张台子吧。1976年我们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万航渡路搬到永嘉路,离“天鹅阁”就只隔着短短的一条汾阳路。用不了一刻钟就能走到了。所以偶尔我和赵慎之觉得厂里食堂的饭菜不对胃口,就会结伴去“天鹅阁”,两人合吃一碗焗面,再各自要一小碗罗宋汤,两片面包。这样吃下来,大约花个45毛钱,价钱不算太贵,又免得一个人吃一碗焗面太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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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阁

 

1984年,我们退休离厂。我受聘去了上海电视台“海外影视”做译制导演。没有了赵慎之这个伴儿,便少有机会再去“天鹅阁”了。直到19851986年,我私人接了中央电视台一部译制片,在淮海路的教育学院录音,就在“天鹅阁”对面。本来我们午餐都是吃盒饭的,那天,施融说:“不能光顾赚钱,也要善待自己。咱们去吃一次西餐吧。”我一向喜欢西餐,便首先响应了。可是,那次“天鹅阁”的焗面和汤,味道既不如从前,价钱也涨了不少。此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天鹅阁”。后来听说“天鹅阁”歇业了。

 

2005年,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在上海书展上签售。本来也在书展上签售她的新书《上海Lady》的程乃珊听说我也在签售,为了让我们签字,排了两个钟头的队。她对译制片的重视与礼遇,使我深感荣幸,怎能不把她引为知己?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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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秀与程乃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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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秀在配音

 

我们的聚会,往往选择在一起吃一次西餐,或者喝一次下午茶。一面吃,一面天南海北地神聊,她对很多译制片的镜头组接以及一些台词都如数家珍。如对西班牙影片《影子部队》里邱岳峰配音的落魄演员之死:二战后,演员失业,为了养家糊口,他去做了建筑工人,从高空摔下,受了重伤。他临死前说:“我在世界各地表演过死,现在我真的要死了,请大家为我鼓掌吧!”于是由我配音的他的妻子,含泪带头为他鼓起掌来。再如对保加利亚影片《穷街》那诗情画意的结尾:远方的战士胜利归来,他的爱人正在晾晒床单,他看到了床单上爱人苗条的剪影,他搬掉了凳子上的洗衣盆,坐了下去。这时,他的爱人掀开床单,一眼看到了战士……影片戛然而止。她的这些话怎能不让我感到万分亲切?我也会就她的新书谈些题外话,如绿屋那些人最后的命运以及她翻译的《上海生死劫》中的郑念母女。郑念是我厂同事姚念贻的姐姐,她冤死的女儿郑梅萍曾和我在同一部电影《牛府贵婿》中扮演妯娌。……真有聊不完的话题。

 

聚会的时候,程乃珊一般都会带上她的丈夫严尔纯先生。我则多半带上《我的配音生涯》的编辑,后来成为我的“死党”的陈飞雪。相熟以后才知道,严尔纯竟然是上海巨富颜料商人吴同文的外孙。吴同文建在铜仁路上那座上海有名的绿屋,是由匈牙利著名设计师邬达克所设计。造型奇特,就像一艘巨轮,停泊在绿茵场上。我当年上下班,经常骑车路过那里。没想到,竟跟那豪宅的后人成了朋友。但是在严尔纯身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贵公子习气。当我们吃自助餐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跑腿儿的,一次次去帮大家拿吃的。我们要拍照了,他又变成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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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屋

 

有一次说好了我请他们夫妇,乃珊说地点由她来选。她选的是“天鹅申阁”。

 

“天鹅申阁”也在淮海路附近。门面要比“天鹅阁”大得多。我们请出了女店主,问她的店跟“天鹅阁”有什么关系?她说什么关系也没有。只是喜欢“天鹅阁”的菜和它店里的氛围,才起了这个店名。

 

其实不光是我和乃珊怀念“天鹅阁”,我儿子音乐学院附小的同学,已在美国定居三十多年,还在和他的上海老乡讨论“天鹅阁”和“天鹅申阁”到底有没有关系,还特意发微信来问我的儿子。

 

记得余秋雨说过,当他和一位初识的台湾女记者在电话中说到中国古典诗词时,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立刻就让彼此感到同为炎黄子孙的同胞之情。那么是不是两个上海老乡,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相遇,只要提到那小小的“天鹅阁”,也会成为上海人的标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呢!?

 

 

转自《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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