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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


作者:潘婧

 

“文革”是远比战争更为复杂的现象。它曾使我们狂热,恐惧,怀疑。历史在此破碎。新时期贫弱的文学至今没有能力表现我们所经历过的,资料的收集和编撰则多多少少为我们留下了那一时期心灵的轨迹。而“文革”是不应被掩埋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有一种“文革情结”,或许人总是迷恋自己的青春,有一次经过宽街的“老三届”饭馆,忍不住进去,墙壁上挂着背包、草帽、小红本语录,录音机放着摇滚味道的革命歌曲,菜单上有一道“酸甜苦辣大杂烩”;而我们对往日的回忆,也总有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味道。青春年华流失于动乱的年月,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不幸,然而,艰辛与苦痛之中,自有一种新鲜而怪异的丰富;十年时光,我们似历经了一百年。去年,在火车上认识几位来大陆旅游的大学生,听我讲插队的故事,这些在繁华而富庶的香港长大的孩子,惊叹之余竟有几分羡慕:我想肯定是我的叙述有问题,谈起往事,骄傲得如同在抚摩一个光荣的伤疤。

 

提起十年动乱,似乎只有灾难与压抑,狂热与失落,如某些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矫情地表现过的。那些故事总有些旧小说的伤感的俗套,而我们那时的生活是混乱的,不具形式,没有什么现成的故事框架可以把它装进去,“文革”以破坏与毁灭的形式开始,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最重要的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老师的教诲,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左右你,面对着破碎的世界,你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常常听到年长的人怀念五十或六十年代,似乎那是一个道德清明、理想纯正的时代,而“文革”仿佛是突如其来的怪物;殊不知正是始于五十年代的愚昧教育,才会有“文革”中的狂热的愚昧。“文革”将某种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体制和思想发展到极致,以一种赤裸的残酷表现了它的实质。所以从反面看,“文革”促进了觉醒;正如圆明园的废墟提示着耻辱,“文革”应提醒我们不要再陷入任何违反自然形式的愚昧。

 

然而,当徐晓(本书的编者)执著地向我索取寻些尘封已久的信笺时,我却颇费踌躇。最终交出的几封信,其中两人远走美国,早已断了联系,无法取得他们的同意,只有请求编辑将姓名虚化;第三位已不在人世,他是一位有才华的怪人,我相信是“文革”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否则,他可能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位典雅的诗人。

 

如果没有这些已被时光作旧的信,青年时代的某些场景和细节也许会在记忆中流失;另一方面,我感到词语构成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当我们给朋友写信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精神生活的最深处;而生活并非全部如此。

 

  

R是我在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是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女友;我说重要,而不是亲密,即使在少女时代,我们之间也从未有过一般女孩子的勾肩搭背的亲热。女人在结婚甚至在恋爱以后,就不再有同性的朋友;在此之前,友谊是情感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最主要的内容。我与R同班,我们的接近是在“文革”以后。1967年群众组织派别林立,处于失控状态,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颇有些多党自由的意味。R当时算得上风云人物,可以伏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的石栏杆上一笔挥就一篇极有煽动力的讲稿;一旦失势,也有领袖人物的挺得住的气派。很难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解释当年的派性斗争是怎么回事,其中既有的扭曲的激情、肤浅的野心,也有源于个人遭遇的合理的要求。混乱的局面造成了空隙和某种相对自由,激发了我们的活力。我借“串联”之机,走遍了大西南的美丽山川;R则忙于做群众组织的领袖。六七年底至六八年,我们共同经受了压力,这或许是我们的友谊以及以后几年的患难与共的生活的基础。

 

重读她在六八年底写给我的信,那种现在看来似乎是自负的、政治化的语言的后面,仍旧可以感到真切的情感色彩。那一年,我们19岁,,即将离开学校去农村插队。“文革”伊始,我们的家庭都或多或少受到冲击;而我父亲的处境尤为糟糕;偶尔回到家中,压抑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在我匆忙准备奔赴农村之际,得知父亲又被隔离审查;那一天返回学校,我穿上一件蓝呢外衣,试图显得精神些,以掩饰内心的虚弱。那时我们已学会用调侃的口气叙说灾难,我笑着向R说家里又出了事,说着说着,突然哭了。哭泣仿佛具有自己的意志,我束手无策地任凭眼泪像潮水一般涌出;R默默无语地陪着我,我感谢她的沉默,感谢她没有抚慰的手势和话语,使我不至为自己的哭泣而羞愧。以后,她当面递给我这封写于1968年最后一天的短信。她用那个时代的武断的语言表达了青年人应有的豪情,以谴责软弱来鼓舞勇气,“用安慰来平息痛苦,是庸人的做法,我们要用希望来充填思想上的空白……在苦难中,人成熟得更快……我相信我们永远是男子汉大丈夫式的朋友。” 如果不了解那个充满创伤的背景,这些话或许会显得空泛,当我们经受苦难时,我们反而不会叙说苦难,话语与现实是分裂的,伤感的回忆是在苦难结束之后。如今,所有的磨难都已消逝,年华却一去不复返,而我,将永远珍惜这份不会再有的情谊。

 

至今已有了关于北大荒、陕北和云南知青的纪实文学,似乎没有人认真写过白洋淀。白洋淀的北京知青大约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或破落的干部子弟。这一小小的群体却有别于上述地区的几百万人,他们不肯接受硬性的指令和安排,试图脱离原来的集体,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于是,不约而同地来到白洋淀。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有着如诗一般的凄清的湖水;最初,是孙犁的散文使我们想到这片被称为“华北明珠”的地方。而后来,起始于七十年代初的“朦胧诗”就发起于久远而浪漫的湖水。我和R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冬天,站在安新县城的堤岸上,远望一片冰原,穿着一身黑棉衣的农民划起雪橇,迅忽如弦上的箭,直射向湖心的村庄,冰面升腾的雾气凝结在柳树上,形成罕有的雾淞现象;十里长堤如同雕琢着玉树琼花。似乎没有什么苦难能够泯灭青年人浪漫的情怀。随后的一个冬天,我们却体验了一种原始得近于残酷的物质生活。有一段时间,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都处于极端分裂的状态。

 

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记得R从何处借的;读过后,我们郑重其事地相约到颐和园,交谈彼此的感想,那是六九年的10月;从石舫远望长堤一带,秋天明丽而萧索,我们心情激动;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的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

 

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叶甫图申科和梅热拉依梯斯的诗集,而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十分流行的《在路上》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我却并不喜欢。我疑心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流传的黄皮书皆源于此。我和R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我们自以为看透了社会以后,所关注的只有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农村,过着最底层的简陋而辛劳的日子,回到北京,便成了精神贵族;读遍了能够找到手的世界名著,只要有钱,就去“新侨”和“老莫”,我和R轮流做东,当年物价之低廉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两块钱就可以在“老莫”帝俄风格的豪华大厅里坐一个晚上;至今背诵那时一餐的菜单和价目,如背诗一样美妙;我们喜欢泛着奶油香味的菜肴和银光闪闪的餐具,一本正经地呷着小杯的威士忌,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抵偿在乡下度过的原始而粗糙的生活;那时的生活多少有些模仿性和戏剧性;1949年以后,正常的,自然形式的社会生活突然断裂,在我们这一代又重新接续,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以至有一种不健康的做法,而现实对于这一批中学生,却只有失学和失业。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磨砺,我们彻底甩脱了那种“屠格涅夫意味”的感情特征。

 

我想,所谓“老三届”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严酷的经历使我们惯于把生活撕碎了看,另一方面又始终有一缕浪漫的情愫模糊地萦绕在终极,促使我们不断的自我认定。R在七五年底写给我的信反映了我们在“文革”后期的心境。现实的,物质的生活似乎是无望的,然而仍旧有某种渺茫而顽强的信心和希望,“人,除了那些爱情的,诗意的,伤感的个人之外,仍然需要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信念的人,人应当是这两者的总体,缺乏任何一方面,都使自己得不到全面的满足,这就是我设想着,给自己未来臆造的肖像。既不陷于狂妄的理想主义,也用不着将小市民的泥巴抹到自己的脸上。一个平凡的人,然而是正直的,有用的人,就像雷维克那样。”雷维克是《凯旋门》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情感深沉,性格坚强的外科医生。在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和R都非常喜欢雷马克的小说,前途渺茫,生死无定, “文革”的背景与战争相似,在这样一个阴郁的背景之下,男人和女人的痛切而忧郁的爱。这些关于精神的漂泊与人格的坚毅的故事极易令我们感动,1970年我曾拜访诗人郭路生,我喜欢他在那首迷朦而清新的《烟》中所表达的境界,那时他还是一个肤色苍白的英俊少年,他曾断言说《凯旋门》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最好的书,这不一定对;1980年我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被激情摧毁的人。

 

七二年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去大港油田,R仍留在白洋淀;我们已各自有了男友,来往渐疏。虽然令人遗憾,但也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彼此的个性都很强,没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难以长久交往。在我收到她七五年底的这封信后,我与R又有过一段友好而短暂的来往;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她和我都上了大学,毕业后R去了美国,至今未通音信。时过境迁,我想我们都没有再见面的冲动;我当然不会忘记R这位朋友,有关我的少女乃至青年时代的种种记忆,是与她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文革”是乱世,动乱造成了空隙,在这些窄缝一般的空隙中,形成一些自由的小社会,当时俗称为“圈子”,不同的圈子相交叠,于是,莫名其妙地认识了许多人。这与我们以往的生长环境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有单位,有组织,有集体,但是没有“社会”,虽然我们叫“社会主义”。几个圈子走过来,熟识了半个北京城;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世事沧桑,仍旧可以感到当年的“社交界”无形的延续。

 

六七年年初,我和R常常骑车到海淀区的大学和附中;二十多年前,从白石桥到清华大学是一条幽静的林荫路。一天晚上,到北大附中找一个朋友,误闯入Y的宿舍,道歉后正要离开,Y却潇洒地说:可以从不认识到认识嘛。Y高高的个子,嗓音浑厚,据说是那首著名的《造反歌》的词作者。那天我们聊到很晚。以后断断续续的通信往来。六八年,我们称之为逍遥的一年,看书刊号,郊游;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尽有悲哀的事情;而我们,凭着年轻人本能的自私和快乐,聚在一起饮酒赋诗,自以为是地议论天下事。那年秋天,Y的父母都进了“牛棚”,他的中关园的家正好是一个没人管束的自由的小天地;Y约我和R到他家小聚,要请我们吃一席别开生面的“猫宴”,并注明饮料自备。那时,中关园的周围是乡村野郊,尽是家猫野猫,货源充足;Y在院子里放了一个自制的捕猫器,每天设“猫席”宴请朋友。我们带了通化红葡萄酒和一瓶青梅酒,仍觉得有些寒酸,但已经没有更多的钱,于是R绘声绘色地编造了一个如何与人撞车,摔碎了一瓶金奖白兰地的谎言。Y做的红烧猫肉色香味美。他像大多数干部子弟一样,自命不凡,热衷于政治,说起当时的领袖,一口一个泽东、伯达。“文革”中个人权力的急剧膨胀和权利的被践踏从正反两个方面刺激青年人的激情与野心。由于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最高权力导演着这幕悲喜剧,那个年代的任何真诚的,或自以为是的愿望与行为都不过是牵线木偶的表演,在本质上与真正的自由意志无关。但是当年行为类似演习,很多人的人生观和志趣由此形成。六七年底,他与北大物理系的何维凌(少丁)、王彦成立“共产青年学社’,由于他们的文词华丽的宣言有反林彪的倾向而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何维凌为此住秦城监狱两年。

 

六九年初,Y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半年后,作为云南几万知青的代表,赴京观礼,并觐见伟大领袖。如上文述,那时我和R的思想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不以此为然;记得是R写了一揶揄的信,Y于六九年12月写给我们的信可能是对R的回答。这封信随意而形象地为我们保留了当年的思想及生活风貌;信中既有认真的求索,也有天真的自大;就当时而言,Y的思想并非正统,但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的入世倾向;我想他后来去美国,拿来绿卡,是沿着同一思路。

 

 

我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山》(19843月),曾以何维凌为原型,那时他还活着。至今想到他已不在人世,总有不真实的感觉。

 

何维凌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具有天赋才华的人,如果他生在良好的、适宜的人文环境里,他可能会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在那个短篇中,我写了一个有激情、有才华的青年,他的激情具有某种原始的粗糙与天真的性质,而最终为媚俗的野心所腐蚀。那篇小说并不成功,以短篇的篇幅容纳中篇的内容,结果草草了事。我没有拿来给他看。不过我想即使他看了,也不至于生气,只要有所功成名就,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六九年的12月,我与R回到北京。像候鸟一样,冬天我们总是回北京过,白洋淀的冬天能把心冻得像冰一样硬。那几年,当局视我们这些知青如洪水猛兽,派出所和居委会经常在深夜以查户口为名驱赶返城知青,有时,不得已在衣柜中藏身。为了不给父母惹麻烦,我们带着一些衣物和书籍住进北大的学生宿舍。

 

当进,大部分的大学生已分配工作离校,留下来的只有低年级的学生,或是些有“问题”的人。何维凌、胡定国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王彦已离开劳改队。宿舍楼里有很多空房间,我们冒充生物系的女生;毕竟是生面孔,每次进楼,总要受到盘询,大概就是在那会儿练就了面不改色地撒谎。

 

Y介绍我们认识了他的三个“共产青年”的伙伴,Y神秘兮兮地吹嘘他的一个朋友如何是个天才;当我和R第一次见到何维凌时,不免有些失望,这位“天才”有一张上海人的没有棱角,却有些滑稽相的脸,而那时的我们以为天才应该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有着智慧的额头和深刻的皱纹。不过只要听他侃侃而谈,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的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与同时的我们相比)令我们肃然起敬。以后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学问成为他若干年后从政和经商的点缀。

 

插队意味着失学,这是令我最为痛苦的事情,也是引起我青年时代那种茫然的仇恨的原因。那时我以为再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这反而促使我更加贪婪地读书。我懵懵懂懂地读了一点哲学,R想学高等数学;既然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周围又有几个学理工的“修正主义的苗子”,为什么不学呢;我们请维凌当老师,为我们讲授微积分,并要求他“把数学与哲学联系起来”。

 

何维凌讲课如同他的谈话一样,条理清晰,引人入胜;而我们也是认真刻苦的学生,晚上做习题一直到深夜;我记得我曾在笔记本记下“零是纯质”之类的话,被王彦嘲笑为“何维凌语录”。我们在十天的时间里囫囵吞枣地学完了微积分,至今已印象全无。空闲的时间,去未名湖畔散步,听维凌侃尼采的《扎拉查斯特拉如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人在年轻的时候易于接受一些浪漫、肤浅的东西,喜欢作非此即彼的判断;我厌恶妥氏的受虐狂的倾向,认为尼采只有自卑心理,而无公正原则;我不能理解,当思想和情感深入到极致,反而会呈模糊状态。那时维凌显然比我们成熟。有时也会激烈的争论,虽然我们是中学生,但已可以用黄皮书中更为现代的信息在辩论中抗衡。

 

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笔记,自已为自已强行安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也会引起莫名的、快乐而辛酸的震颤--对于已经在农村用柴锅烧饭的我们,这就像一个刚刚逝去的梦。

 

七八年,将近三十岁,我考上了大学,发现我已不适于作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也不愿意住拥挤的集体宿舍。年华与经历错位。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四十天,1969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四十天,空旷寂静的校园,残破的标语--潮水过后的荒凉的海滩,短暂的空白,这是那些年我惟一的求学机会。

 

我并没有如Y那样,认为维凌是个天才,但就当时的水准而言他称得上通才。他的古诗写得典雅流畅,R曾与他和诗作答。我认为R崇拜他,可并不爱他。他的外表或许妨碍了内心的欲求,他青年时代的情感生活始终是不运气的。后来关系逐渐疏远,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始终没有加入他的小圈子,因为在本质上我们不是一类人。那时他的“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却已决心在未来参与政治,改造社会;他必须处于社会的中心,而我宁愿站在社会的边缘。那时,尽管对他是敬佩的,但已本能地不喜欢他的小圈子中那种毫无保留,不分彼此,没有个人隐私的人际关系。

 

我已不记得那篇“共产青年学社”的宣言究竟写了些什么,住在北大的那些天,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原则颇令我们既新奇又疑惑,看来牢狱之灾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作为待分配的学生,学校发给为数不多的生活费,加之每人从各自的家庭得到的钱,不分多少,统一按需分配,那时王彦已有了女朋友,一个名字叫琪的有几分姿色的上海姑娘,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与他们共同生活,他们的钱似乎就由琪总管。当时王与琪还没有结婚,最初我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公开同居,R偶然发现这件事,惊讶得立刻跑来告诉我。我们是一直在被戏称为“修道院”的女校的的氛围中长大的,从未如此直观地面对性的问题,总以为这是粗鄙的。

 

他们的这种“共产”的生活方式令我们困惑不解,我本能地认为这是不自然的,我与R从来没有为钱发生过龃龉,但我们实行对等原则,并喜欢来去分明。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在试图使日常生活崇高化;二十二年前流行的观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加之年轻时的幼稚,使我们没有足够的批判能力;最初,我以为他们是高尚的,而我们是俗气的;但很快地,我们觉察到这种崇高的虚妄。

 

问题出在琪。女人看女人,真是敏锐刻薄。一开始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三位有理想,有追求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竟会与一个来自上海棚户区的俗里俗气的小女人搅在一起。尽管琪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柔而明理,在同性看来,她的俗气也是一望而知的;王彦爱上她的时候,必定以为她是个身世坎坷,一无所有的灰姑娘;初恋的青年,往往把幻象与实在搅在一起,加上欲望所燃起的激情,不可能看清对象;而这位灰姑娘却以小市民的精明一点点地把王彦这个热情而慷慨的北方汉子的钱抓到手。何维凌的小圈子的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对她这个身无分文的人来说是太适合不过了。直到他们离校,有了各自的工作,天涯各方,而王与琪已结婚,何、胡二人仍旧依照均等原则给琪钱;琪没有像我与R那样去插队,她出身贫寒,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绝不肯再堕落入另一种辛劳的生活;她心安理得地寄生于三个热血青年的既天真又做作的高尚原则上,如同健康肌体上的癌瘤。这样的情势大约持续了一两年。在北京再见到琪时,她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腕上银光闪闪的上海全钢表,这是她积攒下何、胡寄给她的钱买的;共产青年向往崇高的精神,化为一个庸俗女人的虚荣的战利品。

 

这件事情具有讽刺的、象征的意味,它形象地表达了实践非理性的乌托邦的现实结果,一个必然是滑稽的,或者可悲的结果。乌托邦是无法实践的。对于二十年前的一个青年人,“文革”即发轫于一个虚妄的理想,最终留给我们的,多为沉重的教训。

 

以后的两年,我们断断续续的见过面。七O年,我一个人在白洋淀,生活艰苦,精神寂寞,便给何维凌写了一封信,其时他在江西干校劳动。这是我保留至今的惟一的一封维凌的信,他把我的姓拼错了,以至有很长时间王彦叫我“小偏”。多亏这封信,再现了青春年代的热情与真诚的状态,否则我真忘记了何维凌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忘记了我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坦诚而亲切的友谊。在热情的激荡下,即使是野心也显得崇高。他在信中谈到友谊、信仰,谈到他成长的过程,有一种坦诚的真实。现实的无可指望的窘迫,反而使生活洋溢着精神的光辉。而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境况的改变,或淡忘,或崩溃;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变化。对于何维凌,只有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意志才是他的本色。

 

七三年以后,我们完全断了联系。十年以后我再见到何维凌,他已是一个身材发胖、志得意满的中年男子。住在有地位的岳母家,在当时的政坛上攫取了某种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关于他的婚姻,有过一些有趣的传闻,据说何维凌曾有一位写诗的女友,这位女友认识他后来的岳母;她把在当时传抄的诗拿给那位有教养的、阅尽沧桑的老妇人看,老妇人拣出几首维凌的诗,说,只有这个人的诗好,你带他来见我。于是他就成为她的女婿。至于说到爱情,他的婚姻显然是不成功的,不得不以离异告终。

 

八三年他在二十二楼他岳母的宽敞的客厅请我吃饭,他告诉我,由于言辞不慎,在政治上又狠狠地跌了一跤;不过他并没有灰心,他从来没有灰心过。他以为虽然是 “栽”,但是栽得有“层次”。我试图与他谈谈过去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明显地感到他的停滞;我不知道是由于个人才能的局限,还是因为另有追求所致。官运不佳,他出国作访问学者。积攒了一些钱和关系,又回国经商。我搞不清他究竟做的什么国际生意,在我的熟人中,他算得上富翁,不过远不如他贫穷时的慷慨大方。他不安于本分,总要涉足政局,以至又出过一些事,他的在“文革”中刺激起的欲望和抱负似乎永远难以平复;“经几番风霜雪雨,却无缘高皇帝阶前。”这是王彦对他不无揶揄的惋惜。

 

离婚之后,他喜欢上他岳母家的安徽小保姆,一个身材性感,肤色黝黑,有着非洲人脸相的十八岁的姑娘。朋友之中颇有微词,对此维凌挑战式地解释说:“我就是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就是要彻底打世俗的等级。”但我不以为这是一个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这其中没有美感可言;其背景是情感的不幸与人性的悲哀。他的统治欲望和性格中暴虐倾向使他在情感生活中屡遭失败,以至他最终找了一个完全不可能与他对抗的人。他把她打扮得珠光宝气,试图以此提高她的层次,她为了讨他喜欢,也总是浓妆艳抹,在高级饭店的电梯上被误认为“鸡”。九一年他与她正式结婚,并带她出国,谈生意兼作新婚旅游,因车祸双双堕入墨西哥的深谷中。  

 

他动荡不羁的灵魂是否得到安息?

 

 

转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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