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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记


--作者: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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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原名赵振开,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州,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之一,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著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著有多部诗集,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看到儿子蹒跚学步的录像带,心有所动--那是旅行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长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车像巨轮。在父亲牵领下跨越长安街,我的天地从四合院扩展到对面的中山公园,亭台楼阁大树藤蔓深入梦中。上了幼儿园,红砖楼房高耸入云,老师个个硕大无比,须仰视才见。后旧地重游,才发现那楼房矮小颓败,老师们转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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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后来搬到阜成门,即如今的二环边上。我家后窗面对荒野--城春草木深。八岁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车,心如汽笛般激动。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半夜过江,火车分段拖上渡轮,上岸再挂钩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黄浦江边,我看到真正的轮船和军舰。这些见闻成了我跟伙伴们吹牛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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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又搬到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郑和的家宅。邻居家男孩儿一凡和我同岁。大概受到郑和阴魂的冥冥召唤,我们结伴出游,主要路线之一是去王府井,来回步行三四个钟头。我们像土地丈量员一样,丈量着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谈起他刚读过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敲响了周游世界梦想的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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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连--这全国青少年的集体免费旅行,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视野及思维方式。它让我,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脸热心跳。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望长安,千里长江一线穿。除了抄大字报搜集各地革命动向,当然了,也顺便游山玩水。路上我们认识了一帮北工大的学生,结伴而行。正要从上海返回北京,发现火车站瘫痪,铁轨上坐满了各地红卫兵。于是我们和北工大的同学共同组织纠察队,打电话警告同样瘫痪的上海市委,和铁路局造反组织交涉--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由于严重超员,车厢空气污浊,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满了人。火车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连这碗酒垫底,再去哪儿都不在话下。1967年初夏,几个同学在教室闲聊,异想天开,约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门外的京津公路集结。一行六七人,高举一别满毛主席像章的手绢拦车,试图贿赂司机。可司机们无动于衷,风驰电掣而过。背水一战,我们背对车流的方向横坐,拦住公路,司机只好刹车。而卡车开往别的地方,把我们抛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绝望中见到有两个姑娘正搭车,上前求援。这帮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沟,听见一辆卡车由远到近,刹车,于是蜂拥而上。司机捶胸顿足地诅咒,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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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津,白天东游西荡,晚上睡火车站广场,与乞丐酒鬼为伍。晒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热炕,盖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张当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懒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阳光;只有一人目光坚定,胳膊交叉,一只脚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当时就说这小子有官相,后来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乡运动”来得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与大串连的免费旅行不同,这可是背井离乡,户口一迁走,就永远甭想再回来了。北京火车站的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们那代人彼此告别,并与时代告别的时刻。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别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车拉到河北蔚县,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下了班,骑着跟老乡借来的毛驴,沿乡间小路来到山脚下。那阵子正背古诗词。慢是一种心境,小毛驴把我带向古诗词的深意中。春节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挤满敞棚卡车,迎朔风,浑身冻得僵硬,却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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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上,我搭乘小客轮,和满脸刀刻般褶皱的老船长拉家常。黄昏时分,汽笛突然拉响,在贫瘠的土地上回荡,空旷而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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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轻装前进,周游世界的梦想不仅成真,而且一下大发了:居无定所,满世界飞来飞去。仅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就睡了一百多张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疯狂。它帮我确定身份:我漂故我在。对中国人来说,跨国旅行的首要麻烦是签证。想想吧,在那些敌意的窗口排队,填写天书般的表格,绕开盘问的重重陷阱,忍受一个个扭曲心灵的折磨,得有多坚韧的神经才行。

 

大约十年前,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陪我到巴黎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接待我们的是个谢了顶的中年男人。先是例行公事,根据表格询问核实,骤然间他喉结翻滚,脸色大变,连招风耳都红了。他以法国最高国家权力的名义警告我,我的证件全部失效。“你,听着”,他带着快感高声宣布,“从此刻起,所有机场火车站都对你关闭。”尚德兰战栗了,劝我一定要克制。

 

直到我无意中提到法国外交部一个熟人的名字,形势急转直下。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大汗淋漓,开始跟我东拉西扯,从法国新浪潮电影到伍迪艾伦。第二天尚德兰打电话询问,那个法国最高权力的代言人宣布解除禁令,并正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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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更是行路难。三年前我去参加耶路撒冷诗歌节,搭乘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纽约到特拉维夫的班机。提前三个多小时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我正发愁如何打发时间。登机区由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把守。验明正身后,所有旅客逐一接受盘查,我面对的是位年轻的女警官。安检仪尖叫起来--我忘了取出行李里的笔记本电脑。我成了重点审查对象。电脑交给反爆破专家测试,而我被男警官带进小单间,脱成光屁溜,查遍衣裤的每个针脚。由女警官亲自押送,我和另几个嫌疑犯最后一刻才登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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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会有另一种意外。有一次我从马奇顿开会回美国,先到布达佩斯过夜。第二天早上在机场登机时,我掏出积攒里程用的银卡,把柜台后的匈牙利男人唬住了,一下把我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种象征,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航空港宽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来世界向我们敞开。我在其中闲逛、读书、写作、瞌睡,用手机打电话,毫无顾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样,未曾相识也永远不会再相见。我们被吸进巨大的金属容器,射向空中,体验超重或失重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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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街那边出发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间,到底有多远?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代人违背了古训,云游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看大地多么辽阔,上路吧。

 

 

转自《 读者参考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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