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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写给母亲


--作者:杨学武

 

引子

 

常说爱情是文人笔下的永恒主题,我以为母亲也是。我在好几年前就起了写母亲的念头,初拟的题目和开头一直存在电脑里。起因是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王春瑜先生在一次文友聚会时送我一本《作家忆母亲》,该书是他策划出版的,拟编成一套系列丛书,他嘱我也写一篇自己的母亲,到时由他编入其中。我很感激春瑜先生的厚爱,在我已出版的多本杂文集中,《春明感言》和《盛世狂想》就是经他热心举荐出版的。然而对他这次约稿,我却迟迟未能完工。其因一是觉得自己虽忝列为作家,但与《作家忆母亲》中的那些大作家相比,资历和声望都难以比肩,似无资格为自己的母亲立传;二是认为自己的母亲尽管与天下所有母亲一样伟大,也值得歌颂赞美,但人无完人,她有自己的个性脾气乃至缺点错误。而身为杂文作家的我,行文一贯秉笔直书,可要如实写她老人家,身为儿子的我,似乎又有“难言之隐”。我以前所读到的一些写父母的文章,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歌德式”--譬如高尔基的《母亲》和朱自清的《背影》,父母都是“高大全”和“伟光正”的形象。即使如今作家们可随心所欲地写文章骂“君”,但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写自己的父母这不是那不是。作家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中,毫不留情地揭母亲的“老底”,义愤填膺地控诉母亲的“恶行”,该书出版后引起人们非议,认为老鬼那样“丑化”母亲,是何等“忤逆不孝”。大作家王蒙在自传里,只是轻描淡写地“揭露”了一下他父亲的某个小毛病,而我熟识的一位杂文家,就曾几次当着我面对此愤愤然,表示“不敢苟同”,批评其“有失体统”……于是,我的思想一直处于纠结中,是按传统的标准写一个完美无缺的母亲,还是按杂文家的风格写一个真实可信的母亲?思来想去,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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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虽不识字,但她善于思考,颇有智慧

 

老实交代,我搁笔还有一个似乎不便说出的原因:我看许多作家写母亲的文章,主人公几乎都不在人世了;而我母亲虽然已是85岁高龄,但她身心一直健旺。因此,我心里隐隐约约萌生一种忌讳,觉得现在写母亲是否有点为时过早乃至不合时宜?母亲在人生的舞台上尚未谢幕,也许还有更加精彩动人的故事有待上演,我倘若“急就章”给她的一生画上句号,岂不是留下遗憾而愧对她老人家么?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就在母亲85寿辰前夕(母亲的生日为农历316日),我从京城赶回看望她,却发现母亲突然口失语耳失聪了。尽管她依然像往常一样,从早上就站在家里阳台的窗户边,一边抽烟一边眺望着外边的马路,期盼着我的身影出现,可当我站在她面前,却是“母子相见不相识,哭问儿从何处来”了……本来母亲从去年下半年就有大脑萎缩的迹象,但因她从未生过大病未进过医院大门,这让我和家人对她的病情掉以轻心,以为这个老年常见病算不了什么。春节期间,我还按惯例陪母亲打了几天一种名叫“上大人”的纸牌,母亲虽然没有“当年勇”了,出牌的动作有些迟缓,拿牌的手也有点发抖,但她的脑子似乎一点也不糊涂,照样和牌赢钱;有时输了牌依然一副不高兴的怪样子,如往常一样逗得我们哭笑不得。因此当我离开母亲回京时,几乎没有一点担忧,以为不久在她生日期间回来时,她还是那样“活蹦乱跳”那样“嬉笑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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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作者的北京寓所里

 

我实在不能一下子接受近乎痴呆的母亲,赶忙把她老人家送到县城医院,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住院。可经过全面检查,她除脑萎缩和血糖高以及轻微肺气肿之外,其他器官的各项指标均正常,主治大夫认为她在同龄老人中算是比较健康的了。母亲本不情愿住院,不单是怕花钱,还担心影响我返京的行程,只住了一周就闹着出院,大夫也说像母亲这样的状况只能靠好好护理,住院治疗不起什么作用。当我启程返京与母亲道别时,她无法像以往那样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但皱纹交错的脸上还是挂满慈祥的笑容,我赶忙拿起手机与她脸挨脸地来了一张自拍大头照,并题款曰“世上只有妈妈好”发至朋友圈。而正在我离开时,母亲突然打着手势,将双手并拢贴在脸上,头往地面歪着,微微闭上眼睛,嘴里发出呜呜声。我见此情景,不禁心里一沉,不用身旁的妹妹翻译,我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她想说的是“我活不了多久了”……正是此次返京途中,我在高铁上打开电脑,找出“尘封”几年的文稿,决意在母亲还活着时,写下我对她的所感所想。

 

 

母亲本姓陈,一岁时“把”(家乡话,意即送)给姓梁的人家,改随梁姓。她对亲生父母将自己当作东西一样“把”给别人,从小以来就一直耿耿于怀,而且至今仍未释怀——用她的话说“到死也不会原谅”。就在母亲85寿辰时,她的亲侄女还当众讲述那个关于我母亲“恨”自己亲生母亲的往事:我母亲的母亲去世,已是母亲的我母亲没有和别的亲人一起哭丧,有人不解问她为什么没有流泪?她“咬牙切齿”地说“眼泪早就流干了”……母亲很少走娘家,也很少让我们儿女走这门至亲的亲戚,我记忆中小时候只去过一次,而妹妹一次就未去过。也许是不愿自己揭自己的伤疤,母亲也很少对我们讲述她小时候的情况,因此关于她的不幸身世,我还是断断续续地从父亲的讲述中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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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家福--前排中:儿子;第二排从左至右:父亲、妹妹、母亲、作者;第三排从左至右:外甥女婿、外甥女、妹夫、妻子

 

我的家乡位于鄂西兴山县,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的故乡。母亲出生在水月寺镇一个名叫湘洪溪的村子,这里山大人稀,基本上是陈姓家族的“一统天下”,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山清水秀,而在过去战乱时期以及毛泽东“战天斗地”的年月里,却称得上是穷山恶水。母亲兄弟姊妹五个,她排行第四。外公外婆身体不大好,又比较疏懒,家境本来就很艰难,恰又不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而是屋漏偏遭一把火--几间土木结构的房子不慎失火被烧,一家人的生计一下陷入火坑。想当年在这种情形下,外公外婆合计将女儿“把”给住有雕龙画风的天井屋(南方的四合院)、家境比较殷实的梁家,其想法和行为恐怕也不能说是“狠心”和“绝情”,其良苦用心也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好人家能过上好日子。然而不幸的是,母亲到梁家后的好日子却没过多久,梁家大院遭了土匪抢劫,大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紧接着祸不单行,母亲在梁家的哥嫂又闹出人命,家境一下子败落下来,雕龙画风的房屋成了一个空架子。母亲跟着梁家过着还不如陈家的苦日子,而且在这期间还被梁家转手“把”给同族的另一人家,过了几年后家境略有好转才将她“召回”……母亲像个可随意“把”来“把”去的物品,在痛苦煎熬中度过了童年,用她自己的话说“吃的苦,受的气,造的业,一辈子也说不完”。

 

母亲虽然儿时颠沛流离,生活艰辛,但似乎并不影响她长得好看:一张瓜子脸,五官匀称,尤其是那双秀美的眼睛引人注目,清澈透亮的眸子将真诚善良的内心表现得一览无余,每当笑起来更是流露出明媚灿烂的光彩,给人温暖,让人感动,从而留下深刻印象。有道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母亲的眼睛就是心灵的镜子。母亲没有年轻时的照片,但我想象她当年也算是美女和“村花”。谁说只有“情人眼里出西施”?儿子眼里的母亲也是西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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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85大寿与亲娘家的至爱亲人们 


母亲18岁时即1950年与我父亲杨永惠结婚,虽是在所谓新社会,但他们的婚姻并非新式的自由恋爱,还是传统模式的媒人撮合。母亲结束了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本以为嫁到杨家能过上好日子,可因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她婚后好景不长就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

 

过去农村女子相亲,其重要条件一是相人,二是相地方。母亲经常咕叨自己命苦,遇到的是人差地也差。其实,杨家除了地处穷乡僻壤外,人的基本条件还是不错的。父亲是杨家的长子,读过12年多私塾,是当地为数极少的文化人;长相虽说不上仪表堂堂,但也算是有模有样。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一直担任乡、村信用社会计,他满肚子的文化有了一定的用武之地。那时中共经过几年残酷内战取得政权后,开始几年需要休养生息,还没像后来那样玩命折腾,因此老百姓的日子平安无事,我们家的生计也还不错,加之父亲每月还有微薄的补助贴补家用,小日子过得比村里一般人家好。然而正应了那句“好景不常在”的俗语,父亲在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嘴尖毛长”(家乡话,意即嘴巴不严、喜欢发表意见)地说了几句“直巴话”(家乡话,意即直截了当或实话实说),由于他平时就有瞧不起人的毛病,为人处事比较讨人嫌,不仅得罪了乡政府的领导,与村里群众关系也不大好,因此他的几句“直巴话”被听到的人当作把柄,举报到乡政府有关领导那里。此人本来早就对“讨嫌”的父亲不满,于是借机整人,以清查父亲的经济问题为由撤销了他的会计职务,并强行抄走家里的粮食和值钱的东西,致使我们家一下陷入困境,从此在近二十年内一蹶不振。母亲无数次地给我讲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不过她每次都把重点放在自己急中生智、奋勇救家的壮举上。她说:就在父亲挨整时,有个好心人给她通风报信,说村干部可能要来抄家。她做了最坏的打算,把一斗(旧时器皿,容量大约30市斤)黄豆用布袋装好,藏在铺床的稻草里,幸亏没被抄家的人搜出。全家一个月的口粮被抄走了,这段时间,母亲有时用黄豆打成豆花儿,我和哥哥吃豆花儿,父母吃豆渣;有时将黄豆磨成豆浆和青菜以及野菜混在一起,煮成一种名叫“懒豆腐”的食物,我们一家人勉强度日,终于维持到下月分到粮食。而那个年月,正是因“大跃进”造成全民大饥荒,到处饿死人,如果不是母亲急中生智藏下这一斗黄豆,我们就可能加入饿死人的行列,还有可能不被统计在饿死人的数字之中(那年代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有说一千多万,有说两千多万,有说三千多万)……母亲每当说到这里,总是特别地语重心长,一边愤怒声讨父亲的“罪过”,一边郑重声明自己是杨家的“大救星”。也许是黄豆与我的命运有如此这般的交集,我几十年来特别喜欢吃豆花儿,以至于我每次回老家,都要提前给妹妹打招呼买好一大盆豆花儿,让我尽情享受这美味佳肴。我移居北京之后,尽管京城的豆制品种丰富,但我依然对老家的豆花儿情有独钟,有一次我从老家回京时带了一大桶煮好了的豆花儿,在宜昌三峡机场经过安检时,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也许是从未遇到过有人携带此物乘飞机,她们慎重其事地将这桶豆花儿进行了三次安检,直至确认里面没有“包藏祸心”后才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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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拍与母亲最后的合影

 

父亲挨整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母亲对人生的希望,她自然就把怨恨发泄到父亲身上,从此几十年来不肯原谅他。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当初看上他简直是瞎了眼!”她不仅怨自己瞎了眼,还说养父母和媒人也都瞎了眼。而父亲在讲述这段往事时,总是把自己说成一个无辜者,甚至是一个“小小彭德怀分子”,认为母亲怪罪记恨他是无理取闹,他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还原历史真相,母亲对父亲的恨并非无缘无故。经我对父母双方“公说”和“婆说”进行查证核实,原来父亲当年的所谓经济问题,祸起父亲的一件毛衣。这件毛衣是父亲用当会计一年的补助款买给自己穿的,价值30多元,这在当时可谓奢侈品,除了有些当官的能穿得上,普通百姓只能是“望衣兴叹”。父亲把这件毛衣锁在箱子里,一直没敢穿上炫耀,结果有一次他要用一件放在箱子里的东西,自己手头有事无暇去找,就请一个熟人代劳,不料此人发现这件毛衣,就像发现“重大敌情”一样,在父亲挨整时举报出来,为其经济问题投放了一枚“重磅炸弹”……可想而知,父亲为了自己追求享受,结果使家不聊生,母亲怎能不生气不愤怒不怨恨?如今我以“中正人”的身份对父亲提出了质疑和假设:如果您当初是给年轻的妻子买那么贵重的毛衣,即使引起祸端,她还会把它当作您的“罪行”而十恶不赦么?父亲听罢,沉默良久,眼神游移,脸色凝重。我没敢继续追问下去,怕年近九旬的他无法承受其重。

 

我从有记忆起,就感受到家里经常笼罩在乌云密布和暴风骤雨的氛围之中。父母凡是在一起的日子里,不是“热吵”就是“冷战”。“热吵”的情形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冷战”的情形则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三天难说两句话。只有在逢年过节和亲友来访时,为了图吉利和挣面子,他们才象征性地和颜悦色一阵子。父母不和,儿女受压抑,我从小就喜欢出门走亲戚,其实就是想摆脱父母不和的阴影。我长大后在工作和写作上逐渐有所进步,在家里也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曾经专门召集父母开了一次家庭会,试图让他们达成“巴以和解”。一段时间虽有一定效果,但由于无法解除他们几十年形成的心结,他们仍然难以和平共处。以至于在我和妹妹成家后,我们不得不将父母“分而治之”——父亲长年跟我居住,母亲长年跟妹妹居住。曾有友人和同事对此不解,善意批评我们让父母分居太不人道。这其实是不解内情,不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家最难念的经就是父母不和。

 

母亲曾经找“高人”算过命,说她“前半生造业,后半生享福”。不知是否算命先生说的灵,母亲在前半生确实一直遭遇不幸,可谓厄运连连。常说人的36岁是“厄年”,容易遭遇天灾人祸,可母亲在36岁那年倒是一帆风顺,而到了38岁即1970年,却接连遭受两场意外打击--先是在生产队里种苞谷时,母亲不小心从三米多高的田坎上摔下去,将右肩胛锁骨摔断;紧接着是我刚满18岁的哥哥杨学文在修建县城高阳镇大桥时,为抢救被山洪暴发冲走的建筑材料而不幸牺牲。母亲的身心受到天崩地裂般的重创,很长时间卧床不起,正读初中一年级的我,不得不中断了一个学期的学业,在家陪护悲痛欲绝的母亲。晚年的母亲确实很享福,在单位工作的女性55岁才退休,而她刚过50岁不久就随已当上县农业银行行长的我,按当时的政策转为非农业户口进了城,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母亲经常感叹自己前半生把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受够了,后半生享福是老天爷的照应。中国人心中的老天爷就是西方人心中的上帝,看来老天爷或上帝对人是公平的,不会让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苦难中度过。

 

 

一个人儿时遭遇不幸,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造就其不甘屈服、争强好胜的性格。母亲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养父母又命运多舛,使她不得不认为这世上没有她可以靠得住的人,而要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她比那些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似乎更懂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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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母亲期盼儿子回家

 

小时候寄人篱下的母亲,哪有资格和条件上学读书?她经常感叹自己命苦,并认为没文化是造成命苦的最大根源;她把读书看得很神圣,觉得没读书不是低人一等而是几等。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求知欲相当旺盛。为了在与人打交道时显得也能知书达理,母亲听说读《增广贤文》有帮助作用,便想方设法弄来一本,每天晚上要我教她读几段,像念经似的反复熟读牢记于心。《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是中国明代时期编写的道家儿童启蒙书目。该书集结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格言、警句和谚语,内容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譬如“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之类,即便不识字的人,听别人读几遍也即有印象并能记下来。该书在“文革”期间也被列为“封资修”,那时正流行“天天读”毛著,母亲却夜夜读“封资修”,这要是被党员干部们知道,其结果可想而知,恐怕与父亲的“四不清”一样说不清。我至今记得母亲挑灯夜读的情景:白天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晚上忙完家务已是深更半夜,可她不顾一天的劳累,还要坚持读几段《增广贤文》。我那时还在读小学,和母亲睡一张床,我睡在她脚头,已睡得迷迷糊糊,她用脚把我蹬醒,问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此反复多次,我的“黄粱美梦”一次又一次被打断。由于母亲管教严厉,我哪敢有不耐烦的表现?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教她读。母亲把《增广贤文》背诵得滚瓜烂熟,并当作顺口溜“活学活用”到日常生活中,平时与人说话,她不时“拽”(家乡话,意即说话很时髦)几句“贤文”,颇令人对她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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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大的爱好之一--抽烟

 

母亲不甘于命运不济,而自己又无力回天,便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其望子成龙之心远比一般人强烈。她虽然出身寒门,但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却是“贵族”式的。她常用“一碗米的恩人,一斗米的仇人”,来培育我们的感恩之情;又常以“该吃的不少,该打的不饶”,来锻炼我们的敬畏之心;她教育我们待人接物要“讲礼性”,告诫我们出门在外要“守规矩”。母亲的家教很严,而且惯于从小事抓起,在日常生活中对我们的言谈举止一一进行约束规范:譬如说话不能“神里神诳”(家乡话,意即不实在),走路不能“二不胯五”(家乡话,意即不像样),做事不能“徉里逛荡”(家乡话,意即不认真);还要求“吃有吃相,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多年后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说“相”》,发表在《湖北日报》上,文章主题就是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所引起的感想。文中的素材来自于母亲,只不过我是个读书人,将她的通俗说教与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相提并论,使其上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时隔几十年重读此文,不仅未觉得过时,相反感到在“礼崩乐坏”的当下社会,许多人严重缺乏“讲礼性”的感恩和“非礼勿”的敬畏,正是社会充满野蛮专横和怨恨仇杀等暴戾之气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当中国所有的母亲都能像我母亲那样“以礼教子”和“以规训子”,中国离真正的文明社会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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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大的爱好之二--打牌

 

父亲“犯错误”挨整后,在家里的地位与社会上相比更是一落千丈。他读了那么多书,不仅在社会上没有用“文”之地,而且在家庭里对我们儿女也没多大帮助。倒是没读过书的母亲,成了我们的精神导师,其为人正直、友善、大方的品质和处世聪慧、诚信、公道的品行,在她以身示范和谆谆说教的双重影响下,对我们的成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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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左一)、女儿(左二)、女婿(左三)陪母亲打牌

 

我哥杨学文正上初中时,“文革”开始了,毛泽东指示“教育要革命”--其中一个最“要命”的是,学生上学不再经过平等竞争考试,而要通过贫下中农决定其实是基层干部说了算的不公平的所谓“推荐选拔”。哥哥本来已上学读了一个学期,不得不返回村里接受“推荐选拔”,可由于我父亲有所谓“四不清”问题,村支书从中极力阻挠,使哥哥没能通过“推荐选拔”这一关,被迫退学回家参加劳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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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从京城赶回探望奶奶

 

哥哥13岁的小小年纪就当了农民,不单是身体吃不消种田劳作的高强度体力活儿,而且精神上也受不了在那些贫下中农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屈辱。母亲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改变不了哥哥不能上学的命运,但一向不甘屈服、不肯认命的母亲,硬凭着自己的聪慧和人缘,为哥哥办了两件“终身大事”,试图使哥哥由此时来运转。一是让哥哥向梁家的舅舅拜师学医,以期让他长大了靠自己的能力吃碗轻松饭;二是给哥哥找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对象,希望让他在远村近邻的同龄人中出人头地。母亲不畏逆境办成这两件大事,在远村近邻引起很大反响,包括那些贫下中农们都佩服她的眼光和魄力,连那个耀武扬威的村支书也不得不对她敬畏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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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从京城赶回探望奶奶

 

哥哥学医是很艰难的,因为他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才有空读医书,经常熬夜到凌晨,其辛苦劳累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他学的是中医,有很多书要靠“死读硬记”下来,到了节假日才能去他的师傅梁从林舅舅家去听讲解。舅舅家虽然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对我们不分亲疏。他们是远近有名的中医世家,信奉“严师出高徒”。哥哥每次当他面背书,不许漏错一个字;哥哥学开处方,舅舅不让他对着书“照葫芦画瓢”,要求准确无误地默写每味药的名称和剂量……哥哥读医书的情景至今在我印象里挥之不去,他像老夫子摇头晃脑地读书的模样和声调,当时令我忍俊不禁,如今想起来却唏嘘不已--他倘若活到现在,以他读书的天赋,肯定是一个医术高明的老中医。几年前在哥哥诞辰6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的“准烈士”哥哥》,发表在《共识网》,较为详细地追忆了他刻苦学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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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灵堂里的母亲

 

母亲为还不满15岁的大儿子找对象,应该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大一件“丰功伟绩”。哥哥的对象名叫周邦喜,尊祖辈是当地过去的大户人家,不仅家境富裕,而且知书达理,虽然在中共建政后历经土改以及其他政治运动,因成分不好而被清算整肃,但周家长期形成的家风家道却“阴魂不散”,其盛名威望仍在远村近邻传颂着。倘按门当户对,我们杨家在有些方面是高攀不上周家的,然而我母亲心气高,偏要把周家的掌上明珠娶进门。她摸清了周家的门道,知道当家说了算的是周家老爷,便找了当地最有威望的人做媒,并动用与周家来往密切的亲友轮番游说,最终以杨家的良好家风和哥哥的优秀人品,赢得了在周家说一不二的老爷周善方的赞成。在我们家乡,男女双方订亲后一过门,就算拿到了婚姻的“通行证”。哥哥先去周家拜见双亲,随后迎接未婚妻来杨家拜见高堂,如此“友好往来”一番,杨周联姻就大功告成了。为此忙活了大半年的母亲,一扫以往的沉默寡言,脸上绽放出扬眉吐气的喜悦之情。

 

哥哥不幸牺牲,母亲的两大居功至伟的“家绩”随之毁于一旦,其感情和精神上的打击之重可以想见,不仅是中年丧子之痛,更有与命运拼搏而惨遭失败之痛。我在中断学业陪护母亲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要从哥哥的坟头上把哭得天昏地暗的母亲劝回家。为了安慰母亲,我鼓足勇气说一定好好读书,将来争取招工提干,不单让自己吃上“轻松饭”,还让父母跟着享福……尽管那时说这些“大话”,也许只是“信口开河”,而对近乎绝望的母亲来说,我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她不得不紧紧地抓住我。

 

 

在哥哥牺牲之前,父母对我这个老二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其因有二:一是哥哥既是长子,又长得高大威武;而我生不逢时遇到“大办钢铁”,母亲只喂了几个月奶,就积极响应号召上山炼铁去了,把我丢给爷爷,在家吃面粉糊糊度命,因此营养不良,长得像个“秧鸡子”(家乡话,意即瘦弱)。那时农村完全靠劳力干活养家糊口,身强力壮的哥哥自然就成了父母的指望--把他当作靠山和顶梁柱;而体格瘦小的我则自然处于劣势,长大后务农恐怕连自己的生计就难以维持,哪有多大能力为父母养老送终?我在《我的“准烈士”哥哥》中写道:父亲给我们兄弟俩取名时犯了“颠倒性错误”--按身材长相,哥哥应叫杨学武,我该叫杨学文--我曾扪心自问:一副文弱身材,连自己就看不上眼,不知两任漂亮妻子是怎么“瞎了眼”看上我的?二是我的命相凶险,算命先生推算我“犯”一种名叫“将军圏”(音juan,去声)的命相,预测寿命活不过12岁。可想而知,父母对我这个“短命鬼”哪能有什么指望呢?据说在我未“死”之前,他们曾打算将我“把”给别人--差点重蹈母亲儿时的覆辙。如今想来,算命先生似乎也是犯了“颠倒性错误”--我12岁安然无恙,哥哥却不幸牺牲。我冥冥之中萌生这样的感悟:是否哥哥同情可怜的弟弟,为了让我活着而不惜以身殉命?自从有了这个感悟之后,我坚定认为是哥哥带走了我们杨家的厄运,给我以及全家带来如今的幸福生活。我感恩于哥哥,几十年来一直把他的遗像(哥哥牺牲时没有个人单独照片,有关部门请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哥哥与别人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比照着画了这张像)带在身边,从兴山到宜昌到北京,无论我走到那里,都将他供奉在家里,视为我们杨家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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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杨学文的遗像

 

我取代哥哥成为长子且是唯一儿子之后,母亲便对我格外重视起来。母亲前半生无依无靠--靠父母没靠住,靠丈夫也没靠住,靠大儿子仍没靠住,这无疑使她极度缺乏安全感。母亲和众多农家妇女一样,最关心的问题是老有所靠,因此为了在我心中的天平上比父亲重一些,就时不时“别有用心”地在我面前讲一些父亲的坏话,借此来拉拢我,以使我将来对她的照顾有所侧重。譬如关于我小时候曾差点被“把”给别人家的问题,母亲就将全部责任推给父亲,并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父亲是怎样“密谋”将我“把”给谁家、她是怎样“拼命”反对并想千方设百计使我“幸免于难”……这个“故事”在我家几十年传说着,母亲把它当作对付父亲的“杀手锏”,动不动就使将出来,不容他作任何辩驳,试图将他“打入另册”。我深知母亲的“别有用心”其实很简单,无非是想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让我维护支持她从而不必担心有人“篡家夺权”。我没想自己为何当初就是一个“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人,无论母亲怎样“灌输”她的“主义(意)”或“思(私)想”,我总认为如果真要将我“把”给别人,似乎不是父亲一个人能决定的,母亲应该是参与了“密谋”且说不定还是“主谋”;至于我为何“幸免于难”,也恐怕应该是父母达成共识或“把”的对方因故没认可才得以实现。不过我在表面上没当着母亲把这层窗户纸捅穿,只是在内心里一直告诫自己:母亲是我的母亲,父亲也是我的父亲,我不能因为他们的恩怨而厚此薄彼,更不能为了讨好母亲而置父亲于不顾。无论父亲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即使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作为儿子的我,是不能对他不敬不孝的。倘若我偏向母亲打压父亲,本来就无辜挨整的他,几十年来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在家里又得不到公平对待,岂不是让他走投无路么?自我长大当家后,为了既让母亲心安理得,又让父亲无忧无虑,我一直用“两面派”的方式对待他们--表面上偏向母亲,内心里对父亲一视同仁,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生活上,我对母亲的种种孝敬,对父亲一点也不少。

 

母亲一生中有两大爱好:抽烟和打牌(本文只写抽烟,打牌的故事太多,将另文专写)。她的烟龄可谓“历史悠久”--从7岁起至今已近80年了。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劳作、吃饭、睡觉之外,抽烟就是“开门”第四件大事了。那时母亲买不起纸烟,靠自己种的旱烟过烟瘾。母亲把自留地里最好的一块用于种烟,从春季栽种到秋季收割,她在烟田里所留下的汗水和充满的期待,远比在自家菜田里多,更比在生产队粮田里多--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月里,各级领导干部只讲政治,推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致使生产队的田越种越瘦,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农民忙活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我长大后曾对母亲把最好的自留地用来种烟表示过不满,认为如果把它用来种菜或其他农作物,或多或少可以改善我们家的贫困生活。母亲大不以为然,言辞激烈地批评我“不抽烟,不懂得抽烟人的心”,还危言耸听地说“不吃饭会饿死人,不抽烟会闷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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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九旬的父亲最大爱好--看书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人情往来,广大烟民则把抽烟当作一种交际手段,互相“敬烟”成为烟民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按中国把任何东西都与文化挂起钩来的习性,这大概也算得上“烟文化”罢。西方文明国家的烟民是互不“敬烟”的,认为烟本来对人健康有害,倘若把烟“敬”给人家,明知有害而加害于人,这无异于“谋财害命”。然而在自称礼仪之邦的中国,“敬烟”是一种礼尚往来,倘若谁只顾自己叼着一支烟,不给别人“意思意思”,则被视为“小气鬼”。一向对人大方的母亲,对这种“烟文化”颇有心得,并将之运用和发挥得“炉火纯青”。她每年收割烟叶后,经过反复晾晒和精心整制,按烟质优劣分开存放在一个多年八代的木箱里。她自己平日抽劣质的或次好的,客人来了才舍得拿出优质的;而顶好的烟叶,只有贵客才能享用。每当客人得到母亲“敬”的好烟,总要啧啧称赞一番,随即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把烟叶包成烟卷装进烟袋锅里,开始吞云吐雾起来,开始家长里短起来,开始喜怒哀乐起来……记得哥哥有了女朋友后,他的岳父和老岳父来我家,母亲把最好的烟叶拿出来“敬”给他们,而且在数量上也不是一般客人标准的一二“皮”(家乡话,意即片),而是一大把约有五六乃至八九“皮”。能够享受这种殊荣的贵客,还有哥哥学医的师父梁从林及其师爷梁望然。

 

由于母亲对抽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感情,我自参加工作有了工资后,就开始给她买纸烟,让她告别旱烟了。人们把抽品牌的纸烟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如在官场上,谁抽的烟高级,表明谁的级别就高;如在商场上,谁抽的烟高级,谁的金钱就多。而旱烟则是农民的象征,在话剧和影视剧里,烟袋锅就是农民的重要道具。母亲当了大半辈子农民,一旦丢掉旱烟袋,嘴上叼着一只名牌香烟,仿佛自己与那些当官的和有钱的能“平起平坐”了,其满足感和自豪感不必溢于言表,而是溢于“脸表”--从她悠然自得、笑容满面的脸上,就可读出她的幸福指数有多高。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意外地当上了县农业银行行长,“遗憾”的是那时的主政者不准领导干部搞腐败,因此没人给我送烟,我只能用工资给母亲买烟。幸好我业余写作还有一些稿费,便有能力按当时县级官员抽烟的标准,给母亲买当时的名烟“红塔山”和“金芙蓉”。后来我辞职下海移居北京,挣的钱比当行长的多了,我听说邓小平抽特制的“中华”和“熊猫”,就托人用高价各买了一条,过春节时带回老家敬奉给母亲,并逗笑说让她“享受皇帝待遇”。有些高官或大老板为了表示对父母的孝顺,或带父母坐飞机、邮轮、高铁去国内外旅游,或请父母吃山珍海味住总统套房,或给父母买金银首饰和高级别墅。我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大老板,并不刻意攀比这些“高大上”,况且父母历来倡导和践行勤俭节约,对享受这些高消费难免有“受罪”之感。因此我在孝顺父母上比党员干部更讲“实事求是”--父母最喜欢什么,就让他们心满意足。母亲最喜欢抽烟,我每次回家就给她带好烟;父亲最喜欢看书,我每次回家就给他带好书。我认为,让父母顺意欢心,才是恰到好处的孝顺。

 

随着母亲寿岁越来越高,我对她抽烟是否有损健康的担忧越来越重,便时不时地旁敲侧击地讲一些抽烟的害处,意在提醒她是否可以考虑少抽一些或彻底戒掉。聪明的母亲看出我的“险恶用心”,警告我千万不要打主意让她戒烟,她斩钉截铁地说:“要我戒烟,等我死的那天再说!”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谈邓小平戒烟的文章,说邓如果不被强行戒烟,说不定会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母亲就是我心目中的“邓小平”,我查了一下关于抽烟对人体哪些器官有害的常识,母亲平时一不气喘二不咳嗽,去年带她去医院进行体检,结果显示只有轻微的肺气肿,大夫说她85岁高龄和78年吸烟史还有这样好的肺功能,简直就是“人间奇迹”。于是我放弃了要母亲戒烟的念头,心想她早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就让她当一回“自由女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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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母亲

 

我在上篇“引子”中写到,母亲过了85岁生日后,我准备辞家返京,母亲似乎对自己的寿终正寝有所预感,便用哑剧的表达方式说明“活不长久了”的想法。接下来发生了“惊人一幕”,我有意将其作为伏笔埋下,在此予以披露--母亲在做完“活不长久了”的慢动作之后,又示意我和妹妹跟着去她的卧室,以出人意料的“仪式”结束了她近80年的吸烟史。母亲一幅沉重的表情,缓缓地(似乎是不情愿)从衣柜里拿出一条条香烟,轻轻地摆放在床铺上。这些烟是过春节时亲朋好友送给她的,都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软盒“中华”和精品“黄鹤楼”。她还仔细地数了数共有8条,将它们一分为二,比划着手势要我和妹妹“瓜分”;随后又用哑剧的表达方式,眼含着泪花发表“别烟辞”……母亲“导演”并亲自“演出”的这一幕,让我的心情既沉重不已又感动不已,当晚便有感而发写下一段感言发在朋友圈:

 

母亲的烟龄近80年,身体一直健康,这次乃第一次住院,CT检查肺部状况良好,连医生也感叹她的肺不知是“怎样炼成”的。原来母亲“警吿”我,千万不要劝她戒烟,她说宁愿不吃饭,也要把烟抽!而在病魔面前,热爱生活敬畏生命的母亲,却自己“举手投降”了,把春节期间亲友们送她的烟交给我,并用手势交代我拿去卖了,再买牛奶给她喝。

 

而母亲“别烟”不到一个月,因大脑萎缩急剧恶化导致吞咽功能丧失,不慎将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部严重感染,在医院抢救治疗历时30多天,终告不治而坦然去世。我感叹母亲真是料事如神,嗜烟如命的她,当感觉到烟与命相克时,便预见到自己来日不多……母亲分给我名下的烟,我未按她的意愿给她买牛奶,因为她入院后就再也无法进食,仅靠注射白蛋白和其他营养药品维持生命。我自作主张把烟送给一位帮忙服侍她的护工和两位在她去世当夜负责看护墓地的亲戚,我想,对人热情大方的母亲,在九泉之下一定会赞同我这样做的。

 

母亲再也不能站在家里的阳台上,俯首窗外边抽烟边眺望着马路,期盼我从京城回家的身影。没有母亲守望的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丧魂失魄,情不自禁想起一首诗:“梦中不见母音容,夜半醒来放悲声。再无慈母门前盼,泪洒归途履如封。”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在她养育下有幸当上作家的我,写下这些文字寄托我的哀思。

 

后记

 

此文写于母亲去世前后,其中大部分是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我在她的病床边用手机文本断断续续写下的。此文之所以写得如此缓慢,一方面是因为母亲病危而心情沉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的知己好友、著名杂文家、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于去年625日不幸辞世后,我以封笔一年的方式作为纪念,而他的周年祭日即将来临,我正急于赶写一篇重要的纪念文字。一边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一边是我有生以来幸遇的唯一知己,究竟先写谁后写谁?我难以分清孰轻孰重……我在《“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杂文家朱铁志周年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转眼间铁志周年的忌日快到了,我从5月份开始准备“重启”写作大脑,写一篇酝酿已久的文字纪念他。然而就在这期间,我的已届86岁的母亲因患大脑萎缩而病重住院,我心急如焚地从京城赶回老家湖北兴山,看到躺在重症监护室满身插管的母亲,听着医生介绍说她危在旦夕来日不多,我只好将纪念铁志的文稿延迟下来。在母亲病榻前陪护的一个多月里,我一边祈祷老人家转危为安,一边为不能如期完成纪念铁志的文稿而焦虑不安。515日晚,心里一直挂念铁志的邵燕祥先生,致信问询《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中的铁志文集出版情况,说:“我想在铁志逝世周年前,把我为该书写的代序,在什么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一下。可能有一定难度,但还是想试一下。”我在回复中报告了今年以来因母亲病重而在京鄂两地奔波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迟迟不能完成纪念铁志文稿的焦虑和内疚。69日上午,邵先生发短信告知他为铁志文集写的代序在《新民晚报》发表了,而也就在这天的午时10分,我母亲溘然长逝了。本以为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母亲还要“拼命”熬一段时间,可她似乎对我在本月25日前必须返京为铁志扫墓(这是早有安排并与京城几位文友约定了的)、并急于写作纪念铁志文稿的心思,有一种母子之间才有的心灵感应,于是就像以往那样即便恋恋不舍也要催我离家返京,竟然未经一般弥留者都有的回光返照的过程而“提前”告别人世了……母亲虽是平凡的农家妇女,但她深明大义、与人为善、热情大方的品行,在当地可谓声名远播,我的为人处世就得益于母亲言传身教。我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带着悲伤的心情继续写着这篇文稿。我于是想,倘若铁志九泉有灵,在地下见到我母亲,一定会道声谢问声安的,并会尽兄弟之情代我照顾好她。铁志虽未见过我母亲,但不止一次听我讲述过,他幼年丧母,故对我们母子情深表示羡慕和感动。

 

如今母亲与铁志在另一个世界相逢了,但愿我写的这些纪念他们的文字,能使他们感受到亲情和友情万古长青--不仅长留在凡尘之间,也长留在九泉之下。

 

 

转自《记忆.微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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