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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校长们的风度


--作者: 柏举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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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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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蔡元培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又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

 

“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19196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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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曾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文化界如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傅斯年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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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开另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1924年底,大学部师生间发生了点矛盾,张校长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这场内部风波,过后轻描淡写地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张校长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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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

 

梅贻琦校长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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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

 

蒋梦麟校长上任之初,即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

 

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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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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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

 

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因写《新人口论》而受批斗。全国围攻之时,马寅初的牛脾气又起来了,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几十年后,果然证明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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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钟孙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王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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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

 

张百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对北大而言,功劳决不在蔡元培之下。张一上任即邀请吴汝纶任总教习,三顾茅庐,吴仍拒绝,张竟当场跪下,直到吴答应方罢。但吴汝纶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刚从日本回国就去世了,真称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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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在校长任上时,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树铮的掣肘,财力时难为继。蒋便召集学生训话:“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幸亏抢救得时,悲剧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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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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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转自《学人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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