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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师大女附中的恩师们


--作者:季思聪

 

季思聪,女,生于北京,文革中期进入师大女附中(当时更名为第150中学,现为师大实验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后,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1977年参加高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考入中国青年报,任《青年参考》部编辑。1989年留学美国,定居至今,现供职于新泽西州某公立图书馆。

 

 

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感恩的名单。在我名单上名列前茅的,是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群老师……

 

1965年秋入小学,1976年春高中毕业,小学和中学整整就是文革的十年,按说我的学业会被耽误得一踏糊涂。

 

然而,即使是这么彻底的浩劫,也有漏网一族:我和我的同学们当年进了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师大实验中学),课业竟然没有耽误太多。

 

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时光已进入1970年代,文革初期的疯狂已经过去,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都是统一分派来的,无需考试,我很幸运地随着教育部大院的同学们一道被分配到150中学。

 

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不仅满腔对教书育人事业的忠贞,精通专业知识以及教书之道,而且,他们还具备某种在我看来是特殊的才能——在最不利于教书的大环境下,仍能够按部就班地传授各科知识。在他们的栽培下,我在那五年时间里,各科基础知识打得相对牢固,让我获益至今。任课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更是让我终身难忘。以我目前的日常生活,本来尚无闲暇从容忆旧,之所以要写下这个系列,实在是因为,斯人斯事让我难以忘怀。

 

之一:高文鸾老师

 

19713月我们进校,马上赶上了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法国的“巴黎公社”,作为统治巴黎的短暂政府,存在的时间只有从1871318日到528日,但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因而大加赞颂,所以巴黎公社的历史,当年对我们就具有了非大讲特讲不可的意义。在它百年纪念的时候,当然就成了我们政治课的主题。

 

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小学,现在回想起来,大半是因为在那里度过了人人异化的文革初期,老师和课业皆给人以严厉逼人之感,让小孩子感觉不到温暖。终于从那里毕业,我觉得去哪里都是好的。中学,一个崭新的环境,便特别让我向往和期盼。然而,当我真正踏进150中学的时候,才发现这所中学的一切都大大超过我最奢望的预期,从校舍到师资,从课程设置到内容,都和我的小学有天壤之别。

 

“巴黎公社”的历史尤其让我振奋--五年小学中,政治课只记得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学习九大文件,痛骂刘少奇,歌颂一群拒人千里的英雄们,现在却开始学习法国巴黎,一个多么新奇的改变。

 

教授政治课的,是历史老师高文鸾--她是第一个让我由衷全方位崇拜的女教师。一头已经花白的头发,脸上的金丝眼镜,温文尔雅的笑容,一笔赛过男性的帅字,对课业对学生的热情,还有显然超过她授课内容的学识,所有这些,在经历了几年小学老师的统治之后,都让我生出一种“翻身解放”的欢欣。

 

听过高文鸾老师的讲课,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优秀教师。政治课,本来很可能是面目可憎,或枯燥无味的一门课,但是经她讲来,却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历史背景:“普法战争”,“里昂工人起义”,“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梯也尔的镇压”……这些名词,和高文鸾老师提到它们时发出的声音和表情,到今天都如在我耳边眼前。

 

当年年少,只知道高老师讲课条理分明,巴黎公社的故事好听,如今自己年长起来,方逐渐体会到高老师当年的不易:在那种年代,要把欧洲国家的历史,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其它制度,不同于党领导的其它统治方式,等等这类知识,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标题之下,想必她没少煞费苦心吧。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高老师讲解“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听她分析毛的每一句话是针对什么形势而言,毛的想法从头至尾都有哪些转变等等,的确让我感受到那封信中很多字面之外的东西。当年那些具体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没在点上,当时讲的观点和史实,在今天看来未必是准确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东西是在点子上,是准确的呢--然而她提供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确实不时让我有顿开茅塞之感。

 

我自己从北师大毕业之后被分配留校,曾在大学的马列所里“研究”了三年国际共运史,其间偶尔被抓差给大学新生政治课监监考,或去校外给新生们上上公共政治课。有一次分派我顶班去教一门党史课,我表示畏难,但任课的老师急于脱身,便让我“怎么讲都可以,最后考试按照大纲考就可以了。”我便收集来估计年轻人会喜欢听的三大战役啦,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的摩擦啦等等材料,东施效颦高老师的巴黎公社,用讲故事代替讲党史。结果学生们听课听得兴奋,没有出现政治课逃课的情况。有一节课我迟到了,进门时竟然受到他们的鼓掌欢迎,“老师,我们都怕你今天不来了!”

 

讲台下的笑脸让我想起了高老师--当年我也总想给她鼓掌的,可惜我们那时候不可能那么奔放。

 

(写到这里,忍不住到网上去搜搜“高文鸾老师”,期望能看到她的照片,结果如愿以偿:看到了一组2008510日女附中“1958届高中毕业生50周年聚会”的照片,其中就有风采依然的高文鸾老师!又看到不少更为熟悉她的校友写下的回忆感念文章,印证了一点:她的优秀,远超过我对她的认识和崇拜。)

 

之二:汤一雯老师

 

和高文鸾老师相比,教英语的汤一雯老师是另一种风格。高老师是学者型,温文尔雅,含蓄收敛;汤老师则是实干型,快人快语,竹筒倒豆子,与学生们之间全没有个师道尊严,往往是“负距离”--比零距离还零距离。

 

小学从没有过的英语课让我感到新奇好玩,汤老师又是个极为风趣的老太太,上过她的课之后,我对英语课的热情便一直不减。

 

汤老师个子不高,四肢短短的,但是整个人看去派头十足。她的英语发音一听就很轻松和地道,听说她原来是当过翻译的。当时她岁数已经不小,上下讲台时两腿都显出些吃力,听说她早就该退休了。然而她讲起课来,让你一点儿也不会去考虑她是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她比不老的老师还要活跃很多,表情生动,声如洪钟,手势很大,更兼讲台上下满教室行走,满嘴中文英文地不停。

 

同学们都管她叫“踢撤烫”(teacher Tang)。有老师纠正我们:teacher是表明一个职业的名词,不是用来称呼一个人的,就好比你不能叫谁“张工人,王农民”一样。不过,连“踢撤烫”自己都认可了这个称呼,我们就只管叫下去了。

 

文革期间,我们的英语课文都是些“东方红,太阳升”,“志愿军英雄罗盛教”,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百万农奴站起来”,“好一座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半夜鸡叫”……连我这个当学生的,都感到那些英语在现实中一定不好用,相信身为资深翻译的汤老师,内心里对这些课文并无认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教授的热情。她命令我们对课文要反复朗读,直到背下来;然后再反复背诵,直到一张嘴就全跑出来。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个背呀,Luo Sheng jiao was a sold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He put in Korea war against the U.S. aggressors. He was aninternational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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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汤老师

 

不仅是背课文,汤老师教的语法也让人印象深刻。现在时、过去时、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每教一个概念,她就让我们“把这个砸到脑子里!”在讲到被动语态的时候,过去完成时又赶上了被动语态该怎么办?“你这只胳臂要挽起过去完成时,那只胳臂要挽起被动语态,”一边说着,她一边挽起左臂、又挽起右臂。虽然我当年一不留神就忘了一只胳臂,但她双臂抱在胸前的模样,我至今没有忘记。

 

毕业十年之后,1980年代中期的一天,忽然在办公室接到找我的一个电话,拿起听筒一听,“季思聪吗?我汤、一、雯!”四个字的蹦出,中气十足。原来老太太早年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地下巴黎》,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托我找到相关人士,尝试一下谋求再版的可能性。1946年!民国呢。我那一次才真正知道,汤老师在给我们教课之前曾经是多么意气风发啦。能被这么老资格的恩师派上点用场,我荣幸啊。

 

不久前,一位和汤老师的儿子是同学的朋友告诉我,当年因为独生儿子远离父母下乡插队,汤老师因为思念儿子而十分痛苦。我算了一下,那不正是汤老师教我们英语的岁月吗?可是她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么乐观、活泼的职业女性形象,完全看不出任何她隐忍的苦楚。我们当年,是何等的少不更事啊。

 

之三:阎绍华老师

 

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我是因为几何三角而喜欢阎老师,还是因为阎老师而喜欢三角几何。但很清楚的是,我的几位铁杆中学同学,喜欢几何三角者也好,不喜欢者也好,大家异口同声都说永远忘不了阎老师。  

 

记得当年踏进中学门后,很多新奇的事情让我兴奋,其中之一便是“算术”课变成了“数学”课--听起来学问大得多啦。虽然因为“改革旧学制”,课程里不再有“代数”“几何”“三角”的名称,但在被统称为“数学”的这门课中,所有代数几何三角的知识我们都接触到了。

 

第一位教我们数学课的,就是阎老师。

 

阎老师当时年纪已经偏大,身体不是很强壮,眼镜片厚得象个瓶子底。按常理,这样的老师最容易成为学生调皮捣蛋的对象。可是我不记得有人在课堂上跟阎老师叫板--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只觉得阎老师那人并不那么好惹。

 

我从小喜欢语文多于喜欢算术,因为语文课(即使是文革时期的语文课)之中的天地乾坤,比算术要宽阔和精彩很多。上中学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数学竟也是这么丰富有趣的一门功课--阎老师的数学课,让我看到了不亚于语文的天地乾坤。

 

比如代数,一个数字可以用一个字母来代替,就象一个同学有一个名字。有了这样的替代,很多复杂的等式,便可以化简为一个简单很多的问题。比如几何,那些圆啦方啦的本来并不见得多好玩,但是经过阎老师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讲给我们,我才发现,它们所构成的这些个关系,它们所能够达到的效果,是多么奇妙和迷人哪!比如三角,一个简单的图形中,有多么丰富的内容啊。我乐此不疲地跟着阎老师去演算这些个关系,去求证这些个效果,感到真是其乐无穷。

 

那时我是阎老师的好学生,数学考试经常得满分--我们那年代,考试题目一般都比平时功课要平易近人一些,绝无偏题怪题,而且我会仔细到病态地把做完的考卷反复检查。听同学说,阎老师曾表扬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做完,最后一个交卷”,我感到这是我这一辈子获得的最大褒奖之一。

 

也有差点就大意失荆州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检查自己的考卷,四下里踱步监查的阎老师走过我身边,停顿了一阵走开了,一分钟后,只听他大声宣布:“仔细检查!”我心里一毛:说我呢吧?就再次从头至尾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错处啊?但我决不敢交卷,便坐着发楞。阎老师又走过来,再走过去,一分钟后再次大声提醒全班:“再仔细检查!”这次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他就是在说我呢。只好查了再查,还是没看出错来。最后,我决定放弃,却在已经准备交卷的时刻,突然发现我在一个应该写72的地方笔误写成了78

 

我在冷汗中改了过来,心想这下子该没错了,这才交了卷。阎老师首先往78处一看,见我写的是72,这才一笑,小声责道,“还78呢!”

 

我先以为自己一直都会是阎老师的好学生,直到他开始教我们物理课,才发现自己大有软肋。我形象思维特差,物商极低,万物现象只要一脱离抽象而到具体,在我这里就变得模糊一片,不辨南北,结果物理课始终让我学得一头雾水。平时一贯“昏昏”,考试何以“昭昭”?记得有一次期中物理考试我只得了87分,令阎老师对我大失所望,也令我对阎老师满怀歉疚。这件当时把我急死的事情,现在想来却让我忍俊不禁:急也白搭!何止那时候啊,直到永远,物理都曾是、正是、将是我弄不通的一门学问。

 

1977年高考,我选择了文科作为自己的人生生涯。但是,直到今天,阎老师交给我的数学,还深深印在我记忆里。我的代数三角几何知识,足够让我辅导我的后辈,并令他们惊叹。

 

成年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一切理科学的基础,相当于文科学中的哲学。记得在第一次获得这个概念的那一瞬间,我特别地怀念阎老师,和他的课堂。

 

之四:刘超尘老师

 

我相信,我的同学们人人都数的出几位难忘的老师,而在几乎所有人的名单上都会出现的,必定有刘超尘老师。他太帅了,太才华出众了,课上的太吸引人了,而且偏偏是他,因为患病而早逝于英年,让人痛惜无比。

 

刘老师到了高中才开始教我们语文课,但还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对他很有印象。

 

那时候,在教育部工作的父母去了干校,带走了上小学的弟弟。他们不想耽误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师大女附中的学业,就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而我们赖以吃饭的教育部食堂,大多数人员也已下放,在一段时间里,顾不上给家属做饭,我就在附近一家叫做“好省食堂”的包了伙。好省食堂坐落在我们上学那条街的路口,于是每天早饭时分,我便可以看到上班的上学的各色人们来去匆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脸肃穆的刘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抱着用粉色绸子小被包裹着的一个小娃娃,目不邪视地一步一步从食堂窗前走过去--想必是在上课之前,他要把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送到哪个人家去帮他照看一天,那时管这种私人日托带孩子的方式叫着“托出去”。我当时虽然年少,却也知道双职工人家即要上班又要忙带孩子的辛苦,刘老师永远不变的表情和步伐,常让我感到一种老大不忍。

 

后来看到谌容的《人到中年》时,我马上便想: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刘老师么?

 

在升到高中二年级,得知刘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的时候,饶是在初中的三年里已经习惯了各科好老师,我还是激动了好一阵。在战后婴儿潮一代中,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数更是一个高潮,全年级共有14个班,而我们班何其幸运之幸运啊。我听说刘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怪不得啦,他讲的语文课,往往将全班的男生女生统统倾倒。

 

印象最深不过的,是1975年春天,我们年级到北京郊区顺义县“植树造林”一个月。那次我们都住在当地村中的各位老乡家里,自备伙房,白天出去种树,晚上休息娱乐。北京郊区初春的景色是黄土为主,间有黄芽嫩枝,原本平淡无奇。然而,有广阔的天地,有最棒的语文老师,有被撒出校门的风华少年,天时地利人和,便激发了不少人的诗兴。很多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同学,那一次都写出了相当精彩的诗句。刘老师率众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每天把大家的诗句打印下来,供全体同学欣赏,并亲自写了刊首语,说是“昔日诗坛门外汉,如今都是小诗人!” 诗坛啦,门外汉啦,在习惯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语境里,特别让人感到新奇和振奋,大家的诗作益发地让人惊喜交并,目不暇接。

 

我形象思维特差,从小到大都毫无诗意,即使在那种群情高涨的情况下,也没能写出任何诗句。不过那一次,我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表扬:返回学校后,照例是要写一篇作文的,《植树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而我的这件事,是我们去挑水的时候把人家老乡的水桶掉井里了!急得发昏之间,来了一个女老乡,单枪匹马,安安静静,两下子就把我们一群女生叽叽喳喳束手无策的落桶给捞了上来--原来这捞桶,也是老乡们常见的专业活计。对她无比的感激之余,我便写下了整个经过。

 

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讲。我写道:我们几个女生收工后,挑起水桶,“磕磕碰碰地朝井台拥去”……只见那水桶顿了一下,“便无声无息地沉了下去”。刘老师边念边对大家说,“想想她们组那几个女生都是小个子,所以这个‘磕磕碰碰’用得很形象”。在我的作文本上,刘老师在“磕磕碰碰”和“无声无息”几个字下边都划了两道红杠,以示赞许,并且还用红笔圈出了那个“拥”字,批语说,这个字“用得好!”没错,该用哪个字,我当时的确是琢磨了一番的,因为刘老师教过我们,一个动词,如果用得准确便可以让整个句子达到不凡的效果,所以值得反复推敲。而“推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古时苦吟派诗人贾岛,作诗时不惜耗费心血,曾反复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方成一首千古佳句。我得“推敲”出一个字,把我们几位全体出动去挑一担水的兴师动众体现出来。最后,我“推敲”出这个“拥”字,自觉再没有比这个字更准确的了。

 

……

 

我没能学医,无力挽救刘老师的生命,唯一能做的,便是一辈子不忘他的教诲。当初没有料到自己的后半生将会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谋生,然而,用中文写作和阅读,至今都是我永远拿得出时间来做的两件事情。唯此方能报答我的语文老师们于万一。

 

之五:萧淑芬老师

 

萧淑芬老师是我们初中一地理老师,不久后就退休了。她和我相处时间不长,又不是我的班主任,然而我对她的印象却很深。

 

原因之一:她曾经跟我们一道下乡“拉练”。当时她总有60岁过了吧?却和我们一样,背着背包夜行军,太阳底下在大田里劳动,睡在老乡家的大通炕上,吃棒子面窝头就水疙瘩咸菜。我看见她有时侯累得面红耳赤,便对她班上一位同学表示了惊讶:她受得了吗?同学跟我说,“老太太特皮实!”在惊佩之余,我便对她的特别“皮实”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回想起来:她未必真有那么皮实。不管皮实还是不皮实,班主任都得跟着学生一道下乡。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老师中间,其实不乏年老体弱者。连我们这群年少力壮的学生都累得够呛,记得刚回来时见到邻居姐姐,她惊呼“你怎么这样了,又黑又瘦的?”更何况年龄更大的老师们了。单靠体力肯定是难以支持的,他们跟我们一样摸爬滚打,大概更多的是依靠精神力量的支撑吧?比起文革初期挨红卫兵的毒打,面对精神肉体双重的摧残,文革后期那些辛苦和劳累的折腾,对老师们而言,大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可惜的是当年年少,不尚温情,我们在哪个年代里,完全没有体会到老师们的不易。

 

原因之二:她讲究仪容。配着衣服,她脖子上总围着一方花丝巾;一头如墨的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后来我才发现,那头发是染过的(当时的染发工艺远不如现在,虽然可以把白发染黑,那黑却是几乎没有光泽的)。因为忙于教学和运动,也因为那是个崇尚简朴的年代,当年我们不少老师的风格都是不修边幅,所以再邋遢的老师我们也见怪不怪。于是,仪容讲究到了把白发染黑的老师,便成了让我难忘的另类。

 

原因之三:萧老师的家人们和我有过交集。中学快毕业了我才知道,萧老师的先生,就是那位我父亲在教育部的同事叶叔叔。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弟弟,就是由这位叶叔叔带着,坐火车从北京去了安徽凤阳,投奔的已到五七干校的父母。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时,说得来的同事中有一位记者叫叶研,一说起来他爸爸竟然就是叶叔叔,记得在得知这一关系的时候,我惊喜万端:“你是萧老师的儿子?!”

 

原因之四,最为重要:我跟着萧老师,创造过对于我来说的“奇迹”。

 

话说一进中学,看到课表,感觉很多课程都跟小学有天壤之别,唯语文地理体育课除外,因为在小学时就上过。所以,我先以为,地理课上的冲击力,一定不如政治课上那么大。结果却不然,地理课一样给了我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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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肖淑芬老师

 

萧老师每讲一个国家,一条巨河,都要带领我们画一张地图。每次课前,她便先三角尺直尺的在黑板上画好坐标方格,讲课中间,她就照着手里书上的样子,极为娴熟地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中国,或是阿尔巴尼亚,要不就是一条黄河,或是密西西比河。看她出手时那么自信,运笔时那么自如,我由衷佩服得紧。而自己却是个动手能力很差的人,写字绘画一概不行,从来无法想象能亲手画出一张中国地图来。

 

那一次,在自己的本子上打好方格后,亦步亦趋地跟着萧老师的笔,在每一格里照猫画虎地描出曲线……等到终点和起点对接以后,我惊喜地看到自己的本子上也出现了一个雄鸡型的中国地图!别人此刻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只觉得难以置信:原来我也可以画出这么酷似真品的地图啊!能不感念萧老师的地理课吗?

 

小学里学的都是中国地理,对世界地理几乎还是全然不知。是在萧老师的课上,我了解到其他国家的位置,知道了世界第一大的河流是亚马逊;第一长的是尼罗河;我们的长江是世界第四;世界大河中还有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萧老师些微有点口音,“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地理阔(课),今天讲密西西比活(河)。”当年我也属于促狭之辈,经常在背后犯坏,模仿各个老师讲话,因为学得象,总是把同学逗得大乐。不过也因此,我永远记住了萧老师的声音。

 

第一次站在密西西比河边那次,看着眼前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嘴里喊着“好看哪”,心里在说,“终于见到萧老师的密西西比活啦!”

 

之六:陈永铮老师

 

陈永铮老师是我走进师大女附中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我们班的第一个语文老师。

 

文革中间,女附中改名叫第150中学,各年级各班按照军队编制,称为某连某排。我们初一年级人数众多,一共有14个班集体,被分为五连、六连、七连三个连,每个连里有四到五个班--当时叫“排”。我被分配到六连三排(后来也叫六连三班),翻译成非文革语言,应该是“初一八班”。

 

当时,小学毕业后教育部大院学生应该就近分配到哪所中学一直无法确定,我们是在女附中开学快一个月以后,才得到通知到女附中报到的。第一天到六连三排报到的情景,记忆已经模糊成几个片段,唯有和陈老师的相见,我印象很深。记得我来到教室门前,看见里边早就开学多日的同学们,全体坐在各自的位子上等候,陈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笑容可掬地迎接新来报到的若干学生。记得他笑眯眯地弯着腰问我(我当年个子很矮),“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告诉我,“你坐在某组第二个座位。”

 

班上有的同学记得陈老师是个非常敬业的老师,人很严厉。我对老师的敬业毫无异议,可以说,当年女附中的老师们,没有哪位是不敬业的;但说到他严厉,我的感觉略有不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即使在板脸训人的时候,眼睛里也都是以笑意为主。当年陈老师大概50岁上下(最近才确切地知道,其实他当时才四十六七岁),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性格温厚--这样的老师,一般很难镇住十几岁大小的一个班几十位调皮捣蛋、欺软怕硬的男生女生。好在,当时学校的风气已经远不是文革初期那般,学生们已经恢复了对老师起码的尊重。而且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是守规矩、重学习的,不会有人公开与老师为难作对。不然的话,陈老师怕是会有苦头吃了。

 

开学几天后,我对学校和老师的陌生感便已经基本消除,已经知道哪个老师比较厉害,那个老师不厉害了。陈老师被我列入不厉害的行列。有一天他在教室外边碰到我,笑眯眯地问,“你是张爱玲吗?”呵呵,学生记住班主任太容易了,只有一个;而班主任要记住每一个同学,可就得多花几天啦。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季思聪。”他笑称,“我总把你当成张爱玲。”张爱玲是我们班一个漂亮女生,把我当成了她?难道说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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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铮老师1977年送给毕业班的留念照片

 

我们进入中学的时候还是在十年文革时期。那时候,一切课程都革命化了,语文教材首当其冲,古代经典被削减;近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除了鲁迅,很多都被当作“毒草”批判了。课本中多是些歌颂时代壮举、歌颂英雄人物的通讯报道,和领袖诗词什么的。陈老师除了“第八课:威震长江”之类,可发挥的内容实在不多。正因为如此,我对他讲的陆游咏梅词一课留下了印象。

 

唐诗宋词中被选入当时课文的,多是反应了劳动人民疾苦的比如“卖炭翁”、“石壕吏”等。陆游的那首咏梅词,如果不是要学习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了解他说的“反其意而用之”中的“其意”到底是什么,才把陆游咏梅词用小号字体附在毛主席诗词后边的话,恐怕我们是无缘从课本上学到这首词的。陈老师在课堂上细细地讲解了陆游这首词每一句的含义,“只有香如故--把我碾成泥和尘,我还是很香的。”老师说到这里的表情和声音,至今还在我的眼前耳边。

 

1971年已经是文革后期,不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依然是必须遵守的铁律。课业时间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每年一次的学工、学农并没有免除。初中进校没几个月,我们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拉练”--在很热的季节里,我们背上背包脸盆,步行从北京城里走到顺义县乡下,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最后再走回北京。每天以走路为主,偶尔也干一天农活儿。由于白天在日头下暴晒实在太热,便只能在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当然只能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号房子住了。当年京郊农村老乡家的格局几乎家家都一样:正房住人,进门是个灶间,一左一右两个锅灶,各自通着一左一右两间大屋里占地半间屋的大炕。通常他们冬天烧自己睡觉那屋那一侧的锅灶,屋里可以暖和;夏天烧没有人住的那间一侧的锅灶,屋里可以凉快。夏天里,他们可以为我们腾出来睡人的炕,是他们烧柴做饭那一侧的炕。夏天里,白天睡觉,身下是热炕,那滋味,想去吧。当时是不能叫苦叫累的,但感觉实在是吃苦受累。

 

老师们不管老弱,也都跟着学生们一道下乡走路劳动。对于老师们、其是班主任老师们而言,不仅是行军和农活儿本身的苦和累,而且管理一班学生的责任和精力,也都比在学校里多加了很多。在学校时还有个放学,学生在校外的吃喝拉撒、跌倒割伤什么的,都归家长操心去;这出门一拉练可好,一天24小时,是全天候的责任。十几岁的孩子恰如一群鸡鸭猫狗,离开教室来到野外新环境里,生活上又是劳累艰苦,所以就格外调皮捣蛋、踢沙走石、桀骜不驯、惹是生非,有体弱的不免闹个病、有淘气的不免负个伤什么的,可想老师们的压力有多大了。尤其是陈老师,患有严重的肾炎,根本不应该和我们一起吃伙房做的放盐过多的大锅菜。可是陈老师一直和我们一起行军,一起吃饭,一起吃苦受累,而我们一帮少不更事的孩子,能不给他添乱的已经算是好孩子了,几乎不可能有谁会体谅到老师的不易。

 

记得有一次,有同学闹的太厉害,超出了陈老师的体力所能承受。另一位和陈老师一起带队的老师把我们全班狠狠地训了一顿。别的话我都记不得了,只记住那句“陈老师肾炎三个加号!……”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陈老师的负荷。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到女儿班上去开家长会,只见那位班主任李老师也是50岁上下、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让我蓦然想起了当年的陈老师。又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跟我说,今天李老师发病住院了,带课的王老师把她全班狠狠训了一顿,说李老师都是被他们气病的。听了她的话,我比她更感到了内疚,因为想起了我们自己的当年。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怎么竟然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宿命。当年天天相处的时候,对老师们苦心和劳累很少体会,时不时地还要气气老师;等到长大成人、体会到老师的不易、明白了老师为我们花费过多少心血、想回报老师培养的时候,却连见老师一面都很不容易了。陈老师尤是,因为身体不好,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所以,毕业离开学校之后,我与他连一面也没有再见过,更不要说回报他的培养了。现在算起来,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五岁,实在是太早太早了。

 

老师的女儿陈梅说,“他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他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你们都是他最爱惜的人。我虽然与他一起生活,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与学生在一起,直到病重。他有许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萧淑芬老师的儿子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说他家兄弟几人,对母亲职业中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大概很多老师的儿女,都有同样的记忆和感受吧。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只能靠我们当学生的留住回忆了。

 

之七:王嘉云老师

 

升入初中二年级,我们换了班主任,这次是位年轻女老师,王嘉云。王老师也是教我们语文课。

 

头些天,我感觉有点失望,因为王老师太年轻了,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没有“老”,何以为“师”?不过失望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小王老师。

 

小王老师很漂亮,典型的鹅蛋脸,唇红齿白,一根独辫子把满头黑发拢的一丝不乱,妥妥地伏在后脖上,令我羡慕地粗。一件合身的黑呢外套,被她穿的“有型有款”。

 

不仅是漂亮,小王老师让我羡慕的还有她的干净。下乡劳动去,师生同住在一个大房间,看到老师在每顿饭后都会刷牙,劳动回来用肥皂彻底地洗脸洗脖子,总是让我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一般出门下乡无法带太多的东西,比如洗衣粉之类就属带不了之列,可是如果没有用洗衣粉泡一泡,衣服似乎就洗不干净。小王老师教给大家她的作法:中午休息的时候,把打湿的衣服用肥皂涂抹周身之后留在盆里,晚上收工回来一搓,就和洗衣粉泡过的效果一样,干净的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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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中毕业,我们班全体女生与老师合影留念。中间带眼镜是是王嘉云老师

 

十几岁的小孩子,不论男女,大概都欢迎性情亲和、干净漂亮的女老师,我也不例外。

 

小王老师果然毫无长辈的架子,课上课下都和我们和谐相处。有一次,课文是杜甫的《石壕吏》,根据王老师的解释,“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中的“犹得备晨炊”,是“还能够做早饭”的意思。可是我当时一时死轴进“急应河阳役”的语境,觉得“犹得备晨炊”,应该解释为“还来得及做早饭”,就跟小王老师提出来了--可见真是胆敢与她畅所欲言。小王老师很耐心地说,你这个解释也不是不可以,但你再仔细体会一下我的这个解释。果然,过了几天,我就体会出来了:其实按照“老妪力虽衰”的思路,“还能够做早饭”也是通的。想通了之后,便觉得小王老师说的对,古诗中的很多词句,不必只拘于一种解释。

 

有一天下课后,班上女生在操场玩跳绳,两个人抡大绳,一串同学一个接一个“上活绳”,左侧上右侧下,再右侧上左侧下,周而复始。正在乐不可支之际,看见王老师从这里路过。要是陈永铮老师么,我们肯定不会难为他,可现在是小王老师,就不能放过了。大家一致要求老师也一个人来跳一盘。小王老师脸都红了,但她还是应邀跳了起来。    那天,王老师身后那条随着她跳绳的节奏也一跳一跳的辫子,象她的那件黑呢外套一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喜欢语文课,喜欢写作文,尤其喜欢写题目好的作文。写完之后,一般总可以得到好的评语和成绩,有时候还被老师在全班念一念。有一次,王老师出了题目,写一个“你难忘的人”,光有人物还不行,还要有实例的支持。

 

题目真是个好题目,但不好写也是真的。因为,写谁呢?初中生的社会圈子,也就是家人加学校那么窄,写家人和父母?想都不会去想,肯定很不适宜,那个年代的作文,绝对不兴写自己家人和父母的。那就只剩下学校里的人了。别班同学认都不认识,何谈“难忘”?就剩自己班上的这些同学了,可想来想去想不起哪个同学有什么特别实例的。同学中有个班干部李青,为大家服务有不少事例,听说已经有好几位同学要写她,总不能我也写她。想来想去,能写出点内容的,只有王老师,她是那个有着让我难忘事例的人,比如跳绳那次的那条辫子,比如在讲台上的羞红的、气红的脸……。至于涉嫌拍马屁,总比不完成作业好一些,情急之下先顾不得了。

 

那篇作文,老师给了我最高分。评语分两个自然段,第一段,是说写的好,人物生动,事例有力。第二段,谈她自己的感受:“课,我教的不好”(这几个字是原话),以后还要更加努力云云。

 

讲评的时候,老师念了其他同学的一篇佳作。最后说,季思聪写的最好,“跟小说似的。”有同学好奇,就鼓动老师也拿出来念一念。我顿感紧张万分,心里恳求“千万不能念啊!”如果是其他作文,虽然被老师在全班朗读的时候我不免如坐针毡,巴不得赶紧念完,到底不会像这一篇,是会让我无地自容的啊--谁管你只是为了完成作业而已,谁管你“难忘的一个人”正是王老师?这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拍马屁行为,让同学们知道的话,我在班上可咋抬头啊。幸亏,老师不念的决意比我更强,让我逃过了这一劫。

 

我们初中八班的男生,曾经创造过全校辉煌--在全校的拔河比赛中,他们战胜了高中班最强队,获得了全校冠军。决赛的那天,看到高中同学兵强马壮的一队,我担心我们班最终拔不过他们的。哨声一起,双方僵持了许久,眼看着中间那根红绸子一点一点地向他们那边挪,最后几乎要过生死线了。不料,我们班男生极为顽强,死死地僵持住,结果那根红绸子停住了移动,然后又一点一点地回到中间,再一点一点地过了对方的生死线。那场拔河像是有一辈子那么长,我们“加油!加油!”的喊声把喉咙都要叫破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那么震撼和激动,那么为自己的集体自豪(从那次之后,又一次的震撼和激动,是在80年代看女排三连冠)。而这个让我自豪的集体,是在小王老师的领导下啊。

 

毕业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小王老师。直到2008年的那次回国探亲,靠了同班同学的召集,才得以第一次和王老师重逢。那天的王老师,依然年轻漂亮,而且与当年的青涩相比,还多了一种优雅之美,让人钦羡不已。恰好在这之前我在北京出版了一本书,写我到美国以后的一些感受,因为小王老师刚从美国的女儿家探亲回来,我就送给了老师一本,觉得老师或许可以感同身受。当时,老师和其他几个同学撺掇我给老师题个签名,因为头天刚下飞机,我正闹时差反应,脑子里像是插进了一块厚板子,木木地转不动,在写老师名字的时候,提笔忘字,手下没准,一边写一边已经感觉出不对头,可是错在哪儿了呢,又想不出来。出门回到家,才突然顿足醒悟,是把老师的那个“嘉”少写了两个笔划!这个错字可是太不应该、也太不是地方了啊。下次再回北京,要赶紧再和老师聚会,跟老师检讨那个不该错的字。

 

万万没想到,去年年底突接噩耗,小王老师竟以60多岁的年华早逝于疾病,同学们闻言无不感到震惊和难过。我也非常地震惊,觉得简直难以置信,那个风度翩翩、气质儒雅的小王老师,怎么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呢?

 

现在,我那个错字永远改不成了。而且,再也见不到毕业之后失而复得的王老师了,这一种得而复失,想来尤为让人难过。

 

王嘉云老师在我心目中永远年轻美丽。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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