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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7同学的“一封信”


--作者:李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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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7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人民大学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标题是:“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写信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

 

这封信发表后被习惯性地称为“人民大学李豫生等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作为这封信落款中排在第一位的签署人,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这封信的发起人、组织者或撰稿人,以至多年以后还会有外校当年老五届的同学向我打问此事。我怎么会参与签署这封信?怎么会不假思索地签在了第一位?信是怎样送达的?发表后对我个人的人生轨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时隔50余年回顾历史的轨迹,真相反倒显现的更加清晰起来。

 

这封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语文系三年级同学刘平凡。当时中央已经发布了正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运动狂飙已经席卷了北京各个高校,不同观点的人自由组合,用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执笔者,也有赞同签字者,只要赞同、支持,经发起人认可,就可以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起人一般都愿意吸引更多的人签署。

 

我和刘平凡本不熟悉,她的父亲刘志坚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副组长。因为不熟,对这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在意。但刘平凡的表哥张兴孟与我同班,都是国际政治系1964级的学生,我的加入更多的应是与兴孟有关。

 

这封信的第一次酝酿会,就是由张兴孟同学召集,在我系宿舍(六处五排)一间乒乓球室召开的。在此之前某日,我正在校园的一条路上走,忽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刘平凡。她对我说了一些“干部子弟要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的话,我不免诧异,暗想:“你怎么会认识我?”

 

第一次酝酿会,来了几个外系同学,都不怎么熟悉,其中一个女同学是财贸系程辛联,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程坦,在冀鲁豫工作过,我就揣测也许是由于父辈有闻吧?那次刘平凡手里拿了篇一张纸的小稿子,内容是当时经常宣传的要搞教育革命的事情,刘平凡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同意就由她去修改后大家签名送上去。

 

来的同学自然是没什么意见,支持、拥护。后来张兴孟同学还告诉我,我班团支部书记蔡金发和另一个同学曾写信给某上级部门,要求扩大我们学生的阅读权限,这也算是来自同学的一个教改要求。

 

没过几天,刘平凡就拿来了正式的稿件,我私下感到文章的视角权威、口吻决断,并不像是我们学生写的,可能是有领导秘书代笔。但彼时彼刻,在大浪潮的裹挟下,几乎每个年轻大学生的心中都涌发出一股强烈的冲动,要向党和领袖指引的方向冲锋!支持!支持!签名!签名!我毫不犹豫地表明了态度,拿起笔就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签名的顺序是:李豫生、张兴孟、蔡金发、程辛联、吕平、耿胜利、刘平凡,时间:1966622日。我们班的3位:我、兴孟、老蔡排在了前头,刘平凡的名字签在了最后。

 

我们这些人,不但从小接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教育,而且从高中起更加强化:国际形势是反修防修,警惕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国内形势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断深挖自己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高中毕业时“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侯隽、邢燕子学习,我曾经决定不考大学了,争着要到农村去,只是在老师的劝解下,才“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勉强走进了大学校门。

 

至于所选专业,也是在“先知先觉”同学的影响下,要站在“反修防修”的前哨。据说我们这届国际政治系共运史专业学生是要为继续写作“九评”储备人才,为的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00年论战下去,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积极参与签署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发自内心,势在必然。

 

至于因为与刘平凡是间接同学,无意间踏入了一个可以下达上传的渠道,那又是一种偶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偶然,影响和决定了我在文革及后来的人生轨迹。

 

20天后,我参与签署的信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天学校就召开了庆祝大会,我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坐,并被当做七同学的代表发言、接受采访。事态的轰动效应使我猝不及防、没有时间考虑如何应对得当。没有人来询问具体过程,只当是群众自发,自下而上,上下呼应,推波造势。更何况各种革命辞藻在我已经烂熟于心,出口成章。

 

问题还是发生了:刘平凡找到我,叫我立即到她家里去一趟。我在傍晚时分来到了刘平凡的家,刘平凡严肃批评我的自由行动。她正告我,说我无权代表7个人的这封信,无权随意发表意见。今后有关“七人信”事宜,我要向她汇报、听她指挥。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有所失当。但年轻气盛的我一向有点儿我行我素,对她不服,心想“当初签不签字是我个人意志,现在听不听你指挥也是我个人意志”,就不以为然地走了。

 

此后不久,刘平凡联合其他一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想,如果那次不闹翻,她会游说我也加入,即使如此,我也不会参加,因为观点对立,在对待校长郭影秋的问题上,我保她反。那次不反目,以后还是会分道扬镳的。

 

20174月,我去福建看望朋友,顺便探访了久不联系的老同学蔡金发,聊起了“七人信”这个几十年不曾直面的话题,他也作为这封信的签署人之一,在以后的人生起落中是否因此而受到影响?

 

蔡金发后来在福建省委党校工作,按相关规定,对干部提职使用时,组织会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审查。为此,审查人员曾经走访刘平凡。审查人员向刘平凡询问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七人信’与江青有无关系?”而刘平凡的回答则很明确:“‘七人信’就是主席的杭州会议讲话精神”

 

蔡同学的告知对我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方才看清自己当年的懵懂幼稚。这封信的组织、撰写、发表都来源于“最高指示”,“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不是什么革命小将的自发行动,而是贯彻最高领袖的思想体现,冲昏头脑的“革命豪情”不过是提线木偶的前台表演罢了。

 

应该说明的是,一些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一直是想紧跟伟大领袖步伐的,他们曾通过自己的子女在北京各高校对运动推波助澜,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他们参与推动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巨澜中,自己很快也变成了绊脚石、革命对象。

 

刘平凡的父亲刘志坚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中军队的代表,作为老帅们意见的代表在军队文革、军事院校文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很快与中央文革发生了尖锐冲突。 196713日始,首都“红卫兵”掀起了揪斗陈毅的狂潮。是日晚,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要求中央文革同意召开批陈大会。刘志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出面劝导,未能说服学生。

 

1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时,康生把矛头引向刘志坚,他拍着桌子厉声大喝:“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衷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学生代表立刻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变成了斗争会。

 

15日,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交出刘志坚。刘志坚到场以后立即陷入重围。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天晚上,刘志坚就被造反派关押。 此后大会批、小会斗,刘志坚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最后被定为“叛徒”,受到长达8年的隔离审查。……

 

“七人信”的开首提到了19666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学生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同学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相关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女一中学生信的内容是“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四中的信是“响应女一中同学的革命倡议,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13日发出的通知,宣布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高考制度从此被废,这一废就是10年。

 

当我们在无数回忆录中看到对老三届知青、对老五届大学生不公平待遇的控诉时,有没有想到过,“旧世界”正是假我们这些“革命小将”之手摧毁的?(201764日)

 

 

附录 1966622日《人民大学七同学的一封信》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们听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您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这些革命小将们说出了我们几年来憋在心里想说的话,说出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心愿,它长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也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多少年来,您每次对教育工作的指示都讲到了我们的心眼里,可那些“权威”老爷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条条框框对抗这些指示。他们上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下不听取群众的呼声,他们阴险的目的就是妄想让我们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妄想让我们无产阶级断子绝孙,企图使我们青年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今天,我们要正告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你们的黄粱美梦永远也不会实现!你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听!你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执行!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在革命的炮火中诞生,在党的哺育下成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前进的革命青年。有人说我们整天充满了火药味。对!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按照您的指示,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向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猛烈开火!

 

我们认为,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罪状累累,必须缩短! 其罪状如下:

一、这种学制根本违反了毛主席的认识论,把书本知识奉为至宝,轻视实践,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不出修正主义,就出教条主义。

 

二、扩大三大差别,为资产阶级传子续孙。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唯恐青年们在校时间太短,唯恐读的本本太少,唯恐受资产阶级影响不深,唯恐他们成不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三、现行学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从八岁上学到大学毕业,已二十五六岁了,在学校的时间占去了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十七年寒窗苦熬苦度,真是误人青春,误人子弟。

 

四、学校的师生每日钻书堆,读死书,不问政治,不知校外别有天地。

 

五、现在在校的学生是: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大米白面,读古洋“名著”,灌的名利思想,想的个人成名成家,走的白专道路。长此下去,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弟怎么会不忘本呢?

 

六、拚命强调所谓系统知识,实际上是在宣传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七、学习内容庞杂重复,越学越糊涂。教师在那里进行无聊的考证,填鸭式的灌注,学生则整天、整月、整年埋在故纸堆里,其后果是弄得青年们晕头转向,体弱多病。

 

八、国家急需人材,学生迟迟不能走出校门。由于学制太长,学校的周转率极低,既不能尽快满足国家的需要;又不能使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复员军 人入学。

 

九、浪费师资,浪费人力。如果能够把学制缩短一半,那么一个教师,就可以多教出一倍学生。  四、学校的师生每日钻书堆,读死书,不问政治,不知校外别有天地。

 

十、由于长期脱离实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学生在学校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改也不好改,结果国家花费那么多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学生远不如那些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但经过生产斗争或实际工作锻炼过的基层干部;更不如那些只读过几天书,甚至一天书也没有读过,却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革命老前辈;更不如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陈永贵、王铁人、李素文等先进人物。可见,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学校里培养的,真正的英雄不能在学校里产生。

 

因此,我们建议:

 

一、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凡文科大学读过两年以上的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分配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

 

二、文科大学必须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三、今后文科大学学制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国家的需要,改为一年、二年、三年,而且每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学军事和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

 

四、教学方法应以自学、讨论为主,教师适当辅导,发扬民主教学,走群众路线,坚决废除灌注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五、今后大学应招收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锻炼、政治思想进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使那些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能够入学。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党和国家培养我们,人民用大米白面养活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怎么能还犹豫等待呢?既然革命的小将们敢于砸烂旧的升学制度,我们就应有勇气冲破旧的学制的束缚,采取提前毕业的革命行动!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教导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多少事,从来急”,应该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英雄气概。我们多么渴望您能批准我们的请求啊!等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走出学校门,到实际工作中去摔打,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改造,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补课,请他们发给“思想毕业证书”。把大学的位置让给那些经过三大革命锻炼的、真正优秀的革命青年,入学深造。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必将把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埋葬!一个共产主义的、完全崭新的教育制度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诞生!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在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最后,再一次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会象革命前辈一样坚决革命,为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冲锋陷阵,为保卫毛泽东思想奋斗终生,使中国永不变色!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中国人民大学  李豫生 张兴孟 蔡金发 程辛联 吕平 耿胜利 刘平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转自《熊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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