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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大院——我的童年


作者:彭小莲、刘辉

 

本人在博客中很少谈到自己的童年,最近看到彭小莲所著《他们的岁月》,以及彭小莲、刘辉合著《荒漠的旅程》,其中部分内容被题为“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大院”在网上流传,其中提到的上海市委大院就是指位于徐汇区的“瑞华公寓”,那即是两位作者从小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本人自出生以来生活在那里的一幢大楼。电影导演彭小莲大家可能比较熟悉,1953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彭伯山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胡风问题”株连被整肃后开除党籍,投入监狱,释放后辗转于青海、福建、河南,1968年在河南农学院被活活打死。彭小莲在《他们的岁月》一书中,对自己家庭有一个撕心裂肺的惨痛回忆。刘辉(原名刘小莺)现定居美国,她的父亲刘溪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位文人作家,在我印象中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对我来说,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于瑞华公寓发生的很多事情至今都是那样的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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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常熟路的瑞华公寓

 

瑞华公寓一直以来都是常熟路的标志性建筑,最高层的楼顶,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爬上去玩耍的地方,那时上海高楼不多,站在大楼顶上能够一目了然上海市区全域,向东可以看到外滩的和平饭店、向南可以看到龙华机场、向西可以看到法华跳伞塔,向北可以看到从北站开出冒着烟的蒸汽火车。现在,瑞华公寓周围到处矗拥着新建高楼,站在阳台上什么都看不见了。瑞华公寓的住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初期入住的那些老革命这几年几乎都离开了这个世界,瑞华当时的孩子们也是各奔东西,现在的瑞华再也没有了以前市委机关大院的气息。

 

瑞华公寓建于1928年,解放前叫赛华公寓,坐落在徐汇区的常熟路段,靠近淮海中路,位于延庆路口,1994年被认定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1949年以前,这里属于法租界,瑞华公寓是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的一幢寓所,住的是洋人。当时瑞华公寓就已配备专用电梯、煤气卫浴、蜡地钢窗,水汀暖气,楼下有专用汽车间,还有一个大花园。上海解放,中央已经意识到上海是资产阶级的重镇,将那些有文化的干部都留在了上海,其它干部继续南下。当时如果真让那些土八路留在上海搞建设,估计要不了几天就会被上海的资产阶级小姐给诱惑了。上海解放时外国人溃逃,所有洋人住宅全部被共产党收归国有,而那些设备齐全的洋人住宅大多集中在徐汇、静安、长宁三区。50年代初起,瑞华公寓开始作为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供在上海市委机关工作的政府官员享用。

 

瑞华公寓共有9层楼,解放以后还是按照欧洲人的习惯,一层算底楼,二层才开始算一楼,我们平时说的最高8层其实就是9楼,周围的人们也都习惯称瑞华为“9层楼”,因为当时周围已没有更高的楼了。瑞华公寓的建筑呈L型,下面有一个100多平米的大花园,由上海市委负责栽培,绿化一直不错。瑞华公寓整幢大楼有14号门,每号门一部电梯,当时在上海,具有电梯的大楼本来不多,配有电梯设施的居住大楼更少。那时电梯还不是自动,要有专人去开,瑞华公寓的电梯还配备4位开电梯的,深夜另有一人值班,那些开电梯的都属于上海市委的工人。底层电梯旁边有一间45平米的小房间,那是开电梯工作人员的休息室,里面装有煤气,他们可以烧水做饭。作家李洁非对瑞华公寓有过以下一段描述:“彼时申城普通居民,路经此处,惟持仰望之情。这种仰望,固因瑞华设备之完善与高等,远超上海一般生活水准之上,更因里面住户个个身披红霞,瑞华这一“红色大楼”,聚居着清一色的“革命大家庭”。”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瑞华14号门的底层全部作为上海市委机关幼儿园使用,并分小班、中班和大班,那时的瑞华幼儿园就已配备了师专毕业的幼儿老师。瑞华市委机关幼儿园不对外招生,住在瑞华公寓的孩子几乎全部进了楼下的幼儿园,连开后门都不需要,也有不多不住在瑞华,但父母是高官的孩子,通过关系也进了瑞华幼儿园。我的幼儿生活就是在自己家楼下度过的,至今我都能记住幼儿园中的许多事情,因为孩提时的记忆永远是美好的。记得当时瑞华幼儿园随时都可以从上海市委调用一部美国制造的大客车,我们有机会经常乘坐大客车去外面参观学习。当时上海闵行正在开发,我们乘坐大客车去了闵行老街游览,还去了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参观,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生活绝对是优越的。随着幼儿园生的一年年毕业,园生减少,瑞华幼儿园于60年代中期关闭。可以说,当时的瑞华市委机关幼儿园,就是为我们这一代不多的一百多个孩子建立的,现在看来那是一种不可思议非常有害的特权,我国现在的许多特权其实也是自古以来封建社会特权的一种延续,而人们通常又固执地认为,老祖宗“自古以来”留下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丢失的。

 

从瑞华的市委机关幼儿园毕业后,大楼中的同龄孩子分在东湖路小学读书,且瑞华公寓的同龄孩子又都分在一个班级。当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瑞华的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抱团和排外意识,对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来说压力很大。我们班级有学习好的,也有非常调皮捣蛋的,且学生的父母多少也有个一官半职,班主任有能力管好这个班级吗?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一位赵老师,赵老师很明智,开学前夕直接来到了瑞华,一家一家找每位学生的家长聊天,先与学生父母搞好关系,学生们自然就好弄了。赵老师是我喜欢的一位老师,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我出国。国内上大学时,我很希望能有一台日本产的计算器,母亲拜托了赵老师,赵老师拜托了阿根廷的亲戚,阿根廷的亲戚再拜托了香港的朋友,最后香港的朋友将一台日本制造的计算器寄到上海。在当时电讯非常落后的时代,购置这台计算机的信件真饶了一个地球的距离。看吧,这就是我和赵老师的友谊。想对那些抵制肯德基的大妈们说,真不好意思,70年代起我就开始崇拜日本产品了,现在还是。

 

瑞华公寓所处地段极佳,附近有小剧场、上海市少年宫、儿童艺术剧场、上海市委大礼堂等,去这些地方都在步行15分钟之内。当时上海的小学生,有幸能去自己学校所在区的少年宫游玩已经很不错了,很少有机会能去市少年宫。但在我的印象中,位于高安路的徐汇区少年宫好像很少去,多是去位于延安中路的上海市少年宫,那里有很多课余学习小组,还有一条“勇敢者的道路”,在当时非常吸引我们。那时能去上海市少年宫是一种荣誉,在市少年宫,经常有上海市政府官员陪同外国人前来参观,与我们现在从朝鲜电视台看到外国人参观平壤幼儿园的画面一样,看去平壤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幸福!我们当年其实也一样,感觉也是幸福的。

 

小学二年级时,由于功课不好,从三年级留级到我们班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就是后来中国的篮球名将邢伟宁。7080年代期间,邢伟宁曾与穆铁柱、吴忻水、张大维、匡鲁彬等被评为中国男篮的最佳组合,多次获得优异成绩。邢伟宁和我关系很好,他家住华亭路,离我们瑞华不远,放学后他喜欢到我们瑞华来玩,我也经常会去他家。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邢伟宁身高就已在180以上,有时出去打群架,哈哈,看到邢伟宁,谁还敢碰我们呢。中学时,身高199的邢伟宁被解放军海军部队选中去打篮球,后来又被选为八一队和国家队。19861018日,邢伟宁在上海五角场骑摩托车时遇难身亡。

 

50年代到70年代,瑞华公寓搬进搬出的人家并不频繁,有些干部犯了错误降了级搬走了,有些干部升了官搬进来了,还有些干部升了更大的官后又搬走了,总体来说,那时的干部非常朴实。记得文革前夕,从天津搬来一位叫杨慧洁的担任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当时马天水任部长),我们都叫她杨部长。杨慧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夫人,后来离婚到天津工作)、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刘志兰(左权夫人)三人曾是同学,抗战时期被认为是延安的三大美女,是一位有些资历的老革命。杨慧洁搬来瑞华时已经离婚,身边带着四个孩子,住在1号的7楼。杨慧洁教育子女,上楼时自己走上去,不要麻烦别人开电梯。她的几个子女几年来都是走到7楼,哪怕同时有人乘坐电梯带他们上去,她的子女也一定是走。杨慧洁离休后回到天津安度晚年,去年1230日因病在天津去世,终年96岁。

 

《荒漠的旅程》一书中也提到了徐景贤,文革前徐景贤住在瑞华的25楼,那时徐景贤级别不高,只是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他的孩子也比我们要小好几岁,和我们不是一个玩的群体。那时我们知道徐景贤住在瑞华,但却从来没有去注意他。文革开始后徐景贤一路高升,在上海排名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人们开始带有贬义地称他为徐老三。之后,徐景贤搬去了康平路,直到四人帮粉碎后被判了18年。

 

文革开始不久,瑞华公寓11楼突然搬来一位身材矮胖看去有些小土豪形象的人物,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住在12楼小土豪楼上的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石主任,一次在1号门的楼梯口,两人不期而遇,石主任随口问了一句:好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位小土豪一愣,想不到这里还会有人礼貌地和自己搭讪,随口说到:“吃囊,我是陈阿大,现在上海市革会咯陈阿大(吃囊是上海人脏话的口头啴)。”从这之后,大楼中的人们才知道搬进来的这位小土豪原来就是陈阿大,但却从来没有人去和他打招呼,陈阿大在瑞华感觉有些孤独。陈阿大原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文革中造反升了官搬进瑞华,当时我们是看着陈阿大搬进来的,所有家具一部4吨卡车都没有装满,顺带一个老婆和二个还未上学的孩子。几年之后陈阿大继续高升,当他再次搬家前往附近的新康花园时,来了三部4吨卡车都没能将他的家具装下,这就是当时共产党土豪的发家史,与现在的党内腐败完全不能相比。当时也听说陈阿大有腐败,说是托人从日本买来了钓鱼竿,毕竟日本的钓鱼竿好用呀。至于同时包养几十个二奶玩弄的荒淫无耻行径,那时再坏的造反派都还没有那个胆量。

 

瑞华公寓中级别最高的干部是黄逸峰(19061988),黄逸峰也是上海市级别最高的一位干部,有关黄逸峰的情况大家可以百度一下。黄逸峰从小喜欢读书,5年时间读了12年的书,属于有文化有头脑的文人革命家。黄逸峰在1927年领导了上海工人大罢工,又从国民党司令部救出了被蒋介石密令扣留的周恩来,深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这或许也为日后受到毛泽东的迫害埋下了阴影。解放后,黄逸峰在上海任华东交通部部长,有人揭发黄逸峰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之后事情却越闹越大,1953119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的决定」;1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以上就是50年代轰动全国的“黄逸峰事件”。

 

文革前,黄逸峰被毛泽东迫害降级后担任上海一家经济研究所所长,上下班有一部汽车接送。黄逸峰在48岁时得了一个小儿子,希望孩子能像自己“逸峰”一样聪明,取名“再峰”,再峰也是他父母的最爱。黄逸峰共有五个孩子,上面四个孩子都已成年居住在外,平时瑞华公寓只有黄逸峰夫妇和再峰,还有二位女佣阿姨。一位长的小小的广东阿姨负责做饭,另一位长的高高的苏北阿姨负责打扫房间做些针线,生活还算富裕安定。黄逸峰住在我家楼下,由于我的父母和黄逸峰夫妇很熟,再峰又和我是同龄,两家常有走动。幼儿园和小学,我和再峰在一个班级读书,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小学时我经常去再峰家做功课,与再峰家的二位阿姨也很熟。黄逸峰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大干部,去他家时,黄逸峰经常会让我和再峰坐在他前面,给我们两人讲当时上海的工人大罢工,讲从国民党虎口如何救出周恩来,讲自己如何逃脱敌人追捕等故事。那时的我,其实并不认为黄逸峰有多么的神奇,毕竟这样一位曾被人们绝赞的文武双全的将军,就那样平易近人地坐在我的面前,打着芭蕉扇谈笑风生。

 

再峰人很聪明,班级中和我功课都算不错。我和再峰平时一起背诵字典,一起收集植物标本,一起制作飞机轮船模型,那时南京西路人民公园旁边有一家翼风模型商店,我和再峰经常会去那里购买模型配件。再峰家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我们经常在上面打乒乓球,这也是我具有高超乒乓球技的原点。小学四年级,再峰通过父亲的关系调去了襄阳路第二小学,当时襄二小学是上海市唯一一所五年制重点小学。我如果早知再峰会走,说不定也会让再峰的父亲帮一下忙,将我一起调入襄二。尽管黄逸峰50年代就已受到迫害,但由于他的资历,在上海还是很有威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本来的一件好事,我没有转学跳级却成了我的幸运,再峰转学跳级却成了他一生噩梦的开始。小学5年级文革开始了,瑞华公寓遭到冲击的第一号人物就是黄逸峰,当时来抄家的不是黄逸峰的所在单位,而是襄二小学6年级一位红卫兵小头目带着一帮子革命的愤青同志。

 

那些红卫兵愤青都是第一次来到再峰的家,与自己的家庭环境相比,自然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愤恨和嫉妒,就像现在那些砸日本车,抗议肯德基,高唱祖国万岁的愤青流氓爱国贼,打砸抢全上,就差一把火烧了这房子,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更要残酷许多。当时,吓得再峰是根本不敢回家,在亲戚那里躲了好几天,我也不敢去再峰家多问。再峰家的两位阿姨被斥责是为走资派服务的走狗,一位苏北阿姨经不起折磨被打回了老家,另一位长得小小的广东阿姨最使我感动,她在再峰家做了十多年女佣,当时是宁死不屈,大义凌然,不管你红卫兵如何打骂,她说:“你们让我到哪里去?我广东乡下早已没有了家,我的家就在这里,我就跟着走资派黄逸峰死定了。”好勇敢的广东阿姨,比那教科书中的刘胡兰都要伟大,至今使我难忘。刘胡兰我没有看到,也不知有否此人,但这位广东阿姨却是我亲眼所见。后来我渐渐感觉到,文革这几年的遭遇,已使再峰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再也没有了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欢笑。

 

上海的很多干部解放以前都是地下党,这就与特务汉奸有了联系;就像现在吃肯德基的那些国人,多少也会与汉奸卖国扯上关系一样。中国这个民族没有法制观念,尽管已将法制写进了宪法,至今还都是特色思维。文革开始,瑞华公寓几乎所有人家都受到了冲击,我的家也被抄了,来抄家的是我母亲单位的造反派,记得当时母亲流着眼泪轻轻地对造反派说:“求求你们,你们骂我可以,打我也可以,只求打骂时别让孩子看到行不行?”我当时正在隔壁房间,字字听的真切,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她最不愿意让我们看到是自己在造反派面前受屈辱的样子,担心会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一个老共党怎么突然就成了牛鬼蛇神?另外,母亲也知道我的脾气,她更担心关键时刻我会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那造反派身上的臭肉咬下一口。从那以后,母亲每月的工资被减到当时个人最低生活标准的15元,在那时,一个家庭突然少了百多元的收入,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幸好当时父亲的工资一点没减,在艰苦条件下自然锻炼了我们坚强自立的能力。到后来大家都不以为然了,忽然间谁家的父亲失踪了,忽然间谁家的母亲自杀了,对我们来说,与曾经有过的“幸福”相比,那时的岁月是最黑暗的。我一直想问,这是谁给予了造反派抄家和隔离审查国家干部的权力?为什么至今国家也不给我们一个像样的认罪?

 

那时没有考试,小学毕业分配进了中学,由于转学的原因,再峰比我大了一届,他和《荒漠的旅程》作者刘辉一起进了汾阳中学,中学毕业后插队落户又一起去了黑龙江的呼玛。我进了沪光中学,中学三年,什么都没有学到,只知道阶级斗争。中学的班主任许老师很坏,很得意自己造反当上了徐汇区革委会委员,对瑞华的我们是恨之入骨,我们暗里都叫他“许革会”,可“许革会”本人还真享受人们暗里叫他“许革会”的称号。中学毕业我分在上海工厂,几年之后,文革结束(本人并不认为文革结束,文革现在仍在继续),高考恢复,我于第一批77级考取了大学。有人问过我:“怎么考取大学的总是你们这些人?”我回答说:“机会总是赋予一直在努力的那些人(事实上当年在工厂我早就开始了数理化的自学),如果我当时很听党的话,也会被推荐去工农兵上大学,现在说不定也在外交部工作,养成了喜欢对他人说三道四的陋习,万幸,万幸啊!”我进了全国一所重点大学,再峰进了上海中医学院,从此再峰在上海一直从医,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我来到了日本。作为医生,再峰在美国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一直未婚,从小在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刺激,必定给他心灵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再峰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70年代后期,“黄逸峰事件”终于平反,黄逸峰受胡乔木委托重新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并担任院长,但由于过分劳累而中风,于1988年在上海去世,当时在上海的最高政府官员约500人悉数参加了黄逸峰的追悼会。幸运的是黄逸峰在50年代没有像彭小莲的父亲彭伯山那样被遣送去内地农场劳改,这难道是毛泽东的良心内疚?

 

2011年的一天,曾经也住在瑞华,现移居美国,我和再峰小学同班的一位同学给我发来邮件,她告诉我:“再峰整理好了在美国家中的所有物品,一个人静静地回到了上海瑞华公寓,回到了母亲身旁,在他那从小生活的房间里自杀了。”我惊呆了,马上打电话回家询问,证实了再峰的悲剧。再峰自杀的房间,是我多么熟悉的一间房间啊!再峰,你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呢?我还曾想过,当我遇到再峰时一定会对他说,我们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会看到文革余孽被彻底清除而痛快的。看来再峰是等不及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是为了再看一眼自己的母亲,或许是为了再缅怀一下自己生活过的瑞华,再峰最终还是回到了他出生时的那个原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再峰的一生,一步都没有迈出。

 

再峰母亲也快百岁了,在我印象中,她平时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者,或许是丈夫几次受到的迫害给她心理留下了太大的创伤。前几年回上海,在电梯上偶尔还会和再峰母亲相遇,顺便打个招呼,再峰自杀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估计行动不便也不能再外出散步。我的童年好友再峰的死,是在文革发生45年之后发生的又一起悲剧,其罪魁,依然还是文革,是那个社会。

 

瑞华在上海曾是非常出名的一幢公寓,过来的人再以回顾的眼光去看,解放以来至七十年代,瑞华几乎家家都有过一场从革命到“反革命”的经历,这座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一直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折腾了几代人的社会,其实谁都知道,这不仅仅只是瑞华的悲剧,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的悲剧,悲剧仍在继续。

 

 

转自《360doc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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