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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佳人”、书店伙计与“小挎奶奶”

      ——张充和谈她与傅汉思的异国婚恋


作者:苏炜

 


 

连天大雪终于止停。在新英格兰,雪霁初晴的日子总是让人骋目抒怀的。给张先生打过电话后,我几乎是哼着歌子,开车穿越白雪覆盖的原野;跳步迈上张家门坎,发现门已经虚掩着打开,老人笑盈盈地迎上来,说:“我走路慢,就先把门开着,不想让你等门。”我觉出老人今天的心情也很好——得,我可以敞开话题,让老人家聊聊汉思,说说她自己的这段异国婚恋故事了。

 

茶几案桌上,那本《卞之琳纪念文集》还放在一角,和其它几本字帖、杂书摞在一起。我知道,即便因白内障恶化,视力锐减,除了坚持写字,老人每天还是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亲友寄赠的书她几乎是随到随读,或粗或细地浏览一遍。所以,有一回她向我说起“郭德纲”、“潜规则”与“男色消费”的话题,让我吃了一大惊,连声笑着:“张先生,你很update(紧跟时尚)呀!”原来,那是她从三联书店给她新寄到的新书《话题2006》里读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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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1916年-2003826日),德裔美国籍犹太人,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精通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汉语等多国语言。他的中文名原为傅汉斯,傅汉思是由其妻张充和所起,“汉”意为汉朝,“思”意为“思想”。他的姓氏原为Fr?nkel,在前往美国后,他将元音?上的变音符号去除,成为了Frankel

 

“你让我谈谈汉思呀?”张充和微微笑着,“是呀,我以往很少跟人谈起汉思,因为就是眼跟前的事情--虽然,汉思也走了好几年了。”张充和的先生--耶鲁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是2003年病逝的。

 

老人淡眉轻抒--岁月的图卷,又一次轻轻展开来了。

 

“我认识汉思是在1947年,在北京。”老人的话说得很直白,“抗战胜利后我先回了苏州,后来就到了北京,预备在北大开昆曲和书法的课,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开始学了。我当时住在沈从文家,汉思常到沈家来玩,就这样认识了。”

 

我笑道:我在哪本书里读过沈先生一个回忆,说:汉思开始还是登门找我学中文的,后来才发现,这位美国年轻人早转移了目标,根本不是冲我来的!

 

“是呀是呀,那时候,汉思一进门,沈先生就大叫:--四妹!找你的!汉思当然是很主动的,我发现他人不错,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了。”

 

“汉思那时候的中文好么?”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你们日常交流,用什么语言?”

 

“当然是中文。那时候,他的中文马马虎虎能说,我的英文不好,他来到沈家,跟沈先生说的是中文,我三姐会说一点英文,就中、英文夹杂着跟他说话。我当时在北大红楼也有宿舍,但常住在沈家,汉思就常来。”

 

我记得从前看过汉思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位帅气儒雅的洋人小伙子,和一位秀外慧中的中国大家闺秀的结合,确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合璧”。我问:“汉思又是怎么认识沈先生的呢?”

 

“他和沈先生是北大同事,沈先生喜欢在家里招待朋友,一来二去的就很熟了,他常常向沈先生请教一些与中文有关的问题。噢,对了,把汉思介绍给沈从文的,是……季羡林。”老人开始一下子记不起名字,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时候,沈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教写作,汉思在北大教拉丁文、希腊文和西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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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傅汉斯夫妇

 

“那么,汉思又是什么时候到北大教书的呢?”

 

“也是抗战胜利后吧。他是胡适介绍到北大来教书的。汉思原籍是德国,德文自然很好。他的父亲在德国就很有名,二战中从德国到美国来,在史丹福大学当教授,教西方古典文学,他舅舅也是一位教西方古典的大学者。他有西方古典的底,通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好几国文字。他中学九年的古典课程都学得很好,十八岁随父亲到美国的时候,在史丹福已经直接读大三,本科拿的是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他的PH. D(博士)是在伯克莱念的,他觉得父亲已经在做西方古典,自己不如就改攻一门欧洲的小语种--诺曼斯语,就做这个诺曼斯语的研究吧。他毕业后在加州大学的某个分校教书,胡先生就是这时候认识的他,就请他到北大来教书。”

 

我心里约略计算了一下时间:汉思与胡适的初识,应该是抗战期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汉思那时候有多少岁?”

 

“大概三十二岁吧。他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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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20091936年在清华大学毕业时的留影。

 

我从资料里读到,她和汉思结婚,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便说:“我记得你去年回北京办展览,沈先生的大儿子说:四姨就是从我们家嫁出去的!你们当时举办的,可真是‘兵临城下的婚礼’呀!”

 

“是呀,那时已经兵荒马乱了。”张充和忽然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好像叙说着一个好玩的故事,“我常常记不住准确的日子,但离开北京那一天,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刚好是北大举办五十周年校庆的纪念,校园里红旗都挂上了。大清早,美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跑到我们家来,要我们马上走,说北平只剩下一个小的军用机场还在开,大机场都飞不了了。那时我们还没吃早餐,一锅稀饭煮好了还没吃,领事就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可以说是被领事押上飞机的。我当时只给三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要走,交待了一下家里事情。那天早上,一位卖书给我们的工人正好送书上门,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付给他了。”

 

“--卖书的工人?”我很吃惊,“你们把整个家托交给他?”

 

“对了,我应该仔细跟你说说这个卖书工人的故事,”张先生说着来了兴致,眸子一下子闪亮起来,“他叫李新乾,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书店的名字,叫‘修绠堂’。他也是季羡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他懂书,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那时候,北京很多店家的伙计,都有这种能耐。”

 

我说:“我知道,从前,店铺里的伙计都要学师出师,就是受行当里的专业训练。像‘荣宝斋’那种店铺的伙计,简直就是半个文物专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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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绠堂”源自古语“汲古得修绠” 

 

“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又可靠的人。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老师都很熟。他当时比我们小,二十多出头吧,我至少大他十岁,因为买书卖书,跟汉思成了好朋友。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子出去玩。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不是非得要我们买,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他就四处给我们找。汉思不会讲价钱,他从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价钱。一套同文版石印本的《二十四史》,一根草绳一捆,用自行车就驮上门来了,才要我们二十块钱!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说:汉思,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还便宜好多!--呵呵,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当然,后来我们也把李新乾,介绍给了沈先生。所以,那两年我们都不用上书店了,上书店反而找不到书,告诉李新乾,他是北京全通,对各种版本熟得很,没两下就给你找到了,还亲自送到家里来。我是后来做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做各种版本的目录,才明白李新乾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了不起。我和汉思结婚的时候,李新乾给我们送的礼物,就是书。所以,那个慌慌忙忙离开北平的早上,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交给他了。”

 

我想起中文里表达情义与信任的一个最高等级的成语:“以身家性命相托”。在那个炮声隆隆的早晨,这一对中西“乱世佳人”与一位中国书店伙计之间的交情,成了这一成语的最佳注脚。

 

“那确是乱世之时的托付呀。”老人轻轻感叹着,语气很郑重,“我们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身边重要的东西,带着另一个女工人,就跟着领事上机场去了。整个家,都交给了李新乾帮我们处理安排--家用请他交给三姐;衣服杂物叫他送人也都送到了;他办事从来有条有理的,我们到美国后,他把我们的书都陆续寄到了。现在还在家里的那部《四部丛刊》全本,就是他给寄来的--那要花多少功夫呀!”老人的记忆,似乎忽然都变得明晰敞亮起来了,“对了,我都想起来了,他是那家叫‘修绠堂’的小书店的伙计,当时才二十二岁。1978年我们第一次回中国--是汉思跟余英时他们一起先去,我随后跟着去的--我们还见过他,他早已经不卖书了,转做研究工作了,他学问做得很好,也常常写文章。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想要书,还找过他。我们从他那里,也帮赵元任要了一部《四部丛刊》,为陈世骧也Order (预订 ) 了一套。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了。”

 

我想起了什么:“你刚才说,你们当时,还带着另一个女工人上的机场?”

 

“对,这又是另一段故事。”张先生微微笑着,“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的……”

 

“后来,那位小挎奶奶,一直跟着你们么?”

 

“我们从青岛,先折回到苏州。小挎奶奶一直跟我回到苏州,就留在了苏州老家。小垮奶奶随身带了一个重重的包袱。到了上海我大姐家,我说:你打开包袱,让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宝贝。她打开来,都是一些破衣服,还有刷窗的刷子--因为出门前正刷着窗,她就把刷子也带过来了。逗得我哈哈大笑。”老人脸上溢满了笑意光彩,“汉思跟着我回苏州小住了一阵,南方也已经乱起来了。转眼到了四九年一月,我们从苏州出来,托人到南京办手续--按说我要跟汉斯去美国,要办护照、身份什么的--可是南京已经不行了,我们在上海遇见了帮我们办手续的人,原来他已经从南京逃出来了。他叫郑泉白,扬州人,与丁西林是朋友,曾经到德国留学的水利工程师。记得他受过伤,有一条腿是义腿,他德文很好,国学也很好。对了,我画的那幅章士钊等很多人题咏过的‘仕女图’,就是打仗的时候,在重庆大轰炸时,在他家画的。他的办公室连着防空洞,我在重庆时总是上他家去躲警报。他当时在中央研究院水利工程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林和他们在一起。傅斯林脾气很坏,人家把东西堆在防空洞门口,他就大骂。我当时的上司是陈力夫,教育部长,他平时在青木关上班,有重要的事情才到重庆的办公室去。那时我在他手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平时就跟丁西林、郑泉白他们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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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西林(18931974),现代剧作家、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张充和重庆时代的好友。

 

老人又散漫地说了开去,我却还惦记着小挎奶奶的故事。

 

“小挎奶奶呀,总是一副小孩子模样,当时二十一、二岁,后来她就留在我们苏州家里做事,跟他的丈夫也团圆了。我走那天,我要吃一顿饭才上船,她要送我,我不让她去,她说她没看过大船,其实是找个理由,坚持要去送我。她看着我上船,就哭了,哭得很厉害,”老人敛住了笑容,“那以后,我和汉斯就从上海上的船,到了美国。”

 

窗外一抹雪后初阳。老人轻轻结束了这个异国鸳鸯逃离战火的故事。“这是一个抱着一部《四部丛刊》去国弃家的中国女性。”我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浮起这句话。其实,那部《四部丛刊》,是李新乾日后为她寄到美国去的。深深留在我视野屏幕上的,还有那位手脚麻利的书店伙计和那位“小挎奶奶”,在乱世中与“张家四小姐”命运相纠结的素朴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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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访的何绍武教授与傅汉斯、张充和夫妇,摄于1980年代。网络图片

 

谈话于200813

整理毕于718日,于康州衮雪庐(此文经张充和老人审阅于2010年秋)

 

 

转自《地球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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