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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在家乡的土地上——记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柯小刚(无竟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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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老家所拍,远处是南山头(幕阜山脉)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父亲把她的遗像挂在墙上,每天焚一炷香,跟她谈谈心。坟在村北的黑山,父亲每天要去山下走一走。有时爬到山腰,独自坐在坟头,吟一曲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用他小时候在私塾学会的吟诗曲调。

 

他想在坟边种一圈柏树。北山没有,找到南山,移来十几棵。山上没水,又从山下挑水上去浇。几年过去,现在已经郁郁葱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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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我儿时世界的北极,如今母亲安息在这里

 

逃离,相识,在陌生的城市

 

父亲和母亲认识是在1954年的黄石第七小学。那时,父亲二十岁,母亲十七岁。他们是小学四年级的同学。父亲虽然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按现在的标准大得离谱),但其他同学也都有十来岁。父亲小时候上过四年私塾,后来被祖父安排学做豆腐和糕点,帮祖父进货做生意。

 

母亲身世极苦,生下来刚满月就被扔进山里。没人知道那一晚上她是怎么度过的,为什么没有被狼吃掉。第二天,有人上山打柴,发现这个孩子,就把她捡回去抚养了。长到十一岁的时候,母亲听说她的生母在黄石,就前往投奔。先是帮人看孩子,做保姆,十四岁才开始上小学。到父亲来黄石插班读书的时候,她正好也读到四年级。

 

父亲来黄石读书,是逃出老家的。1953年土改,我家被划为地主(后来改划富农)。曾祖父和祖父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田产被分给贫下中农。祖父很配合,并没有什么抵触。他早年在下江(南京上海等地)做生意,思想开明。父亲则非常兴奋,热烈欢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他很快就感觉到似乎有哪里不对。这种矛盾的态度后来一直伴随他,直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矛盾也遗传给了我。很可能,这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的遗产,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不得不在矛盾中发生的历史(参看拙文《王道与人民共和》《现代性吊诡与当代中国的跨文化古典复兴》,点击蓝色链接可打开)。

 

祖父并没有把父亲他当少爷养,而是让他从小跟家里请的长工一起睡大铺,一起劳动。父亲与他们感情深厚。土改分给他们田地,父亲由衷感到高兴。但他万万没想到,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平等时代,而是一个更加隐秘也更加赤裸的等级社会。与长工一起摸爬滚打的“压迫”结束了,被歧视到骨髓的“平等”开始到来。

 

父亲被迫逃离家乡,是因为一场追求平等的小小革命行动。文艺队下乡演出,宣传革命思想,歌颂土改,庆祝翻身做主人。儿童团长(自然是贫农子弟)把二十几个“地主儿”“地主崽”关起来,宣称他们没有资格看戏。父亲非常愤怒,在儿童团长得意洋洋地训话的时候,扔石头砸了他的脚。趁团长捂脚的时候,小伙伴们一哄而散。第二天,父亲就“畏罪潜逃”了。

 

父亲来黄石插班考试,作文题是《春节记》。父亲写了他小时候与穷孩子一起过春节的事情,得到了满分。老师找他谈话,问他什么家庭背景?父亲说:“我并不是贫下中农出身,但我有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老师很欣赏,让他做班长。班里的同学也都很喜欢他,把他当大哥。他从小就是穷孩子们的大哥,这对他很自然。这也是有传统的。我的曾祖父和祖父虽然积累了些田产,但与雇农同甘共苦,仁德遍乡野,老辈人至今感念。无视德性,仅据财富判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人民一旦这样被“启蒙”,就会猛然释放出无穷的力量。力的时代降临,于今尤烈,不同的只是贫富和善恶的对应关系被颠倒。德性依然漂泊,在这故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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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忆录中写到的私塾生活 他是先接触毛笔的,钢笔的用法如同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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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忆录中写到儿时与家中雇工感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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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忆录中写到1953年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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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忆录中写到土改之后受到的歧视和他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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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忆录中写到1954年他准备离乡去黄石读书

 

父亲只身漂泊在陌生的城市,没有生活来源,没有住处。他晚上睡学校的兵乓球台,周末去挑煤球卖,挣生活费。母亲那时是最能同情和关心父亲的同学。她帮父亲一起挑煤球、卖香瓜,挣的钱都给父亲。两个苦命的人,就这样培养出最深挚淳朴的感情。很多年,他们也不知道这叫爱情。有时卖完煤球,他们一起去西塞山飞云洞玩。走过长长的山路,也不牵手,也不说话。默默相守,深心相许。

 

母亲的家就在西塞山下的黄石第一人民医院。她的养父在那里(我叫他外公),生母也在那里(我叫她外婆),有两个家。我的外公和外婆为什么毫无关系?我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楚。我后面的叙述仍然用母亲的“养父”和“生母”这样的表述,不用“外公”“外婆”的称呼,也是恐怕读者看糊涂了。

 

母亲的养父在黄石一院的食堂做工,孤身一人。她的生母在老家被丈夫抛弃后,来黄石重建了家庭,那时也在一院做工。母亲刚来黄石投奔她的生母时,一院还叫普爱医院,是1914年始建于大冶的英国教会医院。母亲来黄石寻找生母,是养父带她来的。养父带她找到生母后,就要告别回乡。母亲不愿他走,哭得死去活来,情形凄惨。普爱老院长王瑞亭先生看到这个场景,为之落泪,遂安排母亲的养父在食堂做工,好让他留在黄石,父女不必分离。老院长是个慈善家,救助了无数孤儿。解放初,他就把普爱医院献给国家,成为黄石地区第一所现代化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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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钟楼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来自土地深处的本性

 

有一天晚上,在球台熟睡的父亲被狂风暴雨惊醒。他看到教学楼的窗户都没关,雨水打进教室,玻璃窗在风中发出巨响。他冒雨关好了全校所有的门窗。第二天,他的英雄事迹得到通报表扬。还有一个冬天,他刚领到学校新发的棉裤就送给了一位孤寡老人。这对他来说很普通,很自然。他从小就习惯这样做。他的旧道德刚好符合当时提倡的新道德,于是他得到器重,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在班里是班长,在宿舍还是寝室长。但是,后来的经历表明,这种器重只是表面的,一到实质性的资源分配,他就会受到深入骨髓的歧视。出身是不可磨灭的原罪,无论你多么上进。

 

二十年后,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考大学的时候,还因为出身不好而被拒录。那时,父母已经回到农村。父亲拼命干活,换来“劳模”身份,希望在孩子上学的“政审”中会有好处。然而,事实表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面对父亲的劳模奖状,母亲又喜又恨。奖赏劳模的一碗肉,父亲喜滋滋地端给母亲吃。母亲含泪说,这不是肉,是父亲的血汗,一块都吃不下。血汗和觉悟无法洗白种姓的低劣。出身是不可更改的罪恶,即使你付出百倍的努力。

 

但父亲从不气羸,自卑和恐惧更谈不上。他常常理直气壮地训斥那些出身贫下中农的党员:“你这样像个党员吗?还有一点党性吗?觉悟这么低,做出这样的事,我都为你害臊!”被训的人哑口无言。近两年,中央提倡“两学一做”,父亲非常拥护。我每次回家,父亲就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两学一做吗?你做到了吗?”我说我又不是党员,我做什么?然后他就喃喃地说:“是啊,我也不是。不过,我觉得,就算不是党员,也应该做到。”他又说:“你的书里讲孔子的正名思想,我觉得很好。两学一做就是正名,就是党员要像个党员的样子!”我心里说好吧,老爸您说得对,不过我得先百度一下什么是“两学一做”,免得又被您批评“不关心政治”。

 

父亲在生产队的时候,支书和队长不顾农时,斗天斗地,争先进,拼指标,瞎指挥,分配完任务后,社员们都不动弹,等我父亲发话。父亲不得已,只得出面,重新分配任务,社员们才出工。公社的收成关系到每个人有不有饭吃,能不能活下去。农民心里明白,听谁的话,庄稼才能长得好。后来,他们组织了一次批斗会,控诉父亲“篡夺生产队领导权”。有人气得直叫:“还是地主儿地主崽当权啊!这叫什么翻身啊!”批斗会结束,他们向父亲喝道:“你给我滚下去!”父亲不动。“你耳朵聋了吗?叫你滚下去!”父亲说:“我听党的话,叫我滚下去就得滚下去。不过,台子这么高,要是摔断腿,明天不能出工怎么办?”他们只好改口说:“那你给我走下去!”父亲于是从容拾阶而下。社员们拼命捂嘴偷乐。

 

在父亲读书的时候,他受到的阶级歧视还不明显。但越是这样,父亲越觉惶恐。仿佛有个定时炸弹,不知何时就会爆炸。1957年打右派的时候,父亲是黄石四中的学生会主席。母亲当时在黄石二中。她非常担心父亲会被打成右派,成天提心吊胆,提醒他要小心。四中的一位田老师教音乐和美术,受到隔离审查。上级很重视学生会主席的意见。被问到田老师的情况时,父亲说:“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好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她,敬重她。”后来暂时解除嫌疑,上级派父亲带两个同学去一中的隔离审查点把田老师接回来,或者说押送回来,因为他们都要带枪。回来的路上,父亲的心情很沉重,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很快,父亲转学到了南宁,又是四中。他的五叔那时在南宁工作,他去投奔。1958年大炼钢铁,父亲日夜奋战,终于晕倒在炼钢炉前。他被抬进医院,又一次成了英雄,不得不再次做了学生会主席。有人怀疑他“政治投机”,不知这种劳动热情对他来说只是天性。如果说那时还有政治之机可投,以及后来在生产队务农又有阶级出身的压力而不得不拼命挣“劳模”的话,那么,等到八十年代做豆腐的时候,父亲完全是自主的“个体户”,为什么还要拼命工作呢?--年底最忙的时候,他可以连续一周日夜不息,以至于端着碗吃面条都会睡着,一头栽进烧豆浆的灶火余灰,把手烫伤。这是来自祖祖辈辈的勤劳本性,根深蒂固,不是新文化的投机所能驱使。又一次,旧道德在新文化这里还有一点残余的红利。今天,“中国梦”“大国崛起”靠的仍然是这片土地上这群人的古老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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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生产队时没有留下照片。这是网上找到的一幅六十年代乡村照片,可以想见当时风貌。

 

“患难之交恩爱深”

 

在病床前陪护我父亲的文芳同学爱上了这位炼钢英雄。文芳是个文静内秀的女孩,她悄悄地爱着。炼钢之后的三年,大家都吃不饱。文芳却说一碗玉米糊太多,她吃不了。在食堂里,她总是看我父亲吃掉她省下的半碗,然后把两个碗摞到一起拿去洗。时间一长,父亲知道了她的情意,感到惶恐不安。一是阶级出身的定时炸弹提醒他不能害了人家,二是他无法忘怀黄石的初恋,我的母亲。

 

在黄石读书的时候,母亲也曾在医院陪护父亲。有一次,父亲从单杠上摔下来,当时气闭,不省人事。同学四散,吓得到处找老师。母亲远远看见,立刻冲过来,二话不说,背起父亲就奔医院。母亲是一个敦厚而勇敢的人。后来随父亲下乡务农、做豆腐,母亲不避脏活重活,不让须眉。有一年,我家自养的猪被公家拉去宰杀。母亲半夜起来排队,想要买到珍贵的猪油。结果排到她的时候,供销社的人撒谎说卖没了。母亲义愤填膺,拿起刀就切板油,甩钱就走。她从来不会骂街,平时也沉默寡言。但是当她发怒的时候,村里多么横的男人也畏她三分。

 

母亲背父亲到医院很及时。医生说再晚就麻烦了。母亲守候父亲醒来,高兴得直抹眼泪。两人抱头痛哭。在那一刻,母亲才知道这个人对她有多重要。父亲也是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究竟是谁最在乎他的存在。父亲那时貌似光鲜的学生干部生活,心里却藏着一种隐忧,一颗阶级出身的定时炸弹。他是同学中的男神,女生都争着帮他打饭、洗衣服,一起玩。母亲从不参与这种嬉闹的游戏,只在背后默默地关心所爱的人。父亲生活中黯淡的一面,挑煤球、卖香瓜,她乐意携手分担;貌似光鲜的一面,她远远的看着。直到有一天看见父亲从单杠上摔下来,人群散去,她不顾一切地冲过去,背起父亲就走。“患难之交恩爱深”:我从小惯听母亲吹笛子唱的一首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母亲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远不及她对被遗弃生活的恐惧。她对生活从无半点非分之想。很小的时候,来黄石之前,她曾找到生父。她想吃板栗,手被板栗毛刺扎痛了也没打开。生父正在旁边磨柴刀,恨恨地说:“看我今天不杀了你,还想吃板栗!”母亲吓得赶紧逃回养父身边。养父养母没有生育子女。在母亲十岁时,养母去世了,养父就带她来黄石,帮她找到了生母。母亲有一个妹妹在乡下做童养媳,后来母亲也把她带出来了。又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母亲对他关怀备至。我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母亲就会带我去黄石走亲戚,看阿姨和舅舅。他们给我表哥们穿旧的衣服,给我吃从没吃过的东西。我第一次见识香蕉这种神奇的水果,就是在那里。还有慈祥的外公,他给我五毛压岁钱,是我见过的第一笔巨款。我跑到黄石新华书店,买了平生第一本书。舅舅送我一套《世界五千年》,一共有六本。我反复看了无数遍,从小养成了神游历史、关怀世界的习惯。读初中的时候,我得了黄石全市地理竞赛的一等奖,有机会到黄石受训,准备全省竞赛(后来也得了湖北省的一等奖)。那个暑假住在黄石阿姨家里,是我第一次在城市生活那么久。有时走在黄石街头,想到父亲母亲都在这里读过书,挑过煤球,是不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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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黄石大道(图片来自网络)

 

在黄石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叫芳芳的同学热烈地爱着父亲。这是一个活泼开朗、聪明可爱的城里姑娘。她公开大胆地追求,全校都知道。她把母亲当情敌,但母亲衷心觉得她与父亲是一对。母亲对芳芳说,你要珍惜那个人,要对他好;又对父亲说,芳芳是校花学霸,你俩很配,不要三心二意。父亲很生气,说,我的心里有谁,你应该知道。小学毕业的时候,有四个同学得到了保送中学的机会,其中三人就有我的父亲母亲和芳芳。父亲保送黄石四中,母亲上二中。芳芳也上四中。母亲说,你看,这是天意,你俩确实是一对。父亲说,天意是我们俩应该现在认亲(订婚)。那个暑假,母亲就带父亲去见了她的养父和生母。两位老人满心欢喜。

 

然而,初中学业紧张,没时间打工了。母亲想退学做工,支持父亲读书深造。父亲不同意。然而生活无着,不得已与母亲分别,去南宁投奔他的五叔,在南宁四中继续学业。机缘弄人,这时出现了文芳。文芳跟芳芳不同,沉静温柔,有话埋在心里。像母亲一样,她也在父亲最艰难的时候给了他最纯真最珍贵的帮助。父亲很感动,但他不能接受。文芳很伤心,伤心欲绝。父亲因之痛苦,彻夜失眠,以致忧郁成疾,影响了高考。加之五叔下放,调离南宁,父亲再次生活无着。离开南宁的时候,文芳要跟父亲走,父亲坚辞,洒泪分别。火车缓缓启行,父亲看见文芳跑不动了,瘫坐在站台的水泥地上,泪眼模糊,痴痴地望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这一幕让父亲心痛了一辈子,终身负疚。几十年后,父亲听到感人的歌,还会叫我百度一下,看歌词的作者是不是一个叫文芳的人,因为他觉得歌词写得那么像他们的故事,别人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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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从土地中长出的,不可能根除

 

母亲一接到父亲要回来的信,就把工作辞了。那时她已在大冶钢厂工作。她决意跟随父亲回到农村老家,无论迎接她的会是多么可怕的命运。那是1961年腊月,一个灰蒙蒙的冬日午后。精疲力竭而又充满幸福,母亲一上车就靠着父亲的肩膀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到站,就这样踏上这片土地,俯仰于斯,歌哭于斯,生儿育女,直到躺进她的怀里,成为这片土地本身的一部分。

 

他们的婚床是自己上山砍树枝搭的,铺上稻草就是最温馨的家。在农村的开头四年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获准办一所小学,可以用知识回报乡亲。他们的学校建在一个村庄的宗祠。祖宗神主早被清除,但教化如在。千百年来,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文化生命,是不可能被迅速清除的。最近这些年,家乡各村的宗祠都在恢复。不过,除了逢年过节的返乡祭拜,祠堂平日都是关着的。祠堂虽已重建,但其教育功能却已湮没无闻,反不如我父母回乡时竟在宗祠的废墟中兴办教育。当时以祠堂天井为界,一边是母亲的课堂,带较小的孩子;一边是父亲的课堂,带较大的孩子。所有年级在一个空间,不同课程同时进行。除了语数外,还有音乐、体育。所有年级,所有课程,只有他们两个老师,忙得不亦乐乎。

 

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地也像孩子一样。村民送来米面青菜,甚至专门炖鸡汤送给他们补身体。那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唯一有过通常所谓“幸福童年”的孩子,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性情敦厚,心地善良,最像母亲。我是老幺,生在文革晚期,这个家庭濒临崩溃的最艰难时刻。我的童年自然也有一种天生地养的大快乐,但几乎就没怎么见过父母。因为他们起早摸黑干活时,我尚未醒来,等他们披星戴月回来时,我已经睡着。我从小的梦境中最多的情景是到处找父母,怎么也找不到。

 

1964年,父亲参加了一场教学比赛,获得了极好的成绩。公开课在金牛南城中学举行。父亲讲的内容是一篇描写旧社会长工生活的课文。父亲从小与家里的长工生活在一起,感同身受,讲得非常生动。上级非常满意,计划升调他来南城中学教书。然而,就在这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我的父亲母亲成为清理对象,“清理阶级队伍”。好吧,那是他们的队伍,虽然我父母的“阶级感情”可能比他们还要真纯。于是,升调不再可能,甚至原有的简陋小学也保不住了。父亲母亲被剥夺了教师资格。即使这样,在村民的挽留下,他们还是顶着压力,继续教了一个学期。最后不得不离开时,同学们都哭了,家长也都哭了。当年的学生如今也老了,对他们曾经的两位老师仍然怀着深深的感念。

 

1964年到1979年,包含文革的十年,父母亲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农作的辛劳和生活的贫困还在其次,更大的折磨是低人一等的屈辱。母亲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父亲机智勇敢,每每化险为夷。做大冶湖的时候,祖父买了工友的一碗肉菜,多吃了一份。这被当成地主阶级多吃多占的反面典型,受到严厉批评。祖父辩解说,他是花钱买的。领导更加生气。眼看就要开批斗会,上纲上线。父亲及时站出来叱责祖父,促他“低头认罪”,才没有扩大批判。事后,祖父赞扬父亲机智,帮他免了皮肉之苦。

 

二哥常说,他小时候最佩服父亲的一点是,无论到了多么困难的时候,父亲总能想着法儿变出一点东西出来吃。我那时还小,不记得父亲怎么变东西出来吃。我只记得二哥是最能想办法找东西吃的人。年底放干水打过鱼的泥塘,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了,他却能摸到小鱼和泥鳅,装满一套鞋,上岸哗啦倒出一盆,母亲高兴的不得了。那些年陆续有了二哥、姐姐和我。人口越来越多,粮食却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次吃了米糠做的粑,因为太粗糙,拉不出屎,奶奶拿小树枝帮我捅屁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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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秋煜在婺源画的速写,颇似我印象中小时候的谈桥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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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谈桥街上的新四军鄂皖湘赣指挥部,原来是柯良斋家的老宅,谈桥公社初建的几年也在这里。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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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老屋早已被拆,也没有留下照片。这是前年在邻村看到的一处老宅,颇似儿时记忆中的老屋模样。

 

去年除夕夜在老家院子里烤火,图为父亲和大哥。这个房子是1985年,父母亲用做豆腐积累的辛苦钱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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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到来

 

那时的生活虽然贫穷艰苦,却充满了温情和快乐。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张小桌子,好像没什么凳子。每顿饭只有一个菜放在桌子上,每人夹菜到自己碗里,端到门口吃。我那时大概只有四五岁。我记得夹菜的时候总是想,我不能多夹,多夹的话,别人就没有了。一碗菜,六口人,有时竟然还能剩下一点。一家人并不围在一起吃饭,每人夹菜的时候只有自己,但家庭和亲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加真实地在场。

 

由于害怕孩子饿死,随时准备着把孩子送人,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从未被教导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称,而是直接叫名字。但即使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也从来不存在什么争宠、猜忌和相互怨恨。一直到今天,只有相互信任和关爱。父母对我们并没有多操心,甚至很多时候疲于奔命,根本顾不上我们,但我们对父母却从来没有一丁点抱怨。我不知道这些是如何做到的。这几乎不是可以仿效的教育方法,而是父亲母亲这样的人自然散发的自然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的关系又是平淡的,从来没有特别的关爱。我们家从来不给谁过生日,逢年过节也只是一起作个对子(春联),围炉夜话。最快乐的期待不是什么生日礼物或压岁钱,而是父母亲从山上打柴回来时捎带的山楂、毛桃、鸡屎梨。我见到父母的时间主要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田野工地。我眉角的疤痕就是在工地被大锤误伤的。大哥二哥上中学时,在外面住读,很久才回一次家,回家就抓住我掏耳朵、扪痱子。姐姐大我不多,我们常在一起玩,春天采野菜,夏天打猪草,秋天扒松针,冬天她给我织手套。我一度是孩子王,漫天打架。后来搬到陌生的村庄,又开始上学,就喜欢一个人默默读书了。但孩子王的潜力还在,所以会在学校保护姐姐。

 

我们一家人都不爱赶热闹,在喧闹的酒席总是如坐针毡,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能先走就先走。我一家人都这样,即使能言善辩、酒量超大的父亲也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结婚,奶奶叫我去吃肉,我说没时间,我要写作业。奶奶大为惊异,逢人就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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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题壁“恬淡虚无”

 

我们经常搬家。大哥、二哥生在不同的村庄,姐姐和我生在老家谈桥。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又搬离老家,辗转沟壑。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总是帮大人扛着锅碗瓢盆,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父亲曾有句子写道:“流浪他乡年半百,东挪西借难度断炊日”。我们似乎总是在家乡流浪的异乡人。为什么我们家总是跟别人家不一样?姐姐对此尤为敏感。我们常常在打猪草的时候探讨这个问题。我儿时的梦境总是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路过一个陌生的村庄,一条恶狗忽然扑上来咬我。我没命地奔跑,一边跑一边向后扔石头。眼看快要追上的时候,我会突然转身,愤怒以对。我抓起树枝就打,有时直接用脚踹。我的生命深处,毕竟流淌着父亲母亲的血,平静,但有血性。

 

母亲怀我的时候,湖北开始了计划生育试点。村里的妇联主任带六个孕妇去镇上检查,只有我妈妈查不出有孕,其他孕妇都被迫做了人工流产。那时,母亲怀我已经三个月。妇联主任不死心,尤其不想让地主崽子再增加一个。三个月后,母亲又被带去检查,这次是在县城的医院,用更先进的仪器,但检查结果仍然是没有怀孕。我就这样捡了两条命。母亲信佛教。她相信是在检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托我出去了,所以他们查不出来。父亲则跟我开玩笑说:“你的隐居兴趣由来已久嘛,没出生就隐过。”

 

母亲生我是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冬天。父亲挑柴出去换米,还没回来。等他回来,才有米下锅。当时连一块包我的破布都找不到。隔壁王奶奶送来旧布头,再裹上旧棉絮和草绳,就成了我的襁褓。母亲因为劳累过度,又缺乏营养,没有奶水。我是喝米汤长大的。没有人相信这个孩子能养活,所以干脆没有记他的生日。但这孩子竟然度过了冬天,活了下来。父亲常说,给我起名“小刚”,是希望我刚强,希望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永远乐观向上,热爱生活。在我们的方言里,名字后面会加一个“来”字。所以,我从小被人唤做“刚来”。我后来知道这在《易经》的表述中意味着阳气的增长和大人之道的壮大。我不知道这一辈子是否能做出一点成绩,配得上“刚来”这个名字,但只要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看到父亲健动不息的身影,就会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我心底,持续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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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做了一辈子农民,但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这是母亲离开我们的前一年,与父亲一起学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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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给父亲一个智能手机,他学会了用手机拍他养的花、听歌、微信视频通话,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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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庭院的枇杷和春联。我工作后,父母曾跟我一起生活过几年。母亲去世后,父亲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老家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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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这是她写六祖偈语的遗墨。那时,父母亲跟我一起住在昆山花桥。二哥说,看到这张遗墨,才知道母亲惯做粗活的手原来也可以那么细致,只是几十年的艰苦岁月不允许她发展这一面,全部生命都给了土地,给了丈夫和儿女。

 

转自《寓诸无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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