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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草原人

——北京知青为什么会爱上牧民


作者:许晓鸣

 

19688月,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从最基本的骑马放羊开始,学会了牧民的所有劳动技能。在大队生活了8年后,入读锡盟卫校,两年后回到牧区,从乡卫生院医生、卫生院院长到旗计生委主任,又待了十几年。因为我在牧区嫁了一个蒙古族牧民,插队23年后,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举家返回北京。

 

当初插队时,我是自告奋勇去的:经历了两年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经厌倦了无休无止的运动,既然上学无望,就去保卫边疆吧。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经历了五六天火车—汽车—大车(四匹马拉的)和牛车的一路颠簸,我们六个同年级的女孩,来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德力格尔大队,在蒙古包开始了“新生活”。

 

我们的大队是纯牧区,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共有13个浩特(属于生产小组,每个浩特放牧一群牛、一群羊,有2~5户不等的人家,羊倌和牛倌是主要劳动力,由家庭的男人承担,女人们负责轮流下夜,就是看住羊群不致于跑散。如果天气晴朗,羊儿会静卧一夜相安无事,刮风下雨就很辛苦。同时还要防止狼来偷袭,早上还要守住不让羊群过早启程。)每个浩特都有相对固定的春夏秋冬牧场,冬营盘设在背风的芨芨草滩里,夏营盘会在高坡上。那是真正的游牧,逐水草而居!冬春两季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一些,夏秋季十天半月就会搬家。只有在冬天,才会用冻羊粪砖搭起羊圈,在夜里圈住羊群。其余三季全部是散放。

 

放羊是牧区最辛苦和磨人的劳动,工作时间长,风雨无阻,需要紧盯羊群以免走失;放牛是最轻松的活计,只要按时给牛群饮水,它们熟悉了自己的地盘,基本不会走失,当然这种好活基本轮不到知青和外来人员。

 

那时大队有三群马,每群马都由两个马倌(大马倌和小马倌)负责放牧。还有一群骆驼和一群种羊。由于干这些活计需要一定技巧和经验,基本是由德高望重的中年人垄断(小马倌则是“跟包”,负责套马、饮马等体力活)。平时牧区的劳动还有春天接羔、夏天剪羊毛、秋季配种等季节性劳动。

 

冬天的草原,气温会低至零下四十度,白毛风刮起来,大地一片白茫茫,咫尺不见人,牛羊会顺风一路小跑,瞬间不见踪影。有经验的牧人,会早早选择背风的地方圈住牛羊,而我们新牧民们就只好跟着牛羊一起顺风而下了。

 

遇上天旱的年份,草长得不好,还要到几百里外的地方去走奥特尔(借住别人的草场过冬渡过难关,主要是牛群,因为牛儿只能用舌头卷草吃,草被积雪盖住后,它不会像马和羊一样用蹄子刨草吃。我到草原的第一年冬天就去了。)那地方多是夏季的无水草场,只有冬天下了雪才能够进驻,往往方圆百十里无人烟,由于没有过冬的储备,相比留在冬营盘过冬格外艰难。

 

很快,我们就融入了牧区的生活,我们师大女附中几个初中的小女生分别成为所在浩特的羊倌:草原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度,牵着骆驼跟随羊群在野外一整天,严寒和饥饿都不算什么,刮白毛风雪时要顶住羊群不让它们顺风逃窜实在是个考验。

 

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几个会在芨芨草滩的背风处相聚,除了忧国忧民,还会脱下内衣找虱子!(分别住在牧民家实在不太方便)。我们的羊群也很给面子,从来不往一起掺和(羊群要是掺了群,分开它们就是浩大的工程,得一只一只地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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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其实是春天,青草刚刚露头,羊群追逐青草跑得漫山遍野,骑乘的马经过一个冬天,早就跑不动了,这儿那儿还不时有一两只刚下羔的带羔母羊怎么赶也赶不动……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呢。

 

刚开始没有经验,我们总是把羊毛还没有干的小羊直接捡起来装在接羔袋里驮回去,结果它们串了味道,羊妈妈都不要了(应该是把它和母羊一道留在原地晚上再跟群赶回去)。每天在羊群里追逐丢弃小羊的母羊,让我们个个都成了短跑健将。

 

夏天的劳动多是集体活动,剪羊毛、洗羊和给羊群打针,我们从最开始不会用剪子,磨破自己的手、总是剪破羊皮很快就成为所在浩特的标兵。跟着牧民训生个子马,为了多几匹乘骑可以替换。这是最具冒险的活动,因为小马的性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尥蹶子、站起来摔人等等, 牧区妇女从来不干,骑术差一些、胆小一些的牧民也不敢。几年下来我先后训过七匹马,我们之中最瘦弱的小玲也不甘示弱,身手矫健的老邓和老蒋就更不在话下了。

 

秋天草原的技术活是打草和给羊群配种,我们当年就都成了主力。

 

第一年,牧民们怕我们这些知青熬不过冬天的寒冷,入冬前把我们分配到牧民家中插包。三年之后在我们的争取下,我们才又有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自己入住冬营盘的第一夜,我们全都冻得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一致决定,两个人睡一个被窝!

 

知青到了草原,直接挤占了牧民们的生产岗位。我们大队十三个浩特,总共才有三十几个整劳力的岗位,知青一下子去了23人,大部分人始终也没完全学会必要的生产技能。冬天分吃羊,每个单身汉5只羊,知青们可一点都不含糊,有人冬天杀完吃羊就直接回北京了。

 

有些知青延续着在北京的斗志,参与挖肃“内人党”(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扩大化,编造出内人党在解放后继续有组织活动并企图篡党夺权的故事,直接导致大批蒙古族干部和牧民受到迫害)的斗争,大队很多牧民都成了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在冬天劳动(打井修水利,在干旱的草原根本就是无效劳动),这斗争持续了近两年,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才逐渐停止。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们,根本就是没人要的孤儿,是草原用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所有的知青,原谅了他们的无理和无知,把他们当作是孩子细心呵护。想一想我们其实给草原带来了多少困扰!最后都义无反顾地离她而去,但时至今日,草原依然像怀念远行的儿女一样思念着我们。

 

我们因为直接住到牧民家中,对老乡多了一分了解,蒙古族牧民也给了我们更多一分的信任。大队很早就让我们北京知青参与了大队的管理,我当了大队的出纳,后来又当了赤脚医生。在冬去春来日夜兼程的奔波中,我置身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与牧民耳濡目染的接触中,体会了蒙古民族的善良和浪漫,让我爱上了草原的牧人。

 

后来,我赶上了最后一拨工农兵上学的机会,得以到锡盟卫生学校去上学(我上学那年,盟长的女儿上了北京医学院,旗长的女儿上了内蒙古医学院)。再后来,我又返回阿巴嘎旗继续当我的乡村医生和计划生育专干,直到北京的大门向我们这些弃儿打开的那一天。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是否会有别的选择?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为什么北京知青会爱上草原牧民?其实我也常常问自己。

 

作为知名女校的学生,没少受各种文艺作品的荼毒,一直向往浪漫的爱情,也相信真正的爱情不受物质、地位和时空的阻隔。我们那代人虽说生活上晚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三四年后也都情窦初开。

 

负责安置的知青办早有打算,将插队的男女生按比例分配到大队(我们大队分配了男女生各11个),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结伴。但与牧民相比,知青男生们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显得笨拙,特别是表达爱慕时也躲躲闪闪让人很费思量,自然难入我们的法眼。

 

在草原我也算比较活跃,少不了有牧民小伙子来提亲,但过于直白也和我向往的浪漫相去甚远,自然是逐一回绝,为了减少干扰,还曾放言不到25岁不谈婚论嫁。

 

和一般牧民青年不太一样,我的那个他每次来串门都客气的敲门;也总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奇的出现:帮忙追一匹脱缰的骑马,奔跑着在羊群中套丢弃羔子的母羊,我骑过一匹特别厉害的生个子马,刚开始几天他总来帮我给马上马绊子,遇到路远天寒的出诊,他总能找到理由像条小狗默默相随。

 

几年下来,牧民的质朴和他默默的付出最终打动了我。我们开始一起憧憬未来:他计划去当兵,我也想去上学。可是,女儿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当时,东北兵团已经因为女知青受辱抓了一批人,我既不想放弃我的孩子,也不愿给他增加压力,只能选择尽快结婚。

 

当时和我一起在大队的同包们都理解和支持我,他们说早就觉得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远在北京的父母很难接受,当时回北京探亲的同包们也劝我要慎重:他们已经预感到春天即将来临,我们终会离开草原。

 

我和他在冰天雪地里往公社跑了三趟才领到结婚证,在春天里举办了当时最盛大的蒙古族婚礼,来参加婚礼好几个北京男知青都喝醉了,据说在我婚礼的前夜,他们彻夜不眠,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她会嫁给一个牧民?!

 

婚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差异立显:我行事节奏快,生活中心排位是工作、集体、国家;他生性散漫,生活重心是游牧、狩猎和伙伴。我们常常为了是否早点去饮羊、剪羊毛或换营盘(离开住了很多天的草场,搬家到水草相对丰盛的草地,让羊群可以少赶路,多吃草)发生争执。

 

婚后一年半,孩子尚在襁褓中,我送他去就读锡盟牧业学院,希望现代教育能够改变他,事实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后来我们都成为国家干部,曾在苏木(乡)旗(县)工作多年,虽然都算事业有成,但他的本性最终还是迫使我做了回京的决定。

 

到北京后,都市快速的生活节奏让我立时就如鱼得水,可是我家那位自由散漫的牧羊人却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更让他无所适从。后来,我选择了放他回草原,承诺他等我退休后,跟他一起去放羊。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

 

多年之后,我反思维系我们婚姻的基础是:共同对生活的热爱和相似的价值观(都不太看重物质,总是以他人为先),我也扪心自问: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是否会有别的选择?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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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知青结合的蒙古族青年,虽然有娶(嫁)了一个北京知青的荣耀,但巨大的文化和习俗差距,会加大双方磨合的难度,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坚守下来的,终会有许多无法告人的酸楚。婚姻中弱势的那一方,总会生活在恐惧哪一天会失去对方的阴影中。

 

虽然我和爱人生活了很多年,养育了一双儿女,我也对他呵护备至,人前人后给予了他应有的尊严;但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的看,我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反而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曾不止一次,我劝他为了自己选择放弃,但每一次,他都选择相随。

 

我们的一双儿女,继承了蒙古族自由散漫的性格,没有似我在学业中的强势,双双在应试教育中败下阵来;但他们又都继承了父亲善良有爱心、具有超强的动手能力和富有创意的优点,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总能不输人后。我常想:骨子里的东西,真的是无法更改啊。如果不是插队,我的孩子们很可能会是另一种人生吧。

 

曾经,在走场地的冬夜,守着昏暗的羊油灯和四处漏风的蒙古包,听长风在天空怒号,合着远处此起彼伏的狼嚎,我不止一次的问:“为什么?!”

 

我们这些人,默诵着“相信未来”的诗句,度过了人生的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了上山下乡保卫边疆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留给了国家和民族太多的伤痕。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生不逢时,在成长的岁月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生活、婚姻、后代,无一不受影响。

 

插队知青因为缺乏竞争的技能,很多人晚境凄凉,成了社会的最底层。从我个人来讲,我又是相对幸运的,牧区生活让我有了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故事,蒙古民族的宽容教会了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

 

23年的知青的经历,塑造了我不同寻常的人生;我们这代人正渐渐老去,如果老天能够假以时日,我们都该留下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为让文化大革命永不重来,为让知青经历成为历史。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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