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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作者:李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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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前,男,19548月生于北京。19698月上山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6415连战士、农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获史学硕士学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我要讲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经历:他们不是“老三届”,但又有别于七零届以后的各届中学生;他们是千百万同龄伙伴中的一群,却常常被人整体遗忘;他们中即使后来有人同“老三届”一起重返大学校园,但也数量稀少;他们是历史谈资的“失踪者”,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人海里。

 

我希望记录这群人,记录这个群体的生活跋涉。作为“新三级”的一员,我期待着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伙伴们。

 

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庞大群体。它的名字叫“六九届”。这名字概括了我们的简单履历:19531954年出生;1960年入学;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从祖国边陲的农场、农村,返回城市家园。

 

无忧无虑的童年

 

如果时间能倒流,那40余年前的我们,在镜头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烂漫顽皮的孩子。那时,国家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奏鸣曲,父母们忙得无暇顾家,于是我们大多在幼儿园里成群结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

 

1960年秋,我们走进小学校门。陌生的同学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欢乐的家园。那时的功课绝没有今天这般繁重,我们似乎从未为补课发过愁。

 

记得1962年国庆,天气微阴。我们中最早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清晨就骄傲地系起红领巾,在邻居和同伴们身边“飞来飞去”。这场景的确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写这篇记忆文字,我特地翻阅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告诉我: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恰巧诞生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间,第二次为19621973年)。

 

1953年、1954年两年,全国新增人口2784万,平均增长率为2.29%和2.50%。在此后6年持续高生育曲线上,我们占据了第一个“制高点”。

 

我认为,之所以选择这两年作人生起点,我们必定受到了某种“昭示”:新中国即将从贫瘠和落后走出,向着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目标迈进。新的、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催生了我们;也有人这样说,是结束战乱与缔造和平的巨大转换,孕育了我们这批小公民。

 

1945年后,西方国家曾出现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生理反应”。我们比他们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国终于结束了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乱,和平鸽和橄榄枝,引导我们相约着来到这美丽的世界上。

 

从《统计年鉴》上我们还得知,在19541963年这十年间,又是1960年创造了一个小学入学高峰。虽然,大跃进受到重大挫折,中国人民开始经受严重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们对饥饿记忆淡漠。

 

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1960年,我们数百万小伙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书包。也就是说,在父辈们忍受最大的艰难,顽强同灾害抗争的时候,我们拉起手,唱着歌,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1966年,当我们刚刚临到小学毕业,“文革”突然爆发了。后来的历史证明,1966年这个时间断点,对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体验说来,伤害无穷。

 

十二三岁的我们,瞬间失去教育,不仅所学知识严重不足,而且社会经验也为空白。我们被抛给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给我们适龄的学识。我们也曾学着给老师贴大字报,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别人,在纸上打出许多大大的“红叉”。

 

更多的时候,我们陶醉于无人管束的疯跑疯闹。因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里朗读课本,我们从早起就裹入大人们的游行或批斗会场,跟着喊口号,也跟着驱赶“黑帮”游街。

 

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在“文革”最初的一年半里,混过了将近五百天。后来,大约在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一度把我们“圈”回教室。但事实上,课并没有真的恢复。

 

就我记忆所及,数学课好像讲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课则由于同学用国际音标的发音侮辱老师,便永久停在字母阶段。

 

那时,我们的主课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一种类似集体出游性质的活动。在工厂和农村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参加劳动和训练。

 

大自然永远是明媚的。它衬映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涉世之浅、少人之忧。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大动荡年代,我们“六九届”同真正参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届”相比,的确存在社会性差距。这就难怪,“老三届”后来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被历史文本反复记录,而我们“六九届”,却成了他们身后的一片“流年碎影”。

 

上山下乡走到社会底层

 

几个星期前,一则发表在号称拥有百万知识分子读者的《南方周末》上的按语,使我感到不平。

 

编者按是这么写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文革’前高、初中各三届学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状,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价也还有待由粗到细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则是毋庸置疑的。”(《南方周末》20081016日第23版)

 

编者按先生在这里将“上山下乡”、“知青”、“共和国一代人的命运”等大词汇,同“老三届”排他性地联系起来,以至在这关涉祖国历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群体--“六九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届”并非仅仅是“碎影”。这个巨大生命群体的命运,同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紧密联系。而更准确地说,在40年前,我们是同“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走到了社会底层的。

 

这个无与伦比的社会阶层重塑运动,瞬间即融化了“老三届”、“六九届”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乡”之路的人的年龄、社会差别。而一旦来到农村,“老三届”和“六九届”在外形上就再无法区分:我们一样晒得黧黑、炼得坚韧;我们同样在艰苦环境中长大、闯荡,经历着生活的裂变。

 

但比较起来,我们毕竟年少、幼稚,我们的脆弱、无知,在上山下乡之初,就暴露了出来。这注定使我们要经历更多磨难和坎坷。但是,我敢断言,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并没有随波逐流。

 

在改变命运的奋斗里,“六九届”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都可面对后人。记录这些成功与失败,以寻找我“六九届”伙伴的生活轨迹,在我说来是一种精神补偿。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春游

 

作为全国最大规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整届学生走进“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并未完全理解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

 

后来在许多伙伴们的回忆里,乘火车转汽车走了几天几夜,来到天空特别晴朗,遍地铺满黄色、红色小花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时,都以为又是一次愉快的春游。

 

可是,当我们刚下汽车、双腿陷进没膝的泥浆,头和脸以及所有裸露的部位,瞬间被蚊虫、小咬叮起层层大包时,大家都傻了。

 

女同学的哭声首先奏起。在满是泥浆的帐篷里,先是细小的抽泣声,后来汇成了响亮的一片。男孩子们一个个目光呆散,状若木鸡。连平时最不吝的哥们,也完全傻了眼。

 

记得最不幸的事,是连队为我们煮的小米稀饭,被一位早来几天的上海女知青端到帐篷门口时,脚一滑连人带盆摔将下去。热粥立刻烫伤了上海女知青的脸和上身,疼得她号啕大哭。

 

以后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电影:车老板子迅疾套好马车,男知青抱来一堆棉被,连长指导员忙得团团转,女知青被安放在马车上飞奔营部,一串马鞭的响声又脆又长。而我们,早被这一系列的变故弄得目瞪口呆。

 

那一夜,我是钻进一位天津男知青的被窝里度过的。“懒汉鞋”丢在了泥浆里再无法找回。满腿是泥的我,就这样盖着别人的被子,度过了北大荒的第一夜。

 

自然,我估计所有和我同来的“六九届”,都在各自的被窝里彻底了断了“春游”梦。和我分享被窝的天津知青,是一位“老三届”。他们天津知青和哈尔滨、上海知青早我们四个月来到北大荒。那时他们已显得比我们成熟很多。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共同生活,我们成了生死之交的哥们。

 

身负抗击侵略者的使命

 

到建设兵团的第一课,当然是劳动。那时,我们连队完全是新建,其选点考虑,主要是战备。

 

我们是196991日抵达黑龙江省孙吴县辰清镇的。当时,珍宝岛战斗过去还不到半年,而新疆铁克列提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刚刚以我军遭受损失而结束。“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成了全党全国的响亮口号。

 

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其实身负着抗击侵略者的使命。我们连队的正式番号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15连”(后组建为164团)。

 

按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师“建设钢铁边防”的代号排列,我们独立4营称为“建字111”。独立4营共20个连队,几乎都扼守在孙(吴)—龙(镇)公路一线,因为这是一条战略要道。

 

在近代历史上,孙吴始终为日本人所觊觎。日本关东军在孙吴曾屯驻了9.8万人,是很大的一个军事集结。为筹备北进,关东军在孙吴的沿江一带,修筑了庞大的战略工事“胜山要塞”。而194589日苏联出兵东北的三个主突击方向中,黑河—孙吴—龙镇正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辅攻方向。

 

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15连选点在大道旁的一处山冈密林里,准备着打仗。

 

在艰苦劳动中脱胎换骨

 

仗什么时候打我们无法预料,但黑龙江北部9月中旬即开始飘落的大雪,却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始料未及。为了过冬,我们必须加紧盖房。于是连队全力以赴,赶盖宿舍。

 

盖房三件宝:砖坯、木料和茅草。为备这些料,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开始了大劳动量的工作。

 

脱坯和泥是最累的活。一般说来,男知青的任务是和泥和运泥。和泥要先备土然后将铡成一段段的茅草揉进泥里,用三齿耙子反复搅拌,最终形成可以脱坯的好泥。

 

说实在话,十五六岁的我们,还真没有那么大力气一下把泥和好拌好。但力气有限,面子却不能丢。泥和不动也要拼命。有时早上泥水已经结了冰,为便利干活,我们要光脚跳进泥坑。

 

干到日头偏中,气温高起来时,牛虻又开始来扰。被牛虻叮咬的地方,剧痛奇痒,所以只要牛虻往身上一落(气温高时我们都是脱光膀子干活),别人哪怕是手里正抓着泥,你也得忍受同伴扇过来的泥巴掌。

 

在大伙看来,你身上留下的泥手印,实实在在表现了劳动的光荣。有一次,为同天津知青比试抬泥,我的一个同学身材瘦弱,硬撑着走在前面,结果由于泥太重,他一个趔趄栽进泥坑,成了泥人。

 

伐木和抬木头,也是重体力活。我初次进山,才为森林的庞大、深远和幽暗所震慑。头上看不见天,地上是腐殖土,点点光线透过林木的间隙,撒在松软的地上,让人想起了童话世界。

 

但干活决非童话。伐木使用的大锯,半人来高。两人要配合默契,才能按上下(有时是三面)锯口将大树顺山势放倒。如果操作不当,往往会夹锯,也就是锯因树木重心的偏移而被挤住。如果夹锯,就必须往锯口里打楔子,才能把锯拽出。

 

抡大斧抬木头都是学问

 

抡大斧也有学问。斧子抡起来要把劲运到刃上,一下两下,茬口要小而切进,讲究的是不能把树皮削去过多。先在树的一面砍出茬口,然后再在另一面稍稍上方处砍进,树的倒向就控制住了。

 

我第一次使大斧,先是捋胳膊挽袖子,学别人的样子,往手心啐口唾沫,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没想到,出师未捷衣先毁。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斧子把挂在旁边树上新发的军棉袄砍了个正着。

 

棉袄袖子顿时断了半截,雪白的棉花一下从断口中涌了出来。我瞪着那半截袖子,就差哭出了声。刚满15岁的我,离家不到半月,就把过冬的棉袄砍坏了。我伤心的是,谁来为我缝上这半截袖子?

 

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伐木时事故出了不少。作为新手,我们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有的把斧头抡飞出去,差点开了别人的脑瓢,还听说有个别同学,不幸被砍倒的大树砸到或被崩起枝头击中,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

 

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退却。到后来,我们个个成了伐木和砍树高手。大锯被我们“伐”(即用锉刀磨锯齿使其锐利)得锃亮飞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飕飕带风,岔口砍得又低又齐。

 

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头。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树在截去树头清理了枝杈后,被称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来,行话叫“归楞”。“归楞”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大劳动量的力气活。

 

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头的直径和长度决定的。小头直径乘以6米、8米或10米规格的长度,得到的就是这根“楗子”的体积。我抬过的最大单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红松,其重量可能将近一吨。

 

北大荒的“归楞”工具,叫“葫芦头”。这是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无比,两个细头非常尖,为的是让“归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两个“葫芦头”四个人一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绳索和横杠连接“扒钩”。“扒钩”是铁制的。它通过恰到好处的弧度,将钩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这就是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劲的道理。

 

我和同伴在城里长大,一般比较瘦弱,再加上年龄的原因,对抗巨大的“楞”,的确是力不从心。但北大荒的粗犷和野性,从来不会怜惜弱者,只有勇敢大气的人,才能得到认可和赞许。

 

抬木头,规矩很大。只要你上了杠,就别想装孬,除非你认栽不敢接杠待在一边。一旦上了杠,无论多重的木头,也不能弯腰就合,必须咬牙挺直腰往前走。这是因为,你窝着身子晃晃悠悠,别人不仅迈不开步,而且还可能被扭伤,整个“楗子”根本走不了。

 

此外,抬木头的诀窍,是讲究4副杠即16个人抬不起来,就减为3副杠12个人;而如果再抬不动,就再减一副,由8个人抬。

 

这种遇重反而减人的办法,有着深刻的哲理:人越少,力越精,步调越容易统一。8个精壮汉子,胜过16个乌合之众。在以团体为单位的力量比拼中,往往是精干的队伍比臃肿的队伍更胜一筹,各行无不如此。

 

最大变化是饭量大得惊人

 

我和我的同伴们先后上了杠,并且腰杆越挺越直,成了连里“归楞”的主力。过去在电影《锦上添花》里看到抬木头,是和着好听的号子。现在我们也开始大声地喊号子。号子的功能是指挥节奏。当抬杠的人按号子迈步前进时,节奏使“楗子”在步履中“悠”了起来,一步一悠,行走变得非常顺当,肩头也就不那么死重了。

 

号子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侃、讥笑甚至谩骂走不好的人。比如,领号的人一边唱一边编词,说“某某杠某某人不使劲呀,想偷懒呀;某某杠的谁谁谁呀,尽装熊呀”,等等,当然还有更难听的骂人话。然而,当你认识了北大荒、亲近了北大荒之后,这些调侃和骂声,就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上杠的人被“熊”过骂过,也骂过“熊”过别人。没有了劳动号子,伐木的生命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熬过了最难的关口,你就有了自信。当巨大的“楞”被抬起、码好,别人在旁边听着你嬉笑怒骂的号子,你常会有种“英雄”似的陶醉。

 

仅仅一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显现在改变的肤色和强壮的力量上,更构成于我们自我成长的精神里。我们不再娇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

 

女同学们不再有哭声。她们把辫子盘在军帽里,与男同学干几乎一样的活--脱坯、打草、盖房。而男同学同老知青已经没有了区别,几乎所有的活路都撑了起来。虽然我们还不能样样都成主力,但连队的重活、累活已经少不了我们。

 

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饭量大得惊人。原本在北京一块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国庆会餐时,竟就着肥猪肉炖粉条子,吃掉六个二两多重的大馒头。有幸的是,我那断了半截袖子的棉袄,也被一位哈尔滨女知青修补好了。这滴水之恩,长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怀念这位好心的大姐。

 

我们曾偷了连里的伙房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这个春天特别漫长,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由于战备的原因,我们连第一年完全没有种地打粮。其实,在山林里也无地可种。

 

开春,我们曾尝试着把坡上的树砍光,在生荒草地上开垦土地。但是,亿万年渺无人烟的草地,草皮牢牢缠结在一起,东方红75拖拉机拖着大犁,只能在它们的表皮上划一道缝。后来,我们强行用播种机把麦种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

 

我记得,当年规定麦种每亩30斤,而麦收下来,我们每亩地的收成,却只有28斤。这个颇为吊诡的收成,让我们15连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全连知青一个春天都在苦干,砍树、烧荒、犁田,几乎没有休息。无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们彻底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挨饿。

 

1970年,团里粮食调拨发生了困难,记得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粮。这对我们早已撑大的肚皮,简直不够垫底。

 

连里规定,早餐每人一个二两的烤饼,中午两个,晚上一个。因干活在野外,必须带干粮,所以中午的两个是带在身上的。可往往我们还没出营门,中午的两个饼子,已经被吃个精光。至于中午如何对付,根本顾不上了。

 

大多时候,我们是以喝“塔头沟”里的水来对付中午的饥肠的。实在顶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挨到收工。记得当时还发生过一位上海知青被饿昏的事情。

 

饥饿效应颇为可怕。我们偷吃过马料豆,也“搬”过整张的豆饼到宿舍。最后有一次,我们曾集体行动,偷了连里的伙房。说实在话,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口粮。

 

那一次,连长真的动了气。我们被命令紧急集合,然后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们的被窝(偷来的饼子只能藏在被窝里),结果人赃俱获。我们不但挨了严厉批评,也在全连知青面前丢了脸。

 

全连战友吃了一次“老鼠羹”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还有一件事情可记,就是全连战友不情愿地集体吃了一次“老鼠羹”。

 

连里伙房本是一块禁地。为第二天不误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饼码在笼屉里,然后把大锅挑满水。每天大约四点多钟,值班的炊事员点着火,把水烧开,放进调好的面糊,等开了锅,疙瘩汤就算熬成,可以吹哨开饭了。

 

这一天,我们饥肠辘辘等着哨声,左等不响,右等没音,早已怒气难耐,把饭盆敲得山响了。终于,哨声起了,我们各班蜂拥奔向伙房,你争我抢,总算钵满盆平地把疙瘩汤端了回来,接着就是一片铿锵带响的吸唆声。后来,集合,出工,一天无事。

 

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样,哼着自编的小调:“早上的汤,迎朝阳;晚上的汤,暖洋洋……”没有谁当时动了心眼,怀疑早饭那颇为反常的晚点。东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就是这样一帮“火力壮”的傻小子。

 

原来,那天清晨炊事员照章办事,水烧开了就往锅里下面糊。由于天还黑,加上炊事员近视,根本没看见锅里还有东西。等到疙瘩汤烧好,烤饼也蒸热了,就准备开饭的时候,炊事班长发现不对,锅里有团黑乎乎的玩意。

 

拿舀子一捞,竟是一只被煮散了架的大耗子。这下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后来分析,可能是这只大老鼠也饿傻了眼,不顾一切地钻进我们的笼屉,而笼屉年久失修,中间有个竹条断了,大耗子还没捞到烤饼吃,就稀里糊涂掉进锅里。而一旦掉进大锅,四壁陡斜,它是不可能逃出来的。

 

等我们忠于职守却近视眼的炊事员,把大火烧将起来时,大耗子也立刻被煮得滚熟。它和着面疙瘩,变成一锅肉羹。这个突发变故,在炊事班面前形成了两难抉择:把疙瘩汤倒了吧,在极度缺粮的当口,简直不可想象;可要不倒,大家就得集体吃这顿“老鼠羹”了。

 

这时,连长被请到伙房。他运筹帷幄,做出一个庄重决策:把耗子的骨架和毛皮捞出去,吹哨开饭!连长极为严肃地对在场的炊事员们说,谁要透露出去,我就给谁处分!于是,嗷嗷待哺的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喝了一锅“老鼠羹”。

 

这故事是几天后一个在炊事班的密友透露给我的。他让我指天发誓,决不泄漏秘密。保密我是做到了,可自从品尝了这锅“老鼠羹”,我再看到任何疙瘩汤,都犯眼晕的毛病。

 

直到今天,疙瘩汤始终是我的禁忌。可我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伙伴们,依然个个乐观。他们仍旧唱着“暖洋洋”的歌谣,盼着每天早上那盆例行的疙瘩汤。很多年后,我把这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算是对“老鼠羹”事件的解密。

 

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讲到他在云南建设兵团下乡时,带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他说:“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他的这本《变形记》,后来终于找不见了。

 

王小波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王小波是我中国人民大学78级同学。对他的这个感受,我非常认同。

 

书代表着知识和智慧,而处在我们年龄段的下乡知青,本就缺少学识,更应多读书和勤思考。特别是我六九届的伙伴们,小学刚刚上完,几乎等于半个文盲,更缺知识的补养。可这个问题,也要从不同角度去看。人们需要读书求知,可要有条件。如果条件过于严苛,读书就会变成无法应对的挑战。

 

我承认,我和我的伙伴们是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在建设兵团生活了八九年,的确没有多少人成为手不释卷的学习者,这似乎是我们六九届的一种宿命。

 

我们难以坚持读书,至少有如下几样困难。首先,我们连队没电,到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这几乎断绝了下工后读书的可能;其次,高强度的劳动使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往往熬到晚八点“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这一集体收听的“节目”后,已经抬不起眼皮了。

 

更重要的是,读书必须有充分理由来支撑,否则,拿什么来说服你自己,去挑战困倦翻开书本呢?客观讲,我和我的伙伴们,孩子气远多过书生气,太缺乏读书的自觉性与思想基础了。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本能的选项,首先是填饱肚子,然后才是翻书本。而如果我们有所谓思维,那第一位的也必定是想家。

 

在梦中,我们会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会啃起那些久违的熏鸡和烤鸭。对我和我的伙伴们说来,北大荒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它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与生存,而不是一个理性王国。

 

周围有一个读书的小氛围

 

所以,在艰苦条件下读书并能有“像样”思维的人,在我们六九届即使有也是另类。有幸的是,我却姑且可以算作这另类中的一员。说不上为什么我会成为有点思维乐趣的人。这其中,可能是受家庭影响大一些。也可能,是凑巧我周围有那么一个读书的小氛围。

 

我的几个伙伴,志同道合,虽然都是六九届,但骨子里却总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其实,当时我们的认识相当肤浅,充其量也就是知识多一点,可以在一大帮“傻小子”面前,有显摆的资本。那时,我们都在口头上作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承诺,因此,读书也决不存在“形而上”的功利,例如想以此上大学等等。

 

就是凭着近乎“顽劣”的意识催动,我们在既没电又工作劳累的情况下找到了读书的理由。我记得,当时每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几个伙伴相约着走二十多里路,到孙吴街上买蜡烛。蜡烛每捆10根,我们至少一次买两捆,这样大致可用一月。

 

但书是个神奇的东西。只要你翻开它,它就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你。我自己“像样”思维的产生,是从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科学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开始的。这两部书,可以称为我的终生启蒙。

 

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以拙朴文字记下的大量读书笔记。所谓笔记,其实就是抄书,把我认为精彩的论断大段地抄下来。有一次,屋里很冷,我戴着新买的羊绒皮帽伏在炕沿看书。一会,同屋的知青大叫,快看看,什么东西烧煳了!我一抬头,才发现是我的皮帽子被蜡烛燎了。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子,被燎成了光板。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刚好是大学的两门社会科学基础课。无疑,当年以我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读这样的大书,理解起来的确十分困难。

 

但很快,我就从阅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找到了兴趣:“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形态,“相对真理无限逼近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即绝对真理”等理论和论断,使我眼界大开。

 

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思想和道理的王国,这些思想和道理,把我引入一座美丽的殿堂,那里漂浮着世界观、方法论、时间、空间和逻辑,每一个概念和范畴,都像一朵祥云。

 

而由苏联科学家们编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充斥着计划经济的教条,但那些对我说来完全新鲜的概念,如“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与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等等,让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元素和生产目的,确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两本启蒙书,引导我走向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甚至埋下了我1978年高考的种子。

 

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我身边的几位读书伙伴,也在阅读各自所能找到的经典著作。他们有的啃起了《资本论》,那是像大砖头一样厚的书;有的则被文学著作吸引,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

 

还有的人,过去就对科技读物感兴趣,比如半导体什么的。他们看的东西,大约是物理课本和《无线电》杂志。当时,我们倒没有感到书籍的匮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阅读量小而慢的缘故。每啃一本大书,都要花很长时间。当然,我们所有的阅读时间,都在别人鼾声大作之后。

 

现在想起来,我们几个爱读书的人,不约而同都染上一个坏毛病,就是渐渐地自视清高。浅尝辄止地读了几本书,就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有学问。

 

这种毛病普遍地遭到了同学们的强烈谴责。清高和傲慢,让我们付出了不轻的代价,那就是被同伴鄙视,从而在情感上与他们隔膜起来。清高和骄傲,也使我们疏远了组织,无法在政治上取得进步。

 

我很晚才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就是因为大家说我傲慢,必须长期考验。40年后,对那种尴尬,我记忆犹新。当然,也正是这些挫折,使我懂得了读书做人的道理。

 

其实在读书过程中,我也看了一些“乱七八糟”(不系统)的书。比如讲诗歌的书(何其芳著,现在已忘记名字),讲艺术形象的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姚文元写的《论古典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形象》。这是一本讲艺术美学的书。我到今天也承认,书写得很精彩)。当然还有所谓“四大名著”等等。

 

记得有一次,在伙伴那里看到了《西行漫记》。我执意要借,他说只许看一个晚上。于是,我整整读了一个通宵,按时把这本名著还给了他。不知道这漏夜苦读,是否与后来我误跌误撞走进历史研究行当有关?不管怎么说,斯诺所记录的那些红色传奇,非常强烈地吸引了我。

 

读书之余,我也曾蠢蠢欲动,试图结合生活,来点创作。我把所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偷偷寄给了《兵团战士报》。小说的名字现在早已忘记,但内容肯定同我们伙伴在连队的生活有关。投稿终以石沉大海而宣告失败。从此我认识到,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

 

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

 

不知不觉间,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北大荒已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改变着物,更改变着人。当“准备打仗”已成旧谈,而生活变得日渐枯燥时,我们进入了恋爱季节。

 

开始,爱在个别同学中萌动,行为都极为隐秘。后来,像传染病一样,终于在伙伴中蔓延开来。恋爱有的发生在同学之间,也有的在不同城市的知青间被建构起来。还有我的一些同伴,爱上了当地的“小芳”。

 

每当收工后,男男女女们就迅疾打扮一番。在男知青宿舍,擦皮鞋和换干净衣服后悄然消失,是追逐另一半成功的讯号。虽然,连队没有整洁幽雅的小径,但美丽的白桦林和铺满鲜花的草甸子,却给情侣们提供了绝佳的恋爱场所。

 

正如所有恋爱故事一样,我的伙伴们同他们的另一半,也衍生出很多或悲壮或委婉的婚姻传奇。特别是爱上当地“小芳”的同学,在他们最终离开北大荒时,都面对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抉择:是一同走回城市还是生离死别。

 

选择了前者的,必定要遇到很多在当时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例如妻子无法落上城市户口和无法找到工作(也包括城市家庭能否接受农村姑娘这样的难题)。而选择了后者的,则一定在心灵上留下不可愈合的伤疤。

 

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

 

我最要好的同学许君,可以说把自己的爱情演绎到了悲壮。许君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许过愿的事他决不反悔;路见不平的他绝对会出以援手。他打架手黑也是出了名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性格和豪气,使他赢得了暗中的倾慕。

 

在当炊事班长时,他手下一位出生在当地的女孩,向他袒露了自己的爱。女孩家长极力反对这个恋爱,一是怕许君脾气暴躁,动手伤人;二是因许君是北京知青,将来必定返城。

 

为此,女孩的父亲曾带刀到炊事班找许君摊牌,被许君打了回去;有一次,全连正在开会,女孩的母亲当众撒泼打滚,威胁女孩必须与许君了断恋爱关系。仗义的女孩不为所动,坚决地跟着许君。这让义气至上的许君大为感动。他发了死誓,这辈子决不抛弃女孩。

 

1978年,北大荒知青开始大量返城。许君家里也给他办好了回京手续。在许君去师部盖章的前一天,他来到了女孩家。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大惊失色,以为许君要来生事。

 

许君坦然对两位老人说,我就要回北京了,这一去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今天我把事定下来,在我盖返城章之前,先和你女儿办结婚手续。结婚手续一天办不下来,我就一天不去盖返城章,说到地老天荒,我也要带她一起走。

 

老两口被许君的仗义深深感动,终于答应把女儿许配给许君。后来,许君带着爱人回了北京,很长时间里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养着妻子--一个北大荒的“小芳”。

 

许君回京不久,来我家原原本本地将他的恋爱故事讲给了我。这凄婉而决绝的故事,令我感动不已。我衷心祝愿他们夫妻俩,能和和美美、顺顺利利地在北京生活,并解决妻子的工作和户口问题。

 

以后,很多年我没有再听到许君和妻子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许君的弟弟碰见我,说哥嫂都已退休,在另外的单位返聘。嫂子的户口早已解决,他们的孩子也早大学毕业了,有了很好的工作。听了这些,我释然:人要仗义,上天都会善待他。

 

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于1974年“困退”回到北京。过了三四年,我的同伴们开始大批返城。他们带着疲惫,带着伤痛,也带着失落回到家园。他们大多数分配到了基层单位,有的是售货员,有的在街道工厂。大约在2000年前后,他们大多退了休,靠养老金维持生活。

 

40年前一同前往北大荒的我的同伴们,如今再没了幼稚。他们饱经了风雨,磨炼了意志。他们为建设北大荒出了力、流了汗,也留过血。在我看来,他们平凡得几乎没有人能记起,但却是大江大流里不能缺少的颗颗水滴;他们虽没有显赫身世,但却是为自己命运拼搏而无怨无悔的人。

 

有人把知青分作两类人。一类是将自己的经历当作乳汁不断吸吮的人;一类是把成长当作伤痛不断呻吟的人。那我的伙伴们属于哪一种呢?以我的体验,他们哪一种都不是。他们就是朴实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朴实的人。

 

上面提到的我的那篇《吃老鼠》的短文发表后,许多多年未见甚至完全失去联系的下乡伙伴们辗转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是不是我,故事是不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次难忘的聚会。

 

出现在面前的儿时伙伴们,大多两鬓已染了霜色。大家谈得最多的,是30年前离别北京时妈妈眼中的泪花;是冒零下40度的严寒放炮开渠;是身上长了虱子、衣被破了不会缝补的尴尬。果然,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们的磨难,他们没有怨恨。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个际遇,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歌。

 

我确实没有听到戚戚艾艾。大家平静地面对生活,默默作着奉献。即使已经下岗的人,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会在改革中不断提升。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连儿女也不理解,但大家只怀着那颗“平常心”,去瞻望未来。

 

唯一使大家遗憾的,是“六九届”常会被人们淡忘。当人们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时,竟无意间遗漏了紧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我跟大家说起,前年访美时,我遇到一位“兵团战友”。她是一位类似《今夜有暴风雪》刻意塑造的女孩:出身不好,却异常坚强;为保卫连队财产,曾险些葬身暴风雪。她在深情回忆兵团生活后,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但愿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这群曾经那样幼稚却特别执著的孩子。

 

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写于2009年。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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