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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一辈子的“特务”


--作者:孙春龙

 

看到志愿者茶马兄从现场传来的画面,我满腹心酸。

 

画面中,这位年过9旬的老人,全身在颤抖,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志愿者许琦大姐说,他一直喊着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是孩儿不孝,是他身不由已。

 

这位老人的面前,是荒草掩映的墓地,没有碑,只有几块石头作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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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我在台湾见到这位老人,一身黑色的中式服装,一字布扣系得严严实实,头戴一顶灰色的礼士帽,白色的胡须修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这位似从民国走来的老人,大半生都在从事一个让人闻其色变的职业:特务。

 

1942年,16岁的他考入位于重庆的情报学校,从此告别父母,离开安徽歙县的老家。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工作,成为戴笠的得意门生,曾多次参与对日军的暗杀和情报搜集工作。

 

1949年,他随军撤台,并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前往战俘营进行策反。之后,他被“总统”接见,被委派了一项秘密任务,前往大陆进行情报的收集。

 

这一去,就是40年。

 

据他讲,他几乎走遍了大陆的所有省份,多次险些丢掉性命。接受任务的渠道,就是收听来自台湾的复兴广播。直到有一天,广播里说,台湾开放了老兵返乡探亲。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意义。

 

1993年,已经67岁的他辗转回到台湾,但是军方却告诉他,没有关于他前往大陆工作的任何档案。他至今都没有获得退休俸,仅靠政府提供的低保生活。

 

因为工作需要,他有过很多的名字。我问他,你现在用什么名字,他说:汪春发。

 

这是父母给他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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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黄山市关怀老兵志愿者团队帮助汪春发找到安徽的亲人。其实,他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父母只有他一个儿子。最欣慰的,是在族人的指引下,找到了父母的坟地,位于半山的密林之中,没有碑,只有几块石头作为标记。父母离去的年代,已经无从知晓。

 

得知消息的汪春发告诉台湾的志工庄铭悦女士,他要回去给父母修坟。庄铭悦所在的里,有很多的老兵,她一直从事帮助老兵寻亲的工作,曾有老兵给她留遗嘱,去世后帮把骨灰带回大陆,和父母安葬在一起。

 

汪春发的心愿,让庄铭悦有些顾虑。在台湾,庄女士问我:他敢不敢回去。我毫不犹豫地说:敢,而且,不隐瞒他的身份。

 

他曾经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后来,用较为普遍的大陆话语来描述,是“双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我明白,暴露他的身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质疑。而面对这种质疑,用行动让更多公众有更多的思考,正是老兵回家的意义所在。

 

直面1945年之后的那场战争,对两岸的民心,对这个国家的统一,会更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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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绵潭村。

 

刚刚下过大雨,路面湿滑,满是泥泞。91岁的汪春发拒绝了别人背他,他说,去父母的坟前,要自己走。同样,到了坟前,因为站得太久,他已经有些踉跄,志愿者拿来一把小凳子,让他坐下,他说,不。

 

他就这么站了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四周非常得安静,但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澎湃,甚至,可以听到他的眼泪从清瘦的脸庞滑落。终于,他扑倒在地上,开始呼喊:爸爸、妈妈,孩子身不由已,孩子不孝。

 

这句话,被不停地重复,句句戳心。

 

他从台湾带来的祭品,被整齐地放在墓前,有烟、酒、茶以及糕点。每一个孩子,在他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常常会买这些东西孝敬父母。离家75年的汪春发,终于尽到了一位孩子的责任。

 

他做了大半生的“特务”,今天,只是一位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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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究竟是谁?”在台湾,汪春发不停地问我。他说,我要去找回我自己。

 

这位满身伤疤、险些丢掉性命且一生未能成家的老兵,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报酬,也没能官方承认他的身份。在被派往大陆工作的四十年里,他没有任何的经济援助,只能靠自己。所有能支撑他的,只是一份长官的嘱托和狂热的政治梦想。

 

而这一切,似乎只是一场梦。他开始怀疑,当年的效忠,到底是为了什么?

 

汪春发说,当年从朝鲜战场上策反的很多战俘,有不少是共产党的间谍,他们和他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

 

庄铭悦在“国防部”找到了汪春发的档案,但是里面没有关于委派他前往大陆的任何记录,而是他在50年代就退役了。庄铭悦说,类似汪春发这样的情况,在台湾还有很多,他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回到台湾后,曾集体上访,“要找回自己”,但是没人理会。

 

他们唯一可以找回的身份,或许只是“母亲的儿子”。

 

在父母的坟前,汪春发说,他要把父母的坟墓修好,以后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回家给父母上坟。

 

国会亡,党会更替,只有父母,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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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春发回家的新闻,上了腾讯的头条。

 

在评论里面,有人说,他对当年犯下的罪只字不提,现在老了,有什么脸回来?志愿者很担心,这样的话会伤害老人。甚至,对于标题里使用“特务”这两个字,有很多的忌讳。

 

这些,都是在预料之中。

 

我告诉他们,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让我们明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也正是老兵回家这个公益项目依然要去努力的意义。面对质疑和委屈,我们依然要负重前行,终究有一天,公众会明白坚持的价值。

 

两岸的高层已经握手言和,但是,为什么还要让这些“身不由己”的士兵,承担历史的罪责?

 

放下偏见、放下立场,帮助一个年过九旬的孩子去拜祭自己的父母,毋庸去考虑他的身份,唯有人性。

 

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有一位等他回家的母亲,这正是我所供职的机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口号。

 

也只有与历史的和解,才会有值得期许的未来。在网友的留言里,更多是唏嘘和体谅,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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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亲人被国民党杀了,你还会原谅他们吗?”曾有人这么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确需要胸怀和勇气。

 

我们曾经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邀请陈毅和张灵甫的儿子见面,他们的父辈在孟良崮兵戎相见,后者横尸疆场。当他们看到握手言欢之际,全场响起了掌声。

 

还有人质疑我,你谈人性,你说要放下历史的偏见和仇恨,是不是连日本人都可以原谅?

 

我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我的确原谅过一位日本兵。那是在台湾高雄的一个和平纪念馆,这个纪念馆里展出了他所有的遗物。他是一名台湾本省人,在日据时代,加入日军曾经侵略大陆,1945年之后,又加入国军,参加淮海战役,被解放军俘虏后,又调转枪头去打国民党,后来还参加了朝鲜战争。

 

他有日军的残暴,也有国军的履历,还有解放军的勋章。站在那顶有着红色五角星的帽子前,我内心里非常地纠结,不知道是该恨他呢,还是向他表示致敬?

 

直到看到他在战场写给母亲的信,当“母亲大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选择了原谅。

 

当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那些“身不由已”的士兵,不应该再是敌人,而只是一位母亲的孩子。

 

 

转自《孙春龙和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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