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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顾城——天才其实是可怕的(上)


作者: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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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19561993),原籍上海,1956924日生于北京一个诗人之家,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在新诗、旧体诗和寓言故事诗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

 

 

顾城,生于1956924日。到今天,刚好59年。但似乎顾城的死比他的生更具争议。迷一样的顾城,就真的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的妻子谢烨又是何方人物?

 

北岛嘱我写顾城,纪念纪念他。

 

一转瞬,顾城他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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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和父母、姐姐顾乡在一起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文革”期间,带来他在上海的堂妹,顾城应该称表姑的。巧的是,这一位亲戚与我们姐妹同在安徽一个县份插队落户,那个县名叫五河。后来我离开了,我姐姐则招工在县城,顾家妹妹凡进城都会上我姐姐处休整休整,过年回沪,也要聚,之间的往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要这么排,我又可算在顾城的上一辈里去。事实上,这些关系最终都烂在一锅里,结果还是以年龄为准则,又因相近的命运和际遇,与顾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大人的社交。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个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们家,进门就嚷嚷着要给我们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当场表示拒绝,结果被母亲叱责一顿,硬是照了几张。奇怪的是,尽管出于不情愿,又挨骂,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开怀,厚颜得很。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照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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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顾城在火道村口,顾城曾描述过自己的少年时代,是个放猪的孩子,没有受过教育

 

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而顾城说走即走,没有一点回顾,天才其实是可怕的。

 

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

 

曾有一回听顾城讲演,是在香港大学吧,他有一个说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说,他常常憎恶自己的身体,觉得累赘,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当时听了觉得有趣,没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这累赘。不知脱离了身体的他,现在生活得怎样?又在哪一度空间?或者化为另类,在某处刻下如何的一部“石头记”?

 

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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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成都:顾城、舒婷、谢烨、北岛

 

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

 

他本来就是自己,借《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这一淘气,“哄”走的可是寻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1987年,是5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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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冬,北京召开一个文学会议,会间钟文(右二)生病住在北京协和医院,杨炼(左一)、顾城(左二)、北岛(右一)、唐晓渡(右三)等人去院探望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

 

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就也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去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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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全镜头中的谢烨和顾城

 

没有户籍之说,夫妻能够团聚,至于就业,看机会吧,顾城这样新起的诗人,正吸引着西方的眼睛。单是诗歌节、文学周、写作计划、驻校驻市作家专案,就可接起趟来。当年张爱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这些计划安下身来,站住脚跟,再从长计议?不仅生计有许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观。所以,看得出来,顾城谢烨既已出来,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样子了。就在旅途中,谢烨怀孕了。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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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家中的顾城一家和朋友

 

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

 

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

 

那时候,一切刚刚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危险在前面等待,年纪轻轻,憧憬无限。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

 

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

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

 

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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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和谢烨,曾经被认为是一对金童玉女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的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

 

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

 

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

 

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项目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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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照亮一代人的诗句

 

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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