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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梅汝璈家人的两岸际遇


--作者:梅长钊

 

 

梅汝璈轶事

 

看到报纸和电脑屏幕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通栏标题,不由想起我的伯父梅汝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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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梅汝璈

 

伯父梅汝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代表中国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包括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战争罪魁、军国主义元凶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将他们处以绞刑并抛灰太平洋。在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妄图死灰复燃的今天,这些都是人们不会忘记也不应忘记的历史事实。

 

伯父12岁时离开南昌去清华学校,以后留美学法律,而在他少年时期,曾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

 

现在的许多青少年甚至不少中老年人,都喜欢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听父亲与祖母讲,伯父在读小学时,也受当时剑侠小说的影响,并且非常入迷。有一天他从家里拿了些钱出走,还留下一封信,告别父母,说要往峨眉山寻拜峨眉老道为师云云,家人十分着急。谁知火车开到涂家埠站(连九江都未到),钱被小偷偷去,只有折返回来,当时大家笑话了他好一阵子。当然伯父以后从剑侠狂热中警醒,踏上了漫漫学业路程。

 

很巧的是,我偶然从《港台文化名人传》一书中看到: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即査良镛)先生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1948年《大公报》派他往香港,那时,他经常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的文章,为当时中国国际法权威梅汝璈所赏识。解放后梅汝璈回到北京,邀请过査良镛出任助手。后来乔冠华告诉金庸: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能进外交部。

 

前途无望,金庸折返香港,再后,成为武侠小说一代宗师--世事难料,福祸转换,有过于此乎?

 

不知査良镛年轻与伯父共事时,伯父是否与之讲过自己小时候离家寻道这段往事,也不知伯父晚年是否有缘读到金庸后来的武侠大作。其实,除外交外,两人在这方面亦可谓“同志 ”。

 

伯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因提意见“不应全盘照搬苏联”而被打为“ 右派”,因顾及国际影响,没有公开报道,成为保密“ 右派”,全国也可能仅此一例,但受到行政降四级的处分。1973年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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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梅蕴珍(后排中)、姑父李东明(后排左),1950年摄于台湾。

 

 

最后的飞离

 

姑姑(梅蕴珍)是在1949年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最后飞离北平的,那时她在清华读书。关于她的飞离,家里人有许多不同版本的说法,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她是和胡适乘坐最后一趟班机离开的。这次姑姑来,我知道了最真实的情况。

 

88岁的姑姑是和她的儿子盛才一起,311号下午五时由美国经桂林飞抵。我和侄子晖晖一家在天河机场迎接,送到香格里拉酒店。因为吉庆街有浓郁的武汉特色,我便请姑姑和盛才在那里的大宅门酒店吃晚饭。当小桌上热腾腾的菜肴上齐,两位拉琴的艺人献上祝福的一曲,姑姑称赞菜肴的味美之后,我忽然想起了这件事,遂向坐在对面的姑姑求问当时的实际情况。

 

“那时候解放军已进驻了清华,占领了北平机场,班机已经停航。” 姑姑食欲很好,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和亲人团聚有着好心情的她显然有了谈兴,停住了筷子缓缓地对我讲。

 

“我的父亲(梅晓春,解放后的江西省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给梅汝琅(梅蕴珍的堂哥,当时负责空军通讯的最高长官,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空军中将)写信,要他一定将我接出来,他答应了。可我要求将李东明 (姑姑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也带走时,他硬不同意,父亲再次写信给他说项也不行。”

 

“我们找到具体的负责人时,他倒不在意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见到我们,他焦急地说,找你几天了,快点,快点,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你们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

 

“我们赶紧卖掉了自行车和储存的面粉,来到飞机旁,这是蒋介石专门派来接蒙古德王的飞机,是宋美龄的专机。”

 

姑姑略为想了一下:叫 “追云号”。

 

“德王一行有七个人,我们两人,机上只有两个座位,” 姑姑微笑起来,接着慢慢往下说道:“我和德王坐在椅子上,其他人则坐在地上。”

 

“飞机在北平的中山路上起飞,起飞时飞机掠过马路上的树梢。”

 

“你是怎么上的清华?” 我向姑姑提问。

 

“我是联考考上的,有四个学校同时录取我,我选择了最远的清华大学,当时父亲不要我去那么远的学校。”姑姑顿了一下,又接下说道:“我对父亲说我要以大哥为榜样,我读清华不要家里的任何开销。”

 

大哥是指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他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1950年姑姑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再读一年毕业后留美,以后与姑父李东明一起定居美国。

 

在两岸关系紧张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亲友都受得了严重的株连影响。

 

我的大哥梅长铮1956年考上炮兵军官学校,几个月后发现“海外关系”被从北京清退回来。

 

我的表姐魏莉如学习成绩班上第一,1965年因“海外关系”没能考上大学校。

 

我则在1970年底第一批招工的武汉市制氨厂的招工表上老实地填上了海外关系,满脸微笑的人事科马科长看到这一栏时脸色突然僵住,她与身旁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交换了一下眼色,第二天她找我谈话:“制氨厂是三级保密单位,这次招工就不能招你了。你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只要努力干,在农村是一样是大有可为的。”

 

对于她的后半句话,我还有点相信,对于前半句,我就有些怀疑了,当时我国的化肥生产很落后,农村里大量使用的是日本的尿素,许多小队干部穿的裤子都是用尿素的袋子做成的,屁股上印有“日本制造”的字样,制氨厂是生产化肥的,还有什么密要保?

 

梅汝璈在1949年底离开香港到青岛,1950年出任外交部顾问。对于国民党而言,这无疑是“叛逃”。而撤退到台湾的梅汝琅空军中将,也曾受到牵连的危险,一次在下级呈报的名单中,蒋介石看到了“梅汝琅”的名字,问侍从他与“梅汝璈”是什么关系,所幸未受牵连。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攻心战中,梅汝琅是多次广播宣传的对象。在他的办公桌上,数次神秘地出现他父母在大陆的“幸福”生活照,而实际上他的父母作为五类份子正在南昌老家的生产队里接受严格的监督劳动改造。

 

至于1954年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梅汝璈,1957年打成右派,不过因为顾及国际影响,没有公开报道,成为保密的右派,全国可能也仅此一例,但受到行政降四级的处分。19734月他病逝于北京。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旋即被打倒,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阶级斗争,中国迅速崛起,走上了康庄富强的幸福大道。

 

1978年我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姑姑多次回国探亲,与分离近30年的我的父亲团聚,1982年她将我大哥带到了美国。

 

退了役的国民党空军中将梅汝琅也多次回大陆,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而大法官梅汝璈,数年前已成为电影《东京审判》的主角。酷似婺源风光,门前有石栏池塘,深达四进,中有几个天井,红墙已倾杞多年的南昌朱姑桥老屋,也已被重新修复,辟为梅汝璈纪念馆,对外开放。这是爱国传统教育的需要,也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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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梅蕴珍(左)2016年回大陆探亲。

 

姑姑这次席间与我的谈话,掀开沉沉历史帷幕的一角,显露出大动荡年代栩栩如生的一个小场景的真实面貌。也像一柄高压水枪,冲去了积存在河床底的厚厚泥沙,露出坚硬河床底的一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泥沙将再也无法冲开,许多事情将被彻底掩埋而无人知晓。这正是一首名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的真实写照。

 

两岸和平,中华民族幸甚!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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