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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似海一一再读《江上的母亲》


作者:段鲁

 

三年前第一次读野夫《江上的母亲》,第一次知道“母亲”早年坎坷的经历和悲凉的身世。“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整整十年都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难想象,对作者而言,这无疑是黑暗里心魔争斗和撕心裂肺的十年。

 

 

国庆长假回湖北老家,饭后茶余,家人围坐火炉再次聊起“母亲”,但话题相对轻松、愉悦。酒温热,话题却是老的,微醉之中,思絮仿佛回到童年,回到吊脚楼围成的小院落里。

 

我生于湖北利川汪营镇,当年就是两排破旧木房围城的狭小街道。父母结婚至我出生一直居住上街祖父家。在我稍有记忆的时候,父母带我住到了下街外婆家里。

 

这是一个有吊脚楼的破旧小院,院子不大,但住了很多人,其中就有野夫一家。整个小院其实是我母亲祖上产业,母亲爷爷那辈兄弟分家,从中间过道(当地称“水巷子”,邻里担水过道)一分为二,母亲娘家姓陈,临上街分给福钧舅舅祖上,靠下街分给母亲祖上。

 

那年头富裕人家时兴抽鸦片,福钧祖上一抽就抽了个一贫如洗,房产也卖了,结果成了“贫农”。母亲的奶奶(我称“嘎祖祖”)也抽,可惜没败光家底,结果成了“工商业者兼地主”。

 

 

野夫名郑世平,大我一岁多,记不清他们家什么时候搬进这个小院落。在其巜童年的吊脚楼与邻居》(以下称巜童年》)里,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几乎囊括了小院所有人,唯独没我,可能是当时太小没“故事”。

 

两年前再次联系上野夫,称其“四平兄”。但他说我小时候叫他“四平哥”,还是此称呼更妥,我真佩服他的记忆力。

 

世平哥在《童年》里描述很清晰,小院靠后街临“老拱桥”有个很小的吊脚楼,楼上住人,整栋楼已略为偏斜,阳台上木地板部分腐烂,楼梯“吱吱”直响。楼下为猪圈和厕所,公用的,其实很少养猪,厕所没门,一条布帘遮住,入厕时都老远问下“是否有人”。

 

吊脚楼上住了四家,上街方向靠前住四平哥一家,靠后为黄爹爹居住,靠下街前面住外婆(我叫“嘎嘎”)一家,我跟父母住后面小房。    

 

 

四平哥的外婆是一个有气质,有文化,非常慈祥的老人,一口“荆州”口音,头发盘得整整齐齐,一副大家闺秀模样,所有人包括我们一家四代都称她“婆婆”,甚至大人教襁褓中的婴儿都如此称呼。  

   

在大家眼里,婆婆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就跟我嘎嘎一样,无论生活如何艰辛,一辈子都没跟家人邻居红过脸。婆婆当年上了岁数,有一年在吊脚楼下的猪圈里养了头猪。当年人都吃不饱,当然猪就又小又瘦,年关请人宰了,除一半上税外,其余都切成一斤左右小块,肥瘦搭配,街访邻里一家一块,分到最后都不知她自己家里剩下一块没有。

 

婆婆家里有台缝纫机,当年可是稀罕物件。她不是裁缝,但邻里谁家衣服破了,袜子穿孔了,都是拿给婆婆帮忙缝补。记得母亲跟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年冬天,下雪,婆婆患感冒,但她仍从床上爬起来,帮人补袜子。此事被四平哥母亲知道,又心疼又好气,就把已补好的东西扔到地上,害得婆婆委屈得伤心了好几天。

 

婆婆是好人,天底下最好的人,是小院和整个街坊的共识。

 

 

四平哥母亲一头短发,人很精神、干练,在供销社当会计,据说可以双手打算盘,所有人都称呼她“成同志”。

 

成同志人很好,经常帮衬乡邻。其实她家也不富裕,但凡谁家没吃的、穿的,她总会撮碗米,拿件衣服之类送与人家。小院不大,人多且穷,但没有哪家没受过其恩惠。

 

因家庭成份不好,七O年我们和嘎嘎两家全部下乡,回到十里外祖上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临行前成同志还拿出柜里仅剩的几十斤粮票递到我嘎嘎手里。此事《童年》有记述,我也听母亲讲过。

 

 

四平哥父亲“郑同志”我没太多印象,因为他当年在煤矿当矿长,回家较少,电视剧《父亲的战争》就是以他为原型编写的,解放初随军“剿匪”,“文革”又成了挨批的对象。

 

早些时候看望母亲,谈到郑同志,说起一事,仍唏嘘不已。说郑同志曾为一事悔恨终生。他们当年“剿匪”也涉及到我外公,外公解放前夕从“中央警校”毕业后任职警局,在“文沙暴动”中任“督查长”(见巜利川市志》),起义前夕,派“匪首”之一“花某某”与清剿部队接恰,人刚见面即被杀害,说是“罪大恶极”。其实当时境况,郑同志也是左右不了的,但他一直为此事而歉疚。

 

外公最终“起义投诚”,出任百货公司经理,他深信政府,写了很多歌颂党、歌颂革命的政治标语,他把自已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去,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为自己的政治决择倍感自豪。可天不遂愿,五三年“肃反”,身为“伪政人员”的外公被贯以“反革命”罪遭镇压,从被抓到死就几天时间,时年二十七岁,留下可怜妻女于世,我母亲随即辍学。八十年代初,一张盖有“武汉军区”红印的“平反书”递到我母亲手里。“平反书”不能起死回生,一家人背负“反革命后代”恶名苟活三十余年,这就是我家的宿命。

 

 

我们下乡接受再教育,四平哥一家搬到供销社仓库隔出的小房间住,就在我母亲奶奶(嘎祖祖)屋对面。因嘎祖祖年老,加之有个患小儿麻痹症的聋哑儿子,受照顾免于下乡,也就成了我们幼年时的寄居之所。

 

四平哥虽只大我一点,但他自小就表现出了“领导”能力,很快成了孩子王,他带我们一起玩耍,撤尿和泥、打香烟盒、打糖纸、玩“警察抓强盗”游戏。再大点,四平哥上学了,偶尔也带我去学校,他们一帮小同学糊个纸灯,就唱起了“现代京剧”《红灯记》。

 

四平哥家有乐器,好像是二胡,他偶尔胡乱拉两下,弄得一帮小伙伴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们家还有件家什,当时一般人家少有,就是一个痰盂,当年我妹妹一岁多点,特喜欢从他们较高的大门坎爬进去,把痰盂当凳子坐,惹得成同志、婆婆、还有二位姐姐开怀大笑。成同志是“右派”,我相信这段岁月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四平哥在家排行最小,上有两姐,建莉、建华(),大姐高瘦,二姐稍胖,这是我童年印象,至今再没见过。

 

其实当年小院里把辈份都叫乱了,四平哥三姐弟叫我继父外公为“大伯”,管我妈叫“大姐”,反正大家都一直这么称呼,其乐融融。

 

四平哥一家什么时侯搬离小镇,去到何处,我不知道,我母亲知道,但我不问,我只想保留儿时最原始的美好记忆。

 

四平哥能干、好学,大学他们办了“剥枣诗社”,后来成了“文人”,写诗歌、写小说、拍电影、编剧本,文笔古朴精辟而优雅,大多是记实的。他很念旧,为家乡作了很多事情,就一部《1980年代的爱情》,光外景地就为当地旅游业带来很好收益。

 

 

然而,命运多舛也成了他一家的真实写照,上学、从警、入狱、父亲患癌离世、母亲投身长江。

 

凭其坚毅性格,牢狱之灾,四平哥尚能笑对。但是母亲走了,却能将他击垮。母亲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的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母亲”走了,带着高贵的血统、傲人的气质,带着对儿女亲人无限的思念,毅然决然地走了。她走了,走得从容,走得放心。她走了,她怕“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她去陪婆婆,陪丈夫,陪她终于谅解了的“黄埔八期”的父亲去了。她走了,留下遗书,留下钥匙--儿女们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母亲”走了,可否记得吊脚楼下的小院落!我相信会的,那可是一段苦涩、凄美,但偶尔充满欢乐的岁月。小院落活着的人们都还记着你们!

 

前年,野夫三姐弟回到家乡,他,们去看我母亲,母亲年事己高,可没经介绍她一眼就认出了“二姐”,几十年未曾谋面,当年的小姑娘都六十出头了,看到他们,就别提我母亲有多高兴。

 

桌上放着巜江上的母亲》,我感叹,感叹人生,感叹岁月,感叹世道!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又至江南飞霜的时节,望“母亲”安息!

 

母爱似海!愿全天下的母亲幸福、安康!

                        

(本文得野夫审阅、指导,在此谢过!)

 

 

转自《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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