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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京都地景,三十三年文学回忆录


--作者:黄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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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的“朱家”,很多人都写过他们的故事,为这个文学世家所惊叹,其中作家阿城的一段话主页菌印象深刻:

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

但其实阿城的话虽好,仍只说了一半。他没说出来的一半是:朱家客厅是半个世纪的台湾文学现场,甚至比之当年林徽因的客厅,更为热闹,而他们创办的三三集刊,他们一家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一段因缘,都成为影响日后台湾文学和文化的一段重要历史。

《三十三年梦》是朱天心的一部往事追忆录,以京都为地景,回忆三十三年来天心与家人、友人一次次到京都漫游的旅程,亦是在芜杂的回忆里漫游,串起台湾文学风景与社会变迁。

今天微信分享的文章,来自朱家的一个“迷妹”,从自己去台湾朱家“朝圣”的一段往事说起,说这个传奇世家,说《三十三年梦》里外的故事。

 

 

我想起六年前台北辛亥路的山坡巷子,那时我是朱家迷,背包里揣着一本三三书坊出版的《击壤歌》,循着书中旧址,景美老房子,一棵桂花树,只为看一眼三三少年们当年办刊物的所在,追想一段旧年华。正闲闲地走,远处一只猫咪走过来,围着我打转。我觉得亲切,蹲下身逗它,这时天心从一扇门里走出来,对我笑着说:它叫小翼。

 

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场意外又唐突的造访。天心知道我是从山东来的读者,在阳明山读书,很热情地请我到家中坐。于是我跟她走进朱家客厅,听她讲三三往事,见到鹤发童颜的慕沙阿姨,喝了她特意泡的金花茶。慕沙阿姨慈祥开朗的笑容,有种不识愁的豁达,真和书中写得一模一样。

 

墙上是天心父亲朱西甯的画像,还有胡兰成的书法“江山入梦”。天文二楼书房的窗前,就是当年胡兰成住的隔壁院落。吃饭的时候,隔墙喊一声:“胡爷,吃饭啦!”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那一次短暂的见面,天心眼睛明亮一如《击壤歌》里十七岁的小虾,她真诚回应我--一个莽撞陌生读者的提问,关于三三当年,因何解散,关于写作近况,台湾文坛种种,都耐心解答。不大的客厅,十几只猫咪自如地休憩游走于各个角落。我奇怪这个小客厅,怎么容得下当年川流不息的访客,半个台湾文坛的高朋满座。

 

那天的谈话,显露往事的冰山一角,许多线索,天心欲言又止,五六年后,她从三三的余烬写起,把往事全部写进“一封长长的家信”——《三十三年梦》。而弹指一挥,从一九七七年众人办三三至今,已经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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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击壤歌》三三书坊初版,1981年;右:《击壤歌》理想国简体中文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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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和她的猫

 

1.

“家,是用稿纸糊起来的”

 

在台湾,朱家是文学世家,一家三代隐居在台北辛亥路山坡巷子的老房子里。

 

朱西甯是小说家,张爱玲心目中“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妻子刘慕沙是日文翻译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译者;朱家三个女儿,“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此乃大陆的小说家阿城语。

 

天文的才情极高,长篇创作有《荒人手记》《巫言》,是王德威笔下的“张派传人”。她还同时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写出电影《悲情城市》《风柜来的人》《最好的时光》等原著剧本。

 

天心十七岁写出《击壤歌》,一战成名,那是一九七七年,出版头五年在台湾销售三十万册,而后年年再版,成为“印钞机”,是台湾好几代青年的青春圣经。

 

《击壤歌》里的宜阳,后来成为天心的先生唐诺(本名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

 

天心和唐诺的女儿谢海盟,那个侯孝贤笔下在动物植物世界里自得其乐的“大地之子”盟盟,如今已成为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

 

一家人都是自由写作者,除了唐诺曾在出版社就职,其他人都没上过班,靠稿费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因没有书房,天心一家三口每天到咖啡馆“上班”,坐固定位置写作。唐诺不用手机,天心找他,打电话到咖啡馆说“找那位大胡子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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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朱天文、刘慕沙、朱天衣、朱西甯、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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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唐诺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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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和谢海盟

 

阿城说:“(朱家)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作家杨照也曾谈及一段往事,八〇年代初,还在台大历史系读书时期的他,放学后骑着脚踏车沿着舟山路走,穿过辛亥隧道以后,心情就肃穆起来。因为过了辛亥隧道,那里便是朱西甯老师的家。那里有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朱家姐妹和一群办《三三集刊》的才情少年,那样的文学世家,对于他这样的文学青年,是一个朝圣之地。

 

《三十三年梦》里天心记录与父亲同游京都,追念他的文学人生。我亦翻出天文二十几岁的散文集《黄金盟誓之书》,那里有父辈故事的最早回忆。朱西甯是山东人,随国民党军校入伍生总队来台,与医师之女刘慕沙相恋,一九五一年在凤山眷村结婚,做了白手起家的少年夫妻,“土墙土舍,家具都是弟兄们用肥皂箱或炮弹箱凑搭拼成,进门喊声三哥三嫂我来啦,烙饼夹大葱甜面酱吃一顿”。

 

天文、天心是典型的外省第二代,童年的家是一个眷村到另一个眷村,从凤山黄埔新村到桃园侨爱新村,再从板桥、内湖到景美……父亲一直没有考虑买房子,有一个令她们诧异的理由:“买什么房子,安家落户的,就不打算回去了么?!”回去,自然指的是回大陆。

 

“眷村那种夏天炎炎的午后,空巷人静,只有用老的大同电扇支格支格的把一个下午搅拌得又长又倦,一缕南梆子若断若续的呜咽流过,大马路上短短的檐影,遍地纵横交错着孩子用粉笔和砖瓦画出的白线红线。到了傍晚,大孩小孩先生全部回家了,眷村的孩子就像山里的猴子那么多,这时充斥得到处都是,打垒球、跳房子、拾宝石、官兵捉强盗、过五关斩六将,一片杀声震天,叫妈妈喊死了回来吃饭哪也不理。”

 

“大人的世界小孩管不到,眷村的背景是那样一场流离变乱的时代而大江南北来此汇集了,每一扇日常琐碎的背后,没有一段不是可以伴着三弦唱进弹词里。他们到此初得栖枝,毫无根基,一切白手成家,生活的情操与格式也采大陆的,也采本地的,大邋邋的自然随意和零乱,就像典型的中国的一条弄堂,一座大杂院,而最是让我想起像春秋战国的从浩浩荡荡的大西周里打散了出来,特有的一种风光佻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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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1963年摄于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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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甯四十岁生日,刘慕沙特别烫了当时流行的“鸡窝头”,右起:天衣、天心、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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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姐妹和妈妈刘慕沙

 

外省人的命运,天文写过一篇小说《小毕的故事》,写眷村里的哀乐人生,讲一个少年的成长曲折,被侯孝贤、陈坤厚看中,合作了第一部电影,是一九八三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天心则交出一篇《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她终于明白在那些年间,父辈们为何从未把岛屿当作落脚生根处,“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

 

《三十三年梦》里,天心回忆第一次随父亲回大陆老家探亲的情景:“我初次在老家见到朱家后代,那务农的、做黑手的、刚放学的……皆一脸雀斑、见人就脸红的腼腆神情哇好像在照镜子,我既吃惊也眼热原来自己并非石头蹦出来的。”天心所指,是自己两颊雀斑,那时才知是家族遗传。

 

那一种扯不断的乡愁伴随父亲一生。天心忆父亲晚年“在客厅一隅以亚克力板置膝头为桌写他最后的长篇《华太平家传》”,从清末民初山东乡下生活起笔,以华氏一族百年家族史为主轴,“开笔于一九八〇年,十年里七度易稿,八度启笔,待突破三十万字大关时,全遭白蚁食尽。”待一九九八年病逝时未完成,遗稿五十五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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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甯遗作《华太平家传》

 

 

2.

 

朱家客厅:半个世纪的台湾文学现场

 

那样不断迁徙、狭小的朱家客厅,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台湾文学现场,见证台湾文学与社会格局变迁,比当年林徽因的客厅还热闹百般。作家季季曾写过一篇《朱家餐厅俱乐部》,回忆朱家在她消沉危难时给予的温暖。一九六四年她被诗人郑愁予劝酒喝醉,第一次去朱家做客:

 

“天色转暗了,我开始第二阶段苏醒。一种似乎夹杂着韮菜鲜肉虾皮的香味,一阵阵窜入我的鼻腔。大概是慕沙说的韮菜盒子吧?外面的阿狼又大叫了几声,朱西甯说:‘怀民不要怕,阿狼不咬人的。’原来林怀民也来了。怀民与他们打过招呼,朱西甯说:‘季季喝醉了,在房里睡觉。’怀民大声问道:‘怎么会喝醉?’洛夫说:‘在李锡奇(画家)那里喝的嘛。……’”

 

又忆及:“一九六五年七月,搬到内湖新居的朱西甯三十九岁,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期。……假日他本可闭门写作,却总是必须接待来他家“度假”的文友!文友来来去去,吃饭聊天或诉苦骂人,朱西甯总是握着烟斗微笑倾听,有时尚且需扮演调人,或陪着大家聊天,捡红点,玩碟仙,永远一派安闲模样!……几对文坛情侣在他家出出进进,情意相投时甜甜蜜蜜,吵架时哭哭啼啼,连慕沙都得从厨房赶出来劝慰一番。有人中午十二点多一家七口上门,‘我们好久没来你们家玩了’,慕沙也得再进厨房,加紧手脚变出一桌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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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内湖一村家门口。

 

“朱家餐厅不止无限量免费供餐,没吃完还可免费外带,甚至有时还免费代客烹制。一九七一年初春,有个诗人登门造访,右手藏在背后,寒喧几句才慢慢挪到腹前,握着一把芥菜芽伸到慕沙眼前。‘慕沙,我家做的冲菜(一种湘菜)都不够冲,你做的比较冲,可不可以帮我做一碗?’慕沙自是一手接过,满口好,好,好,转身就往厨房走。做冲菜要先腌盐,腌好快炒,炒完拌作料,步骤急不得。主人陪诗人聊天,聊到慕沙端着密封碗出来:‘冲菜好喽,’她说。诗人欢喜告辞,慕沙微笑相送。‘不知够不够冲哟?’她又说:‘盖子要盖紧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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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散文集《行走的树》,其中有一篇《朱家餐厅俱乐部》,回忆六〇年代的朱家客厅。

 

天文在散文《桃树人家》里写到全家搬至景美新居后的生活:“花多,树多,狗多,猫多,人多,女性多,笔多,吃得多,B型多,书多,是敝家的十多。”一九七六年,客居台湾的胡兰成搬到朱家隔壁暂住,每周末晚开讲易经和禅学,文坛各路人马络绎不绝来听讲,三三文学青年登场,天文、天心、谢材俊、马叔礼、丁亚民、仙枝……办集刊,人来人往,家里进入“鼎食期”,出现“不得不采以拿破仑阵列式,分批次几人一组盛饭盛汤后行礼如仪分别捧碗退下的盛况”。

 

天文还提到,如果哪天来了客人肚子饿,妈妈会说:“糟糕还没吃吧——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些狗饭。”听到这样的对话,大可不必误会,其实“这人饭狗饭之别除蓬来米再来米外,都是淘洗三遍之后大同电锅煮出来的。”她感叹如果妈妈能把这充沛的生活热情转化到事业上,“那是足足能够发射两部太空梭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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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文学社团   上排左起:谢材俊(唐诺)、高广豪、慕植、林燿德、马叔礼、朱天文,下排左起:朱天心、仙枝、谢淳琬、朱天衣

 

三毛第一次到朱家做客,是在一九八〇年。那时荷西意外去世,三毛回到台湾,和朱家姐妹一见如故:“她坐在沙发上,牛仔料工装裤,衬著灯笼大袖蓝布衫,白短袜,包头凉鞋,是个小男孩打扮。初看的时候,人很憔悴,讲着话就渐渐眼睛也亮了,肤色也明净了,一派神气飞扬,竟是没有年龄的。

 

讲到荷西的死,她依然热泪如潮,而眼泪只是静静的流下,痛,是更真切更深沉纯挚了,一滴一滴都是穿石的,像孟姜女的寻夫哭倒了长城。又像娥皇女英的泪洒斑竹,而至今数千年,那潇湘水深,苍梧山高,存在于世世代代的怀思里,似绣进了历史永生的织锦,是从来就未曾有过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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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

 

到八〇年代中期,蔡琴、杨德昌、侯孝贤、詹宏志、张大春也成为朱家的常客,这里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策源地。电影《悲情城市》里,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初期,几位知识青年在九份茶馆抱怨民不聊生,慷慨激昂唱《流亡三部曲》,就是吴念真、詹宏志、张大春同框,那个画面后来常被影迷引为谈资,那家茶馆也成为文艺青年喜欢寻访的电影拍摄地。

 

《三十三年梦》里提到这部电影拍摄的一段往事:“我记得片中的政治犯(吴继文饰演)被唱名出牢房行刑枪毙时……狱友们这里那里零星唱起《幌马车之歌》,终汇成一轰轰然仿佛隧道那头有光的声音大河。那电影中的狱友歌声其实就我妈、我、唐诺和矿子(吴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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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悲情城市》,张大春、吴念真、詹宏志、梁朝伟同框画面。

 

3.

 

花忆前身:胡兰成与三三

 

《三十三年梦》是一部往事追忆录,以京都为地景,回忆三十三年来天心与家人、友人一次次到京都漫游的旅程,亦是在芜杂的回忆里漫游,串起台湾文学风景与社会变迁,是一部带有小说家价值判断和分明爱憎的文学回忆录。

 

“我第一次来京都至今,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第一次京都行,故事的起点,一九七九年五月。同行人:胡兰成爷爷、仙枝、天文。

 

“当时胡爷七十三岁,大多老旧的月台并无电扶梯,他一袭长袍在我们从未见识过的拥挤人潮中快手快脚帮我们将那松垮庞大、比他二战时逃难中的行李差不多少的行李袋扛上扛下月台让人忘了他年纪,当然更不可能预料那是他人生的倒数二年。”

 

“我和天文每看一展开如卷轴画的(和服)振袖和腰带便互望一眼,知道彼此都想到张爱玲《流言》里逛布店的那几段充满着光影、触觉、气味、色彩……的文字。”

 

“船夫们已三三两两聚在川边生起火堆来,没膝的荒草离离,风吹得烟雾暮霭低低的,人语笑声,竟好像几里之外吹送而来,飘渺又明晰的。天色暗得快,对岸市街燃起了灯火,映在河里流离摇漾,市声隔在岸上隐隐约约,若天外有音,倒叫人恍惚起疑。”此段引天文旧文,回忆岐阜夜游,真让人想起张岱的《陶庵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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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在京都

 

回到这次京都行五年前,朱西甯听说胡兰成在台北阳明山上教书,前去拜访。天文天心还是高中生,爱屋及乌,想着“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朱西甯是张迷,年轻时投笔从戎,“唯独一本书《传奇》,塞到背包里,到东到西,遍地战火里走过来”。

 

一九六五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写给朱西甯的第一封信,劈头道:“《铁浆》(朱西甯的短篇小说)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请原谅我不大写信。祝健笔。”

 

一九六七年夏天,二度来信:“……多年前收到您一封信,所说的背包里带着我的书的话,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在流徙中常引以自慰。但是因为心境不好,不想回信。”

 

朱家与张爱玲的缘分,文坛自有一段佳话。《三十三年梦》里有语:“我因着爱张,也试着了解其所爱。”见到胡兰成后,父亲甚至写信给张爱玲,引耶稣以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做喻,为胡的博爱开脱,盼望张来台湾与胡重聚。这信“首先就引发我母亲不悦,何况普天下女子,闻此言势必要揭竿起义,打他个满头包的。”天文在《忏情之书》里如此写。结果真的是,那封信写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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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朱天文、朱天心在京都

 

一九七六年,胡兰成已被文化大学停课、被迫搬出华冈,《山河岁月》亦遭查禁,搬到景美朱家隔壁,周末讲易经和禅宗《碧岩录》,半年后返回日本。《三十三年梦》里回忆,父亲因接待胡兰成之故,得罪几乎所有老友并绝交,“最典型的是时任联副主编的痖弦叔叔公开回忆说过的,他在回复父亲邀他听胡讲课时答:‘听你个头!西甯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

 

这段往事,天心早在《击壤歌》大陆版序言里提及:“胡爷爷每周末晚开讲易经和禅学,整日文坛各路人马络绎不绝来拜访听讲,但几无一人当时或后来愿公开承认,怯畏如参加的是乱党邪教似的。我一一看在眼里,不解、愤怒。”到《三十三年梦》批评得更直接:“如同当年我目睹来听易经和禅宗课并明显受益的蒋勋,亦要等三十年后大陆陈丹青带起的胡兰成热时才愿意主动沾光蹭胡。”

 

日后,天文有五万字长文《花忆前身》,述说胡兰成与三三。她援引葛林(Graham Greene)的话,作家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则是在观察。在她们二十岁上下的年纪,确切说,一九七四到一九八一,“胡老师煽动了我们的青春”。而后的漫长岁月,她们一直在咀嚼、涂写、回望这个“前身”。

 

“胡老师这一来台去台,促使我们办起《三三集刊》。……也像历来无数被煽动起来的青春,热切想找到一个名目去奉献。我们开始筹办刊物,自认思想启蒙最重要,这个思想,一言以蔽之,当然是胡老师的礼乐之学。”

 

何谓“三三”?胡兰成信里说:“三三命名极好,字音清亮繁华,意义似有似无,以言三才、三复、三民主义亦可,以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可。王羲之兰亭修楔事,与日本之女儿节,皆在三月三日,思之尤为可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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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集刊第一期《蝴蝶记》

 

三三集刊创办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两年后成立三三书坊,出版胡兰成化名李磐的著书《中国文学史话》《中国礼乐》《禅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四种,出版天心《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天文《淡江记》,仙枝《好天气为谁题名》,钟晓阳《停车暂借问》等。至胡兰成去世的一九八一年,集刊共出二十八辑止。三三书坊的关门书,是《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篇和好莱坞篇。

 

当年三三众少年,有天文、天心、谢材俊、马叔礼、丁亚民、仙枝、钟晓阳、蒋晓云……还有一众小三三,即慕名而来的高中生杨照、林耀德、林俊颖等等,铺开来就是日后活跃台湾文坛的一长串作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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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有一篇散文《云上游》,每每读了心动,算是当年三三少年们生活的写照吧:

 

“元宵晚上,喝掉了两瓶高粱吧,大家兴起,凑凑钱买来五支火花,在桃树下燃起来。五支倒有三支不开花,黑暗中噗一声火苗草草了事,燃起的两支,开了两棵银花火树,如白昼一般,微醺的恍惚中,月也朦胧,花也朦胧,这人意烂漫,直泼到天涯海角,桃花你开在这里,是不当然的吗?

 

“元宵第二天,落起了似清明时节的细雨,两位女客临去讨枝桃花,桃木最是辟邪纳吉的。阿丁就搬了凳子,我撑伞,两人去折桃花。黄泥上纷纷一片落英,昨晚的脚印还在,爆竹屑打在雨里依然簇新的。有些惘然,好像昨天到今天,已转过不知几世几劫了。”

 

这段文字,总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宝玉去栊翠庵找妙玉借红梅,才明白三三的世界原来是四十年前的一个大观园。

 

翻看当年三三集刊的书名,《客舍青青》、《采薇歌》、《北方有佳人》、《桃花渡》、《看戏去也》……还有夏志清先生很称赞的《战太平》,便知三三吟咏的是精神的“原乡”--吟咏诗礼中国,想象日月江山。

 

我曾在台北旧书店淘到一本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三三集刊《钟鼓三年》,上面有一篇天文写的《三毛休走、看枪》,写三毛与她们姐妹的知遇。“三毛于三三,也许就是像妙玉之在大观园。”三毛回了一篇《云在青山月在天》,“竟是打太极拳”。天文回忆,“《钟鼓三年》印出送来,大家兴冲冲的在客厅里评鉴,一翻开目录,照眼只觉叮叮当当的一片刀光剑影,正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编辑红楼梦专辑时,那更是充满了杀伐之气。因为所谓拥黛派、拥薛派、拥宝派,乃至史湘云、王熙凤、晴雯、袭人,皆各有各的排行榜,然后各为其主,各尽其忠,大打起笔墨官司来。从稿纸上打到饭桌上,捆书、寄书、校对、剪贴,连走路坐公交车时都在打,却就打出一本《补天遗石》来!”

 

多年以后,三三众人四散,三三吟咏的中国礼乐风景,也早已不是岛屿新新人类心灵的“原乡”。有趣的是,几乎在三三文学社团成立的同期,大陆《今天》创刊,朦胧诗反叛传统,拥抱西方文学实验。两岸在时空隔绝的年代,对文学传统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四十年后,要如何回望三三,这一场“胡老师煽动”起来的“无明目的大志”呢?

 

正如胡兰成比喻天心十七岁的《击壤歌》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可你要如何写后四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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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朱天文、朱天心在京都

 

4.

 

“无明目的大志”,然后呢?

 

三十余年后,朱天心以《三十三年梦》交出了后四十回——昨日的三三少年们离开“文学大观园”后去了哪里?

 

“我把京都当做我的时间寄物胶囊,把友人寄放于此。”从一九七九到二〇一五,这份亲友寄放的名单上,有胡兰成、父亲、唐诺、天文,也有老友侯孝贤、詹宏志、丁亚民、张大春、骆以军……顺着时间的河流漫游,一桩桩往事逐渐浮现,胡兰成与三三、父亲与京都、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缘起、蓝博洲选战纪事与台湾“民主化”的思辨……半个世纪的台湾文学现场在回忆里还原,而所有的回忆必须穿过天心的价值、是非判断。

 

曾经的小三三杨照,在序言里写道:“《三十三年梦》接续了当年《击壤歌》‘莫名的大志’,昭示她终究的人生与文学核心。……容我强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于传统所说的“诗言志”,换成现代的语言说法,‘志’就是价值、是非,文学作品必须有强烈的价值、是非为其基础,文学作品的重点,也在于传递强烈的价值、是非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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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梦》穿过时间,穿越大半生外界对三三的各种评价、猜疑、好奇,回望三三的离散:

 

“三三既没像某些人说的那般不堪可笑,也不像近年大陆某些因好奇胡进而好奇三三那样将之传奇化。多年来,偶或有人写硕论博论或文学史希望能访谈我当年事时,我大抵都回避,说辞是,“当有一天有人愿意将之视为荣光,愿意主动提及,而非眼下纷纷掩耳走避、划清界限,好似我们当年是纳粹,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愿意谈。”

 

“三三就是一个找士、养士的聚合和过程吧,如同亚瑟王Camelot的圆桌故事,我们以此自我要求并彼此鞭策……但我们自身能力学养不足,终只成了一场较长的文青夏令营罢了。”

 

离开‘三三’之后,天心从“不知人间疾苦的有情”跨向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她以《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三部曲思辨岛屿族群与认同问题,走出大观园。天文则交出《荒人手记》和《巫言》,在文字的炼金术里“叛逃”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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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昨日把酒言欢的文学友人呢?他们是在何时失散,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

 

“阿丁,击壤歌时代比宜阳还于我重要的少年友人,一天下午我得空在高岛屋地下室仅三张小桌位的Fauchon喝杯咖啡发呆喘息,他正行经,于是两人相对而坐,一句话也没有。”

 

“多年后,我们病的病、逃的逃、呆的呆,我总在又得到坏消息时安慰对方‘青春作伴好还乡’,老实说,我不知说这是什么意思,或许,或许只是在残虐的造化前再次谦卑地向对方保证:没关系,我们见证过彼此的春日少年游吧。”

 

沿着时光之河回溯,天心亦以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亲历者,诚实回忆一段段外界猜疑已久的公案:

 

“老杨(杨德昌)开口找我写《红楼梦》剧本,我深知和他关系只能二择一,与他共事便朋友做不成了。他不明白为何我一点也不松口(如“好吧我试试”)接受他的邀约(他的习惯是总找他当时的友人或喜欢的人一起合作),也不愿听我的理由觉得那全属托辞……最终一次,在我们三楼的家,他庐了整晚包括中间我还抽身去哄睡两岁的盟盟,终至蔡琴从秀场下班来接他,他对蔡琴说了一句:‘他们还是选了孝贤。’”

 

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文学创作者的境遇,书中始终有真诚的探讨和表达:

 

“不只对侯子(侯孝贤)电影,对电影,我始终有不服气的地方,比方说侯子和天文,侯子是我见过的人(包括文学圈)中勤于阅读的,但就算他对同一议题(如《悲情城市》处理的二二八)所下功夫与天文同,但影像的轻易被跨国跨文化跨领域地接受和欣赏,相较文字/文学生成的迟滞难解,我很为此两种载体耕耘和收获如此不相称觉得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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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电影的文学班底:吴念真、唐诺、朱天文、朱天心

 

《三十三年梦》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杨照如是说。

 

我想起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他在生命的晚年才提笔回望二十岁出头时在巴黎度过的时光,笔下的巴黎经过几十年记忆的滤镜,变成一场时移事往的旧梦。

 

他说:“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尽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

 

巴黎之于海明威,如京都之于朱天心。她穿越时间的河流,穿越层层叠叠的记忆,一次次回到京都漫游,回望文学人生,回溯文学现场。文学回忆录是否客观而真实,还是在漫长的生命旅程里被修正、被美化、失焦变形?

 

答案在书里了。

 

 

转自《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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