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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茅厕被定为右派


 --作者:沈吉鑫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一个党支部,正在召开支部会议。会议从午后开始一直到晚上仍未结束,为的是要从党支部10 个左右的人员中“评“出一个右派分子。此时其中一位编辑小便实在难忍,只得匆匆奔向厕所。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几分钟后解手回来,已被“光荣当选”为右派分子。事后,党支部书记很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这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政治斗争,上级党组织遵照最高指示按百分比交办的任务,不能不执行。只是大家面对面坐着,都不好意思开口把谁划定右派,又无人挺身自荐。正巧你离开一会儿,也就该你倒霉了!就这样,这位中央党报的编辑,度过了20 年悲惨的劳动改造生涯。

 

这是1957 年反右政治运动中的一幕。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是多年前笔者随中国新闻采访团访美时,在飞机上听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同行讲述的。他就是当年那位倒霉编辑的儿子。

 

反右斗争时期,这种天方夜谭何止于此。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施伟达又是一例。施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性格内向,平时很少与同学一起谈笑。有一次,一大早跑到党委办公室门口等待开门。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大早就跑到党委来?他回答说:“昨天党委办公室通知我,说是有一个英国宗教代表团来上海考察我国的宗教政策,今天要到复旦来,党委要我一起参加接待工作。以我本人的现身说法,向英国友人介绍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为了避免耽误他们的时间,所以在此等候。”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行动竟成为他定性右派的罪状。说他对周围群众冷若冰霜,而对帝国主义分子却非常热情,为了迎接他们,一大早就去等待,真是急不可耐!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便可充分证明,施伟达的立场,完全是站在帝国主义这一边的!

 

新闻记者,在读学生是这样,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也同样逃脱不了被莫明其妙整肃的命运。

 

抗日名将牟宜之在抗日战争时期,除率部重创日寇外,还成功策动至少四五千人的敌伪军起义。1946 5月,牟宜之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瓦解敌军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他作出了很大贡献。周恩来同志也尊称其为“宜之兄”。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已经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牟宜之照样被打成右派分子。康生亲自对牟宜之的定性理由是:“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就这样,牟宜之被开除党籍,发配到北大荒劳改。

 

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计500 万人。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 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所以《人民日报》一个10 人左右的党支部,按指标要评出一个右派分子,确实不是天方夜谭的事。现在回首,觉得可悲而又可笑。

 

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1957年,由李井泉为组长的四川大学反右領导小组成立,第三组长是时任校长的谢文炳。当时右派指标尚有二个未完成,于是把知识份子的发言纪录再审视一遍,以便定人。当翻阅到一个名叫載星儒(四川大学原校长彭迪先的秘书)的材料时发现他一句嗚放的言论也没有。李井泉:“此人为何不发言?”谢文炳:“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李井泉:“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还差一个指标。这时候謝文炳校长仗持自已是解放前地下党负责人身份起來讲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份子2/3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李井泉笑了,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谢:“谁?”李井泉轻声指着谢:“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谢闻之如惊雷轰頂。当天宣布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每月12元生活待遇。并给其長女工作单位发去加急电報令其开除(給中央领导任俄语翻释。)谢的夫人很快气絕身亡,谢郁郁寡欢,两年后驾鹤西去。一家人就此急剧衰落,至親骨肉也都分散如烟。

 

后來谢文炳的一个儿子名叫谢琪,是一个英体美优集一身的少年天才,有一天突然被捕,指控他偷越国境。谢琪辯:我在成都怎么偷越?我连想法都设有,又有什么证据?控方:你画的西方洋房、汽车、美女,就是向往西方,就这想偷越国境。……

 

 

转自《往事并不如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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