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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颠沛半由己——读《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作者: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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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月上旬,到上海参加《东方早报》的一个上年度好评论颁奖典礼,我抽空去徐汇区天钥桥看望何满子老师。那时他从医院出来不久,因老年性气喘不能多讲话,他的老伴吴仲华老师说他在家一天要吸几次氧。就是这样,何老还好像心怀歉疚地说,这一年写得少了,等身体好些我再写。一个90高龄的人,如此勤勉,是心有不甘,还是习惯了写作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深究;只是对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感到欣慰,并钦佩也羡慕老人有这般顽强的生命力,觉得这里面有值得探究的东西。

 

遗憾的是,今年6月下旬我再到上海时,天钥桥的书房里再也见不到老人家的真身,但见书案前窗台上何老的遗像,无言地含笑看着迟来的我——他已于58日到达了一生跋涉的终点。

 

我不善交际,羞见文化名人;杂文界前辈中接近多一点的,除了生前每年来广州的牧惠先生和本市的章明老师,就是邵燕祥先生和何满子老师,各登门拜访过两次。第一次见何老是199511月,我到南方周末报社不久,出差到上海约稿。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他正在写稿,书房里光线不好,76岁的他目光炯炯竟然不用开灯。两次与何老晤谈的时间都不长,其实,我心里有很多话要问。何老的文章我读过一些,这些年他出了书多惠赠于我。他的学术论著我无力置喙;他的杂文,其学问底蕴之丰赡在我意料之中,一个年逾八旬老者不屈不挠的批判激情则令我感动。

 

比如,对红极一时的“新武侠小说”,对“痞子文学”,对开脱“犹大”舒芜道德责任的观点,其不屈不挠的批判,或许有鲁迅式的偏颇与不宽恕,更有对文学真谛和人生价值的执著。其文思的缜密和敏锐也令人叹服。如他的2000年杂文辑录《零年零墨》里,《如何评价周扬》一文,明确指出周扬“他本人觉悟到什么程度,私人品德上如何,以及旁人的归美和归恶的议论,都敌不过历史的真实和巨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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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在当众声泪俱下“忏悔”的同时,却对胡风说什么“我也关了八年啊”,对受他卖力罗织冤案之害甚巨的丁玲、(中宣部原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无任何道歉表示,这些“行胜于言”的实证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另一篇《赞罗点点说红色贵族》,从罗瑞卿大将、原公安部长的女儿“一位公主、郡主、福晋、格格般的人物追叙往事”时,口里说出的“红色贵族”一词,体察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味,启人遐思。在“特殊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习用语的今天,我读此文仍有说不出的感触。

 

交往虽不多,何老于我的奖掖激励之恩,是我当永远铭记在心的。2000年,正是我写作生涯最压抑的时期,我没理由没商量地被剥夺了在《南方周末》写专栏的权利。老人家为福建人民出版社主编杂文丛书,拉我也来一本;那18个作者里除了朱铁志、王彬彬和我,都是杂坛耆宿。

 

我藏有的何老墨宝,只有一封信和一幅字。20046月收到何老来函:

 

“烈山兄:

老年昏眊,前些日子有人打电话,说要一张字,记得好像是你,但又记不真。如您未曾要,则算我主动拍马屁。因为如要了而不给,就是搭架子,宁取前不取后也。

请勿笑老昏为幸。  

 

这真是喜出望外。也为老人家忠厚长者和谦谦君子的风度而感动:宁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这幅书法作品是老人家的一首七律:“记得千金求骏骨,哪知百驷填坟陵。齐厩已落田恒手,岂为骅骝报不平。”附注“旧作咏齐景公殉马坑,同行袁行霈课以逐句用马而不出马字”。诗艺我不懂,其典我略知,只觉得寄慨既精微又深邃:人们只知道统治者争夺天下时不惜代价求贤求能的姿态,却不理会他们志得意满之后是如何对待所蓄贤能的;野心家们上演着改朝换代的兴替,那些为他们所役使所豢养的骏马下场如何,还值得我们为之悦或为之怨吗?诗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代主体意识,岂是李杜苏辛所能具备的?

 

何老无言了,我想多了解他的愿望更强烈。吴老师同意将她珍藏的《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借给我一读。这本1999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传记,正是吴老师亲自整理的,也是她手头最后的一本。好在有出版社将再版,也许我这篇文章刊出时书店里又可以购到了。

 

请原谅,写了这么长才说到拟定的话题。 不过,我本来就不是要写书评,还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吧。

 

看到“跋涉者”三个字,我立即想到何老的“同案犯”牛汉先生,他的口述自传书名就叫《我仍在苦苦跋涉》。两位老前辈及他们的许多同龄文化人,在战乱年代都有过跋山涉水的流浪经历;1979年之前近30年里作为改造对象更是跋前踬后饱受坎坷。但细品两人所言的“跋涉”,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写过牛汉自述的书评,题为《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我认为牛汉的“跋涉”是指追求理想价值目标的过程,所以有“仍在苦苦……”一说。

 

而何老所言“跋涉”虽然也有“艰难”和“追求”两层意思,但更有一种超越生死的人生观隐含其中。人生无常,何老一生最亲密的友人叶帆正当40岁盛年时猝然死亡,而就在叶帆猝死的那天晚上10点左右,叶还将茨威格《巴尔扎克传》中巴尔扎克自拟的墓志铭文念给何听:人啊,我已经到达终点了,你们却还在途中辛苦地跋涉着呢。巴尔扎克的这种幽默和达观与佛教的“人生就是苦难”的“苦谛”相通。所以,何老在这本自述的《暮年絮语》章接着忆叶帆的话说:“人生确是一场艰辛的跋涉,肉体的和精神的”。“派右”后他的消解精神压力的办法是,“我却不(像阿Q)承认自己是虫豸,我只是茫茫人世间的一个小小的跋涉者……”

 

据何老小友房向东先生说,他听到病中何老最后的话是:“你也不要用好话宽慰我了。人一生出来,就被判了死刑,还没有死去,是缓期执行。”从这些不无幽默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达观的老人。我感觉佛教超越生死的生命观和宇宙观在哲学意义上,对何老的潜移默化是巨大的,对他的人生态度有相当积极的影响,教他看淡荣辱寿夭,虽然他是一个入世的无神论者,也许未意识到这一点。

 

读何老的人生经历,粗略地说,对他的思想和命运有决定性长期影响的个人,有四:马克思,鲁迅,傅斯年,吴仲华。

 

鲁迅对他的影响不必多说,主要在文化批判的深度方面,何满子说“鲁迅真是理解中国的的千古一人。”

 

风雨共舟60余年的贤妻吴仲(华)于他一生的重要性也不必多讲。回首一生,他说自己对成都的感情超过家乡浙江富阳,甚至爱听川音川剧胜过乡音越剧,他是个“二川人”(半个四川之意),尽管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在富阳龙门要短许多。此无他,成都是他俩死生契阔的缔盟之地吧。

 

傅斯年与何满子的交往时间并不算长。抗战胜利后何满子在南京做记者时,四叔孙向西介绍他向其北大同窗同舍4年的好友傅斯年求教。何满子去拜望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傅很高兴认识这个早有志学问的世侄,二人常见面。傅建议他专门搞历史研究,并教他从一个小题目入手做出世界性水平研究成果的道理。何满子说对民俗学特别有兴趣,傅便给他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的书。从此定了选题,打算从观音世菩萨在中国的演化,考察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从此他读佛经、读研究观世音的书,10年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和图片,做了几千张卡片,写了10多万字的文稿,惜乎悉数毁于“文革”抄家。虽然终其一生出版文集30多种,可谓著作等身,而没能了却专题研究观世音的夙愿,没能写出完整系统的中国小说史专著,是何老晚年耿耿难忘的遗憾。                 

 

马克思(主义)对何满子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然,很难解释他这种出身于富裕世族大家的人,怎么会真心诚意地向着共产党。相当于别人的初高中时期,他在省立图书馆自学,就读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马恩著作。他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造诣,使他在文艺理论上与胡风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认为主流文艺思想是苏式庸俗社会学,胡风不认同主流,但他的文艺思想也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而他的胞姐孙晓梅等同辈亲人服膺马列,参加新四军也在心理上精神上使他与共产党阵营亲近。当然还有耳闻目睹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的腐败,为渊驱鱼,让他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马列和共产党一方。

 

正是这样的思想倾向,使他在1938年选择了从武汉投奔延安;使他与思想同样“进步”的世家小姐、女学生吴仲华相知相爱;使他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机关报《黄埔日报》,却在上面撰文悼念传闻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干部、左派文人黄源,并为此抛下恋人匆匆逃出成都;显然是与共产党初恋的“延安情结”起作用,1945年秋重庆谈判期间,他兴奋地为《新民晚报》发表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谱曲并付印传播;随后在南京做记者,利用职务之便为“梅园新村”的提供国军重要情报。他心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最大的后果就是,他抛弃了国民党空军航委会的美差而“消失”了,从此脱离了国民党军政机关,改名换姓成了“何满子”。(从此,真的不吉利,“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对此,我不知道应该为谁叹息:为向往民主进步的孙承勋?为多灾多难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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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何满子的确从来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资源来讲,我觉得他受了五个方面的影响,即儒、道、佛三家,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他从佛家得到的参透生死,以如上述;而从儒家得到的,不仅是文史典籍给他的知识,还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立德、立功改造社会领域表现为投身抗战洪流和延安情结,更多则表现在立言方面,一生著述不辍,只要条件容许;道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中古文人风采》等著作,钦慕“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魏晋名士风骨,更表现在他一生实践无所依傍的“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三不随人俯仰而坚持独立判断”,见本书第33页),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而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平等博爱,道家的个体独立精神自由,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社会,人文主义的人道关怀、个体自由,在何满子那里奇妙地交融在一起;说到底,最核心的,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伯特兰·罗素说:“三种简单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抑制的悲悯!”这个总结也适用于何满子,但用两点来概括何满子一生,其性格特征更鲜明,即对知识的饥渴,对自由的追求。

 

先说第一点。他一生嗜读。大外祖父家有钱,延请三位有学问的教师开家塾,何满子附读。他很适应这样的自由读书的环境,四书五经必读,数理化外语亦修,10岁前他就读遍了《金瓶梅》之外的中国古典小说,13岁到18岁就常泡在省立图书馆里。抗战爆发逃到武汉,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里也满不在乎地找安静地方读书。离开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除了恼火有人“打小报告”等因素,一个最重要的缘由是嫌那里图书馆书太少。被划“右派”发配到宁夏拉板车,劳役沉重,“好处是,晚上时间是我的,可以读书”;而“文革”起遣送乡下劳动12年,最难耐的是“精神禁闭”,无书可读。正是这种嗜读习性,使他历经磨难而晚年能够著作等身。

 

然而,在他心中很明确,读书比起独立自由来是第二位的。194112月,他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而逃出成都后,有一个很具诱惑力的选择,一个叫陈伯羲的熟人愿意提供学费,让他到乐山乌尤寺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去读书,马是大学者,那里还有他既认识也敬佩的历史学家萧一山,但他搞不清陈伯羲等人的背景,不愿陷入任何团伙中去,他说“我喜欢读书,但更爱自由。”

 

何满子的这种自由主义,主体意识虽然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个人权利本位,也确有毛泽东反对的所谓“自由主义”,像一匹不羁的野马,不愿受任何道义之外的纪律约束。流亡武汉时,他拒绝参军,也谢绝别人介绍他到政府机关(教育厅)去工作。一生不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别的什么党团的组织他都没参加过,甚至连“文协”、作协、青年记者协会、工会之类组织也不肯参加。因此,有朋友谑称他为“江湖散人”。

 

可惜,“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你不是不参加任何组织吗?人家偏要把你拉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不愿意吗?关在一间牢里。不承认吗?再加封,“派”你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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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到老不服,1998年春,他“聊占两律自寿”,其中的句子有云:“秃笔何从排愤懑,长歌不足振虺尵。一生颠沛非由己,浪掷韶华不复回。”“悬弧恰属绵羊岁,分合为时作宰牲”。由此看来,当年的检讨、认罪都是假的,流放、苦役、批斗、饥寒交迫全没有“触及灵魂”。

 

非好辩而不敬,我觉得,如本文标题所言,何老一生颠沛半由时世半由己。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了,战乱之中流浪四方;喜迎解放不数年却入了牢房,从此被“运动”到1978年进入耳顺之期,比战乱时期更残酷的是连流浪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极“左”极权统治真格是“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用吴祖光的话说这叫“生正逢时”,只有自认命薄,要恨只有恨天地不仁,要忿只有忿投胎的社会不良不义。

 

但是,何满子就没有责任吗?所谓选择就是命运,你为什么没有借四叔在欧洲做外交官之便乘桴浮于海出国留学呢?所谓性格即命运,你对个人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不正是你与时代的冲突,与社会的矛盾吗?

 

应该说,出于人求生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何满子在“新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尽可能加强了自律,克制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主义天性。定成“分子”前,为了留在上海与妻儿在一起,违背不进衙门的夙愿到华东交通部做机关干部;大难降临后,违心地写检讨和认罪书;受监管时,立正、听训如仪,做清扫类活计“胜任愉快”;怕惹麻烦不与王戎、耿庸等“同党”文人来往;怕闯祸,不与疑似托派分子发生联系,……何尝率性而为?然而,这一切都是消极的态度,不是主动积极地“向组织靠拢”,这种不合作在那个时代就是罪过呀。

 

这是时代(社会)的悲剧,也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反过来说,这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社会)的悲剧,也行。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自由的渴求,使何满子虽饱受坎壈、常忧非命;也使他理想主义的火花不熄,在中国社会摆脱了极“左”的专制极权后,“生命从60岁开始”,有后30年的文化硕果累累,差可告慰平生。

 

借用何老70岁刻的一枚闲章来说,他终生的遗憾是:“岂能从心不逾矩”!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还远未完成,做一个群己权利义务边界明晰的守法公民,从心所欲而不忧莫明其妙地逾了谁的矩,心情舒畅天宽地阔,是何老也是我们每个文化人和中国公民共同的梦想;相信这个梦想迟早会成真吧!

 

 

转自《南方老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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