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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总编辑的故事


    ——兼记反右和文革时期的《南通日报》社


作者:丁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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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通日报》的3位总编辑都和我都有特殊的关系。

 

3位总编,历时30年,这是《南通日报》史册的长卷,似又不仅是报业的历史。事情已经过去,正因为如此,谁也不可能去改动它了。对过来人,是“不思量,自难忘”;对年轻的朋友来说,最好也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人无以割断历史。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王子昌(范恒)作为地下党员来到苏北解放区。

上海地下党的交通站把我也送到这儿,因此相遇。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三个战役)之后,百万大军挥戈南下。我们作为接管新区城市的干部,随军南来,一路又恰在一个队列之中。他很会讲故事,说笑话。“老王再讲一个!”他是有求必应。我惊异于他的记忆力、他的幽默和风趣,他经常把大家说得捧腹不止。

 

入城之后,我在报社。不久他也调来,任总编之职。有些年,总编室是3张桌子,王之昌外有杨卓如,他是副总编、支部书记。我作为专职编委,是他们的助手。按当时的规定,“编委会”是报社的领导核心,党支部起保证作用。

 

王子昌是一位学者型的总编,勤奋好学,性格豁达大度。几十年,在我接触到的人员中,他是认真读《资本论》的第一人。上世纪50年代他就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类的问题,并有专著。他还热心推广世界语。

 

1957年,这位最认真学马列的人,被划为右派。其突出的“罪行”是提出了“报纸具有两重性”的理论观点,认为报纸既有党性又有商品性,因此,既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反映群众的呼声,做到喜见乐闻,为读者服务。这被认为意在以知识性、趣味性否定报纸的党性,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党”!他还认为在党报之外,应办“同仁报”,把竞争机制引入新闻事业,这样才有蓬勃的生机。这都是因独立思考而形成的超前意识。

 

王子昌成为右派还有诱发因素,那就是他对南京来的领导干部,没大没小地提出批评意见。不外是说了“你们工作作风不深人,希望你们经常来”之类的话。运动开始后,这位领导一再打电话给南通市委,说:“此人怎么不是右派!”天真的王子昌,当时不知道“权”和“理”哪一个重要,只认革命原则的死理,总觉得要按党的教导“为真理而斗争”。

 

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解除职务。在会上,王子昌不服,高呼“20年后又是—个共产党员”,声震屋宇,令人肝肺欲裂。这又证明是“极右”。果然,20年过去,他得到平反昭雪,他的预言实现了,可是他已拿着党证去了马克思那儿……

 

他在世的那些年,对他和他的家庭是苦难的岁月:因为他处在非人(民)的另册。夫人瑞荷长于歌咏,有一年,“五四”有盛大的游园会,她登台高歌一曲,嘹亮婉转,余音经年不绝!老王划成右派之后,她的歌声消失了。我发现她居然低头吸烟,一支又一支,一年又—年!

 

王子昌在工厂被监督劳动,因为出了工伤事故,被安排在图书馆打杂。他利用这一机会著《匈奴史》一书。右派还写书,被认为是不服罪。“不能给他放毒的机会!”于是再放到工厂去劳动改造,至于著作,终成废纸。

 

在漫长的改造岁月里,要定期向报社领导递上“思想汇报”。每次,站在台阶之下,听取杨卓如的训示。报社没有人跟他讲话,不敢讲,这是立场问题。许多年,我和他四目相遇,彼此没有表情。因为我在“人民”之中,他在“人民”之外。我不时想到“压迫别人的人,自己也没有自由”这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话。

 

我和王子昌有很好的共事关系,他对我器重关怀,突出的事情是推荐我去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那一年调干生的名额,南通只有一人。我到校之后才知道,地方报纸都是“总编”去的,他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我。

 

“文革”中我下放农村,一次回城,不料城里“红色恐怖”更趋严重。抓“五一六”反革命,密封隔离,严刑拷打,又有升级。例如一个中学,半数以上的教职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此可见一斑。有的朋友看到我,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没有事快些走!”时至黄昏,我还是去了寺街,看望一下王子昌。他看到我,感到意外,感到惊讶,感到沉重,当然想到“汇报”的问题……那是一个凄苦而罕见的场面。

 

杨卓如主持报纸工作的时间很长,提起来,有人说他“左而在位”;有人说他“在位而左”。我看都是有根据的。他当总编辑,同时是总支书记,负责报社、印刷厂、广播电台党的工作,而党是领导一切的。运动又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上面的要求是具体的,甚至“量化”到团结百分之几,打击百分之几。反右派没有达到指标,怎么办?最后又补上—个张才福,糊里糊涂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改造,报社这才完成了任务。

 

杨卓如身在其位,怎能不“左”?怎能不结怨于人?每次运动都有人倒下去,而对被打击的人来说,后果又是如此严重。接管反动派的报纸,唯一的留用人员张振嘉,开除后,站在街上卖红薯,不久贫病交加死去。编辑陈实冤狱身亡,40年后得到的结论是“查无实据”。徐志楠,美术编辑,长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终于以事实为根据平反时,他已垂垂老矣……打击一人,株连甚广,悲剧太多,这儿不再一一细说。

 

许多被打击的,倒下去的,是相处很好的朋友,从感情上,我不会去为执行“左”的路线的同志辩解。但是,客观地讲,当时哪个单位能不执行“左”的路线呢!

 

平时,杨卓如要关心3个单位的工作,忙于抓“运动”,抓阶级斗争,编辑部出版事务--稿件的审查,版面的安排,大多交给了我。所以我们的工作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是天天都要请示商量一些问题的,讲讲我和他的真正关系,那是微妙而有趣的。

 

以“四清运动”为例,看来我是事先内定为惟一打击的对象,支部主持开全体大会,批判我不久前还被表扬的几篇“红旗稿”。按照惯例,基调事先定好,发言早有分工准备,到会上发言者情绪激昂,拍着桌子,气壮如牛。这是符合要求的姿态。“遥望南天”之句,解释为“向往台湾”。介绍杜甫,说是影射现实。涉及国家的困难,说是给敌人提供子弹……总之我是一个暗藏的敌人。一散会,我问老杨:“你看怎么办?这如何工作?是不是要停职检查?还是等公安局来人呢?”他坐在那儿,半晌不作声。忽又猛地站起来,膀子一挥,说:“发排稿子,发排稿子!”转身而去。

 

平时,他给我的权很大。记者们和各组向我发稿,我是“雄文四卷”置诸案头,反复研读,谙熟于心,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且是“庖丁解牛”之具。可能因此卓如同志放心。搞好3个版子,照例请他审阅。他一般不看,说“发排”,到夜班才去看条样和大样。有重要电讯,改动版面,他总是跟班到最后,直到天明,紧接着再去忙他的工作,如此日以继夜,使我非常敬佩。

 

杨卓如确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人,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真正走近他,感到他是平易近人的。但因平时对人没有工作之外的言语,叫人感到过于严肃。文艺组一位编辑说:“我看到他,腿就有些发抖!”这是诗人夸张的语言了。

 

“文革”风暴到来,他立即被打翻在地,罪名主要是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打开报纸:讲经济效益是利润挂帅、工分挂帅;讲智育是白专道路:舞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革命”的罪行累累,笔笔在案!认为“文革”前的17年,报纸是黑线统治着,于是来自通棉一厂机修车间里的陈章良,作为造反势力的代表自下而上夺权,成为新的总编辑,登上政治舞台。

 

可怜的杨卓如,每天清晨在大家上班之前,要跪在邱家巷3号(印刷厂)的门前,或被勒令跪在编辑部楼梯口巨大的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请罪。许多年不断批斗,特别是曾押送到各县作为批斗靶子(全专区押到各县去批斗的共有两位,另一位是狼山上的大圣菩萨)。在巡回批斗的过程中,肋骨被打断。从实质上看,批斗的不是杨,而是作为“报纸总编”得到的殊荣,谁在这个位子上能逃脱厄运呢!

 

运动不断升温。广播电台的副台长王明吉,报社的组长王平,还有带着右派帽子的文艺编辑谢望族,不堪人格之辱和皮肉之苦被迫先后自杀身亡。还有印刷厂的一个人,据说是“吓死了”。

 

几十年,斗来斗去,老杨对“左”祸之害,当已深有所悟。我的妻子王平死后,我带3个孩子下放农村,时在19701月。前来送行的只有老杨夫妇!他们来到待发的车前,叮嘱再三:“去的地方举目无亲,和那里的人初次见面,生活要依靠他们的。你要买几包烟带着。”其妻婉芳补充道:“还要买些糖,给不吃烟的女同志,发两块糖,这很重要!”别人都不敢来送行,因为有一个立场问题,可是他们来了。经过“文革”,他才看透了,参与揪他的,恰是过去那些他作总支书记时所依靠的“抓革命”的人。

 

杨卓如受过的迫害,不亚于他所加于别人的迫害。“文革”之后,他得到平反。但因身体受到摧残,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垂危时,我到病房看他,刚到门口,他忽地抬起身,双手高高伸向我,叫起来:“啊!老丁……”似一溺水者希望我对他能够救援……我难免流下了眼泪。第二天,我就得悉噩耗。

 

陈章良不失为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只是站得不高,把党报变成了派报,这是罪过。例如农民数万人进城,大肆抓人。报纸称:谁反对农民谁是反革命!报纸一时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上级不得不命令停刊。这使南通市7年没有党的报纸,南通的“报业史”,一下子退到史前时代!但是,陈却升为市革会常委,主管全市的“文教卫”系统,不久又被选到省里去,显赫一时。从省里回来的人说:“现在派头大极了。”“怎么大法?”“办公室里铺着地毯呢!”那时南通没有见过地毯。

 

197610月,一纸从南京传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读,省委决定对陈章良双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组织上郑重其事地把“决定”给我看过,全文只有一句话,因陈对王平之死负直接责任,“双开除”之后,省里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

 

陈对王平之死,究竟做了什么手脚,我一无所知。因为我一直被关押隔离。事后,他曾托人叫我表示宽恕,说这样他即可得到从宽的处理。我商之市委负责人,答复说:“你不了解情况,省里派人做了大量调查,还是听候组织处理吧。”若干年之后,他已从狱中出来,在南京鼓楼巧遇。他要谈一谈,我说:“好的。”他表示两点意思,一是郑重道歉,说:“早就想登门道歉,但是有顾虑。”二是不解“为什么成了我个人的事”?他和杨卓如一样,经过历史的反复,他对当年一个战壕的某些战友,有了新的认识。

 

我说:“党和政府已严肃处理,你可以放心,个人恩怨一笔勾销。我认为没有那个路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这个意义讲,你也受了害。你年轻、能干,还是很有可为的。”他很感动。

 

陈章良去海南岛打工。又过许多年,飞返南通,在袁谷储的陪同下,到医院看望重病住院的我。他说:“我这趟回来,计划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你。”仍有歉疚之意。他说:“我没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只带几只水果。”他放在桌上。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芒果。这不是“文革”时的“圣物”吗?他说:“这儿难得吃到新鲜的,要快吃。”说着洗手剥皮……这真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附带要讲一件事:陈章良在押期间,他的孩子无人教养。袁谷储伸出援救之手,给予经济支持,对他的孩子说:“有困难,你来讲。饭总是要吃的,万不可去做坏事。”这也是陈的不幸,再显袁的光彩。几十年间,袁和我们同步而行。他对王子昌敬佩,对杨卓如背后有所非议,对陈章良却是哀其不幸。

 

从王子昌到报社,至陈章良从海南岛飞来,其间30多年。报社编辑部的故事,多少波澜起伏,多少惊心动魄,多少人间悲剧!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绘制的一个典型的生动画面。有些后果无以挽救,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3位总编的悲剧是党报的悲剧,也是国家命运的缩影。往事已矣,无以挽回。但愿我们都能看到悲剧的根源。

 

“谁之罪?”这是俄国一部小说的名字。南通日报社“编辑部的故事”让我们思考的,不也是这个问题吗?

 

 

转自《互联杂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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