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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教授有感


--作者:方迅

 

编者按:今天是教师节。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当代史中的命运,一直跌宕起伏。1974年的“考教授”事件,乃是这跌宕起伏之中较为“平淡”的一桩往事。

下文原刊于《教育革命通讯》(当时最高级别的官方教育刊物)1974年第2期。其中“注”字样部分,非原文所有,系编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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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卷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同志在去年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他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复辟勇敢开火,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的齐声赞扬。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看不起这样的“小人物”,轻蔑地说:“交白卷算什么本事!”

 

注: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那封信,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一个下乡知青无奈荒废了学业,又不甘放弃大学梦,所以希望“领导”能够“照顾”一下自己。张铁生的信里没有反智之意,最后也没有交“白卷”,其真实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

为强调“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张铁生在信中攻击了成绩可能更优的考生,指责他们“把升大学当作离开农村的跳板,经过几个月的专心抠书,有可能答满分,但他们为的是个人奋斗,个人前途,不是为革命深造”,“培养这样的大学生,只能是使人民失望的废料”。

 

“交白卷算什么本事”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是颇有些本事的了。这种议论在那些惯于以学生为敌人,常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考学生的教师中还是很有点市场的。

 

注:在毛远新的运作下,《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将张铁生塑造成为“反潮流英雄”,张也如愿上了大学。但反对之声仍在,仅辽宁日报就曾收到两千封来信反对张铁生上大学。

 

对张铁生的答卷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旧的一套考试制度究竟行不行?

 

为了辩论清楚这些问题,为了让最雄辩的事实来说话,人们想起了鲁迅在批判解放前旧大学死记硬背的招生考试时说过的一段话:“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花边文学·考场三丑》)

 

于是,有些地方就按照鲁迅设想过的办法,对教授、副教授们进行了一次文化考试。试题大都是从一九七三年高等学校招生中一些地区用来考工农兵的数、理、化题目中选来的。没有选特别的怪题和难题。有的地方还增加了几道政治和语文知识题。考试方法用的是一些人至今尚认为改革不得的旧方法:事先不通知,当场发考题,不准看书和交谈,限时交卷。

 

注:19734月,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即入学招生实行文化考核、择优录取的文件。文件要求:1973年的招生,除继续采取1972年的推荐办法外,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自1966年以来,高校招生首次要求进行文化考核。

主政辽宁的毛远新,对上述变化的公开立场是:“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19737月,沈阳医学院基础部以开会为名,对该院38名有着20年以上教龄的教授、讲师突袭考试数理化公式。大部分未能及格,亦有交白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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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湘剧《园丁之歌》剧照。剧中唱词“没有文化怎么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曾招致江青的激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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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48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园丁之歌》的大版文章,署名“初澜”

 

试卷一揭晓,倒是有点兴味的:

 

比如,一个考数理化题的地方,参加考试的几百名教授、副教授中,平均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四!

 

其中打零分、交白卷的占百分之三十四!

 

总计平均每人考得二十分。

 

某学校六位教授,共考得六分,“人手一分”。

 

其他地方的考试结果,也大体差不多。

 

注:19731230日,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会,组织人在清华出题,下午带着考卷同时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以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骗到考场,突然宣布考试,发下数理化考题,强迫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生物等专业研究的教授们当场答卷。

197415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全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试题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上海第二医学院等院校的考试题目,要求默写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等,结果58%的教授答错。

19741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姚文元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江青提到: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

 

这样的考试结果,用参加考试的一位教授的形象语言来讲就是:“考()糊’了!”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可是,这个法宝,一旦用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就“考()糊’了呢?在这个事实面前,许多教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有的说:“我一拿到考卷就站到了张铁生一边了!”

 

有的当场赋诗:“突闻考试实堪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识此味,从今开始学新人。”他要开始向张铁生这些新人学习了。

 

有的说,通过这次考试,我受到了一次亲临其境的教育,认识到旧的考试制度确实害死人。同时也可用此教育其他认识不深的人,甚至是反对派。

 

有的在试卷上写道:“以上的题我完全答不出,照这个标准,我就没有入学的文化程度。用这样的试题考工农兵完全是刁难和阻碍工农兵入大学。我完全同意张铁生的意见,这样的入学考试非废除不可!”……

 

注:北京的“突袭考试”中,不合格的590人中,共有200个交白卷。部分交白卷(实际上可能是大部分,若愿意配合考试,实不至于一分难得)的教授,存在拒绝做答的抗拒心理。如白寿彝“拿到卷子以后便在上边只写三个字:白寿彝,便拂袖而去”,结果“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

也有教授效仿张铁生,拒绝答题,而是在试卷中写下自己的看法,强调:反对招生文化考查,“对于将来人类科学进步上是有阻碍的”,如此搞法,中国“将被世界上其他各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这件事不仅使教授们感触万千,也会引起我们每个同志的深思。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如何对待“小人物”、“儿童团”。

 

孔老二是最看不起“儿童团”的。他的哲学是:“三十而立”。三十岁以下的毛孩子算什么,他们连“立”还没“立”起来呢!孔老二的这个思想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里是不是依然存在呢?有的人不是听说“小人物”张铁生“交了白卷”就直摇头,什么“缺乏基础”啊,什么“影响大学质量”啊,什么“关系国家前途”啊,不一而足,可就不去认真想一想,这个“小人物”手里有没有真理,自己究竟应当向他学习些什么。我们说,张铁生同志似乎是交了一张“白卷”,但是他对整个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的答卷,他在反对修正主义教育复辟的反潮流斗争中,交了一份很有水平的答卷。他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中,交了一份使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不是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某些“大人物”应该向张铁生同志学点什么吗?有的人历来搞的是“三娘教子”,从不想想“子教三娘”,传统的陈腐观念使他们至今尚未看清“小人物”答卷的真正意义。倒是这次一位交了白卷的教授说了一句实在话: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也交了白卷,但两张白卷,意义不同。人家交白卷是造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反,我交白卷暴露了修正主义教育的流毒。这句话,可以说是透过了“白卷”的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万物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学生一定要胜过老师。这次考试在这个问题上,使一些人开了窍,打破了看不起“小人物”、“儿童团”的旧观念,动摇了总以为自己高明的“自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收获。

 

应该怎样对待旧的考试制度,这是我们因考教授一事而想到的第二点。

 

解放后十七年修正主义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延续,中间虽经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来个“中西合璧”,又经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个“改头换面”,但其宗旨始终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为剥削阶级培养接班人。

 

封建皇帝唐太宗是非常喜欢他那套考试制度的。看到文人学士们鱼贯走出考场,他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后人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太宗之所以看中这一套考试办法,无非是因为这套东西既可以把一些学生的造反精神磨灭掉,又可以为封建国家造就一批照章办事的官吏与奴才。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对于封建皇帝的“长策”,我们一些人还尊为“上策”呢?同志们不妨读读《儒林外史》,看看书里面描写的那个被旧考试制度所摧残的范进,这对我们认识旧考试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是会有帮助的。

 

如果说唐太宗推行他那套考试制度是为了把“天下英雄”都引进他的圈套.那么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承袭旧的考试制度,就是为了驱使青年沿着“读书做官”的阶梯向上爬,使少数人成为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而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回潮,就是妄图改变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反对革命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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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41212日,12岁小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被刻意整理、塑造成批判“师道尊严”的材料,刊登于《北京日报》;黄帅本人也被刻意塑造成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为反动阶级政治服务的旧考试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考试内容理论脱离实际。

 

这是剥削阶级颠倒的认识论在考试内容上的反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它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离开了人们的实践经验,用死记硬背书本知识的办法去袭击学生,那是故意整人。

 

在这次考教授中,不少文科教授的数理化试题交了白卷,他们之中有人说,我平时不接触这些东西,怎么用它来考我呢?这就从反面证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撇开一个人所实践的东西,考谁都不行。而且就是你熟悉的那一门,也并非条条背得熟。一个历史教授说,如果考我背历史年代,我也未必行。这是实在话。

 

如何自觉地解剖自己,把这次考试做为努力改造旧思想的一个动力,这是我们因考教授而有所感的第三点。

 

对于考教授这件事,“小人物”、“儿童团”们是赞成的,他们感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继续革命的动员,而且对教授们改造旧思想也大有帮助。他们说,我们不是看这些教授们出洋相,而是要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团结、教育、改造过来,共同战斗。不少教授对此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深感这样的考试“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

 

但是少数教授对这场考试不那么高兴。他们说,这简直是出我们的丑。我们说,是出了丑,不过并不是出那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丑,为了宣传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优越性,为了使大家亲身体验一下旧考试制度对学生的危害,以便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这个丑出出来,抛弃掉,有什么不好呢?假、恶、丑,真、善、美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我们这样做,不过是让它们更集中地“比较”一下,更激烈地“斗争”一番罢了。

 

我们认为,象这样的考试办法,是检查不出一个人的真正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但是,通过这次考试,也暴露了一些教授严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加强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的艰巨任务。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从工农兵出发,从广大学生出发,下决心把那套旧的考试办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向工农兵学习,向实际学习,多一点自知之明,把那套傲视群众、轻视青年的陋习彻底抛弃掉!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起来破除以“内行”、“权威”自居而反对“外行”领导的思想,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希望正在变为现实。

 

我们相信,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的推动下,在蓬勃开展的教育革命中,教师队伍的绝大多数一定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继续前进”。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革新的江河到处都在吞没顽石而奔腾前进,任何力量都是阻挡不住的!

 

 

转自《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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