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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劳动教养集中营


--作者:杨世元

 

“适可而止”对应磨难

 

1958年初,浙南(当时的温台)在龙泉开办了一个“河村农场”,这是对外称呼,其实际性质就是浙南劳动教养所。这之后,各地陆续把劳动教养的人员都往此处送。这里是一片荒山野岭,劳教的囚房由劳教人员自己建造,建好了再把自己关在里面。

 

我是1957819日被指名批判,划为右派分子的,195838日被送往龙泉河村劳动教养。从浙南各地送到这里实施劳动教养的人员,老少皆有,只要当地部门的领导认为要送的就送,最多请示县老爷点个头就是,无需通过法律程序申办手续。

 

我在河村农场蒙难期间,遇到的有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刚上初级小学的不满10岁的孩子。被送劳教当时叫“收容劳动教养”,听来似乎是很宽松的,可到现场实地一看,你就心惊肉跳: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还添加铁丝网,一个个岗亭比邻相望,高度均在屋顶以上,站在岗亭上,全场劳教囚犯的宿舍,全在其监控之下。这些民警--不,是武警,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荷枪实弹,使整个农场显得警备森严,与关押重犯的监狱毫无分别。

 

河村农场占地上千亩,离龙泉县城仅10余华里,到底关押了多少人,我无从证实,但估计总有上千人。场内按劳动工种设队,分为:农业队、蔬菜队、砖瓦队、砍柴队、工业队、化工厂,每个队都配有队长、指导员、管理员,具体管理各队劳教囚犯的劳动生产、思想改造。白天布置繁重的劳动,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雷打不动。开始时我被分配在农业队,农业队的任务是种植水稻、麦子、蕃薯,花生等农作物。

 

刚到农场时,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很深刻。那时我刚来还没几天,遇见了一个武警,是我云和的老乡,不过我们原来并不认识。他听到我讲云和话,知道我是云和人,就问我:“你们前几天云和一共来了几个人?”我说:“5人。”他说:“你叫他们都到我岗亭下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就回寝室告诉同来的难友,我们一起到岗亭下听班长训话(上面规定对武警一律称呼班长)。这位班长为人很和蔼,用云和话对大家说:“我们都是云和人,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农场的制度、规矩,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他在介绍规章制度中暗示了一下,说,既然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就要通过劳动改造来接受教育,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劳动是每日每时的经常性任务,是长期的,各人都要适可而止。这个提醒虽然各人领会不同,我内心却深受感动。

 

孩子也蒙难

 

农场不知从啥时起,来了一批少年劳教犯,年龄都在814岁之间。这一批孩子,年少无知,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武警的高压手段,对他们似乎收效甚微。可能农场指导员看我年纪较轻,又当过教师,就指名叫我去少年劳教组里当老师,实际上相当于大组长。我受管理员的委托,对这批犯事的小孩子进行管教。我的任务是叫他们乖乖地听话、接受教育,参加劳动,遵守劳教场所规章制度。

 

我到少年劳教组以后,通过两天的体验,开讨论会,由大家民主推选出3个小组长。对这批孩子,我就当他们是我的学生,或者是顽皮学生。大家相处还是挺和谐的,他们有啥说啥。这些孩子除温州来的有几个是小偷,有几个因打架、骂人犯了流氓殴斗罪之外,大部分都是“政治”问题:有的阶级成分不好,家庭都是黑五类;有的有“反动言论”,骂了地方干部;有的属于“世仇分子”,父母被关押,被枪毙。共产党把这批孩子都定为“阶级敌人”。由于他们还未成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就都被集中送来劳动教养。

 

我在少年劳教组,劳动是比较轻松一些,我的工作侧重于管理。我和这群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们天真活泼、聪明好学,从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动言论”、什么“反动思想”;看得出来,他们内心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担忧和恐惧。他们小小年纪,却大多沉默寡言,在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些罪名都是当政者强加给他们的。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就把他们打成“反动分子”,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幸福还是可悲!

 

搞运输的日子

 

几个月以后,那批牢头狱卒,看看这批少年劳教很宁静,管教也轻松了,队部就把我调回农业队,发配到运输组当学习组长。运输组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组里有一部大车、六部小车:大车一人把扛、四人背绳;小车甲级劳力一人一车;乙级劳力二人一车:一人把扛,一人背绳。甲级劳力享受甲级饭量标准,乙级劳力就只能吃乙级饭。我不是强劳力,当然是乙级,也是无话可说。每天早晨天未亮我们就去厨房领饭,三下五除二的吃了早饭,天亮马上出发。我们的任务是把农产品拉出去,把肥料拉回来,每天晚上都必须预先和各个农田生产管理组联系,了解要送龙泉的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

 

农场在龙泉办了一个农贸产品供应站。我们从田管组将农副产品过秤领出来,装上车,送往龙泉供应站,由供应站人员过秤验收;下午全组集体行动,分头从龙泉的积肥点装肥料,一起把肥料运回农场,送到田间管理组指定的地点卸下。每天早晨黑洞洞的,我们就得起床;晚上刚回来,天也就黑了,才吃晚饭。我们早晚用餐都是在电灯光下,这么高强度的劳动,都是为了“赎罪”和每个月的4块零用钱。

 

白天的劳动已经够累了,可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是雷打不动的。

 

130多名难友葬身火窟

 

1959年的一个晚秋,我们运输组照常上午运送农贸产品去龙泉,下午拉回肥料。返回农场时,半路上,我们碰到一个老大妈,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农场的方向,是否发生过什么火灾?”我忽然心里一动,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说:“不知道。”回到农场,平时我们运输组卸完肥料,车辆都是放在田间管理组,大家走回宿舍,值日的再去领饭,按组安排用餐;可是今天我们刚到田间管理组就接到通知,说是指导员要运输组全体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有紧急任务。

 

大家正在猜测是否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到管理组,指导员一开口就说:“农场这次遭遇特大火灾,各组都有伤亡,农业队只有运输组是平安的,完好无损。为了做好火灾善后工作,场部下达运输组一个突击任务:运输组全体人员今晚要加班到天亮,必须保证完成这项任务!”说透了就是要连夜把被火灾烧死的难友尸首全部埋葬完毕。运尸体不能用车辆,埋尸体也没有挖掘机,只能用农业队的锄头、铁铲、毛竹杠、簸箕。埋葬地点不在公路旁,而是离劳教人员宿舍3里多的一个小坳沟里。公安处指令不准集体混埋,必须把每个遭难者分别埋葬,插上姓名木牌,以便辨认。这样,将来死难者家属来查问,可以有个交代。

 

这个意外的事故使我们又悲痛又惊慌。接受了指导员的任务,我们就走进农业队的宿舍区。一片惨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眼前:门前一片狼藉,死者大都集中在门口的通道上。囚房宿舍是长条形的,一排12间,建造时虽然中间各有四个门户通道,但为了武警管理方便,只留朝岗亭山墙的一个1.5米宽的山墙门,供人们出入,其余的门全部加锁,严密封闭。这次火灾起于厨房烟囱。入秋以来长久未下雨,我们这些囚房宿舍又都是茅草房,从烟囱飘出火花随风吹向西边的公厕屋顶,公厕上的茅草过于干燥,一触即燃,很快就腾起烈焰,火势迅速漫延开来,蔬菜队、农业一、二队宿舍全都燃成了一片火海,以致酿成这样严重的死伤。

 

我们农业运输组16人,平日劳动虽苦还能应付,这天一个通宵加班下来,个个都己筋疲力尽了。我们用两只簸箕,口对口拼成一套,两人抬一个尸体至山坳沟,挖个小沟,放下尸体,盖上泥土。木工房做了很多木牌,尸体能认得清的就写个名字插上,不认识的就让它空着。由于这次火势太猛,人体经大火一烧,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难辨认,只好让木牌空着。据后来场部统计,大火烧掉茅草房3幢,死难人数约130多人,其中蔬菜队30多人,农业1100多人,农业21人。农业2队宿舍位于最后面,多数难友先后逃离火海,免于死难,烧死一人却是我们云和老乡。这位老乡是原任云和县中心小学总务主任,叶滕老师。肃反时审定他是历史反革命,都快60岁的老人啦,当了一辈子的教师,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年老体弱,行动迟钝,因此葬身火海!

 

农业1队是重灾区,宿舍位于火灾区的中心,因此死亡人数最多。据死里逃生的难友介绍:起火正值午后休息时间,当时发现厕所起火,室内有少数人走向门口看望,准备逃离,却遭武警暴力阻挡,凶狠训骂。数分钟后,农业1队宿舍拦腰起火,部分劳教人员不顾武警阻拦,冲出岗亭,逃向后山,保住性命;可是对多数人来说,为时已晚,逃不出来了。出入口只有一个1.5米宽的门,最多可容3个人一排进出,火灾时人们惊慌失措,涌到门口的,是几十、上百人,逃在前面的,侥幸逃出去了,力气小的跌倒在地,后面的人就踩着他们的身体跑出去,因此伤亡惨重。

 

起火时武警如果还有点人性,本来应该协助救人,退一步说,至少不应当横加阻拦。如果他们不这样残暴,死伤人数一定可以大大减少。可是这些平时惯于欺压囚犯的恶棍,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死几百人只当是死一堆蚂蚁,这才酿成如此重大的惊天悲剧。这些遇难者实际上是被这些地狱里的恶魔杀害的!

 

灾后的现场惨不忍睹。堆在门边的一层层的尸体,面目全非,烧得黑炭似的,手足缩成一团。我发现房屋中间窗外有一具尸体,跪倒在地上被烧死。看来他是打破了窗栅,冲出屋外的,但已来不及了,被疾卷而来的大火扑倒在地,活活烧死。还有一个幸存者是我的老乡,我问他怎么逃出来的,他说:“如果我决心不大,必死无疑。我眼看门口挤满了人,挤出去是不可能了。宿舍的木床是上下铺的,我看到门边一张床的上铺顶上还有空处,我就爬到上铺钻出,踩着人头逃了出来。”他是凭自己临机应变,才逃离火海的。还有一个葬身火海的难友,是瑞安中学的钱善德老师,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往河村农场劳动教养,好像也50多岁了。他知道自己年老体弱,挤不过人家,就索性躺在床上等死。当我清理宿舍时,发现他手中还捧着一个玻璃瓶子。此情此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今天我虽已老迈,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惊天大祸。从囚犯宿舍的建筑设计到封死所有安全出口,再加上武警阻止人们逃生,都是酿成大祸的原因。当时劳教所规定不准议论,严禁消息外传,违者按反改造论处。龙泉劳动教养所大火吞没130多条生命,死亡的真相一直隐瞒至今。

 

饥荒中的死亡

 

自从大火之后,农场不再盖茅草房了。过去建的农场总部、干部宿舍都是“洋房”,采用砖木结构(砖墙瓦屋顶)、水泥地面。而劳教人员的宿舍囚房全部是泥墙茅草房。还有工业厂房、武警宿舍、农场仓库等,大部分也只是泥木结构、瓦片盖顶的。虽然农场从建场以来就有砖瓦窑、砖瓦队、砍柴队,批量的砖瓦都以市场价出售。砖瓦是农场的重要收入,火灾给农场造成了损失,给劳教囚犯制造了沉痛的灾难,让100多人丧生。

 

农场死人的事还不仅限于火灾中丧生的100多条人命,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农场也饿死了不少人。被关押在劳改农场里面的人,谁都不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他们不知道,生产粮食的农民家里已断粮挨饿,外面已经到处在闹饥荒了。

 

农场变成了地狱,但谁也走不出去。这里的医生都是从各地送来劳动教养的医务人员,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谁还敢说句实话呢?明明是长期饥饿造成死亡的病例,还要说是暴饮暴食致病,或说是旧病复发、身体虚弱、自己不保养所致。对浮肿严重的病人,也只是配给一包糠粉,用开水冲服。巧妇难为无米炊,遇上发高烧、浮肿休克的病人,按医务常规本来完全可以抢救的病人,只因缺药缺粮,良医也束手无策。医务室的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慢慢地死去。

 

饥饿愈来愈严重了。农场里年老体弱的人,确实很难支撑。这些人往往死得最早。场里的伙食定量日益减少,人们天天遭受饥饿的折磨。名义上每人每日还有多少粮食定量,实际上真正能装到饭盒里的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等到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感到疲倦,感到无力,死亡就临近了。但你病倒了,场里的干部还会说你装死;真不行了再让你去医务室,可到那时你就是死路一条。

 

人的身体还是要自己保护,即自爱。我常记着那位好心的警察老乡的指点:劳动应“适可而止”,渡过难关。我在劳动上历来认输,承认自己力气小,从不争高;而运输队个个都是劳动高手,相比之下更看得出我不适应拉车。当年深秋以后,我就被调回农业队去搞田间管理。管理员派我去番薯地值夜班,任务是看管大片番薯地,防止被人偷窃。

 

我们在地旁边用茅草搭了一间小棚,每人配置一把特光手电筒、一根木棍、几根绳索。我们每天都是天黑后上班,到天亮下班;每两人一组,从秋天一直到冬天。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野外蚊子很多,不胜其扰,但劳动还是很轻松的,主要就是熬夜。我们只需慢慢走动走动,日子一长就习惯了。可是我们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平静无事,偷挖番薯花生的事常有发生。不过只要我们人一到,手电筒一亮,偷盗者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奇事。一个小偷,潜入农场挖出两块番薯,正想慢慢享受,却被我们发现了。两把特光手电筒一齐对准那个黑影追过去,但此人却一动不动。我们走近一看,竟是一个中年农民,身影瘦小,见有人前来抓他,立即跪地求饶,连声说:“请你们救救我,请你们救救我,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啦!让我吃一块番薯吧!吃一块番薯吧!”

 

我们见他确实可怜,可是还怕他逃走,两人分别从东西两方挡住去路。他却不想逃,跪在地上慢慢地啃着番薯。我们告诉他:“这是农场的粮食,我们上千人的口粮啊,你偷了是要被抓起来的!”他反复恳求说:“只要有得吃,只要有得吃,抓了我也不怕!”当我们走近他身边时,他却主动的边站起来,边说:“把我捆起来送到农场去吧!”低下头等着我们捆绑。我们两人无言地面面相觑,是在征求对方意见,到底该怎么办。抓他么,我们于心不忍。沉默了片刻,我们两人竟不约而同地对那人说:“到番薯棚里去,等天亮再说吧!”慢慢地天亮了,我们带着那位偷番薯的农民,一起下班归队交差。管理员却让那位农民跟着我们回到农业队宿舍,找了一个空铺位让他住下,每餐领饭,通知厨房为他多备一份而已。

 

那农民是附近村庄里来的,他不愿意回去。原来人民公社食堂现在解散了,他家已经断粮,回去就要饿肚皮,所以愿意在队里受劳动教养。指导员无权决定,只好放他回去,可是他却赖着不肯走。

 

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外出,不准接触群众,但这些人却常因饥饿而违反场规,带上自己最值钱的衣物,向农民换个一升、八两粮食填填肚皮,因此回场被批斗。六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物资匮乏,买粮食要粮票,穿衣买布要布票;生产越困难,票也越发越多:香烟票、酒票、油票、肉票、蛋票、盐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真是票证满天飞。仅凭钞票(人民币)是甭想买东西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尤其难买的是填肚皮的食品。劳动教养人员为了活命,拿出身边最值钱的东西换粮食,是明知故犯。他们因为接触群众,就多少了解了一点农村情况。农村中强弱贫富悬殊,当权的干部优先占有,普通农民的粮食就很紧张,挨饿的都是老实的农民和“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些可怜人饿着肚子不能讲,饿死了人也不能讲,讲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要挨批斗。饥荒年代,农民断了口粮,竟自愿投入地狱去受劳教,成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的真人真事。

 

求生的欲望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从50年代开始,到处布满了天罗地网。粮食政策、户籍制度,对人民公社的农民是圈地为牢,未经批准是不准离开生产队的。在“三面红旗”时期,要离开居住地外出,必须开路条,要请假;地、富、反、坏、右都是阶级敌人,亲戚朋友来访,还要汇报、登记。这些严格的规定,使犯罪的人特别多,为安置这些人员而设的劳改场,也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1958年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所”。

 

近邻的福建省北部一带地区,利用浙江农民的逃荒,招募外来人口,开发边区荒芜土地。他们曾一度驱车来浙南各地接运难民,去参加闽北开发。闽北当局公布三年免征农业税,不收钱粮,发放三个月救挤粮的优惠政策,吸引浙南的饥民纷纷逃奔闽北。由于来浙江接送难民的车辆以红色为标志,因此日后称为“浙闽红车事件”。闹饥荒的浙江农民,一批一批外流入闽,到了福建,只要经过登记入册,就会被统一分配,各归其位;原来种田的就给你土地、房屋,让你自由耕种,安居乐业;如果你想打工,或谋求什么职业,还可根据个人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安排适当工作;也有当工人的、当教师的、当医生的,各得其所。

 

闽北对地、富、反、坏、右一群“阶级敌人”也很宽大,仅仅要求登记在册,不搞批斗活动,提倡安居乐业,发展经济搞生产。闽北开发的新政策,确实救了不少浙南各地的饥民,使他们活了下来。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浦城、武夷、光泽、崇安等地。农民获得土地,如鱼得水,自由种植瓜果粮食,安居乐业。后来浙江调整合作化政策,曾一度提出反冒进,解散了部分高级社,农民逃荒外流才有所减少,人心稍为安定。

 

但浙江的农村政策,顽固坚持极左路线,把农民卡得死死的,自留田全部取消,房前屋后,瓜果一株不留。农民求生的愿望强烈,公开的红车接送虽然被阻止了,但暗地里自发偷越省境逃到福建去开荒的群体性事件仍不断发生。我就有两位表兄在大饥荒时期逃到福建浦城,至今仍居浦城。虽然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曾经动用“专政”手段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全部从福建赶回浙江,归原籍审查清理,但清理后不久,他们陆续又回福建居住。这段时间对劳动教养所的管理,可从来没有放松过,越管越严。承受饥荒折磨的囚犯,到饥饿难熬时,什么东西都会塞到嘴里去充饥。许多活生生的人,在农场里一个一个死去。为了活命,逃跑人数也在增加,管教干部、武装警察,对逃跑的劳教囚犯从不手软。逃跑人员被捆绑吊打,批斗,是家常便饭,但他们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逃跑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曾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我,伸出营救的手,他就是云和同学--刘成贵。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也受我牵连,被下放农村劳动,在浙闽红车事件中,逃离苦难的浙江,去了福建崇安县,开荒扩种求生。安定下来之后,他回到云和探亲,特地到我家里看望我妈,询问我被劳动教养的情况。当时他拿出10斤粮票交给我妈,嘱她寄给我。在60年代,10斤粮票可是一件大事,慰抚了我妈孤独悲伤的心,也救了我的命。他的慷慨和关怀使我看到人间还有真情,鼓舞我坚持活下去。

 

提到刘成贵同学,又使我想到另一个人,这就是云和县中心小学的常务副校长徐少青。

 

1957年秋,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暂时留在云和县小,任教半年,听候处理。有一次学校领导班子开会时,一名极左分子为了表示积极、立场坚定,提出:“右派分子杨世元留县小任教,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对他严加监督管理。他的粮食定量还是每月38斤,应该降下来,改为每月24斤。”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徐少青常务副校长。徐只说了一句话:“杨世元是思想上犯了错误,已经受到组织处理;生活上我们还是一视同仁,不能歧视他,粮食定量不应该减。”

 

到了1958年初,学校放寒假,教师又集中整风学习,有人举报徐少青同情右派,受到了大会批斗,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去农村监督劳动。到1978年右派改正时,他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了。他不过说了一句公道话:“一视同仁”,竟遭受了20年的苦难,葬送了一生!好人遭难,恶人得意,这是怎样的世道呀!落实政策改正之后,他才从离婚多年的妻子处,找回失散的儿子。

 

1978年清理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之后,在安置工作中,还有人把他们看作“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这顶帽子,仍然也还是“无期”的!看来“右派分子”这项待遇是终身制啦!

 

 

转自《怒狮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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