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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弟弟沈荃的历史之殇


--作者:李辉

 

前言


七十八前的今天这个日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淞沪会战的嘉善阻击战失利,前线沦陷。尽管失败,但是嘉善阻击战的意义得到很高评价。据嘉善市相关资料介绍,作为淞沪大战的外围战,嘉善阻击战牵制了日军的进攻兵力,掩护了中方淞沪部队的后撤。嘉善阻击战的战绩和坚守的时间,创下了淞沪大撤退的阻击战之最,为淞沪会战添上了令人可叹的最后一笔!

 

嘉善阻击战的主要参战队伍,是由湘西士兵构成的128师。浴血奋战七天七夜,七千多名官兵,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其中,有三位团长受伤,其中,764团团长沈荃,便是作家沈从文的弟弟沈荃。他受伤后从阵地救下,十六日随溃败的部队撤离嘉善。之后,沈荃伤愈,又回归部队,继续参加抗日战争,可谓一名真正的抗日功臣。一九四八年,远离战场中心的沈荃,有了一个闲职:国防部少将监察员。

 

今天叙述沈荃的故事,当然,这也是沈从文一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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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为从文墓地所写碑文

 

沈家的将军梦

 

一九八九年三月,应黄永玉先生之邀,我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湘西凤凰城。

 

经黄先生安排,我第一次走进沈从文故居。沈从文二十年代初离开凤凰之前,沈从文一直生活在中营街二十四号这座小四合院里。此时,空荡荡的天井,空荡荡的正房,正等待着布置,准备成立“沈从文故居”供人参观。如今的故居,只有一位老人住在左厢房,她是沈从文的弟媳罗兰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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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画沈从文故居速写

 

记得是在半年前,从黄永玉先生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沈从文的弟弟沈荃的遭际:作为一个国民党少将,一九四九年参加了湘西凤凰县的和平起义,但在一九五一年却又被误杀,一九八三年终于平反。黄永玉听人讲过沈荃被杀的场景,在他看来,那无疑是一曲悲壮的绝唱。沈荃把军毯铺好,跪下,对着枪口。他用手指着前额,说:“对着这儿打。没想到你们会这样。”

 

听到这件事情,我惊呆了。我从未想到沈从文在那么多的压力之外,还有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黄永玉在纪念表叔从文的文章中,将沈荃的死写得颇为悲壮。这悲壮,读了让人想哭,却又喘不过气。

 

我见到了罗兰老人。已经八十多岁的她,却丝毫没有衰老的样子,清瘦的面庞,仍让人相信当年的秀丽。她看上去,顶多不过六十岁,言谈、表情、举止,全流露出一种文雅、温存的风度。难得是那种清晰的思绪、平静的口吻,全不像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女性。

 

和罗兰聊天,总感到她那静穆的风格背后,隐含着热烈深沉的情感,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话语以平淡的形式打入人心。她谈到了死去多年的丈夫(她说过去从不肯对人谈,自己也不愿去思念,因害怕,连丈夫的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她谈到了二哥沈从文、二嫂张兆和;她谈到女儿朝慧自小在磨难中成长的辛酸。也许憋了很久很久,她似乎想将过去的一切尽量从记忆中找回。我为她拍了几张照片,可惜都模糊不清,懊悔至今。

 

她一一找出沈荃的平反通知书、刑事判决书和起义人员证书。它们终于到了她的手中。

 

沈从文兄妹几人都在这座小院出生。沈从文,一九○二年。沈荃,一九○六年。他们兄弟姊妹共九个,沈从文排行第四。后来死去一位姐姐和三位弟妹,变成兄弟姊妹五人,沈从文排行第三,沈荃排行第四。

 

打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这座小院的主人的将军梦愈发美丽了。沈从文后来记述过他的祖父:

 

咸同之季,中国近代史极可注意之一页,曾左胡彭所领带的湘军部队中,筸军(凤凰原称“镇筸”)有个相当的位置。统率筸军转战各处的是一群青年将校,原多卖马草为生,最著名的为田兴恕。当时同伴数人,年在二十左右,同时得到满清提督衔的共有四位,其中有一沈洪富,便是我的祖父。这青年军官二十二岁左右时,便曾做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又做过贵州总督,到后因创伤回到家中,终于在家中死掉了。(《从文自传》)

 

沈从文和沈荃没有亲身感受到祖父的荣耀,这荣耀却由父亲化作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庭院虽小,将军梦的天地却无限地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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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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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母亲

 

将军梦不只是沈家的梦,小小的凤凰城里,这种梦是五光十色的。清代时官至总兵、参将、提督的凤凰人不下三十人。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凤凰籍的国民党将军达三十四人,其中中将七位,少将二十七位。随红军参加长征而成为将军的凤凰人,也有数位。生活在这样的山区小城,父亲完全有理由将自己未实现的将军理想,像遗产一样传给孩子。

 

将军梦,沈从文,沈荃,谁能做得圆满呢?

 

沈荃圆沈从文将军梦

 

沈从文首先打破了自己的将军梦。

 

沈从文六岁时,他和沈荃同时出麻疹。沈从文回忆:

 

时正六月,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要人抱,抱时全身难受。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从文自传》)

 

一场病,从此改变了沈从文的命运,改变了父亲对他的厚望。本来健壮的沈从文,病愈后变得瘦弱,不再是父亲所希望的军人的苗子。将军梦注定要离沈从文远去。在山水之间,在不同成分并存的民风之中,沈从文的性情更趋向于想像的天地、艺术的天地。沈从文受着尚武和艺术的双重熏陶,但少年的他依然只意识到将军的诱惑。在凤凰刚刚当兵时,他只想进陆军大学,对排长、总爷之类的小军官,他不屑一顾,他回忆说:

 

父亲平时用甜甜的故事,给我讲祖父做将军赢得的那份荣光,平时不怎么在意,这时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本来就不爱读书,皇帝又被赶下了金銮宝殿,心想当状元已毫无希望,当将军还有可能。一有了这种念头,我便俨然有了当将军的气概。得到军部奖语时,我就认定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当将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成天生活在做将军的想象里。(《从文自传》)

 

十四岁时,沈从文和别人一样,踏上通往山外的小路,到凤凰之外的区域当兵去了。然而,在沅水上下,在王村、茶峒,孕育的却是文学梦想。从湘西,他走向北京,登上的是文学殿堂。

 

父亲的光荣梦想,历史地落在沈荃身上。沈从文回忆,弟弟在那场麻疹病愈之后,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位壮实高大的苗族妇女照料。因为照料十分得法,沈荃身体发育得强壮异常。“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宏大,凝静结实,且极自重自爱,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

 

沈荃长大了,也到了凤凰人闯荡天下的年龄。一九二二年,年仅十六岁的沈荃在做过一段时间的熊益昌布店学徒之后,和二哥从文一样离开了凤凰,参加湘西巡防军,当上勤务兵。一九二五年,在沈从文困居北京叩开文坛之门的时候,广州发生巨变,诱发沈荃的将军梦,他向黄埔军校走去。

 

据有关史料统计,湖南青年成为黄埔军校学员的重要来源。在一至五期黄埔学员中,湖南人占了很大比例,后来国共双方出自湖南学员中的著名将军不乏其人,如陈赓、宋希濂、郑洞国、郭汝槐等。

 

沈荃一九二六年底走出黄埔军校,投身于北伐战争,在南昌朱德的第三军教导团里做见习排长。一个新型军人生涯由此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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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沈从文兄妹四人与母亲在上海合影。左二为沈荃。

 

沈荃在《反省书》中这样回忆北伐战争后的生活:

 

北伐时我本派在第三军教导团当排长(团长朱德),后来调在陈嘉佑军当连长(武汉临时政府时期)。同事中多半是共产党员。我未入党,只想光宗耀祖,清党时以赤嫌开革回家。在陈渠珍部为其办军官教育,一年后又被控为共党分子逼去南京。我虽是国民党员,但不参加活动,(看了许多共产党名人的书)讲话左,被视为危险分子。

 

沈荃所说的陈渠珍是著名的“湘西王”,自一九二○年起成为湘西的统治者,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副总指挥兼第四路指挥。沈荃一九二七年回家乡凤凰,便成了陈渠珍的部下,任陈的十九独立师的军事讲习所队长兼代教务长。去南京军官研究班学习再归凤凰时,二十五岁的沈荃,便成了新编三十四师中校参谋主任,随即任五团副团长。

 

沈荃由中校至少将之前的经历,可以由这样的简介概括:

 

一九三一年任新编三十四师五团副团长;

 

一九三四年任该师工兵营长;

 

一九三六年任一二八师三八二旅764团团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与日军激战于浙江嘉善负伤,被士兵背下前沿阵地。伤愈后,一九三八年他又率部参加九江战役,血战沽塘,失败后带伤回湘西;

 

一九四○年二月任十六志愿兵团团长;

 

一九四一年五月任暂五师四团团长,是年冬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

 

一九四二年三月升暂五师二旅副旅长,不久废旅,调任军事督员会驻滇干训团上校战术教官;

 

一九四三年到印度兰姆加军官战术学校受训;

 

一九四五年五月调军训部步兵总监任上校监员;

 

一九四八年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沈荃对将军的热望开始冷却,意志开始消磨。是对政治的厌倦,还是对现状的厌倦?是对战争的反感,还是对军内陋习的反感?

 

从沈荃的《反省书》中来看,早在一九三九年,他一度下决心离开军队,不再当兵。他说:

 

一九三九年调委新六军参谋长,我不到差。同年委我第十六志愿兵团团长,不三月即调赴修水补充七十一军。到地被以连编散,营以上军官为附员,我回家发誓不再当兵,把手枪服被全给朋友,开始嫖赌。后到昆明我二哥处闲住几月,仍回沅陵家里。

 

对沈荃另一次打击是在一九四一年。他回忆说,当时他在暂五师任团长,师长戴季韬调任师管区司令。他觉得自己本来有可能升任师长,但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为吃香的是在陆军大学又进修过的黄埔毕业生,而他只是黄埔生。结果来上任的新师长便是黄埔五期的湖南学生、后又进过陆军大学的郭汝槐。郭汝槐的一段话可以证明沈荃对升迁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

 

读郭汝槐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沈荃与这位新师长的关系极不融洽。郭汝槐对沈荃也有一定的反感。下面这段郭汝槐的文字,是我目前所见同时代人关于沈荃的惟一记叙,带有明显贬意,兹全部录出: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一个名叫沈荃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一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湘西土匪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在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我遂命人拿了一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无地自容。

 

沈荃是黄埔毕业的,又是教官、军官。不知郭汝槐是不知、还是故意将沈说成为土匪。这位沈家一心想当将军的人,在另一个将军眼中却别描述成这个模样。

 

黄永玉在追念表叔沈荃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跟潇洒漂亮一样出名的是他的枪法。夜晚,叫人在考棚靠田留守家的墙根插了二三十根点燃的香,拿着驳壳枪,一枪一枪地打熄了它们。还做过一件让人看了头发竖起来的事:另一位年轻的军官叫刘文蛟的跟他打赌,让儿子站在十几二十米的地方,头上顶着二十枚一百文的铜元,巴鲁表叔一枪打掉了铜元。如果死了孩子,他将赔偿两箩筐子弹、十杆步枪外带两挺花机关。虽然赢了这场比赛,姑婆把巴鲁表叔骂了个半死。这孩子是由于勇敢或是懵懂(他是后来成为湘西著名画家的刘鸿洲),恐怕至今还不明白当年头顶铜元面对枪口是什么感受。《我的巴鲁表叔——从文表叔的三弟》

 

参与和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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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荃肖像

 

一九四九年春,沈荃在上海目睹了一个旧政权的失败,他不愿意南下广州,心灰意冷的他,此刻,那颗心早已维系在家乡凤凰那片清清的水,清清的山林。沈荃带着两位夫人,一位由父母安排的元配夫人,一位自己在外自由恋爱结婚的妻子罗兰,回到家乡。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六岁的女儿沈朝慧。

 

沈荃回到凤凰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湘西,统治地方的仍是湘西王、沈荃的老上司陈渠珍。当时陈任国民党的湘西行署主任。一九四九年八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通电和平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进军湘西,陈渠珍面临着历史抉择。他选择了和平起义。沈荃作为一位在地方有影响的军人,也参加其中。

 

一位当年参加动员陈渠珍和平起义的解放军干部回忆这一往事,提到了沈荃:

 

据当时了解,陈渠珍先生接到我军首长的信件后,随即召开了凤凰县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潭自平、熊子霖、王荣梧、包凯、沈荃、刘祖平、陈兆鹏、包心杰等。……包凯、沈荃是原国民党军队将领,他们在凤凰都有较大影响。会上,他们都表示“惟玉公指示为命”,愿意跟随陈渠珍先生和平起义。

 

凤凰县于十一月七日和平解放。按照陈渠珍和解放军湘西军区首长商定的协议,凤凰县和平解放,旧县政府停止一切活动,成立凤凰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筹备粮草,支援解放军进军西南。

 

沈荃在新成立的临时治安委员会中任军事组副组长。

 

五个月后,凤凰县正式成立人民政府,并成立县政府地方常备队,指挥部设指挥长、副指挥长、指挥员。沈荃任指挥员,这是没有实权的职务。常备队的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在凤凰县各地剿匪和轮流受训。

 

从一九二五年投军黄埔,人生划出一个大圈,又回到山洼中的凤凰,曾经官至少将军衔的沈荃,成了四百人的地方武装的一员,这无疑是历史给沈家的将军梦开了一个极大玩笑。

 

此刻,想必沈荃只想跟上一个新的时代,平静、安稳地在故乡度过平淡无奇的生活。一九五○年三月十七日,他参加了“湘黔川鄂四省边区苗族联谊会”,他的身上也有苗族的血统。沈家父亲的生母是苗族。

 

这次苗族联谊会是在中共湘西区党委和沅陵专区的授意下召开的,由当时尚未反叛的“苗王”龙云飞负责筹备。筹备会散发了倡议书。这份倡议书便是由沈荃起草、修改的。在《反省书》中沈荃这样谈到起草内容:

 

头一部分简单追述了一下苗族的族源,写我们苗族是蚩尤的后裔,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鼓励苗族人民发扬本民族勤劳勇敢的光荣传统;第二部分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控诉,诉说苗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备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痛苦;第三部分是倡议书的核心,强调苗族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在振兴国家的同时振兴苗族。

 

对沈荃、对参加凤凰起义的旧军政人员,弃旧投新,也许意味着一切都将过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建设、是创造。他们未必都真诚地相信新的一切,但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拥抱着现实,拥抱着新的生活。

 

倡议书的话自沈荃笔下流出,也可以看成是他的复杂心情过滤之后的坦白和愿望。

 

沈家将军梦破碎了

 

谁料想,龙云飞父子的突然反叛,彻底打破了凤凰起义人员短暂的安宁,“苗族联谊会”转而被说成“反动会议”,剿匪胜利后对起义人员的重新审查,更是彻底改变了沈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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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摄1950年凤凰照片

 

冬天,风正紧,天正寒,剿匪的战斗也正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曾为解政军进军西南、剿匪作过一定贡献的凤凰常备队,一天之间,在四个城镇同时被解放军包围缴械、改编。据当年的常备队员回忆,常备队确实鱼目混珠,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有的在配合解放军剿匪时牺牲负伤,也有的叛变,通匪。”

 

十八日拂晓,常备队指挥部的人员在凤凰县城被缴械。沈荃离开了家,离开了罗兰,从此不再相见。关于这次拂晓行动的经过,有史料详细的叙述:

 

县城。拂晓,四一七团团部电话通知谭自平带指挥部及二、五大队的官佐到天主堂集中,解放军在天主堂的周围架设了机枪。常备队官佐在礼堂集中后,宋子兴县长向他们宣布常备队同解放军合编的决定,并要他们缴了所携带的手枪。九点,二大队、五大队及四大队的胡奠安中队,全部开到箭道坪集合。解放军在箭道坪周围架设了机枪,在大门口设置了岗哨,只准常备队人员进去,不准出来。常备队到齐后,四一七团钱参谋长讲话,传达光荣合编的精神,然后命令常备队架枪,向后转,向前三步走。解放军把常备队的所有枪支收缴后,常备队再向后转回原地。这时,谭自平讲话,要大家服从命令,配合解放军搞好合编。这天早上,许多换上便衣的解放军事先已占据奇峰寺,居高临下控制了谭自平的指挥部。

 

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沈望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天性的军人气质,毕生的军人追求,他没有被多年的磨损变得世故,圆滑。他不想掩饰自己,不想虚伪地沉默,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将降在他的头上。

 

常备队的军官被集中,当即被集中在县城公园里学习,不能和外界联系。可能因为沈荃官衔高,或者文化水平高,他被指定担任学习队长。然而,在大会发言中,沈荃坦率地发出牢骚,说出“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抱怨。这样的话便将他钉在了死亡线上,致使几十年后,曾经管理过沈荃等人的一位干部,仍然回忆时说道:“记得有一位姓沈的态度最不好。”

 

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在公园里已经集中学习两个多月的军官队,接到了军分区的电令,调学员包凯、刘祖平、沈荃三人到军区工作,限七日赶到。沈荃等三人当即出发,于六日晚赶到军分区所在地辰溪。与他同行的包凯,也是一位国民党少将。

罗兰回忆,沈荃离开凤凰,没有回来话别,也没有通知她去送行,连应带的日用品也未送去,从此,渺无音讯。

 

赶到辰溪,沈荃等人就被收押.二月九日,沈荃在狱中写出达数千字的《反省书》,简述自己的一生。他提到了二哥沈从文及其他家人:

 

家住楠木坪18号,父母已亡故,有兄长二人,大兄云六居凤凰做小本生意,二兄从文现当北大教授,姐妹各一已出嫁。妻二人,田碧琼、罗兰均受中等教育,现在沱江镇纺纱过活。女一人,朝慧,年八岁,在县小读书。

 

《反省书》中沈荃逐条交代、说明有关问题。谈到“我对帮会的看法”时,他说:“我以为我是进步军人,不入帮会。”在第四部分“我过去的罪恶”中,他写道:“……不过我带兵十多年,除了作战,从不杀人,抢人,强奸。”

 

最后,沈荃表示决心:

 

我愿意作一战士,站在最前线去立功,以赎前非,决心为人民服务到底,什么事我都可以做。我虽然四十六岁,可是身体精神并不坏,万一政府要我好好为老百姓,我当遵守政府一切法令,劳动生产,以谋生活。

 

这样的表态,最终没有改变沈荃的命运。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被判处死刑。

 

在沈荃被关押之前,毛泽东曾对湘西的镇反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做过具体指示。毛泽东说:“在湘西二十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沈荃即属于“由地方再杀一批”中的一个。八十年代,当年被杀的人百分之九十六得到平反。

 

枪响了,沈荃倒下。沈家的将军梦永远地破碎了。

 

丈夫被判死刑,无人正式通知罗兰,她和女儿朝慧痴等沈荃归来。开始,有人说,沈荃去参加抗美援朝了。最后,噩耗传来已是好多天以后的事了。作为“反革命家属”,罗兰不敢声张,哪怕哭泣也不敢,只能三十多年后才对我细说往事。

 

沈荃死后,无亲人前来收尸,最后由一位当过他的勤务兵的屠夫,用木板草草钉了一个棺木将沈荃埋下。如今,这位勤务兵已死,无人知道沈荃的坟墓位于何处。

 

无法描述八岁的女儿朝慧在父亲被误杀之后承受的精神压力。几年过去,朝慧小学毕业,在大伯的资助下,她独自一人走出凤凰,前往北京,住在二伯沈从文家里生活。沈从文一家以一片不大的绿荫,庇护弟弟的女儿,一直将她抚养成人。历尽磨难的朝慧,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刘焕章的妻子,从此有了自己和谐安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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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黄永玉画沈从文大哥沈云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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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冤死之后,沈朝慧从凤凰来到北京,与沈从文一家相依为命。

 

沈荃的元配夫人田碧琼娘家是凤凰的望族,她的爷爷田兴恕做过贵州提督。沈家的祖父便是在他的手下立战功而当上将军的。沈荃在世时,田碧琼和罗兰均在一起生活,沈荃死后田碧琼便回到娘家,“文化大革命”中病逝。

 

沈荃死后,罗兰一直靠缝纫度日,七十五岁时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其间,她不敢离开凤凰半步。她的娘家是在泸溪附近的溆浦,凤凰无亲戚。这些年里,她始终是一个人生活。

 

一九八二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回凤凰,得知罗兰还在缝纫店里干活。这时,沈荃尚未平反。沈从文默默走到缝纫店门口,往里探探头。这时罗兰走了出来。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握手,谁也没有讲话。不需问,不需说,一切都在心底,都在无言的老泪纵横之中。

 

第二年,一九八三年,沈荃平反,距他被处决的日子,已经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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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

 

二○一三年秋天,我陪同黄永玉先生前去嘉善,了却他多年的一个愿望。他站在抗战纪念碑前,向家乡那些血洒疆场的抗战烈士们静穆地敬献花束,当然,也包括在此受伤、承受历史之殇的三表叔沈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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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

 

黄永玉在嘉善主动提出,创作一个“鸡连长”雕塑,叙述自己与一二八师的特殊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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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连长”雕塑与抗日嘉善阻击战纪念碑相伴。

 

雕塑于二○一四年落成,碑文如下:

 

一九三一年,我七岁。一二八师驻湘西辰溪,师长顾家齐。顾是家父小学同班,关系不错,长大后一军一艺,虽非同行,仍往来不断。时逢春期,顾有意提高辰溪乡村师范教师文化艺术水平,特约家父前往主持辰溪乡村师资训练班艺术教学。家父携我同往。学生二三百。校舍木质结构,宏伟宽阔。居高临下,芳树茂密,阳光照眼,课余之暇,家父常携我赴师部顾处茶叙或晚餐。同席均凤凰属僚故交好友,我呼为伯叔的人。


席设楼上,楼下为大厨房,主厨为随军多年的刘四宝老伯。刘老伯蓄一芦花公鸡,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论,随意打鸣。声如驴吼,且脾气凶恶,见猪狗或生人走近厨房则拍翅直追,穷啄不舍,如仇对敌寇。部队调防,刘老伯随身护带,亲如己出。顾家齐酒酣间闻鸡吼,常戏称其为“鸡连长”喊口令。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二八师调防安徽宁国,家父为生活所迫携余赴宁国傍之。顾伯体恤如旧,委以闲差安生。师部大厨房仍由刘四宝主持,而鸡连长赫然在焉:昂扬气派有过往日。四月我随家堂叔黄村生赴福建厦门就学。七月,卢沟桥抗战爆发。三七年保卫嘉善一役,一二八全体官兵浴血奋战,为国慷慨赴难,仅百余人生还。主厨刘四宝老伯不在生还之列。


流光倏忽,七十七年过去,“鸡连长”从未有人提起。肃立烈士墓前,往事历历在目,不胜哀念之至。敬塑“鸡连长”于烈士之侧,以作历史语余。


甲午春日 湘西子弟 凤凰黄永玉 九十书于北京万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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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清明时节,在凤凰,我陪朝慧女士前往沈从文墓地祭扫。

 

时光倏忽,距她离开凤凰转眼已快六十年。年逾七旬的她,岁月艰难与精神折磨没有压倒她,她依然那么坚强,那么美丽,如她的家乡山水一样。走在凤凰街头,红色残垣与标语碎影,在她身旁掠过,历史无情还是有情,尽在心底。

 

可以停笔了。我想借用黄永玉为沈从文墓地的题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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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月沈朝慧回到凤凰拜谒二伯沈从文。李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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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慧站在凤凰古城的残垣之下。李辉摄

 

 

转自《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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