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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活:一次乡绅“抬人”毁了父亲一生

 

--作者:感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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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字先浩,1924年出生于鄂南地区一个程姓大族,4岁师承本乡一位秀才识字,16岁外出求学,23岁大学毕业后投靠国民党华中补给区中将司令、族叔程家权,任后勤军需官,两年后获少校军衔,其时已是内战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父亲故土难离,又自认与共产党没有血债,不顾军中其他族人的苦苦劝说,既不愿随军撤往台湾,又不愿跟随负责白崇禧军队后勤补给、拥有大量黄金硬通货的族叔撤往香港,于1949年春家乡解放前夕从广西桂林返家务农。

 

父亲在历史关头的这一错误选择,是导致父亲一生悲惨命运的主因--父亲是同年代所有族人中学问最高的,且自小聪明好学,又高大英俊,在同伴中自成领袖,却在大陆一生受尽折磨和凌辱;那些撤往台湾和香港的族人和父亲部属,好几位后来成为台湾县市长和师、团长,有一些成为香港成功商人,最差的也在台湾体面退役、退休。以父亲的学识和为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有机会发挥自己所长,过得不那么悲惨和屈辱,但正是回乡后作为乡绅,参与了一次处理族人家庭纠纷的“抬人”活动,与当事人一方的某家族人结怨,加剧了他一生的不幸。这件事,父亲跟我讲了不止一次,一是感叹命运作弄人,二是教育我一生多栽花少栽刺,因此我印象深刻。

 

所谓“抬人”,就是家庭中有人与他人发生纠纷或冲突,受委屈的一方向家庭中的乡绅投诉,请求主持公道。如果是同族中之间的纠纷,乡绅做出的调解决定就相当于法院的判决,会得到族人不折不扣的执行;如果是本族人与外族人发生纠纷,则由乡绅负责与外族乡绅谈判,然后以谈判结果作为解决纷争的依据--在可左可右情况下,通常强势家族会略占便宜。乡绅并非是政府任命的,而是由本族中有学问的公道人士,得到族人共同爱戴自然形成的。乡绅不是一人,通常有23人,但其中一人是最有威望的。凡是族人向乡绅“抬人”说事,乡绅是必定要出面处理的,假如对族人的投诉爱理不理,下次就没人“抬”他了。乡绅的威望就是在帮助处理族人对内对外纷争中,因为受到绝大多数族人的衷心拥护而自然形成的。

 

父亲返乡后不久,家族中有一位兄弟三人的大户人家向乡绅“抬人”投诉,他们的妹妹嫁给一个黄姓人家才两个月时间,却经常受到婆婆的虐待,被屈辱地赶回了娘家,请求乡绅为他们主持公道。当时本族中有两位乡绅,一位是父亲的父辈、一位是祖父辈。被父亲称为叔父的乡绅读过一些书、曾经当过乡保长,抗战胜利后即解散保安队回乡养老,另一位是乡村老中医,自然也是有些学问之人。当时前者的威望高于后者。两位乡绅查看了那位被婆家赶回娘家的本族女性,发现其颈脖处有明显抓痕,又听了其哭诉,觉得族人受了很大委屈。于是约了黄姓家族的乡绅见面,没想到对方只承认婆婆训斥过几次新媳妇的懒惰,却不承认有打骂虐待之事,反而投诉这个媳妇缺少教养,不但不接受婆婆管教,反而每次都与婆婆顶嘴,这次回娘家也不是被婆家赶回来的,而是自己赌气跑回娘家的。此次见面双方不欢而散。

 

遇上异族中的纷争,如果双方乡绅无法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接下来就是受委屈的一方动员整个家族的力量讨回公道,极端的是以武力相威胁甚至诉诸武力。因为对方婆家不承认虐待本族这位女子的事实,父亲叔父辈的那位乡绅族长就认为应该给对方施加武力威胁,因为我们程姓人口和男丁是对方的5倍,不能让自家闺女任人欺负!父亲祖父辈的那位乡绅就说:“正好先浩回来了,他在外面读书、工作这么多年,比我们这些老朽见多识广,请他来帮我们一起拿主意吧。”

 

于是叔父辈的那位族长就请了父亲到他家去,好酒好肉招待,同时请了我父亲祖父辈的那位乡绅作陪。这位叔父辈的乡绅先说了父亲与他们家的亲密关系,父亲3岁失父、7岁丧母,靠父亲二叔养大,这位叔父辈的族长说他与父亲二叔是好兄弟,从小就觉得父亲了不起,小时候经常陪我父亲玩,还教了父亲不少字。两位长辈的乡绅都说,现在他们已经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我父亲不外出做事,以后家族的事慢慢就由我父亲做主了。父亲受过新式教育,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有些狂妄,竟然没有婉言客套,而是直接就说,您们都是我尊敬的长辈,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出主意的,我一定知无不言。两位长辈于是向他介绍了族中那三位兄弟“抬人”,黄姓家族又不承认虐待和驱赶了本族那位闺女的事。

 

我父亲就说,我们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做决定。于是父亲问了一些关键的问题。父亲问:“那女子回来几天了?你们看到她脖子上的抓痕是鲜红的,还是黑色结痂了的?”那位祖父辈的一听父亲问这个,立即一拍大腿说:“先浩果然厉害!唉,我真是老了。当时只听她哭闹,也没留心那个抓痕的真假。现在先浩一问,我想起来了,那个抓痕是新的,绝对不是三天以上的抓痕。我们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回家三天了。”叔父辈的那位乡绅也连忙检讨自己的粗心,说:“多亏请先浩来帮我们出主意,否则我们出大丑了!”父亲后来回忆这事时,反复对我说,在一个礼教那么浓的旧时代,他没想到两位族长是如何开明。父亲又说:“那个女的和他的三个兄弟在村里平时口碑如何?”两位族长说:“那三个兄弟,年长的两个还算是厚道人,年轻的那个平时有些飞扬跋扈,但也没犯大错。那女子长相不错,深得父母溺爱,在村里是有名的好吃懒做之人。”我父亲说:“那不如这样,我们在这里喝酒闲聊,差人请那女子的丈夫过来一趟,我就问两句话,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两位长辈欣然应允。

 

黄姓人家离我们村10里地左右,过了两、三个时辰,那位女子的丈夫和他父亲一起来了。两人坚称没有虐待和打骂过该女子,只说婆婆吩咐女子做些事情,女子总是找理由偷懒不做,婆婆有时就有些冷嘲热讽的,婆媳关系不和,这次是该女子自己离家出走的,他们愿意上门赔罪,把该女子接回去。那丈夫其实就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孩,当然我父亲其时也很年轻。我父亲对那男孩说:“我就问你一句实话,你们夫妻关系怎样,你喜欢自己老婆么?”这男孩说:“我们夫妻关系很好,我老婆长得这么好看,我哪能不喜欢呢!”我父亲也没有征求两位家族中两位长辈的意见,就武断地说:“你们今天回去吧,也不用去上门道歉了,我们就让她明天自己回去。”

 

黄姓父子两人一离开,叔父辈的那位乡绅笑着说:“先浩,你这样处理,我们自然没什么意见,只是这样是否太委屈了我们自家人,让别族的人看我们不起?”父亲说当时自己年轻气盛,竟然顶撞这位祖父辈说:“这女子被父母溺爱,平时好吃懒做惯了,积习难改,又栽赃陷害自己的婆婆,实在可恶之极!如果我们对她有任何袒护,程家闺女以后都不准备嫁人了?!”两位长辈见我父亲如此“义正词严”,只好苦笑就说:“就按先浩说的办吧。”然后,由叔父辈的这位乡绅通知那三位“抬人”的兄弟,让他们明天一早把他们的妹妹送回婆婆家,并让这位女子对婆婆赔礼道歉,今后好好过日子,不得惹事生非。

 

1949年下半年,家乡被解放,1950年春,县委书记听闻我父亲作为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的大知识分子竟然在家务农,多次派人上门做工作,要求我父亲务必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于是,我父亲在1950年夏天先是出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再兼县教研室主任,1952年开始参与了湖北省中小学教材的编辑。也正因为如此,我父亲逃过家乡1951年开始的土改运动,而另外两位乡绅族长在土改中被镇压。这时,那三兄弟中飞扬跋扈的那个已经成为村农会主席,仍在老家的我母亲被划为地主成份扫地出门,祖辈留下的全部房屋、家产都被充公。我母亲只好徒步近百公里投靠我父亲。我父亲因为历史单纯,1950年出来工作后即全部交待清楚了自己的历史,所以在家乡虽然被归为地主成份,但在土改和后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父亲一开始小心翼翼地沉默以对,一直到运动后期,我父亲都表示出了感激党和政府,自己没有什么意见要提。当时县委书记多次亲自上门做父亲思想工作,要求父亲放下思想包袱,以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赤诚之心,帮助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否则就是对党组织不忠诚。之后,父亲为了向党组织表忠心,提了两条非常要命的意见:“1、希望教育回归单纯的文化和科技传承;2、教育有自身规律,希望教育部门的领导不要以外行领导内行。”可想而知,父亲立即被打成漏网右派!

 

父亲被打成右派、免去一切职务之后,当时找我父亲做思想工作,鼓励他向党提意见的县委书记亲自上门,对我父亲表示内疚,并提供了两个安置地方请我父亲选择,也表示请我父亲务必要忍耐,一有机会就让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但这一次,父亲终于在劫难逃,老家的农会主席这时已经是乡干部,拿着盖有鲜红大印的介绍信,亲自到县委要人,将我父亲押回老家改造!从此,父亲经历了20多年的非人折磨,直至60岁才得以彻底平反,同时做退休安置,晚年才以返聘形式重回学校讲台。

 

父亲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上文人命运最为悲惨,政治狂热压倒一切,兽性战胜人性,人妖颠倒的黑暗年代。父亲个人的悲惨命运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虽然结束了那段悲惨的历史,但造成那段黑暗历史、反人性的罪恶并没有得到任何清算,因此至今全体中国人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甚至一些忧国忧民的文人仍旧面临牢狱之灾的命运。

 

中国当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贫富悬殊,官场腐败和道德沦丧,究根本原因都是社会管理制度使然。其中社会首先道德沦丧又归于三大因素:一是宗教自由受到压制,二是乡绅文化被毁灭,三是官方几十年强力灌输并身体力行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之类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深入人心。因此导致人类固有的自私自利本性,在国人同胞身上被放大到极致。这篇短文,即是以一个完全真实又十分残酷的历史故事,说明中国乡绅文化是如何被彻底毁灭的。

 

 

转自《凯迪长三角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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