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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力量


--作者:野夫

 

我在生活中,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而且我是一个总是把笑声带给朋友的人。除了在我的文字里去回忆,去诉说我曾经经历的一部分事情以外。我很少,在酒场上,在与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去回顾我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副标题所说的“一个男人如何努力的站着活过自己的一生”。

 

就从我的童年开始,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叫“少年樵夫”,我是在一个叫做鄂西的最偏远的县,利川县的一个小镇,叫汪营镇。在汪营镇乡下的一个最偏僻的村,靠近石柱的那个村叫做西流水村。我们在那儿住的是崖屋,就是房子的后半是在崖洞里面,前面是搭的房子,这种叫崖屋,悬崖的崖。我是在那个崖屋里面出生的,两三岁的时候被父亲用扁担挑着带到了汪营镇上。我父亲重新安排工作,是到一个煤矿当矿长,我妈妈在这个小镇的供销社做会计。通常来说一般人的记忆的起点大约在34岁左右,我4岁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进入最残酷的份。1966年文革开始,因此这个画面几乎成了我人生记忆的起点。就是有一天我看到那条古镇的街上,突然整齐排队四行的,扛着枪,背着大刀的人群。而前面走的几个人,戴着很高的帽子,挂着沉重的木排,然后我在前面的几个人里面发现了我的父亲。我是在小镇街上玩的一个4岁的孩子,我父亲平常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庄严的形象,突然看到他戴一个纸糊的高帽子,我不知道上面写着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父亲太滑稽了,我觉得非常好玩,可笑。

 

我欢笑着跑回深巷子我的家,那个吊脚楼,我就拉着我的外婆,我说婆婆快跟我上街去看,爸爸今天打扮得可好看了。这时候我看到外婆把我按住,她在流泪,我就在那一刻开始进入了我的童年,进入了我的整个生命。就是我突然一下子明白,家里发生什么大事了,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紧接着就是经常性的,因为那个煤矿距小镇很近,煤矿的造反派经常性的要把我父亲拉到小镇上来游街,然后文革期间整个小镇都要修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灯塔园,那个灯塔下面是有石头的阶梯,成了各个小镇批斗人的站位上的一个站台。我的父亲就经常在那个灯塔上面站着,左边站着扛枪的拿刀的,下面站着愤怒的群众。

 

第二个记忆是,那是烈日炎炎的夏天。我母亲在家里,那时整个家庭陷入到形势非常不好,我母亲就骂我的大姐,说你爸爸在那儿站着,你还不去送水给他。我大姐就用,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宝塔糖的那个玻璃瓶子,装清蛔虫药的那个玻璃瓶子,没有水杯,用这个瓶子装了一满杯凉茶。我大姐是一个大姑娘,大约是正好上小学五年级到初中这个阶段。她不愿意挤进人群去给一个站在那儿批斗的父亲送水,女孩的面子更拉不下来。于是我姐姐就把我使劲拽着,于是我也去了,去了我姐姐站在外面,她没有勇气挤进去。下面很多群众是街坊邻居,也有学生,少年,她的同学。我看见父亲在上面这样弯着,我姐姐就推着我说你去,你去给爸爸送水。对于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没有羞耻自卑的观念,我拿着水从大人的脚下,脚缝中间钻,终于钻到了台前,钻到我父亲扶手的那个地方。我举着水,我说爸,我妈让我给你送水来了。但我爸的手是捆着的,我无法把这杯水送到他的唇边,然后旁边的押着他的人就把这个水拿过去了。我以为他会喂给我的爸爸,然后他自己拿来喝了,把杯子扔了,那个杯底在梯子碎石上的碎响到今天我的脑海里都记忆深刻。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我是对文革粉,对毛粉有很深的愤怒。我们从文革中长大的孩子,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父亲的同僚,其中一个就自杀了,跳河自杀了。我母亲担心我的父亲也走上这条道路,父亲一个人在矿山,我们三姐弟在小镇上跟母亲一起生活。我母亲想了一个很绝的主意,那时候我大约67岁了,这些在童年记忆中都不是很准确,反正是那样一个年代。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是唯一的儿子,在民间来说是最应该疼爱的孩子,我母亲就活生生的把我送到矿山去陪父亲。矿山是一个孤零零的矿山,就是工人、宿舍和煤洞、铁轨,而且父亲不断的要被揪着到其他的分矿去批斗。一个孩子跟这样一个父亲,一个不能照顾他的父亲生活显然不是一个好事,母亲也深深的知道我到矿山去是跟着父亲受罪的,在我长到很大以后我母亲在晚年给我曾经讲过。那一会儿主要是怕你爸爸自杀,我要让他看着你,让他意识到做父亲的责任,你的儿子还在,你不能委屈的死去。那我就有幸在矿山过了一段野蛮成长的生活,由于没有家教,我在矿山变成了一个泼皮少年,很坏。因为整个社会你是看到的,你父亲不断的批斗,挨打,你无能为力,然后我在矿山变成了一个特别爱骂人的孩子。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农村有时候能碰到,现在很少了,那些家教极不好,见人就骂,而且骂极脏的脏话,我变成了一个没有家教的孩子。有一天,在那个冬天煤矿的工人下班回来就围了一大堆煤火烤火,我父亲又被带走,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那烤火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骂人的孩子,而有一些很无聊的工人,他会逗这个少年,说你看,那个人你敢不敢骂。那这个小孩一逗,“哗”就开始骂了,终于我骂了一个叫文新民(音)的一个老工人,他一脸铁青。等我骂完,他走过来二话不说揪着我的衣领就给了我两耳光,我的鼻血“哗”就出来了,然后所有的工人都觉得这个玩笑开大了,但是没有人管我。大家也确实觉得一个是跟我父亲要保持距离,第二这个孩子确实太坏了,但是这个文新民(音)这个老工人是我父亲最铁的哥们,关系最好的。他从来不肯去批斗我的父亲,他打完了我以后,说了一句话“我代你父亲执行家法”。从那以后,至今我都不敢乱骂人的,我知道骂人是不好的。我在矿山,因为整个矿山那一会儿基本没有女工人,全部是一群男人,我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中成长,过着那种野性的生活。后来我父亲又被发配到一个更偏远的矿山,一个分矿点,叫石洞子,在齐跃山的山顶上,只有很小的一个机耕路可以进去。当时完全没有客车,而且这个石洞子还没有采出煤来,正在挖,正在一点一点掘进的过程中。我父亲翻过石洞子去,也带着我去。那时候我大约是78岁左右,我们父子俩乘现在所谓的大巴车,到那边乡间的货车,到一个公社。那个公社是距离这个石洞子最近的一个车站,唯一能到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开始沿着走,走很久的路,开始翻整座高山。我父亲显然对一个78岁的孩子他已经背不动抱不动了,他必须要让我自己走,我也必须跟着他一点点的爬。好不容易爬上山顶了,终于走上了那一条机耕路,从那个机耕路到那个石洞子还要走很远。这个时候后面传来了马车的铃铛声,叮叮当当。这个石洞子只有马车可以开进去,然后我就开始央求我的父亲,我说爸爸,有马车来了,你能不能拦他带我们一程。因为那条路的终点就是石洞子,这辆马车毫无疑问是去石洞子。我父亲也不吭声,就低着头走,我就跟着他走。马车的声音由远及近,走到身边的时候我父亲侧过身来看着马车,我也跟着他站着,我认为我的父亲会招手,因为我父亲曾经是我们那个区的区委书记,我认为他会招手,因为那就是我们汪营镇当时叫运输队的马车。那个马车夫我都认识,他一定认识我的父亲,我父亲招一招手,他去是空车,回来才会有载东西,他应该会停下来。我满怀期望的等待着我父亲招招手,我父亲木然的就看着那个车,车开过去了,我父亲就继续走。一个8岁的孩子就生气了,对自己的父亲生气了。我就埋怨,因为我实在走不动了,腿走的太疼了。我说爸,你为什么,你拦一下又怎么样呢,你为什么不拦一下车呢?因为在乡间很多农民都不知道拦车,我爸说了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是被打倒的人,这个车夫是认识我的。他假如愿意帮助我们的话,他就把缰绳一拉车就停了。他会主动喊老郑,你们父子俩上车了。假如他看见我们了,我们站在路边,他没有想停,而是扬鞭策马就走,你不要去乞求,一生都不要去乞求。”这段话我若干年都在想,就是不要乞求,我努力做到不去乞求。

 

如果有好心人愿意帮助你他一定会主动帮助你,不愿意帮助你,你是求不来的。这是我人生,我父亲给我的教育很少,因为长期的不生活在一起,但是每一次教育都让我刻骨铭心。然后我11岁的时候,我父亲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穿孔,送到武汉去治疗去了。紧接着母亲发现在我身上有同样的症状,就是半夜发烧、咳嗽,然后送到医院检查也是肺结核穿孔。我母亲那时候真是太绝望了,丈夫和儿子都有同一种病,因为当年的肺结核是要死人的,尤其是穿孔的随时都有可能大出血死亡。我母亲非常的绝望,一边给我治疗,一边又要对父亲那边有一些交待、安慰。那个时候我在学校,显然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在那个乡村小学,那会儿我正好上五年级了,我那个班主任非常不喜欢我,就以我有肺结核传染病为理由,拒绝录取我上初中,我一下变成一个失学的少年。因为我6岁上学,五年级读完了那会儿就11岁,11岁不能上学了。对当时的我,对文革期间的我不能上学不是一个什么痛苦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他妈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这么好!但是对我母亲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她知道上学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她到处去求情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在小镇上每天去打柴的穷孩子,因为农民到小镇上卖烧火的柴两分钱一斤,对镇上的贫困人家来说两分钱一斤的柴能省下就省下,而孩子们的劳动量是多余的。那么街上的穷孩子会走20多里地,爬上一个叫蕉绿台(音)的山。爬上那座山,翻到山背后,原始森林里面去乱砍。那会儿山上的柴是可以乱砍的,然后再用草绳捆了,担回小镇来卖,于是我11岁那年就成了这一群砍柴汉子中最小的少年。我母亲不相信我,我母亲骂我的时候,我说我砍柴去,母亲不相信我真的会去做,然后我真的就去。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铁匠,我就求他,到他家去求这个同学的父亲,我叫他说叔叔帮我打一把刀。因为砍柴的刀和家里用的刀是不一样的,我说以后我还你,我给你钱。然后那个铁匠就在那一锤一锤的给我敲打,那个乡村的铁匠铺是一道特有的风景,这个时代很少看见的。我就站在那个火光十色里,看着我拥有的第一把刀,看着他怎样把两块铁分开,中间卡一个钢,再把两块铁和钢片合起来,然后敲的严丝合缝,这样刀口好。然后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因为打出来的刀是没有刀刃的,我用了整整一下午时间,在小镇的街上磨刀,用过去太平缸(音),就是用来消防这个水缸里面装满了水。我在消防池,那个沙子打的石缸上,一个少年用了一个下午,整整一个下午磨一把刀。我终于把它磨好了,然后跟街上的孩子们约好,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出发。爬上山的时候朝阳早已经翻过云海,从此我就开始了几个月的砍柴生涯。我在写我母亲的文章中写到了,因为其他的孩子都比我有体力,都回家了,我还没有回去。我母亲每天下午就会走出小镇很远很远,沿着山路来寻找我,远远的来接我。我们母子俩就挑着,我那一挑柴也就二十来斤,轮换的挑着走在乡间小路上。这样的童年相对于中国广大的底层平民之家的孩子来说并不算最苦的,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很轻松的忘记了自己的苦难,没有把这种苦难变成一种自我成长的力量。比如说我少年时代经历的这些,我一直在把它变成我成长的力量,以及我的愤怒,我的恨都包含在这里面。其中一个小故事是,每个小镇,当时文化大革命都有新的领导班子,叫革命委员会,就是取代政府的。街上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孩子,姓黄,那时候就是他们得势的时候。他们会经常到我们院子里来,因为小镇的孩子都见过我父亲经常被游街嘛,大家一起喊口号,那这个孩子也会经常到我面前来喊,打倒郑永怀(音),打倒郑麻子。我父亲叫郑永怀,我父亲是一个麻子,就是一个天花留下后遗症,就是整个脸上面有一些小点,有点像话剧演员李默然。一个小学的孩子,当另外一些孩子带着一些小朋友在你面前故意的羞辱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愤怒的。我大姐1970年下乡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送她到万州,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今天的重庆万州。送到万州的时候,对我父亲来说是要把一个16岁的女儿从此送到江汉平原去下乡当农民,依依不舍,就带着我姐姐到百货商场。万州的百货商场是我们小镇无法想象的大,在商场里面给我姐买了一点东西,然后我就停留在一个卖儿童玩具的货柜前徘徊不去,因为那个货柜里面有一只我喜欢的小步枪,是儿童玩具。我们的童年是没有玩具的童年,我第一次看见还有这样的儿童玩具步枪,我就不肯走了。我家那会儿肯定很穷的,那把枪那会儿只要,好像是一块七毛钱还是多少钱,还是七块钱,记得不太清楚了。我父亲看出我的意思,拉着我就要走,肯定是不想满足我这个奢侈的愿望。我姐姐第一次代我恳求我的父亲,说爸,弟弟长这么大没有玩过什么玩具,你就给他买吧,我那个什么东西不要了,你就把这个买给他吧。我父亲看了一会儿,觉得是一个将要远行的女儿的心愿,不再好拒绝了,给我买了这把枪。这个枪就是可以这样拉,扳机里面是弹簧,拉扳机,然后灌上黄豆或者是小石粒一射,嘣就能射出去的,射一个小黄豆的话有35米远,弹簧的力量。我有了这个武器,就像古人说的手有利器,心生杀机。我在晚上把这个枪管里面灌了一整管石灰,烧好的石灰,然后我去找到了那个黄姓少年,跟我一边大的,那个经常侮辱我的。我走过去把枪对着他,我说黄某某,给老子道歉,他说你想干什么,老子二话不说,嘣!一管石灰就全部喷出去了,他脸一下子就白了,只听嚎叫声,只听杀猪般的嚎叫声,哇!响彻整个小镇,石灰喷进了眼睛里,紧接着街头周边的人倾巢而出,整个小街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当然,最先赶到的他的亲人就抱着他直奔医院而去,接着我的母亲闻声赶来,赶来只扇了我两耳光就直奔医院而去了。到了医院经过清洗石灰,可能清洗的及时没有造成后遗症。我母亲赔了医药费,给人家家里赔礼道歉了,回到家接着是毫无疑问的罚跪,毒打。母亲打完了我,我也觉得这个事祸惹大了,母亲打完了以后,还要继续加两句警告,咒语般的警告。你等着,你爸回来再收拾你。我爸爸是很暴力的那种人,我成长这一生只挨过我爸四次打,每一次打都是打怕了,打的我鸡飞狗跳。那么接下来我父亲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所以这一场殴打是在所难免的。我每天都过着一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就像一把剑悬在头顶,不知道他哪一天回来。原来总想盼望着爸爸回来,因为爸爸回来总带着一些水果糖啊,一点点这些好吃的东西回来,但是这次等来的父亲必将是一场严刑。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我父亲坐在火堂前,我们土家族都烤火嘛,坐在火堂前,阴沉着脸在那儿。我一推开门一看到这个画面就不敢上前了,身子就开始发抖了,一家子都不说话,空气凝固了,都不作气。我就站在那里,我父亲意识到我,没有想到我回来了,看到我不动,过了一会儿说过来。只好就走到他身边,尽量在一巴掌的距离之内,但是这一次父亲出奇的冷静,没有立即动刑,而是说你为什么这样干。我非常委屈的流着泪,小声的给他说,我说:“他经常在我面前说打倒你,打倒郑麻子”。我第一次提我父亲的外号,一个麻子的父亲是很丑的,孩子们都会有自卑心,不愿意被人提起。我给父亲表达了这样一个,我为什么开这个枪的理由,我等来的父亲,结果我父亲就一直沉默着,一直沉默着。我一直在等着该是怎样的毒打,结果意外的他没有打我。去吧,吃饭去吧。若干年以后我理解了,我父亲那一刻理解了一个少年儿子因他而受的屈辱,以及因他而起的愤怒,他认为一个男人,一个男孩有这种愤怒不是坏事,可以原谅,这种性格保持到今天。再以后我父亲不断的在我的童年少年不断的调单位,终于调到了县城了,到了机械厂,我到了机械厂,他到了化肥厂我到了化肥厂。直到过了1976年,我的少年樵夫的命运差不多就在这时候结束了,紧接着到77年高一的时候就听说恢复高考了,于是我终于有了一条觉得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从一个野蛮粗鲁的少年,一个只会骂人的少年,一个向另一个孩子眼中射石灰的少年,然后在1978年变成了恢复高考过后的第一届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学生。我的少年樵夫的生涯故事就到这儿。

 

我的第二个片断是中年囚徒,中间我跳过很多的岁月,至少两个大学的故事就不讲了,包含当了警察的故事就不讲了。那么在警察的最后一刻,从这开始讲起。80年代末年的初夏,有一个进入历史的一天,必将进入历史的一天。就在那一天的晚上,我和我的师兄,武大中文系的师兄一个叫胡发荣(音)的同班同学王子夫(音),在海口我那个地方坐着。到6点多钟的时候,四川另一个诗人,也是李亚伟他们的老朋友,唯宁楚(音),他们两个就跑到我的院子里来说,他们终于开始杀人了,然后马上应征,然后我们开始默默的喝酒,流泪,不断的哭。酒喝完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我给子夫说,我说我要辞职。王子夫(音)比我大,社会经验很多,但是那一刻他一点都没有劝阻我,他在流泪,他说你自己想吧,你自己看吧。我说我决定了,我一会儿就开始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交上去。这一个选择,这是我们人生啊,每个人一生要面临的无数个重大选择,有很多重大选择,你选择对了,你的人就对了,选择错了你人就错了。因为人生不是话剧,没有彩排的过程,一道过。其实那时候回头想,其实我很佩服我自己,在人生若干个大选择的关口,我都选择对了,而正是这种大选择,包括这种选择对的方式,对多数人来说是一种迫于不敢选的。接下来我还会讲一些关于选择的故事,那这是我的一次重大选择,就是在80年代末。相当于你在一个体制内,而且位置很好,前程很好,那个时候下海的人远不像90年代南巡之后那么多,一个体制内的人要放弃自己的前程,放弃一个铁饭碗,而且要选择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去放弃。你不是以其他名义,你是反对者,而且公然的反对者,这是要冒极大的风险,这是有后果的。但是那一刻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愤怒的人,毕竟那一年我27岁了,而且是两个大学之后的人了,工作了几年的人了。在一些要害部门工作过,宣传部门,政治部门等等,我熟知这个制度内在的力量,我怎么不知道后果呢?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人这在一刻要服从原则,于是第二天,我的那些同事现在还有很多是海南警方的高级警官,他们都能记得那个画面。我早晨就把警帽脱下来,放在桌上,将警徽、警号,然后武器,脱下来放在桌上,然后我给兄弟们说老子辞职了,不干了。其实特别是,有一些痛苦,大家对这个事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都很同情我们,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来劝阻我,就这样人生踏上了另外一条路。这是一条不能假设,没有朝着这一条路我今天会是怎么样,在接下来的故事在我的书中有写过,在这儿我就不详细谈了。中间有一个故事,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我从海口,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那时候没有高速路,四天四夜骑回武汉,然后躲来躲去,终于躲不过我们说的天算地算还不如人算。当有人在算计你的时候,你是很难逃掉的。在90年我走在大街上,细雨飘飘,我的父亲已经癌症在医院住院了,手术之后那天下午我要赶去医院接他出院。在武汉,走着走着我看前面路边停着一辆车,我就继续走,然后这时候从后面上来一个人,抱着我的肩膀一拍,点点头。那个人满脸笑容的对我,喂,伙计,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我一看,不认识,我说你认错了吧,当我回头的这一瞬间,从这一条路窜出来一个人,开始你们看到的电影场面,他们要绑架,我要挣扎反抗因为是电影里面,我第一反映是排斥。打了一会儿我也打累了,终于把我塞进了一辆车。

 

开始了我的青年囚徒生涯,囚徒的故事值得大家多听听,因为这个事情真正的可怕。我跟好多朋友开玩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时代,人人自危的时代。无论高官巨富还是平民百姓,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哗啦就在大街上消失,学学这里面的一些知识是有必要的。那这是进看守所,进看守所通常进去都要拔光你的全身,连内裤都会脱掉,全部检查一遍。抽掉你身上的皮带、鞋带,以及可以用于自杀的,连牛仔裤上的扣子都要给你解掉。之后登记,进入号子,一定要区别,你们一定要弄清楚,很多人都不知道号子和监狱的区别。号子就是看守所的,在未决的期间的住的地方。通常号子都很小,大家肉挨肉的要挤在一起坐,这个号子看守所是,如果你不幸成为一个囚徒的话,我必须告诉大家,看守所是比监狱痛苦510倍的地方。真正到了监狱不算太苦,号子最难受。号子首先是你在审讯阶段,审讯阶段根据你的态度决定对你的残酷程度,这个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很快的招了,受的苦就少,你要不愿,像我那会儿还要做一个硬汉子的话,你可能受的苦还要多一点。那另外号子室就几个人住在一起,是不能到外面活动的。要想活动见见太阳,这个是传统上,红岩里面有写的叫放风,放风是很难争取的。号子里面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书读,不许吸烟,伙食非常非常差。另外号子里面保留了,就是今天在隔壁的号子,网上看到的躲猫猫事件,喝水死事件等等,一切的死亡都发生在号子里面,而不是监狱。号子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每个看守所每年都会无缘无故的死一些人。那其中,当然多数是犯人跟犯人之间整死的,但是犯人跟犯人之间天生并不仇恨,为什么会整死你?是因为背后有授意的,我太清楚这一切了。被授意或者被默许,号子的整个残忍的风格,每个号子里面都有一个老大,那叫号长。与这个老大的性格有关系,这个老大如果是个很残忍的性格,那号子室非常难受,进去都要走过场。走过场就像打杀威棒一样,每一个新犯人进去都要走过场,走过场一系列的残忍我今天就不在这儿讲了。号子还要搞劳动,就是手工劳动。在号子我待了一年零两个月,我非常理解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号子情愿赶快承认呢,赶快处死吧,判死刑吧。因为那里面比死更难受,在号子里面你要犯规怎么办?你要违反监规怎么办?比如说没有按时起床,或者没有按时睡,或者跟某个囚徒在里面打起来了,看守所惩罚人,每个看守所都有所谓的禁闭室,禁闭室是一个隔音室,其隔音程度相当于中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就是人在里面惨叫外面是听不到的。这个很小的一个隔音室里面平躺着一张床,在这个床板,木板的四方是打出洞来,穿过来一个镣铐,就像龙扣,过去古老的龙扣。对不服管的犯人,就是把你按到这个木板上,两手给给你弄上镣铐,脚上这里给你一个镣铐,这里给你弄一个镣铐,四个镣铐,就这样张开,像一个耶稣,躺在这里。这仿佛看上去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实际上是,你们诸位就这样仰躺着在床上保持三个小时不动你们试一下那个滋味,我还没见过三天不求饶的犯人,就这样躺着,三天后还说我不认错,不求饶,没有。然后当你判完,判决完,整个判决从起诉到法院审判,再审判完了以后,羁押一段时间再送到监狱,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过程。送到监狱的第一部分这又要给大家提醒,它不是立刻马上到监狱,它通常各个地方都有一个送到犯人集中的中转站,就是像货物的集散地。这个地方又叫入监大队,就各个小地方判的犯人,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监狱,都有农场。那这些各个地方零散的犯人都要送到一个省里的集散地,在这个集散地又比号子痛苦十倍,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所有犯人到这儿来集中,然后决定哪一个人分到哪个监狱,分配到各个地方。然后由于这里不断得有新的人过来,它的房屋的建筑是有限的,它的密集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密集程度,我一点不给大家夸张的说。晚上睡觉必须是老大老二这两个犯人,集体全部拼直了,侧身摆好,一个一个的侧身,而且腿都不能弯的,必须直着。一路一路的摞好,不能翻身,然后由老大老二像撒渔网一样的盖被子。然后晚上有人要起夜,因为那边只有一个厕所,大家都上这个厕所室,在边上摆着的。谁要起夜的话,晚上谁要起夜的话,就回不来了,因为他一抽出来,另外两个人就侧身躺过来了,就没有位置了。在这里面呢,生存竞争就是最残酷的,因为只有当老大老二老三这种,就是前面的人可以活的舒服一点,在下面简直就是会要死人的。那因此在这里面,就必将爆发犯人与犯人之间残酷的战争。我在这些地方看见了男人的性格的力量,在人生当中的一些作用。就是有的犯人,当然这里都是有经验的犯人,一进来,它按照正常的规律,你新来的都要靠这个厕所这个地方排,进来先打老大老二,打了再说,打完了。这都是真实的,像电影画面一样的,这就是勇敢的画面。不是那样的就走到老大老二老三,因为这三个人就是绝对的领导,他们必须要统治,不然要爆发了,谁来捍卫一起打。通常一个犯人很难打赢三个人,除非真的很厉害,但是这种性格很厉害的,很有内在力量的他就会走过去,对着老大老二老三说,对不起,我不能坐那儿,我要坐这儿。他不发动战争,他发动挑衅,那这三个人就要琢磨这个人了,我们办不办得掉,办得掉,不打赢他我们三个人的权威就没有了。打,打了其他的人都跟着学怎么办?他完全就是统治者这一套思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又想,我们现在妥协的话,他就可以来做四档,然后提到三档,然后再提到二档,我们走了他也可以当头档。万一我们三个打败了怎么办,那对不起,我们三个一旦被他打败了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从将军到奴隶,被打败的人那是所有战场上接下来就会被打死的,因为他平时欺负这些人欺负的非常厉害。这种社会心理学都是这样的,没有英雄敢于起来挑起恶势力,但是一旦有英雄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在那看着,因为这种集散地,大家以后都不会在一个队伍。那种斗智斗勇啊,死了很多,很惨烈,但是又让人学很多东西,有时候一场恶战哗一下子就起来了,也有时候一场恶战起来的时候,另外的人一看领头人了,哗一上就把三个人打平,打死的,在我们那个年代每年要打死好几百人。其中一个在看守所给过我关爱的一个刑事犯,天津的我们叫他小天天,是在武汉火车上认识的,是死刑,判了死缓。结果他对我们很尊敬,他对所有的学生进去的都很尊重。他被判死刑以后,他比我先到了这个地方,等到我分到这个地方中转的时候,小天天已经在里面是老大了。那我同样,我没分到他的号子,每个号子的老大跟老大之间是有人情的,是互相不认识,但是互相都给面子。小天天对着我们这个我们的号子老大说,那个新来的野夫是我的什么人,他什么案子,你帮我照顾一下。那我到了这儿一下子就提为二档,没有受苦。但是小天天就告诉我,他马上就要死刑了,我说你不是死缓吗?他说我在这儿打死人了。他这个头档是在这儿来集散期间打死人,拼的这个头档,把人打死了,他必将判死刑,不过呢正在等判决期间。果然不久他就被判死刑了,然后不久就送上了刑场。这个小天天我一直想写一写他,一个天津在武汉做布匹生意的人,因为被武汉当地人所欺负而动刀,就这样一个青春生命就结束了,一个很善良的人。那一年我们在武汉看守所过春节的时候,其实我在到这个地方集散地来之前,一直跟天天通过话,就是我们隔着号子,看守所里面叫打电话。什么叫打电话呢?看守所里面不是每一个房子窗户对着高墙吗?我们对着墙说话喊小天天,楼上的小天天就听得见。他也对着墙喊,通过这个墙壁回音,使得大家每个号子之间,犯人的传话就是这样传的。我们可以把话比如说传到楼上,小天天,请你帮我找一下那个007号子里面我的连案谁谁谁,他就会一个号子一个号子的传过去,犯人之间这种联盟是自古监狱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一种联盟。那一年春节的时候,号子室里面的春节是很简陋的,突然听到楼上的地板(跺脚),我们这个叫打暗号,叫楼上的人给你打电话了,发出这个信号,我们要跟隔壁打电话就敲隔壁的墙,然后听到楼上响地我们就跑到窗户面前说。说,什么事,楼上就会对着墙壁说,就是小天天的声音。野夫,接车。接车是号子里面的黑话,就是楼上要给楼下传东西了。楼上跟楼下怎么传东西呢?就是把卧单撕成布条,把什么东西捆在布条上,从铁栅栏那放下来。这边的窗户台是很宽的,这边的人要运,要做着竹子或者是筷子连在一起绑着做成一个钩子,伸出去从那个,把那个东西袋子勾出来,解下这个都是,然后喊楼上收车,楼上将把绳子收上去。号子之间通过这种传递的方式,可以给每一个号子的人送去你想送的东西,而且中间人不会卡,这也是监狱里面的一道江湖规矩,大家都要遵守这个规矩,因为每个人从这个规矩里面受益。我打开小天天,他们号子有人开庭,就是带进来一点吃的东西,小天天就是说给楼下的野哥送一点,我打开这个塑料,就是方便面那个外包装袋子。塑料袋包的一袋东西,我就发现一个苹果,两块腐乳,霉豆腐,这是小天天给我的情谊,就是我们恕不相识,他一直关照我。最后我看着他走向刑场,囚徒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很难细讲。

 

在监狱这种苦难的力量是能够锻炼人的力量。我下到监狱三个月以后,我就是我们那个二中队一百个犯人的头了,牢头狱霸,真正的。当然我的牢头狱霸不是靠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在劳改队也不是一拳一脚能打出来的人就有能当牢头狱霸。他必须是既要有一拳一脚的勇敢,就是你敢跟人叫,假设有人挑战你敢迎接。同时另一方面,你要有你的智慧,使他们服,服你。还有第三方,就是监狱方,看守方对你这个人的基本认可,他不认可你也当不了老大。那差不多我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监狱方的那些警察,念着我是他们曾经的同事,对我也非常的尊敬,所以我在里面算是当老大最顺利的一个人,三个月就当了。当老大在监狱里面当然是很舒服的,我做老大,我把二中队变成了一个我们监狱最文明的中队,是真的。我不允许下面再打新犯人了,因为所有新犯人来了都要受打。这个老大,监狱的老大掌管一个武力小组,这个武力小组就叫积改小组,就是积极改造小组。这都是给你们说一点真的知识,这个积改小组实际上就是一个打手的小组。就是听老大的话,哪个犯人,因为犯人难免有调皮,有公然挑衅,有公然违规啊,你一个老大肯定是打不了一群人的。这个极改组是专门负责出手的,老大并不出手,那这些积改组也是最爱出手的,在社会上一看就是打杀出来的,每个人都是彪形大汉那种。我当老大的就规定他们不许乱打人,尤其不许对新犯人无缘无故的走过场这种。第二我说服中队的干警同意了,我说我为这个中队,我来发动我的朋友们,为这个中队捐赠一个读书室。犯人要读书,你让他唯一的一点休息时间里面都没有书读是不对的。然后我去号召我的一批朋友来捐书,然后我又把队里面原有的一批,就是那种废弃了很多年的,以前一个投资错误,买下了很多的竹子,已经开始长虫变粉。我说服队里面把一批资产卖废品处置,收了,那会儿收了两千多块钱。那两千多块钱我就说服中队长带着我到街上去买书,采购书,当然对我来说是想借此上街看看城市。中队长也听了我这个人性的建议,于是我给我们武昌监狱建立了第一个图书室。我在我们监狱做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监狱每年也开春晚,春节联欢晚会,我是他们总导演,总编剧。我刚去的时候,还在这个集散所的时候,就急于想离开集散所,因为集散所是连放风的时间都没有。那就正好碰到春节,监狱长就跑到里面问,哪些有文艺才华的,我一听这是机会啊,马上说我有文艺才华,然后就叫出来,还有几个说有文艺才华的出来。这个不能说谎的,马上就带到他们那个犯人文艺宣传队去当场考校,你会什么,我那个连案阿西(音)会说相声,上去就来了一个小段子。哎,干警一听就笑了,留下,他就留下。我的乐器是拿不出手的,我虽然会一点二胡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和监狱犯人,文艺宣传队,我们监狱犯人文艺宣传队很多高手。那里面,你这个烂水平上去要挨打了,要给打回来了,我必须要拿出一个让他们能够允许我留在文艺宣传队的东西。我上去灵机一动表演了一个哑剧小品,也把他们逗笑了,就把我留下了。然后一说你是大学生啊,武大中文系的,那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春节联欢节目里面还差一个小品,你来编一个吧。那会儿我还没有到真正的监狱,是从看守所到集散地,对监狱生活还并不足以了解,但是就凭想象,那一会儿都是要求命一样的,赶快编了一个小品。这个小品然后第二天拿去交给文艺队的队长的时候,这个干警,一交给他,我至今记得的第一句话是,你他妈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会文学吗?我感觉一身的羞辱,被一个监狱的干警直问我会不会文学,他为什么呢?我的小品写的一个什么呢?因为监狱有农场中队,农场中队晚上的瓜田也要看瓜,就是犯人要守瓜,在瓜硼里面守瓜。这种守瓜的犯人往往是马上要满刑的犯人,他不会逃跑的。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个,旁边就是村庄,村庄的一个寡妇,晚上孩子病了,要送到县城去求医。她在这个村里没有别人,只有犯人看瓜农,离的最近,就跑来求犯人,帮我把孩子送到城里去一下。那个犯人要去的话就视为犯规的,未经允许擅自离职,然后可以构成逃犯罪。但是不去的话又面临着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人道主义的问题,然后我写他勇敢的帮这个寡妇把孩子送到医院去了,然后这边开始要通缉他了,然后他回来说明这个事情,然后大致编了这么一个小品。那这个队长就狠狠的把我训了一顿,说我不懂文学。实际上后来当我真正进入监狱以后,我确实觉得他骂我是骂的对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犯人是敢去帮这种忙,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说监狱长说你是瞎胡编的。但是第二年我就成了文学宣传队的总编剧,导演。我为什么积极踊跃的参加文艺宣传队呢,一个是春晚伙食好,我们那个监狱的,我们监狱那个宣传队很厉害,竟然有一个管弦乐队。我曾经怀疑他们,缺小号就抓小号,缺萨克斯就去抓萨克斯的,真的。圆号,拉管的,一应俱全。当时不需要说了,我说这人才太齐了。然后为什么犯人都愿意到这儿来呢?一个是排练节目总比劳动舒服,第二个是排练节目伙食是享受干部食堂待遇,第三是可以和女子监狱联欢,这个对监狱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伙食问题,也不是挨打问题,男人一生挨点打没有关系。性爱也是主要的问题,这个得承认。女子监狱并连着,这是真的,女子监狱并连着。因为熟悉乡村演出的老一辈同志们都知道,即便是一个公社的舞台也有一道幕,二道幕,底幕,三道幕。为什么这个墙上要有一道底幕呢?是因为演员要穿台,我一道幕的演员不能从这儿到那。那演员,比如说这边化了妆的演员,从这个台口出来都要从底幕穿过,而且劳改队的春节联欢也是画浓妆的。那时候也买点胭脂啊,口红啊,化的像妖怪一样的。在彩排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多了,正式演出的时候,下面监狱长、副监狱长一大排坐着,干警一大排坐着,后面是犯人,然后再后面是武警。在这样的春节晚会上,我竟然都能够看见,因为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我要监台啊。我看到那个穿台这边跑出来的男生,就要从那边上场,这儿顶个口红,那儿顶个口红就穿出来了。所以他们在男女穿台到中间碰到的时候,互相逮着就啃,因为都饿着。

 

我再讲讲监狱的苦难的力量吧,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犯人在社会上不同的身份进入到监狱里面,监狱你要想管理好他们这个厅长,那个处长,那个黑老大,这个亿万富翁,他必须首先要打掉你心里上的优势。因为干警,你在现在平常生活中你没有坐牢,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干警,你会把他视为是社会底层,监狱警察,你根本连跟他吃饭都不愿,只有你坐了牢你才知道监狱警察是多么重要。他也自知自己实际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极端卑下,但是当他能统领这么多不同来路的三川五岳英雄好汉的时候,他的那种领袖感油然而生。那他对你首先是要打掉你的尊心,因为不把你自尊心首先打掉的话,他管不了你,你文化比他高,家世比他高,社会关系比他多,钱比他多。那这个通常在入监训练的时候怎么打掉每个人的自尊心呢?入监训练,什么叫入监训练,就是教会你什么叫监规队纪,监狱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将怎么对付你,你在这儿必须完成一些什么事情,你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获得减刑。它是教这些的地方,同时是教规矩,你怎么样对老犯人好,见到干部必须是怎么样对待,做什么动作,说什么话,什么样的站姿,什么样的坐姿,都是在这个地方培训。那在这个地方培训的过程中呢,你稍微出一点错的话,那重则当然是打你的,最轻的一种处罚的方式,至少在武汉湖北监狱流传的一种方式,用武汉话说是“洼倒”。这件事情,什么叫“洼倒”呢,就是说找一个墙角,或者是一个墙体,墙平面让你从呈这个角度。只要老大喊声“洼倒”,你就必须自觉走过去,呈这个角度把自己的身子做成一个三角。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际很痛苦,因为它不是花一分钟两分钟,它是一直不喊停。当你超过15分钟,在这个水泥墙上,你们大家都试一下,超过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的时候,包括你的这站姿,你的整个身体就开始颤抖,冷汗直下。这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处罚,但是要有什么后果的话,没有任何人动手办你,是没有罪人的。那这个我看到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当时入监队的小组是15个人,我看到每个犯人几乎都被叫了一次“洼倒”。而且每个犯人,哪怕社会上的杀人放火的人,说“洼倒”就“洼倒”。我心中每天都在琢磨,什么时候轮到我,因为他是一定要,找个茬子都要让你“洼倒”的。我就开始想,如果叫我做的时候我怎么办,最后我想了一套说辞,救了我,因为我这个想好了有一个底线,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貌似是他们强来,实际是你自己的妥协,如果我要选择做了这件事情,我认为那一会儿我2829了,我认为我一生会抬不起头了。然后终于那一天,那个组长找了我一个茬子说“洼倒”,我就笑着,我就对他说,我说容我说几句话,我说这件事情,“洼倒”这件事情我不会做,你想打我也可以,你打我那是我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我不可抗的。但是你让我自己去“洼倒”,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选择,那我不能选择做这个,我说你我都是男人,我说两句话给你听听。你我都是男人,你打我,我不丑,但是你让我“洼倒”我终生感觉到丑,我会抬不起头来。你也是男人,你想一想,你在此刻你选择被打一顿自己去“洼到”,我说希望你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面子上,你给我留一份情面。我今天这件事情做错了,我向你认错,你觉得不解气就动手,但是让我去“洼倒”我也不会干。我非常理性,礼节,按江湖规矩把这一套词,就说给他听。说了之后,就这样子往往是最爱动手的,他听了认了最后就算了。我后来跟很多在这个时代被无缘无故的套一个头套带走的一些兄弟们说,一定要学会,就是说你有时候进去以后选择挨打,不要选择配合。我说的不要选择配合是指的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北京的,我们有一些熟悉的朋友,我就不点名字了,他有一套方式,进去就喊,把外衣脱了。第一个命令你就会接受,脱外衣,内衣脱了,外衣都脱了,内衣自然脱了,把内衣脱了,把裤子脱了,又脱了,因为你衬衣都脱了,裤子脱了,假设他再喊一次把短裤脱了的话你情何以堪。因为你是一步一步配合的,还有就是最经常的,这是在流动派出所广泛用的。一进去“跪下”,你只要一跪了,你一辈子就很难从精神上站起来。那这个时候,当他那时候喊,他是暴力,他有几个人,你搞是搞不赢他的,他喊跪到的时候你怎么办?诸位我的焦点是什么呢?你打我,你打我不反抗,你们两个把我弄跪,扭跪,这是你的本事。你只要你上来扭我顺势就可以跪,但是你不动手让我跪我就不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配合你的暴行。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要为自己存在一点尊严,我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选择这一切,就是那个夜晚作出的,酒后的选择做出的这些,对人生究竟有没有代价呢?是巨大的,巨大的不是坐牢的代价,是你对亲人的伤害。我的父亲那时候患的癌症,每年要动一次到两次手术。为了延长生命,等到我出去,最后还是没有等到,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子女。他死的时候一直不知道我哪天出去,也不知道我未来将怎么样活。什么叫含恨而逝,我父亲的那一刻,我后来听在他身边送终的朋友说,我父亲那可是真正的含恨而逝。他后来探过几次监,每次在监狱里,我们父子俩,我父亲是一个,因为他是土改的,我父亲是不苟言笑的,也极难看见他的悲伤。但是就在探监的时候,当他颤颤微微走进来,第一次在我进去一年两个月以后,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浑身颤抖,就是没有声音的那种哭,就抱着我,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如此动情。后来他死的时候,每个犯人都享有奔丧的权利,但我属于重点防御的犯人。司法局,过去又叫劳改局,现在叫监狱管理局。司法局本来就可以决定一个犯人的奔丧,但是我的父亲死了以后,消息传过来的时候,他们要层层报。劳改局要报司法具,司法局要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不批。不批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又一次对我是一个考验了,我是当时队里的老大,队里面的干警。干部队伍都很尊重我,也确实对我都很宽松。监狱有三道岗,一道岗是犯人看守,二道岗由干部看守,第三道岗由武警看守。我们那个监狱的家属区就在二道岗外,在三道岗内,我知道我们那个管犯人这件事情的副监狱长姓王,我知道他的窗口是哪一个。我有一天越过二道岗,直接到他家去敲门,犯人去敲监狱干警的门是极犯规的一件事,因为他不知道你是来报复的还是来干什么的。然后我敲开了,是他的太太开的门,我非常有礼貌的,我流着泪对他的夫人说,我说我是二中队的犯人,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的父亲去世了,现在队里说我不能回去奔丧,我必须要跟王监狱长报告此事。这件事情监狱务必想办法呈报上访,给我解决。如果我不能享受每一个犯人,法律给予的应有的权利的话,我说那后果你们自己想。我留下这个话,虽然我是乞求,但是我也很硬,就是一定要付出代价。那时候我就想了,我给中队干部明确了说,如果不带我回家的话,你们是关不住我的。我给你们这样说,因为犯人要逃亡的话,整个监狱的干警是受影响的,尤其整个中队的干警,该撤的撤,整个全年的奖金没了。你的休息是与他们相关的,他是不愿意你做出极端事情来。而且他们知道我的性格,因为我愿意配合,我愿意找人回家陪我的母亲父亲。但是假设你们要对我额外的话,我要作出叛逆的行为来说,他们知道我比一般的刑范肯定要难对付一些。后来他们确实也配合了,然后让指导员带着我千里奔丧,回到恩施。在那个冬天我回去的时候,我的父亲躺在一面红色的党旗下,他们按正县级待遇给他披着党旗。我跪在他的尸体下长哭不已,后来在我父亲走了半年多以后,我终于减刑出来,减刑出来我把母亲从山里面接到了武汉。然后我又开始创业,我又不愿意向人借钱,我身边的朋友有钱的也很少,也借不到钱。然后去重庆,我称之为师傅的人,就是现在在微博上我也喊师傅的那个人,给了我两万块钱。然后我和现在一个著名的翻译家李斯、还有思姆雄(音)我们三个开始学习做书。做的第一本书,而且是很好的书,易中天,不要稿费,送给我,说你挣钱了给我稿费,赔了就算了。这么好的一本书又被我们这几个人少少的钱做砸了,在做砸之前我母亲就看出,每天只有钱出去,没有钱进来。她从山里面来到城市,被城市生活每天的消费吓坏了,她天天问我你这不挣钱以后怎么过日子。她的退休工资只有500块钱,然后就是大家知道的,我文章都写过的,我母亲到我大姐家去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留下遗书走的。走了过后,我就把当时整个凤岗城(音)都找遍了,然后派人到阳逻去找。阳逻是陈家大道弯的一个小渔村吧,现在是一个镇,租了一个一叶扁舟,一天一百块钱,连船带船工。一天一百块钱对当时出狱的我来说是,真的是一笔巨款,我知道贫穷的可怕。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每天都想早点找到自己的妈妈,就可以省下一笔钱,你多找一天又要花一百块钱,自己还要吃住,我就坐在船上想跳下去,那才是真的想曾经自己失败的一生。活到三十几岁,活的自己找妈的钱都没有,而且每天看那些腐烂的尸体,那种腐蚀的臭味,这种气味有若干年在干扰着我的生活,因为要走近去看她是不是我的妈妈。很多被打在沙滩上腐烂,我当时是真的不想活了,我想我找不到我就随她而去。因为一叶扁舟,水位线很低,我坐那个船,腿都在这个长江里面泡着,只要一滑就下去了,不需要勇气。可是我想我要这样走了,我们这一个家太冤了,几代人的冤啊。我爷爷那一辈冤,我外婆那一辈苦,我妈妈一身的冤,我自己的冤。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不是坏人,我没有做过太多的坏事,我觉得我要是没有把这一切写下来我就走了的话,我觉得我们三代人的苦难都白受了。

 

第二年的正月十三吧,至今都记得。我就随着武汉打工的民工潮,排在那个队伍里面,在武昌南站上车,到了北京,手上只有两袋换洗的衣服。父母留下的一点存款,为我外婆和父亲都是做了衣冠冢等等,买墓地等等也很贵。我带了2000多块钱到北京,那些很传奇的一段故事就不想细说了,在钱即将花完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工作。找工作之后就特别珍惜自己,第一个工作是给牟其中做秘书。当时万州出来的中国首富牟其中,当时很多中国的优秀人才去南德求职,我也被介绍去的。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考核班子,当时跟我记得跟我同去的我记得还有中南海下海去的,最后我被录用了。那个表格最后对我的评语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一个难得的秘书人才,我至今还记得,好高的一个评价。但是我爱南德集团只待了一个月,我把整个南德公司的公司文化一了解,我就觉得这个工作我不能干,尤其这个秘书的工作不能干。牟其中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很狂暴的人,脾气很不好,他之所以落败,源于他们公司后来跟他结仇的一些员工出来倒戈,弄了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牟其中的整个南德集团,如果我要在他身边待,我当秘书意味着我要帮他拎包,帮他开车门,他出车门要去这样给他垫着,我想这不是我性格做的事情。你拿人家工资该做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人和人之间有一个性格差异。我想我好歹在劳改队,每天早上起来有犯人给我把牙膏都挤好的人,是每天躺在地上就有犯人来按背的人,我也想我在里面也是老大。我这个老大,我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有点觉得瞧不起自己了,他的待遇其实给的比我后来第二个工作,海南出版社的待遇好得多,但我还是选择做我的编辑去吧,又这样踏上了书商的道路。这里面的艰难曲折很多,做了十年书商,在北京。北漂十年的故事,跟亚伟兄啊我们这些人一起在北京创业的故事,我们这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进监狱,然后又走到社会上面成为书商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故事,是今天这个时间段无法给大家讲的故事。十年过后,在北京十年过后,突然有一天决定要回归自己的浪子生活。于是离婚,丢下房屋,自己开着车在赵伟(音)兄的陪同下就开到了大理,就在大理开始了我的中年浪子生涯。我现在活在世界上确实就像一个浪子,从一个酒杯走向下一个酒杯,写作,交友,拜访天下同道,各路高人。结识各种同道,推杯换盏之中参与改造社会,传播理想,和很多大哥们一起力所能及的做善事,做好事。我突然觉得我找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我的生活,我此前的44年的生命过得很卑微,很畏缩。我十年,我这十年书商生活的最后我曾经说过,我活了四十多岁,活的像他妈个黑社会。每天晚上打电话跟人讨账,这个书商你欠我三千块钱赶快打过来啊,都是一些鸡毛小帐,人生活得很瞧不起自己,我要换一个活法。人生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敢洗牌重来的人,我一次次的洗牌,一次次站起来。我到大理的时候我身上又只剩下六万块钱,比去北京的时候好多了,还开了一个破车呢。6万块钱又什么都没有了,租一个房子,然后这才又六年的时间,我重新站起来了。我想写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我把它写出来了,我用我的亲友们的亡灵,用我的文字给他们还债。我用他们传递给我的良知,给我的力量,给我的善良,我用它来和天下善良的同道一起尽量的推进这个社会的和平转型。这个时代不够好,我们要努力把它变好,我们这一代60后倘不能完成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至少我野夫觉得惭愧。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见到这一天的话,我也会含恨九泉。我看到了体制内外的各种善良的力量正在抱成团,我们每天在无论网络也好,普通的各种媒体也好,正能量的东西正在形成。我始终相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转自《元大都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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