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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街巷


--作者:于坚

 

旧时的昆明城很小,很玲珑,大约只是现在昆明市区的十分之一不到。

 

那时,城中的街道比较清静,背街小巷则近乎寂寥,大白天也极少行人,有些房屋的石缝、墙角往往还会生出野花和中草药来,诸如蛤蟆叶(车前子)、蒲公英。五叶草之类。哪家小孩热感冒了,老太太会吩咐儿媳妇:“去,拔几棵蛤蟆叶来煨煨。”

 

城门内、外的街道就热闹得多了。除北门外是青一色的荒坟乱氛外,东门、西门,特别是南门内外都是繁华的商业区。大东门内外精这符(长春路)、交三桥,小东门内外圆通街、珠现街、米厂心,小西门内外武成路、大观街,大西门内外文林街、龙翔街、凤花街,小南门内外护国路,大南门(近日核)内外正义路。三市街、玉溪街等,仅首府灭养集、店铺林立。东门外多农贸。牛马市场.一如称多条货,三市街、正义路多百货,玉溪街尽吃食。夜晚,正义历、南屏街一带灯火通明,晓东街有洋货而更具超前意味。那些大商号财大气粗,不仅会得点灯,甚至还放唱机和收音机,伊伊呀呀,引得不少困汉和小孩子在店门前如醉如痴。

 

因为向无主业,故从我记事之日起,住家就一直在昆明!回城圈里转,那些住过的、请悉的大街小巷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其悠远的宁静以及这宁静包裹着的古老的文化却如无声的黑白影象日渐清晰地浮来眼前;又宛如一种不知名的酒,年代越久,则香味越醇,饮之做四,一切都变得增俄而美丽起来。

 

据母亲讲,我家最初住在翠湖南路原又新小学斜对面一所低矮的小屋里。以其年纪太小,当时的情景已毫无印象,但后来偶尔路过,却又依稀有回归之感,忒怪。所谓“又新小学”原是某氏调堂,门楼恢宏,石狮守门,用民严的;学校早已迁徙,如今前后均被层层的水泥洋俚白血,只剩破旧门楼孤寂地显示着一种过时的虔诚。务于那遥远的故居是早在多年前就已荡然无存。我有时连至怀疑,当真曾有过那么一个住处,曾经跌跌撞撞地活动过一个赢弱的男孩么?

 

到住进不活的黄公东街临街的二层小楼的时候,  我四、五岁,开始记事了。那房子已褪成灰色,是那样低矮,以至楼上透气的方框--窗子就直接顶着屋顶的椽子。西晒的太阳倾泄在临街的木板门墙上,刻划 出艰辛岁月的陈迹。这些木板房歪斜地联成一条起伏  的不出售任何商品的铺面,一直和南头卖菜的铁局巷口相接。一种永远的岑静。我简直不记得这街面上曾经有什么人走过,只是有几天不知如何菜市竟然北移,家门口才兀地热闹起来,充满一种慰贴的温馨。街对面是小土坡、围墙,有矮小的女贞子树,下大雪时,树叶结一层冰。夜晚,以门代窗的屋里有昏黄的灯光照明到屋外石阶上。远处是大众电影院,发电房隔着木棚栏的方窗里呜呜地响,一棱一枝的橙黄的灯影里忙乱地进进出出着许多小人儿。我当然不知道可能是吃菌子中毒,只是觉得那情景很神秘、有趣,曾想,倘回那些小人儿爬进窗格,就一定到电影中去了。

 

中和巷应该是我家的第三个住处,它和与之联接的景虹巷、劝业场构成我一大段悠远的童年。路面的五条时断时续,透速地串连着街中巷、巷中巷。几乎每一块完整光洁的石条。每一座稍大的门洞和每一片围墙外的空地都曾映着孩子们的梦幻。“攒窖泥"做手枪、大炮、风炉、弹玻璃弹,斗纸青蛙,‘邻猫满”、“打死救活,。‘跳海牌。,打仗,画画儿。中和巷底的“沈官坡”不知何以命名,是块山麓,丛生着杂草和灌木,阴森森地。有种开白花、叶子很长的草本植物一片地铺张开去,几乎把边上那几间似乎永远无人居住的黑色小屋掩埋了;到处都是大叶子的尊麻,一碰了手背、脚背,会被“叮”得立即红肿起来。坡顶有石屏会馆,一过好几院,后门直通武成路,残败的宏伟里涂。满沉郁的灰色。馆名是清末“壮元”袁嘉谷所书,银勾铁画,精劲典雅,只是那金箔大都已经剥落了。紧邻有小洋楼一座,时有京剧旦角清丽的拖腔和花脸浑厚的鼻音飘出;我是个小戏迷,仰面躺在青草地上,耳朵听〕着戏,眼睛看着蓝天上的白云,便幻化出白蛇。许仙及包公。窦尔敦抽象的剪影来。劝业场、景虹街口的包谷耙耙真好吃,总有许多引  人排着队买。大平底锅,很多的油泡着,一勺磨碎的青包谷放进去,用锅铲一压,吱吱地响,再一翻,便是一个黄生生金灿灿的煎饼,随手用一片白里透黄的青包谷叶盛着,递过来,香甜四溢,还冒着油。摊主是个老太太,白净富态的脸,堆着满意的笑。不远处是干果铺,大簸箕装着难尖的盐炒瓜子,五香花生、切松子、壳花生之类,气派得不得了,落满了孩子们渴望的目光。那边用白布扯着天蓬卖凉米线、豌豆粉,母亲说,七百元(七分)一碗呢,好吃,可惜太贵。我似乎吃过一碗,辣得嘴都木了。如果有一百元,可以玩“转糖人”。摊主一面用糖在大理石板上淋出各种人物鸟兽,一面用一块刻有大小不同格子的转盘冲心有类似钟表的指针),转得大格者得五粒小糖,极小的格则可得很大的友凤或者拿大关刀的武将。当然,一百元钱转得的结果只是小糖居多,运气稍佳者得小鸡,转到龙凤武将的就简直是奇迹了,许多人是要羡慕得发疯的。一百元不吃糖就  可以到一旁去摸红鸡蛋、打米酥糕。一个黑布袋装红白两种银杏果,摸六粒出来,得纯红或纯白者可得煮红蛋一枚;红多白少,或白多红少者,吃糖一粒;红白各一半就算输了,得“空猫猫”,什么都没有。米酥糕用炒米粉压成罗汉。寿星、福禄寿三星、牌坊以及小米酥糕。画着大小格的圆盘竖放,用固定的射枪射击,中大格者得小糕,中中格者得小人儿,中细格得三星、牌坊的就算发了大财,赢在手里,沉甸甸的,足有一、二两重呢。倘一文钱都有不起,还可以混进“吉祥荣会”趴在戏台边看滇剧,那些戴瓜皮毡帽、穿前后有圆圈“勇”字的小兵,虽是娃娃,却神气十足;叫人看得眼睛都不敢眨的是武松,从三张桌子上一个筋斗翻下来,真是惊心动魄。如果终于被赶了出来,那就到另外一家茶馆门前去听“蹦蹦戏”。许多老馆坐在桌面已经开裂的白木桌子前喝茶,嗡嗡的闲聊声在“老板烟”(生晒叶子烟)和水烟筒腾起的白雾中线绕,然后又混着白雾悠悠然飘落在杂色混成的灰色人群中。“蹦蹦蹦。有一个秀才本姓吴,外号人称死啃书呀,蹦蹦蹦,蹦蹦蹦一…,”“瓜子,盐炒瓜子……”挂在木柱上的电灯(有时不过是一盏马灯)昏昏地黄着。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对面卤牛肉摊用红纸罩着的灯还亮着,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怯怯地卧在阴影里,等待着路人的施舍。“燕鸿居”宽敞的店堂里窗明几净,汽灯雪亮,却只是孤单单地坐着一人,堂馆大声地翻来覆去地叫“切鸡米线一碗,米线炯鸡一碗啦,…”嗓音僚亮,越出店堂,飘得很远。

 

该回家了,否则非被母亲痛骂不可。从劝业厂、景虹街到中和巷,再进吉云巷,那路好长、好暗,拐角那边又新近死了一个老值。多么希望有人正好从这条路回家去呵。父母终于又在小东城脚赁到了住房。

 

土筑的城墙还未拆完,高低起伏,满目苍凉。随处疯长的野草随风抖动,衬着袅袅升起的炊烟,意境凄清。城墙东边是干涸断续的护城河河床,成片的黑瓦顶和缓缓流过的盘龙江;城墙西边是面墙而建的一条小街,叫“小东城脚”,临街房屋七高八低,而路面则曲折透逸,一二人蹈隔地走着,颇具画意。那时父亲在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工作,每到傍晚,母亲就说,“走,上城墙去看看,爸爸可回来了。”母子们爬上门前的大土堆,翘首南望,晚风轻拂,草木妻妻,小东城脚的石铺小路已经渐渐模糊成了青白的暮色。

 

城墙拆除后,昆明城日渐扩展出去,我们的家也不断变换着方位,护国路、临江里、拓东路,转了一个大圈圈后定居在了东门外的灵光街薛家巷30号。

 

在所有那些“故居”都已经被别的建筑和街道取代的时候,这里却似乎仍被遗忘在陈旧的历史里。一色的土坯墙,石灰早已剥落,临街的部分被来往车辆擦出一条条的深槽,拐角处更撞成凹陷的大洞,差不多成了“悬屋”;破屋似已无修复的价值,屋主便搬来大块毛石挡在历角,使已经很难通行的车马行人越更搅成了一锅粥。晴天,满街巷悬浮着灰尘、煤烟和嘈杂的人声、车马声;雨天,泥泞填满薛家巷、米场心和珠现菜市,所有歪斜、低矮的黑色建筑便都浮在泥浆的上面。手扶拖拉机、三姐车、马车、板车、自行车以及行人趟着泥浆,混作一团;一辆不知趣的监卡车挤进来,但不出去,“他妈的”,“巴巴”,气油味、柴油味、马粪味、烂菜味、煤烟混成一片,直盛回到出四田故屋活里去。值又经常地停电,青年上林业厅那边灯火通网,而未伤心一带却一片沉寂。那家杂货店还开着,烛任昏昏、人影憧憧;茶铺里喝茶的老相泥塑木雕,呆呆地坐着。远远地传来一声汽笛的长鸣,那是北站外的又一列火车启动了。

 

学校毕业后,我将分到外地教书,昆明的那些街巷一时间显得格外亲切起来。我行在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街巷间,怀着一种类似母与子的依恋之情,用现在看来仍很稚拙的线条画了几十张速写。在异地的深山老林中,我觉得我被母亲无可奈何地遗弃了,岑寂的大山再近也远。陌生得很。我每天都在翻着那些速写,常不禁港然泪下,初涉世事的少年于是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背井离乡”,什么叫“寂寞”和“思乡”。

 

但不久,我却又回到了昆明。街巷还是原先的街巷,却凭空罩满了灰雾、充塞着呼杂。为了生存我自然而然地沉入尘网,混迹嘈杂,不知不觉间又投了无数次的大家、小家,层层的关于城市的回忆也越来越混杂并且模糊了,似乎显明历来就是这样的街巷,本来就这么多多的人。只是后来到外地重犯,发现几乎所有陈迹都一无保留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身边的故乡昆明已经消逝殆尽了。

 

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行,昆明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已是全新的五彩的面貌。一段新的历史将进入新一代年轻人的记忆。几十年后,还会有人写很明忆旧》的,只不知将来之视今,昆明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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