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王鼎钧:给历史一份证词


--作者:付如初

 

幸存者的文学

 

在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版图中,流亡者文学或曰幸存者文学的身影最为惹眼。历史上著名的几个流亡群体,比如俄罗斯的流亡者、纳粹迫害下的流亡者、冷战爆发后的体制批判者等等,无不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这个群体中那些光彩熠熠的名字,中国读者也几乎都不陌生,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昆德拉、哈维尔、奈保尔、米沃什、黑塞、茨威格等等。他们作为“不可避免的反对派”,在文学中表达着一种“深刻的不安”(勃兰兑斯语)。他们的批判和乡愁,不止是身体上、政治上受到流放之后的反抗,更是信仰上、文化上、种族上被流放之后,由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种哀鸣,因而才会具有打动全世界的力量。

 

相对而言,同样承受了类似苦难的中国文学,却表现得不够好。借由文学,我们很难看到亲历者的心志,也很难窥见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甚至,历史由此也慢慢变成了一个黑洞,无从认知,当然更无从思考。这当然主要跟历史和现实允诺的文学空间过于狭窄有关系,也跟很多亲历者因为各种原因选择做了“沉默的大多数”有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很多作家未能找到历史和文学的恰切的结合点,从而影响了文学的生存空间。

 

好在,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也包括桑品载的《1950:台湾有群娃娃兵》等等好作品,在两岸三地传播,使得“人”终于从大时代中站出来。说说悲欢离合和血泪歌哭,也使得中国文学不再显得那么愧对大时代馈赠的丰厚的苦难。这样的作品,仿佛文学殿堂中的香草,也仿佛历史黑洞中的火炬,带给人的惊喜和震撼难以言喻。

 

齐邦媛和王鼎钧都是抗战期间的流亡学生,当然也算得大时代的流亡者和幸存者。他们根据个人经历写成的作品,是幸存者留给历史的一份证词。按照王鼎钧的说法,流亡学生有三个梯次: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青年入关;二是“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青年的内迁;三是解放战争爆发后,北地青年南逃。

 

因为家庭出身的差别,齐邦媛由父兄带领,1938年后先由东北到重庆,后到武汉,一直在大后方读中学和大学,1947年即去台湾,此后一直定居台湾。

 

而王鼎钧就显得更为命途多舛一些。他1925年生于山东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时经历抗战,打过游击,之后做了流亡学生,辗转安徽、河南、陕西。1945年,王鼎钧弃学从军,随国民党宪兵团接收东北,后转入后勤机关,辗转天津、河北、上海。解放天津的过程中还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之后辗转撤退至台湾地区。在台湾期间,杂志、报纸副刊、广播、电影、电视和作家培训等等,所有跟文化宣传有关的职业他几乎都做过。1978年后他到美国定居,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回忆录四部曲”,分别为《故乡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王鼎钧说:“在乱世,人活着就是一种成就。”而写这四本回忆录,他用的是“等了一辈子的自由”。站在异国的土地上遥看大陆和台湾,他才能从更超然的角度思考和体会“那一代中国人身上的因果纠结和生死流转”,也更能体会“外省人”和“失败者”那种刻骨的伤痛。而身为一个基督徒,这种思考和体会,又无不沾染着对强大的神的意志的探求。因与果,在反复无常的神的意志面前,并非总是那么确凿,而人心中所谓的正义,也往往时移世易。

 

183

 

从作品体量和时间跨度上,乃至从人生阅历的角度而言,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与齐邦媛的《巨流河》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相比,都更为厚重浩瀚,庞杂包罗,其广度和深度都非一篇两篇文章能够谈得清楚。单纯从文学的角度,而不从历史、甚至宗教的角度探讨也稍嫌单薄。从写作风格上而言,如果说齐邦媛是用女性和学者的温婉慎思,至情至性地写了一代“失败者”的悲歌慷慨,龙应台是用擅长拷问探究、长于理念抒情和激烈批判的笔触,写了一代“失败者”的无辜飘零的话,那么王鼎钧对时代和生命的思考,更着意于情理兼备和文史合一,宗教信仰的支撑更结实,“美学的和历史的”立意追求也更为自觉,因而他的笔更有拓展眼界的弹性,很多观点和议论都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慨。

 

据说,在台湾地区,几乎无人不识王鼎钧,他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早在“回忆录四部曲”出版之前,他就已经靠着《碎琉璃》《左心房漩涡》等一系列美文文名远播。而在大陆,他的名字还稍嫌陌生。

 

历史是“有生命的过去”

 

对大陆读者而言,四本书中,最陌生、因而也最能带给人新鲜感的可能是最后一本《文学江湖》。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如何总结“失败”的教训,如何面对自身的未来,如何调和“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矛盾,甚至台湾何以变成了后来的样子等等,都在文化宣传系统有关键性的反映,而王鼎钧是不折不扣的亲历者。

 

他在台的三十年间,正是台湾地区完成重要转折的三十年。他不停地撰写各类时评,又先后担任“中国广播公司”和“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组长、《中国时报》副刊主编等职。具体工作中,和长期参与执掌国民党文宣和党务工作的张道藩有近距离接触,甚至被指定为撰写张道藩“口述自传”的人选(关于张道藩生前身后的是是非非,还有与蒋碧微的情感纠葛等等,书中都有记录)。如此种种,都注定了他对当时的整个文宣系统,乃至整个思想动态的体会和了解。

 

王鼎钧称之为“江湖”,实际上已经是文人雅士的温柔敦厚和基督徒的平和婉转了。实际上,从他的描述看,又岂止是“江湖”。他书中写到,撤退台湾以后,国民党迅速织起庞大的特务组织大网,强化意识形态控制。而王鼎钧尽管一直在工作,但又无时不处于被跟踪监视的过程中。他因为有过当解放军战俘的经历,又拒绝加入国民党的情报组织,就需要反复撰写自传,反复向有关部门表明心迹。

 

而四本书中,最有认识价值和思考价值的,对大陆读者来说也是最不能错过的,可能要数第三本《关山夺路》了。这是写他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普通一兵的经历。抗战胜利之后,他被“以国家名义行骗”的军官骗出学校,骗到军营,成了一名士兵。经历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曾为谋职而冒名顶替,为活命而流落街头,直至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期间,他在南京见到过苏北土改之后的“逃亡地主”;在沈阳,见到了管理日俘的真相,见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在秦皇岛,开始思索学潮和青年之于中国和时代的真实,思索左翼革命和左翼文学;在天津,他成了俘虏,后来穿过胶济铁路,在上海见到了很多败军将士,之后逃往台湾。

 

“关山夺路”,既是真实的亡命天涯,更是在交战双方之间,在两个党派、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以及两种文学趣味之间的权衡和选择。这本书中,他对抗战期间的学潮、对大时代中“青年”作为“资本”和“工具”的命运,都有非常深刻的思考,振聋发聩。

 

王鼎钧说:“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作个见证。”这个见证何其珍贵,见识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学家,也都震撼不已、称颂不已。(见高华《历史学的境界》,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被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伯林称之为“无可匹敌的回忆录”的《往事与随想》,其作者赫尔岑说,回忆录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然而要记录这种反映,传播这种反映,让这种反映可信、可感又可思、可想,太难了。这不仅需要记忆力的储备、存史责任感的储备、生命的储备,更需要思想穿透力和人格格局的储备。如果说历史叙述是不断让往事产生能量的话,那么回忆录则是不断让往事获得生命,一种属于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唯有和生命相关的历史,克服了纯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才让人更有阅读和思考的兴味。

 

在获得2014年“在场主义”散文大奖的获奖感言中,王鼎钧说:“我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只有在文学作品里面,小人物才有空间,才有生命,才会受到天下后世的关怀,这样一部作品才有价值。”在中国,文学历来都能够参与历史的建构。甚至,真相都往往藏于文学之中。在历史学界不断将那段历史抽象成事件、战役和数字的时候,在几乎“万马齐喑”的文学状态中,王鼎钧的回忆录终于让历史重回人间。而所有属于“人间”的文字,都最有生命力,最有意味,都值得反复读,细细读。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

 

第二本《怒目少年》和第一本《昨天的云》,是关于家乡和抗战的。《昨天的云》写家乡的风物人情,其中对基督教在山东民间盛行的记忆和描写,显得极为新鲜惹眼。《怒目少年》主要写他在李仙洲创办的国立二十二中求学的经历。相对而言,大陆的读者对这两卷涉及到的背景和史实更熟悉一些。有关这样的题材,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表达两个关键词:“乡愁”和“苦闷”,王鼎钧也不例外。只是因为他是家中长子,又是年少离家,终生未归,“乡愁”和“苦闷”累积得就更多了,而因为母亲信仰基督,他又自有化解“乡愁”和“苦闷”的秘法。

 

故乡山东之于王鼎钧,意味着多少魂牵梦绕,简直难以言喻。多年之后,他在《水流过,星月留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纽约日记中写道,有一年纽约多雨而山东干旱,他心里忍不住想,这些雨要是能下到山东去,解解父老乡亲的燃眉之急该多好啊。

 

甚至,打开《昨天的云》就会见到这样如诗如画的文字:“从地图上看,山东像一匹骆驼从极西来到极东,卸下背上的太行山,伸长了脖子,痛饮渤海里的水。然后,它就永远停在那里。”书里,回忆离家的一幕,他痛悔,“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匐在地,一寸一寸看。”难怪有评论说,故乡是王鼎钧“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过雕琢过的艺术品。”

 

除了思乡,“苦闷”的内涵在抗战的年代则更多层次。首先是家国的苦闷,战争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得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变成了覆巢之卵。其次是个人前途的苦闷,明天和炮弹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的时候,何谈未来?而一个青年,看不到未来的明灭,那无异于行尸走肉。那个年代,“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那个年代,用血写成的抗战史,“不仅仅是同志的血,也不仅仅是敌人的血”,他还看到了党同伐异的血,看到了无辜者的血,看到了人人眼中命如草芥的“冷血”。中国大陆也不乏写抗战苦闷的书,但没有哪一本,能有王鼎钧这一本一样的纵横捭阖。他讲具体的侵略之恶,更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审视表面的苦闷之源的内在肌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远不是表面看去的那么简单。

 

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研究近现代历史,有两种偏颇需要纠正:一是回避真问题、大问题,使得历史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淹没。对于第二个问题,一些个人回忆录能够进行有效的补充。当然,在把回忆变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写作者需要吞掉很多的痛苦,需要控制很多种情绪,需要把握很多密度过大、强度过大或者难以捉摸、令人困惑的东西。甚至,需要克服回忆的虚妄感、无力感,甚至个人的渺小感和无意义感。

 

更为重要的是,在个人回忆和客观事实之间,在个人认识和敏感历史的书写之间,都有分寸拿捏的问题,而这种拿捏,需要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文学自觉。王鼎钧显然早已意识到了这些:

 

“虽然我一生漂流,饱受刺激,心中有很多很多情感和意见,我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努力避免以情感、意见代替事实,我假设读者大众只需要事实,并不需要我的情感和意见。既然写的是散文,我仍然需要文学的修辞技巧,但我的心态更接近史家,我从英国的罗素那里学到一些窍门,文学增加生动活泼,对事实毫发无伤。”

 

或许,唯有读完全部四卷回忆录,才能更深地体会什么叫“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184.jpg

 

王鼎钧的气质

 

除了用细节和感受补充历史,王鼎钧在回忆录中最为惹眼的,是他对文学的一片赤诚。他仅仅是初中生,靠着阅读、靠着感时阅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实际上,无论是养家糊口还是精神出口,文学都一再在他的生活中充当拯救者的角色,跟他信仰的上帝一样。我觉得,上帝和文学,是王鼎钧写作回忆录最重要的两个价值支撑。甚至,他的“苟全性命于乱世”,都是仰仗这两个价值支撑:文学的局限,靠上帝来弥补;上帝的空洞,靠文学来填充。

 

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自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开始,中国文学一再接续古典传统中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传统,让文艺与“群治”发生关系,让文学在发挥社会功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据王鼎钧在书中回忆,国民党撤退台湾地区之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其中有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的教训,还有就是忽视了文艺宣传。可以说,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离不开研究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而一个从事文艺工作或者从事写作的人,他的文艺观点往往也能够体现他的政治倾向。

 

王鼎钧极力追求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局限的文学,追求“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文学,追求与个体的救赎和完善、与真善美相关的永恒的文学。他在书中表达了很多对文学的思考,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的思考,其中也包含了“真知灼见”和“一家之言”:

 

“艺术太美,人生太丑,艺术太庄严,人生太猥琐,艺术太无用,而人生的实际需要太多……”

 

“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

 

“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知道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

 

他说,自己的写作受沈从文的影响大,他想让小人物通过文学走进历史。从行文中,我们的确能看出“我要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语)的立场。人性,而不是国民性,更不是抽象的道义,一旦成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立场,就会给予草芥以最大的尊重,也很难产生愤激的情绪,自然也就可以避免立场和主张上的偏颇和褊狭--一切只关乎文学,只与文学有关--“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

 

如此种种,都注定了王鼎钧的“推敲”和“炼字”、他的工于表达、他的斟酌字句,目的都是为了化无限悲苦于美善,化无限恨痛于释然。作为作家,他无法劝谏大人物在操弄历史的时候不要总是“目中无人”,唯一能做到的,只是把小人物曾经的悲辛难耐放上历史的祭坛。因为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从来都是被动不自知;他们走出历史的时候,也从来都是灰飞烟灭。时间越久,他们越寂灭得彻底。

 

令人遗憾的是,王鼎钧的书中,没有动人的爱情。不止爱情,特别打动人的亲情和友情也很少,甚至写母亲,他都用“母亲的信仰”化解了思念之苦。书中写到的情谊,除了在秦皇岛的基督徒医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其他都着墨不多。不似齐邦媛的《巨流河》,那一份至死不渝的爱,让人潸然泪下。王鼎钧的书,不让人动情,只催人动脑。不知道这算不算大时代让人心变得坚硬粗糙,只懂责任不懂爱的例证,不知道这算不算历史从来都马虎健忘的例证,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对一个如此不可替代的回忆录的苛求。

 

或许,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读王鼎钧的回忆录,因为他打捞痛苦,焚烧自己,是为了为我们代言。

 

 

转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