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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晚境:审讯吆喝声声,肇庆囚思到死


--口述:张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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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和夫人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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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张闻天、彭德怀正被批斗

 

1965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加微信ahsh91,看更多私密猛料。

 

19666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7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

 

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1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

 

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19677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摘要)》而进行的。8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

 

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8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11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124日至11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

 

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

 

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428日,张闻天又就36日、4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

 

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3日致函康生,回答6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7月、8月、9月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5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

 

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523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196910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19719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19711012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10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20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加微信ahsh91,看更多私密猛料。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1976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转自《历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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