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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文革时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作者: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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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

 

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

 

“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体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

 

“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风雨来时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南风窗》:据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南风窗》: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参加写作组

 

《南风窗》:当年是怎么加入写作组的?又是怎么成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就不是中国领土,上面希望我们写篇文章,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长城为界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过去写过一点文章,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

刚进写作组的时候,写了文章就准备回家,回学校的,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我们留下来不放。文章完成后,走不了了,事情一个接一个来。还要我们去组织文章。

那时候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历史组是金冲及,我是历史组的副组长。金后来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顶替他。

1968年,毛泽东叫姚文元去夺陈伯达的权,去管《红旗》。姚文元又没有人,开始想把我们调到北京去,写了3个人的名字,我一个,王知常一个,还有一个是肖木,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也圈了。但把我们调到北京,上海就没人了,这样我们就专门在上海为他们组织稿件。

他需要的题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称就叫《红旗》组稿小组,属于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斗批改,抓典型,我们在上海搞一些调查研究和大批判。我们这个组以后就有个排位次序,3个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南风窗》: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朱永嘉:《红旗》组稿小组做起来以后,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写作组,我就成了组长了。我本来想过把写作组编入社科院的,张、姚不赞成。这是他们一手抓起来的,他们抓这个摊子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情我们尽努力去做,跟市里别的机关比,办事效率高,反应快。对他们来讲,运用上比较自如。

 

《南风窗》:你们这个班子对张春桥、姚文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永嘉:有我们这个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班子内部的情况,这跟他有一个秘书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搞什么调查研究,要写文章搞舆论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这个班子搞关系网,因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这个班子在北京的话,还要担负另外的任务,就是做公关,不跟方方面面联系,你想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

对姚文元来讲,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个工作班子,毛泽东布置什么任务,他马上下达到我们这里,就能够比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么重点宣传任务和重点调研任务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竭尽全力配合。

 

《南风窗》:张春桥、姚文元搞写作组是一把好手,你们对于他们政治资本上的积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们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来做实际工作。我们是他们下面的基石,是具体帮他们做事情的。他们只会掌握大局,当当演员。我们是幕后工作者。没有我们,他们也演不好这场戏。

张春桥、姚文元196714日到上海之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他们到上海来,以写作组作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对外联系就是在这个写作组里面进行,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初几天都在写作组里面。

他们来召开会议,我们帮他们布置,通知开会,起草文件,都是我们来做。

写作组搞事务性的工作只是开头一段,我们过渡一下。以后他们的办公室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退出,专职搞意识形态了。

 

高处不胜寒

 

《南风窗》:您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朱永嘉:入了党,当然要服从组织了,这也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当时取笔名叫螺丝钉(罗思鼎),心甘情愿做螺丝钉,是主动的,组织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凭着良心干,这一点还是有的。尽可能不伤人,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伤害别人。比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要市委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张春桥出面组织这个工作,由姚文元来写,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觉得风头不对,来头太大,总归有一点政治关系吧?

市里要就这个文章开座谈会,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乱讲的,我就跟我的导师打招呼,我的导师中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谭其骧,我叫他不要乱讲。他就没有问题。我是怕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轰隆轰隆放一通,这要闯祸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南风窗》:那时候还是复旦大学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都在复旦,还是复旦的党委常委,人家把我骂成“太上皇”。我在市里面,上面的消息都比较灵通。我下来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走在人家前面。

也不是说我做了太上皇就什么都听我的,他们有时候感到为难。你一旦管事,他们上面有一条线,个人也有打算,我打乱这个东西了。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里他们老是跟在你屁股后边转,他们也不满意的。

很多事情不好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工宣队接管学校后,很多人告状说我手伸得太长。张春桥说,手伸得长,是因为他要做事情,没有别的。那么就给他一个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当常委了。

我离不开学校,因为要有自己的队伍,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上面的工作布置下来,不找学校我就没办法,我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复旦大学的文科,当时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队伍。

 

《南风窗》:在写作组里做事,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复杂?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总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上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里面马、徐、王3个书记,就不完全一致,工总司系统和写作组系统,他们也都是两条心。

我那时是听张春桥的。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只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书记,后来也去了北京。上海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张春桥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了解马徐王的情况,但是他还需要有一条渠道来了解下面的情况,不是通过一般的简报,而是根据他的需要来了解情况。有了写作组,某种意义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面有什么事情,马、徐、王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反过来得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得到的情况是通过正常渠道,从办公厅系统下来的。而毛泽东有什么事情到了张春桥那里,张就直接下达到我这里来了。这样一来,有工作方便的一面,也有犯忌的一面,讨厌嘛,对他们来讲,旁边多了双眼睛。

 

《南风窗》:当时上海的工总司和写作组两支队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别是《朝霞》刊登的两篇小说,差点弄得两派擦枪走火。

 

朱永嘉: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原来上海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们都在工总司的工人文化宫系统,没有发表阵地,看到《朝霞》办得红红火火,想把这个阵地抢过去。然后找借口说小说里攻击了王洪文,因为当年工总司要搞半周年纪念(一月夺权),被张春桥批了一顿,没有办成。小说里面也有一个半周年纪念,多少有点造反派自我批评的精神。工总司那样进攻是不对的。

那边没办法通融了,管我们工作的又不是别人,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还没有表态,我就把每天的情况报给张春桥,他看了一下刊物,打电话叫我们不要检讨,那就不检讨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件事在王洪文那里留下一个心结,如果将来他真的上台了,张春桥在还好办,张死了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就打了辞职报告,要张春桥另请高明。结果他硬是给我官升一级,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这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临危受命。顶着就是,想退又退不下来,只好顺其自然。

 

评说“上海帮”

 

《南风窗》: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风窗》:凭您和张春桥的往来,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来检查财贸系统的工作,那时候刚巧文化广场开大会,大家就请李先念围绕广场走了两个圈子,我也在场。这本来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张跟老干部的关系的。但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凭什么让李先念绕场两圈,你们干什么?从这个批评可以看出,张春桥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妥协,缓和矛盾。

前期的张扬,我看得出来,是有他个人打算的。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南风窗》:您和姚文元的关系也很不错,外界传说当年若不是您给他帮忙,他是写不出《评〈海瑞罢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回看向来萧瑟处

 

《南风窗》:我看有人骂您是“文革”余孽,被扣了帽子,会不会觉得伤心?

 

朱永嘉:他们怎么看我,是他们的自由。退出来了,倒了霉了,我也并不感觉自己见不得人。就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摸摸良心,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我当常委、委员,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我也没有跑过官,上面定的什么就是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为毛泽东做事,觉得很光荣。因为当时很多相当重要的事情,都是从毛泽东那里下来的。

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没什么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没关系。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在我老师一辈里,也是这样的,尽管挨斗挨批有很多不愿意不舒服不开心,但到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比如周予同临终以前的陈述,他对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得失在一整个大的运动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则的话,你反而给人家小看了。

 

《南风窗》: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是不是很卑微、很无可奈何?写作组是实践你们的抱负的平台吗?

 

朱永嘉:写作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做一点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现实终归是现实,你要在学问上能够有所创见、能够有所成就,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人家高兴听你,不高兴由人,是别人说了算。你能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做成,环境起很大的作用,怎么做,这是你个人的事情。行人事听天命,你不过就是行人事罢了。

不光是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在一场大的浪潮中间,知识分子仅仅是一颗泥沙,你不可能改变大的趋势,你不过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知识分子的光彩不在权力上面,要是硬往这上面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结果的人不会很多。这片土壤上,他们没有办法生长。权力结构上卑鄙龌龊的事情太多了,你没办法在这块土壤上很好地生长,要么你就随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么样,你要想拼命往里面挤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里面挤,还可以有自己做人的回旋余地,有的问题可以退出一点。

 

《南风窗》:经过那段历史之后,您怎么看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

 

朱永嘉:过去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依附于皮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知识分子除了为权力机构服务以外,独立谋生的道路并不多。在过去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做官,参与政治。孔子那时候讲儒家思想,是从官僚场合里被淘汰了,出世一点。总体上来讲,他是离不开这张皮的。

 

 

转自《老衲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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